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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主要是秦、赵、魏、韩、楚、燕、齐七个大国相互征伐兼并的历史时期，这七个国家被称为“战国七雄”。秦昭襄王是秦国的霸君。他在位期间，秦国兼并的领土已经大于其他六国的总和，在七雄的争斗中占据着主动地位，已没有敢与他争雄的了。当时诸侯在秦国的攻势面前，为了能保存下来，往往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抗击秦的进攻，这在当时叫作“合纵”。秦为了打破六国的合纵，分离它们相互间的支援联合，则采取“连横”策略，即与某一国建立盟约，停止战争，而攻取别国。为了让连横之国放心或相信，秦王则把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派到那个国家去做人质。秦始皇之父公子异人就是在秦实施的这个策略下，被派到赵国做质子的。时间大约是在秦昭襄王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公元前267—公元前265年）。
大约就在阏与之战之后一二年间，秦昭襄王先是将其次子安国君派到赵国去做质子。然而安国君在赵做质子时间不长，因为秦昭襄王在魏做质子的太子悼于秦昭襄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死在魏国，秦需更立储君，按次序安国君当为太子。于是就把公子异人即秦始皇之父派往赵国，去替换安国君回秦，以子替父去做质子了。
作为人质，在本国虽然贵为王子、王孙，可是到了异国之后，命运便不得而知：假如派出国一旦违约，人质便立刻“身为粪土”，惨遭厄运。当秦昭襄王做出派异人到赵国充当人质的决定后，异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在限期内备驾前往。看来异人只得听天由命了。
公元前265年，在由咸阳通往邯郸的漫长旅途之中，异人独自坐在车中，心情忧郁，沉默无语，无心欣赏一路上车帘外的春光和美景。异人心里清楚，秦军虽然失利于邯郸城下，然而迟早会再次派大军进攻赵国。到那个时刻，自己只能客死他乡，难以回到秦国。思前想后，异人感到来日归国的希望十分渺茫。
无论异人是如何感到旅途的漫长，可是车轮毕竟是驶向东方。一天下午，异人的车队进入邯郸城中。城中的市民百姓闻知秦王派来的人质来到赵国，无不欢呼雀跃，前来围观。市民百姓们深知：两年前如果是秦军攻入邯郸，有谁能保全住性命，活至今日。然而，秦兵败走了，今日遣派人质前来，又怎能不令市民欢呼。
照理公子异人是秦太子的儿子，他到赵国做质子应该是有分量的。但由于他并不是安国君的宠子，在安国君的二十几个儿子当中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安国君宠爱，所以他在秦国并不为人看重。因而当他做质子到赵国后，也就指望不上秦国内当权的人能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关照。况且由于秦在列国之间专讲兼并攻取，挟诈不守信义，各国都吃过秦国的大亏，对秦怀有戒心，因而对秦派来的质子也都不抱有好感，当然也不会给予特别理会或特殊照顾了。
本来秦对赵是比较小心用事，不敢轻易用兵的。但是偏偏在公子异人到赵做质子时，赵惠文王死，赵孝成王新立，其母赵太后主事。秦国认为有机可乘了，也不管在赵的质子会怎样，就趁赵丧君立君太后主事之机，于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发兵攻赵，夺取了三座城池。逼得赵太后在触龙的劝说下，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争取到齐国发兵支援，秦才停止了对赵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质子的公子异人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仅要忍受赵人对秦的愤怒情绪，而且还由于没有内援，财用缺乏，生活困窘，甚至连日常供给都不充裕。这一切都使得这位秦国少年公子郁郁寡欢，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继承王位是难得指望，能不能回到秦国也由不得他。只好在别人的冷漠相待下，默默地煎熬时日。
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十月己亥日，秦孝文王服丧期满，正式即位。秦孝文王即位后，追尊已故的母亲唐八子为唐太后，与秦昭襄王合葬。但是他在位仅有三天。在这期间，秦孝文王下令大赦罪人，按功表彰先王功臣，优待宗族亲属。
