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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公族是殷商王族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于旧都商丘，不久武庚叛乱，周公平叛后，又将其地封于纣的庶兄微子启，建宋国。宋君为上公之爵，比诸公之爵更尊贵些。宋国的辖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间。
东周时代，宋国的政局和其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和春秋后期宋国倡导的晋楚弭兵之会为两个标志，宋国在东周的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列国间大国争霸的局面逐渐形成并走向高潮，宋国在此阶段的发展先后遇到了三个政治对手：一是郑庄公为首的郑国创霸集团；二是齐桓公为首的齐霸集团；三是兵锋北指的楚国争霸集团。东周初郑庄公创霸时，东方的严重障碍即是宋国，他曾假借王命，打起“奉天讨罪”的旗号，纠合数国伐宋，但始终未实现对宋的军事吞并。在宋国的一次内变后，郑庄公扶植宋先君的后裔公子冯为君，即宋庄公，公子冯返国为君前对郑表示，自己“当世为陪臣，不敢二心”，于是郑国一度实现了对宋的不战而胜。齐桓公称霸时，他以周王的名义组织了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境）之会，召集四五个国家参加。当时赴会的宋桓公竟因为自己在会盟中的名次被排于齐桓公之后而中途逃会，公开表现了摆脱齐国霸权的企图。齐桓公不久征得周王之命，率数国军队伐宋，在军事与外交的配合下，宋国终于对齐国的霸主地位予以承认。齐国霸业陨落后，宋襄公准备不失时机地接替齐桓公而称霸天下，但因战略失误、缺少人才等原因，连连受到楚国的打击，泓水之战更是损失惨重，称霸的希望遂化为泡影。
宋国一直陶醉于自己爵尊国大的优势，泓水之战后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劣势，开始调整国家的政治方针。晋国流亡公子重耳过宋时，宋襄公安排热情接待，他临死前给世子遗言说：“晋公子重耳若返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诸侯。吾子孙谦事之，可以少安。”这是宋国政治方针的一次重要调整。
春秋·镬鼎
泓水之战后到晋楚弭兵之会前，这是宋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宋国重新调整了政治方针：一是放弃了不切实际的争霸企图和摆脱霸权的幻想；二是在晋楚争霸的政治格局中比较稳定地依靠晋国，一意充当晋国的追随国。宋国的这一方针使自己在楚国兵车北犯时每每能受到晋的保护，也使自己在楚的无端挑衅下胆硬气壮。晋楚城濮之战的直接导因是晋国要保护宋国，宋国恃晋少恐，敢于杀掉过宋而无假道文书的楚大夫申无畏。但因宋国一意追随晋国，也招引来楚国无休止的报复性骚扰。而晋对宋的保护在后期也显得疲惫无力和鞭长莫及，如楚国组织的厥貉会盟上，楚穆王借故鞭挞宋昭公之御者以侮辱宋国；楚共王曾支持宋国的反叛分子以反宋，晋国也表现了对军事援宋的怠惰情绪，曾以援宋之空言坚定宋人的抗楚信心，而实际未能发兵。宋国在晋楚争霸的缝隙中艰难地生存着。宋国为了摆脱这种窘境，后来积极倡导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和平相处，这代表了北南争霸中中间地带中小国家的共同愿望。
晋楚弭兵之会后，宋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平和发展时期，直到战国中期宋国被齐所灭，这是宋国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宋国平和发展期的出现主要的是外部的原因：春秋后期楚国穷于应付吴国而无力北征，晋国六卿争权而自顾不暇，宋国在弭兵之会后从大国的争夺与纠缠中相对解脱了出来。战国前期，若干并起的大国相互制衡和争雄，弱小的宋国在战国狂澜中成了无足轻重的因素。及强盛的齐国称王于东部时，不自量力的宋君偃攀比称王，他认为：“宋弱甚矣，寡人不兴之，更望何人！”于是暴虐国人、讨齐伐楚，好大喜功的齐湣王于是联络楚魏，以讨伐“桀宋”为名，出兵灭掉了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