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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始封君是周成王的同母弟叔虞，封地在今山西西南部，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东周初年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后来曲沃势力渐大，长期与公室为敌。经过60余年的持续内战，至曲沃武公时终于攻灭了公室，全有晋地，周王室受其重贿列武公为诸侯。
武公的儿子晋献公执政时，是晋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时晋国已是一个内部统一的诸侯国。此时齐桓公的霸业正在兴盛，晋献公在齐楚争霸、战争之祸未及晋国期间，采取了意在发展晋国的战略性措施。他将原来的一军扩充为二军，先后吞并了周围的霍（今山西霍州西南）、魏（今山西芮城北）、耿（今山西河津东南）以及唇齿相依的虢（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虞（今山西平陆北）等小国。晋献公的武力扩张，使晋开始成为北方的强国，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晋献公鉴于先祖因分封亲族而引起内战的事实，为使政权集中于公室，采纳了谋臣士蒍的建议，对群公子或杀或逐，以图避免亲族内部的争位之战。
晋献公执政时，世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等均已形成势力，申生深得人心，他和其他公子并无叛逆迹象，晋国的政治结构表现为大国上升时期良好而稳定的状态。然而，晋献公晚年宠幸新纳的夫人骊姬，为立骊姬所生的幼子奚齐为嗣，在骊姬的唆使下又诛杀群公子，最后害死了深孚众望的世子申生；又逼公子重耳、夷吾出逃，废长立幼，破坏了晋国初步稳定了的政权结构。同时，晋献公死后，11岁的奚齐和9岁的卓子相继被立为君，他们在朝少有自己的势力，形成晋国政权核心软弱的局面，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内乱。
自晋献公执政时起，晋国对外一直是一个威震诸侯的大国，尤其是在齐国霸业陨落后，晋文公不失时机地迅速创建了显赫的霸业。这个霸业延续了几代之久，形成了与楚相抗的春秋政治主格局，其对天下政治局势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另一方面，晋国的政权结构一直处于紊乱状态，除晋文公、晋襄公执政的十余年外，各朝执政都内乱不息，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力量。
从晋献公去世到晋文公重耳上台为君时的十多年间，晋国内部拥戴奚齐的势力、世子申生的残余势力、公子夷吾的势力和重耳的流亡势力围绕国家政权进行了反复的争夺，长期内斗不止。时西邻秦国在秦穆公的主持下已显强盛，于是插手晋国内政，并乘晋惠公夷吾的韩原之败强割其河外五城，这是晋国发展史上的停滞时期或倒退时期。这一时期的晋国当权者，无论是奚齐、卓子之党，还是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均无法妥善处理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忙于应付朝野其他各政治势力的对抗及秦国的和战事务，无暇顾及在齐桓公霸业陨落后晋国应有的发展战略，振兴晋国的希望落在了在外流亡19年而靠秦国扶植上台的老年君主晋文公身上。
晋文公上台时，其政治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国际舞台上齐国霸业已经陨落，宋襄公创霸已告全面失败，楚国北进的势头咄咄逼人，秦国崛起后越晋而东向发展的企图愈益明显。尤其严重的是，晋惠公、晋怀公的残余势力在朝野潜伏，伺机进行新一轮的权力争夺，国内政局动荡、人心不稳。
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晋文公上台伊始便用极大的精力首先进行了政权建设，为此他采取了三项积极有效的措施：一是诱发并粉碎晋惠公主要孽党吕、郤的叛乱，清洗政敌；二是大批重用跟随自己流亡的亲信和迎立自己的大臣，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三是在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权结构基本确立时，针对吕、郤之党甚众，其心不安的形势，立即颁布大赦令，并起用与自己有宿怨的头须等人，以示大赦之诚意，最终安定了人心，稳定了政局。晋文公由此确定了以自己的众多亲信为骨干、包容多种政治势力的较稳定的政权组织，并开始了自己的创霸活动。这一政权组织的骨架一直保持到文公的儿子襄公去世之时。
国内政权基本稳固后，晋文公开始了对外创霸的宏图大业，其主要战略性措施有三点：
一是不失时机地勤王靖乱。当周襄王为弟叔带所逼，逃至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东北）向诸侯告急时，晋国君臣认为“继文侯辅周之勋，光武公启晋之烈，皆在于此”，因此而劝阻了秦穆公的同时勤王之师。晋国的勤王之举在天下政治舞台上初步显示了威德，提高了晋国的国际地位。
二是将晋献公时的二军扩充为三军。中原的霸权真空势必要靠武威去填充，晋国的扩军措施，使他们在北方诸国争逐霸主局面全面展开之前，手里就握定了一张“强军”的王牌。
春秋·三足红陶竖纹壶
三是实施了遏制楚国的战略方针，为了打击强楚的北犯势头，他们积极地争取秦、齐等大国的支持，精心策划了城濮之战的胜利，从而争得了霸主地位。
晋国的霸主地位自确立起，一直延续到百年左右的春秋晚期。然而晋国的霸业守成是和内部的强烈阵痛相伴随的。晋襄公去世后，以中军元帅赵盾为典型代表的私族势力开始抬头，在后来的政治演变中各私族势力愈益强盛，并可分为若干派系和分支。晋国的私族多是随晋文公创霸的功臣后代，他们有很深的根基，其关系盘根错节，无法清除。晋国私族各派系政治势力的发展及其相互矛盾一方面导致争权夺位的政治动乱的一次次发生，制约了晋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作为，使他们常常不得不放弃对从属国的保护义务，或者不得不回避对楚国的争战，从而使其霸主国的地位在春秋后期出现严重动摇；另一方面使晋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每一次得手和成功，以及国内政治局势的每一次变动，都实质上成了私族势力发展的机会。既然几家私族势力可以选择和拥立一个新的君主，那么他们也就能够逐渐参与对属于公室的土地、人口和财富的分割，逐渐造成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新局面。
春秋后期晋平公之后的约80年间，公室已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政权中心位置，晋昭公、晋定公等几朝君主只是在外事活动中作为一个象征物而出场，国家政权比较稳定地由私族派系所掌握。这期间主要发生过四卿联合攻灭范氏、中行氏的争斗，不久发生了韩、赵、魏三家攻灭智氏的争斗。
战国时代，晋国已一分为三。在竞争中发展和留存下来、代表新兴社会阶层的几个政治集团，各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了更大范围的、更为激烈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