秦孝文王死时53岁，在当时已是高龄，再加上他在做太子时纵欲过度，又为秦昭襄王服丧一年，导致病亡。安国君生有20多个儿子。安国君成为太子后，便将他非常宠爱的一位妃子立为正夫人，号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直没有子嗣。安国君有一位排行中间的儿子名叫异人，异人因生母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所以被送往赵国作人质。后在吕不韦的活动下，华阳夫人成功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作为继承人，随后二人命吕不韦担任异人的老师，又委托他带给异人很多礼物。在此之后，异人在诸侯中的名声日益增大。后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成功返回秦国，成为安国君嗣子，并且改名子楚。孝文王即位后，立正妻华阳夫人为王后，立子楚为太子。
就在异人最不得意的时候，他万万没想到有人瞄上他，在打他的主意。这个人就是阳翟大贾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后来到韩国经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是韩国有名的大商人。此人经商有道，但不以经商致富为满足。他在致富之后，所羡慕崇拜的人物是春秋末年的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高足弟子，不仅在经商上发了大财，而且在政治上交结王侯，当上了鲁、卫两国的宰相，在春秋末的政治风云中大展奇才，即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
吕不韦
吕不韦这次是由阳翟（今河南禹县）前来邯郸，在街头见到了秦国的王孙异人。异人深知自己是一个“落难王孙”，他讨厌邯郸市民的欢呼雀跃，又对自己的境地无可奈何，其神态可想而知。见到这种情况，吕不韦颇有感慨，动了几分哀怜之心。转念间，深通“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经商之道的吕不韦，猛然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难道面前这位落难王孙，就永远不会有困龙得水飞黄腾达之日吗？莫非说自己成为当年的子贡，或许会系在这位王孙的命运之上……想到这里，“此奇货可居”的心声不禁脱口而出，决定进行一次政治赌博。
于是吕不韦就去见异人游说：“我可以光大你的门庭。”异人回答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是不知道的，我的门庭是要等到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异人明白吕不韦说话的含意，就引吕不韦与他坐谈，谈的内容非常深入，两人达成了政治同盟，异人许诺如果计划成功，将以分国作为答谢。
吕不韦于是拿出500金送给异人，作为日常生活和结交宾客之用；又拿出500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和姐姐，把带来的东西统统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异人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异人把夫人看成亲母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
华阳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认异人为养子。华阳夫人就趁安国君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异人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异人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赐送厚礼给异人，并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因此异人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秦昭襄王五十年，秦国派大将王龁率师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作为报复，赵孝成王想杀死异人泄愤。异人与吕不韦密谋，拿出600斤金贿赂守城官吏逃出赵国，通过出征的秦军返回秦国。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吕不韦事先叫回国后的异人穿楚国服装面见夫人。华阳夫人果然大为感动，正式收异人为义子，并改名子楚。
赵国又想杀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因为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被隐藏起来，母子二人得以活命。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是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嬴政回到秦国。
