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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帝少康的庶子无余被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建立越国。他们在此开辟荒野，修建住宅，随当地风俗而生活，很少与外界往来。自无余20多代后的允常执政时，历史进入了春秋后期，西邻吴国开始崛起，常与越国相攻伐，造成两国积怨。公元前496年，允常死，其子勾践继立为越王。他率师在檇李击败了伐越的吴国军队，吴王阖闾在败退中死亡。数年后，夫差率吴兵兴师报仇，越国大败于夫椒，国家存亡不保，因而向吴乞和。勾践亲去吴国臣事夫差，数年后被释回国。他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十年生聚”，终于乘吴王北上争盟时攻破吴国，不久将吴国吞并，成为霸主。
越国地处吴之东南，比吴国更为僻远，它之所以能在春秋晚期的天下政治舞台上替代吴国而称霸一时，首先是由于它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越国东靠大海，南为荒芜之地，只能向西北发展。强盛的吴国既是越国向西北发展的严重障碍，又给越国的生存造成现实的威胁，只有制服吴国，才能获得自身的安全，也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越国在允常和勾践执政的几十年间，这一点把握得是很准的。长期以来，他们与吴争战不休，其中有胜有败。但无论怎样，他们的战略争夺目标始终没有分散，彻底战胜吴国只剩下一个实力和机会问题。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当时沿海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这为越国实力的增长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同时，不断遭到吴国骚扰而苦于应付的楚国，为了牵制吴国，减轻自身的压力，也有意扶植越国。他们派本国宛（今河南南阳）令文种和宛人范蠡前去越国，辅佐越王治理国家。这两位才士参与越国政治，大大提升了因越国文化落后导致的政治决策水平，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越国与楚国的合作，使越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另外，越国在对吴国战败称臣的屈辱年代里，君臣一心，励精图治，采取了奖励生产、奖励生育和练兵强军的一系列政策，也刺激了越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在越国实力得到增长的一段时期，强盛的吴国正称霸列国，使越国一直缺乏击败吴国的有利时机。为了避开吴国锋芒，越国领导集团选择了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以屈求伸、出奇制胜的政治策略，他们的一系列战争准备总是在秘密进行：在外交上向吴国纳贡称臣，不惜以各种方式取悦于吴国君臣，以金钱美女为诱饵，为对方的朝政腐败创造条件；大力支持吴国北伐中原和大兴土木，促使对方国力的消耗。越国采用许多策略性措施，旨在转移吴国对自己的注意力，以便赢得增强自身实力和寻找败吴机会所需要的时间。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精兵强将北上中原，在黄池与晋争夺盟主，导致国内空虚。经过多年准备而实力大增的越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率大军攻破吴都，擒虏吴王太子，其后不久灭亡了吴国。越国在实施自己发展战略的征途上，至此逾越了最大的障碍。
越王勾践灭吴后，列国东南隅已无越国的对手，于是他沿着夫差当年的路线，引兵北渡淮河进入中原，与齐、晋等国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南），并向周王进献贡品，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祭祀用的肉），命他为方伯（诸侯领袖）。勾践在名义上是经过周王命名的霸主，但实际上并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实现对诸侯国的真正控制。越国称霸是特殊历史情况下的特殊现象，一个小国要想控制天下的政治局面，无论在何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僻居东南隅的越国称霸天下的现象，表明了华夏民族的进一步拓展，它预示着北南对峙走向没落，春秋时代天下政治主格局开始解体，社会由此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越国吞吴之后与楚毗邻，双方立即感觉到了对方的威胁，各怀敌视之心，它们在天下政治格局中同一派系的盟友关系即告终止。这一现实状况反映到越国领导集团中，则是越王勾践与身为楚人的范蠡、文种两大夫深相疑忌。勾践为人机险阴狠，他对曾怀着楚国使命来越辅政、并且才能高超的范蠡、文种二人自然会产生提防戒备之心。主张顺时处政的范蠡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险情，他选择了急流勇退。而文种留恋于自己参与创建的越国霸业，不久被勾践赐死。越国刚一称霸，其领导集团就由于国际政局变化的影响而分崩离析，它们自此再没有组成像创霸时期那样高品质的领导集团，失去了在称霸基础上继续发展自身的首位条件。
到了战国之时，越国已成为列国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勾践六世后裔无强执政期间，约公元前306年与楚威王争战，被楚所杀，越国遂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