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孝文王正式即位三天后突然暴薨，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继位后，下令大赦天下，按功表彰先王功臣，优待宗族亲属，布施于民。并尊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养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任命吕不韦为相邦，封文信侯。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东周文公与诸侯密谋攻打秦国，秦庄襄王获悉，命吕不韦率军攻灭东周国，迁东周公于阳人聚（今河南省临汝县西），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至此，周王朝最后残余的势力被铲除。接着，秦军继续蚕食三晋，又攻占大片土地。
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和三年（公元前247年），庄襄王连续命令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榆次（今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新城（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西南）、狼孟（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等37座城池。同年三月，蒙骜又攻取了魏国的高都（今山西省晋城市东北）和汲（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
秦庄襄王三年三月和四月，庄襄王还命令蒙骜攻取了魏国的高都和汲，王龁攻打上党郡，设立太原郡。魏公子信陵君合纵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在黄河以南击败秦军，蒙骜败退。联军乘胜追击至函谷关，秦军闭关不出，此战过后，信陵君名震天下。而秦庄襄王怒于此战的失利，想要囚禁在秦国为质子的魏太子增，经人劝说后秦庄襄王才打消此念头。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五月，庄襄王薨，享年35岁。其子嬴政继位。秦王政灭六国称皇帝尊号后，追封秦庄襄王为太上皇。
嬴政，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出生于赵国的邯郸廓城（大北城），是秦庄襄王的中子。
孝文王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子楚继位，是谓庄襄王。嬴政被立为太子，时年约10岁。为了培养少年太子有承国之才，身为秦相，号称“仲父”的吕不韦，自当对他悉心教诲。
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人为所致？继孝文王短命之后，庄襄王享国也仅有3年。13岁的嬴政继立为秦王，吕不韦由丞相尊为相国。因秦王年少，国家大事表面上由太后和吕不韦共同主持，实际上军政大权皆由吕不韦操纵。面对秦国统治集团中强大的嬴氏宗族，吕不韦以“仲父”的身份，驾驭年少的秦王。这不仅符合他与嬴政原有关系，也可表明他能够像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辅助秦王政称霸中原，实现先主的未完成的功业。
“仲父”本来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尊崇管仲时用的称呼。管仲名叫管夷吾，因为排行第二，故其字为仲父。古人对人尊重称字而不称名，可是国君地位尊贵，对臣下是要直呼其名的。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称霸诸侯，立下了卓越功勋，所以齐桓公对管仲优礼相待，以其字“仲父”为管仲的专称。吕不韦号称“仲父”说明秦廷以齐桓公待管仲之礼来礼待吕不韦。
当时情况是处于主少国疑之时，吕不韦号称仲父，这意味着他担负起了稳定局势、巩固秦国和秦王政王位的重任。《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又说：“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这个大臣指的就是吕不韦。所以《资治通鉴》明说：“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即明确地点出了当时决定秦国大事的人是吕不韦，这真正是说到点子上了。如《史记·甘茂列传》先说“秦始皇帝使纲成君蔡泽于燕”，又说“秦使张唐往相燕”，而下文则记道：“文信侯曰：‘吾令纲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可知所谓“秦始皇帝使”“秦使”，都是吕不韦使，而不是他人。所以，自秦王政初即位到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这期间秦国的政事都是出自吕不韦而行事的。
当时秦国的形势并不乐观。庄襄王死时，秦刚刚受到信陵君挫抑，接着又有晋阳（即太原郡）反叛。吕不韦内辅少主，外定反郡，不仅让嬴政顺利地继承了王位，而且也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派将军蒙骜平定了晋阳，迅速地稳定了时局。
战国·鸡骨白兽首双龙令牌
照理辅少主并不是容易的事，然而这却是吕不韦梦寐以求的事。他当初破家结交异人就是为了能有今日，如今他的目的全然实现了，当然是要鞠躬尽瘁了。而今他在秦国是政治家了，是秦的相国，王的仲父，这种地位使他踌躇满志，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他的记载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吕不韦列传》中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接着又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书影
吕不韦辅佐秦王政，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既要为嬴政兼取天下网罗人才，如人人皆知秦始皇定天下、建功业的得力助手李斯，就曾是吕不韦招致而来的门下舍人；又要为嬴政成为天下之主备好典要，这就是他费了八年时间而编纂成的《吕氏春秋》。正如《吕氏春秋》原序《序意篇》所说：“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用意就是借以教诲秦王政要建立怎样的天下。有人说吕不韦就是因这部书惹祸的，说他与秦始皇的政治观点对立。其实并非如此，秦王政后来走上极端专制是别有缘故，这时秦王政还是全心依靠吕不韦，而吕不韦也是真心诚意辅佐秦王政，并无冲突之情。
除此之外，他还要对秦王政加强文化培养和学识教育。本来吕不韦是商人出身，读书求学是其所短，在与异人逃出赵国归秦后，当孝文王考问异人学问时，茫然无措。这对吕不韦来说，不能不是个教训。如今他以仲父身份辅导秦王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秦王政也许在这时也确实是用心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上了，因此一直到他加冠成年之前，未见他有急于要做什么的举动。
秦王政所以能统一文字、法度、度量衡，这不能不说是吕不韦为他奠定的。
吕不韦秉政，除了在长远上用心辅导秦王政成长外，在国事上也是从长远处着手。如修郑国渠，郑国是韩国的善于开渠治水的水工。秦地关中，少雨多旱，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应该说是国家的基本建设，不过这要投入人力和物力。而当时秦国正是多事之时，既要稳定人心，平定叛郡；又要与诸侯较量，斗智斗勇。所以采纳郑国建议，开渠治水，不具有长远目光的人是不会干的。
尽管吕不韦秉政之时，既是主少国疑，又要万事兴作，国之大事都压在他的肩上，可是他仍要与六国进行角斗，为统一天下做努力。在秦王政元年平定晋阳反叛之后二年（公元前245年），他就派麃公攻魏卷邑，斩首3万；三年（公元前244年），又派蒙骜攻韩，取13城；四年（公元前243年），蒙骜又攻魏，取氏篸、有诡；五年（公元前242年），蒙骜又伐魏，取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20城，并初次设置了东郡，从而打碎了六国偷安的迷梦。
东方六国的诸侯们，原以为秦受信陵君挫抑后，庄襄王又死，秦王政继位后主少国疑，可以偷安数年。因此他们设计谋：或策动秦新建置的郡县反叛，如晋阳反叛；或让秦拖累于内役兴作上，如派水工郑国到秦建议开渠，使秦将人力物力消耗于内而不能东伐。哪知吕不韦秉政，在伐国的运作上仍是游刃有余。所以，由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又组织了一次五国联军，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伐秦，进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秦出兵反击，五国之师都败逃而去，彻底粉碎了诸侯合纵重温抑秦的旧梦。
在击败诸侯联军之后，秦又乘胜攻取了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和卫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逼迫卫君迁于野王（今河南沁阳），保守魏的河内地方；并威胁楚国，逼楚考烈王把都城由陈（今河南淮阳）南迁寿春（今安徽寿县）。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秦又伐魏取汲（今河南汲县西南）。从此六国分崩离析，诸侯间相互救援的联合行动被瓦解了，各个被秦灭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古人云：“知难而退。”这对于吕不韦来说是不可能的，商人的习性使他只知道有进而不知所止。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为相执政的人，专权能到吕不韦程度的，不仅范雎、穰侯达不到，也许连商鞅也未必能像他这八年如此得心应手，朝野皆服。
庄襄王死，秦王政年仅13岁，这就出现了少主临朝的情况。在战国之时，遇有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母后主政，这在当时已是社会的惯例。如秦昭襄王即位时，是其母“宣太后自治”；齐王建即位时，是“国事皆决于君王后”；赵孝成王即位时，是其母“太后用事”；而韩国也是“以一女子奉一弱主”——这四个人被史家称为“战国四后”。所以，秦王政即王位时，其母太后赵姬也必然要出台主政。
赵姬主政，要依靠的人当然是吕不韦了。谋取秦国之政的事，是她在未跟庄襄王之前，吕不韦就着手设计和进行的事，她实际上也参与了。现在她一个妇道人家大政临身，不依靠吕不韦还能依靠谁呢。所以，尊吕不韦为相国，尊吕不韦为仲父，应该都是出自于她的情愿。她对吕不韦这样，秦王政对吕不韦怎能不好呢。所以吕不韦秉政之初，是一切顺当，得心应手。
吕不韦要做政治家，有赵姬在宫中内应，这使吕不韦随心所欲。可是由于吕不韦与赵姬有着私下的情缘瓜葛关系，这又给吕不韦做政治家的迷梦结局埋下了灭顶的灾难，使吕不韦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吕不韦秉政，使秦国安然无事，内外皆服。此时，赵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庄襄王死，她也不过30左右的年岁，中年守寡，要安闲也难。如果国家多事，内忧外患，她也许无暇于思个人之欲。然而现在儿子秦王政即位为王，朝堂无事，她眼睁睁地看着原是她丈夫的吕不韦，天天在她面前承命于她，她能守持自己吗？她现在是太后了，宣召吕不韦也不难，因为儿子年纪小也无须顾忌。这一下可就难为吕不韦了。他斩断不了与赵姬的私人关系的情谊，可是秦廷不是赵城，如今的赵姬是太后，也不是当年的邯郸歌姬可以由他摆布。不应承太后之召不行，应承太后之召，他将无法把握自己。如果吕不韦能按孔孟之道规范于己，以道义规劝于赵姬，纵然赵姬不满意，也不会有大故。况且赵姬也未必就不能从社会责任上接受规劝，从而使两个人都有好的结局。当然吕不韦是做不到的，他既不能像孔孟说的“逆取顺守”修己以齐人，也做不到“知难而退”洁身以自好，他只能与“太后时时窃私通”。
出身于商人的吕不韦，尽管有时也难免遇事有所疏忽，但毕竟是一位善于进行预测的人。否则，他怎能在经商时发了大财，成为远近闻名的阳翟大贾？他深深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与太后私通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暴露了是要身败名裂的，吕不韦对此心中是清楚的。何况他如今是作为秦廷的相国、少主的仲父站在人前，已不是出入邯郸的商人了，所以他不能贪恋赵姬这块温柔乡土，也耻于做这种偷鸡盗狗之事。他深知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太后，并且秦王嬴政又年岁日壮时，便决定当机立断，从困境、险境中立即拔出双脚，像以往经商捕捉时机时那样。他深知，秦王已不再是一位少年，太后又这样纠缠不休，一旦私情被秦王发觉，岂不大祸临头。当然，吕不韦并没有因为思念至此而浑身战栗，他是在寻求走出困境、险境的办法。在吕不韦看来，途径与办法总是会有的。这是他自经商和从政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常常引以为得意的信念。
吕不韦似乎是不费思索便在脑海中形成方案：为着免祸，必须立即从太后那里拔出腿来；而步出险境，摆脱太后的纠缠，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壮年男子作为自己的“替身”，诈称施以腐刑，然后便可以“宦者”的身份在后宫中侍奉太后，自己不就可以从太后那里解脱了嘛。只是，太后的身份比不得寻常百姓人家。所以方案的实施自然要周全而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
一天，吕不韦到宾客们的书房察看编书的情况，在堂前闻听一阵笑声传了出来。
原来是一位门客正在叙说近日京郊发生的一段趣闻。他这时绘声绘色地讲给同事们，似乎一切都是他亲眼所见，并提到了“大阴人”嫪毐。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事后，吕不韦派心腹门客出城访求，将嫪毐召至府中，作为自己的侍从宾客。可是吕不韦的其他宾客，并不知晓这位新来的宾客便是故事中的“大阴人”。
一日，在吕不韦府中举行“倡乐”。吕不韦授意嫪毐表演他的“绝活儿”，观者无不捧腹大笑。吕不韦的目的，是想使太后闻知此事。几天以后，吕不韦有意留宿在太后宫中。私谈时，吕不韦得知太后对嫪毐很感兴趣，便笑着对太后说道：如此如此，便可以使嫪毐长久在宫中侍奉太后。
在把握了太后的真实意愿以后，吕不韦才好像是奉命一般，将嫪毐“进献”给太后。吕不韦和太后串通一气，重金贿赂了主持腐刑的官吏，将嫪毐假扮成受过腐刑的模样，使其混入宫中。
太后自得到嫪毐后，对他宠幸无比。不久，太后便怀有身孕。咸阳的宫中人来人往，太后担心事情被张扬出去，于是诈称请人占卜，年内将有灾祸降临，不宜居于咸阳的宫中，要到外地去避灾。太后的车驾便西行前往秦国的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居于雍城中的大郑宫内。太后到雍城，其实是为着避人耳目，生下腹中的胎儿。
太后到雍城“避难”，嫪毐作为太后的侍从少不了经常往来于咸阳与雍城之间，陪伴太后，太后给予很厚重的赏赐。太后暂居雍城的一段时间内（太后生下一男后，不久又怀有身孕，再度到雍城“避难”），咸阳城内太后宫中的大事小情以及有关国家政务的一些大事，都取决于嫪毐。嫪毐手中的权势日益膨胀，以至于“家僮数千人”。宾客中不少人见嫪毐权势日盛，争着做嫪毐“舍人”的，不下千余人。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并赐给山阴地，让他居住，又把河西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由于受到太后的宠幸，嫪毐在秦国的权势很快便发展成与吕不韦的势力不相上下，并最终引发了与秦王政的兵戎相见。
秦王政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天性刚戾自用”。他年少即位，国家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尊称吕不韦为“仲父”。年少的秦王知道身旁的相国是自己的恩人，父亲的被立为太子、贵为秦王，完全是得力于吕不韦。自己年少，不能亲政，因此嬴政把相国执掌国家大政视为理所当然。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关系上，前者视后者犹如父之爱子，关怀备至；在秦王政的心目中，父亲早逝，相国不失长者风度，犹如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般，因而秦王政由衷地称吕不韦为“仲父”。在即位的初年，仲父是他心目中倍受崇敬的人物。
1.扑灭嫪毐叛乱
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长和亲政日期的临近，吕不韦、嫪毐专断国家大权的这一事实，使秦王政愈发觉得犹如芒刺在身，难以继续忍受下去。在吕、嫪二氏之间，最使秦王政无法容忍的是嫪毐。
嫪毐入宫前的身世，从入宫后他的所作所为来推断，原不过是市井中的无赖之徒，既不拥有产业，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看不出有什么真实本事。吕不韦将他选入宫中，侍奉太后，不过是因他是一个壮年男子，使他扮演一个下贱的角色，满足太后的特殊需求，为自己脱身免祸。谁知嫪毐入宫后在太后的宠幸之下，权势竟膨胀那样之快，这倒是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
一个无赖之徒在政治上骤然得势，乃至于窃取了国家大权，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它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并且对于嫪毐本人来说，他那空虚、狂妄的头脑，使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并规划未来。他的所作所为，纯属小人得志。他只能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无休止地继续攫取权势，或是用荒淫无耻的生活来麻醉自己，填补精神上的空虚。而后者，往往成为这类人物自取灭亡的导火线。
一次，嫪毐与秦王的侍中左右贵臣饮酒博戏，酒醉后彼此发生口角。嫪毐无理，自恃有权有势，破口大骂道：“我是秦王的‘假父’，你这小子凭什么竟敢与我对抗？”
战国·四联鼎
秦王侍臣见嫪毐怒睁圆眼，高声斥骂，便忍气吞声地走开了。回到王宫，侍臣立刻把嫪毐所辱骂的恶言秽语一一向秦王政禀报，秦王政非常恼怒，决心待机收拾。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按照秦国的礼制应加冠亲政。在秦王举行加冠礼前夕，有人向秦王告发：长信侯并非宦者，经常与太后秽乱宫中，并生有两个儿子，都藏匿在民间；长信侯与太后曾有密谋：一旦大王驾崩，便立长信侯与太后所生的儿子为秦王。
秦王政密令有关官员立案调查，结果是所告皆属事实。因为加冠礼举行在即，秦王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嫪毐，而是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按预期前往雍城举行冠礼，待有所动作时，再一举扑灭。
嫪毐门下耳目甚多，秦王立案调查“宫闱秽事”的消息，很快便传入嫪毐耳中，这时才感到有些恐慌，急忙与太后在一起商议对策，密谋在秦王去雍城举行冠礼的时机发兵作乱。
秦国自商鞅变法时迁都于咸阳，然而先王的祖庙仍在故都雍城。秦王政从咸阳来到雍城祖庙举行加冠典礼，礼毕宿于蕲年宫。蕲年宫是雍城的一处郊祀祈年的斋宫，秦汉时帝王多在此祭祀后稷、五畤和先王。
当秦王政下榻于蕲年宫的时候，嫪毐一伙便按照事先的密谋，乘机矫借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征发县卒、卫卒、宫骑以及门下舍人，向蕲年宫进发，企图一举推翻秦王政的政权，另立新君。
秦王政在前来雍城之前，对嫪毐一伙的密谋早有察觉和防范。当嫪毐一伙发兵举行叛乱时，秦王政便当机立断，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叛乱，嫪毐兵败逃走，秦王政发兵追击，斩嫪毐于好（今陕西乾县东），叛乱很快便被平息。
参与嫪毐叛乱的大臣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余人，被捕后一律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族。门下的舍人，轻者则罚为鬼薪，一律没收其家财，夺爵迁蜀者多达4000余家。
自秦王政加冠并向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下达平叛命令那一日起，秦王政事实上已在秦国亲临政事，成为集国家军政大权于一人手中的又一位秦国国王。
正当秦王政举行了加冠典礼，对即将亲政怀着美好憧憬的时候，发生了反乱，大动干戈，让宫廷丑闻张扬于内外。案情的结果不堪说道，一个市井无赖把秦宫搅得乌烟瘴气，臭不可闻，让他如何能沉得住气，稳得住情绪呢！平心而论，遇到这样的事，不仅秦王政难于承受，要引起思想性情向恶劣上转变；大概能理智地把握人生而不受影响的人，在历史上也难于找到太多。
这时的秦王政，恨由中生，不仅恼怒于母后的淫乱，更恼怒于母后私生二子，还打算立他们为王。私生子对秦王政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以嫪毐子为王，更让秦王政深受刺激。这段时间母后的胡闹，给封侯，赐封邑，让俸食大郡，要决国事，归根结底是要其子为王。这哪有母子之情，这哪里是因为庄襄王痛心……盛怒之下，他命人入宫把太后所生二子装入口袋中扑杀，并将太后迁于雍城阳宫居住。
太后赵姬这时也冷静下来，她无颜面对儿子秦王政，自己胡闹闹过了头，一时竟糊涂到把御玺交给嫪毐去作乱，现在有什么话好说呢？只好离开咸阳，到雍城阳宫去闭门思过了。对儿子秦王政，她没有怨言，是她自己做得过分了。儿子这些年来对她没有说不过去的事情，反倒是她这做母亲的所作所为在儿子面前交代不了。
2.贬斥仲父
秦王政杀弟迁母之后，怒气并不能平息。他痛定思痛，哪里会想到他所信赖的仲父，竟是乱事之根、罪魁祸首？仲父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在母后与嫪毐胡闹的时候，他还以为仲父蒙受着无限的委屈，原来却是仲父的李代桃僵之计。既然此事与吕不韦有牵连，此时的秦王政真想把吕不韦也杀掉，让这个丑闻一了百了。可是当临朝时，朝中人则一再说情，讲述吕不韦的功劳……联想起这十年临朝之情，仲父确实是一心扶持自己，尽心竭力，亲爱无比；王弟造反，是仲父坚决维护自己，嫪毐造反，又是仲父坚决保护自己；仲父不仅于己有恩，而且就是父王为王也是仲父的功劳……秦王政对此不能不动情，忍不下心来对吕不韦执法。应该说，这时的秦王政确实不知道对吕不韦该怎么处置。在此之前的历史上，也还找不到与吕不韦相类似的事件可供借鉴。杀之不忍，不问，又丑名太大，并且这个丑名又直接牵扯到秦王政头上。这些连想都想不出来的事情的突然出现，弄得秦王政方寸尽乱，举止失措——现在秦王政的暴心野性，还处于被激发的回荡之中，还处于初爆未发之时，如果野性爆发开来，那吕不韦准保不住得掉脑袋。正是由于这样，吕不韦仅是被免掉了相国，不登朝堂而已。
吕不韦这回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还有什么可说呢？其实吕不韦走到这步田地，早该自裁了结其生，根本不应该恋栈。秦王政是一时无措，哪能总这样呢？囊扑二弟，迁徙母后，已露出“虎狼心”“轻食人”的端倪，最终能饶过他吕不韦吗？吕不韦也不想想，他是再不能同太后赵姬共存于一个世界了。
不久，秦王政就把吕不韦撵到河南的封邑去了。在吕不韦被逐至河南封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门下的宾客仍然接连不断地从河南前往咸阳，为吕不韦说情，企图使吕不韦回到咸阳重新执掌国政。为吕不韦说情的宾客穿梭般地往来于洛阳与咸阳，人数与次数之多，令人吃惊。
秦王政对这种反常现象颇为警觉，“恐其为变”，便正式赐书给吕不韦，作为对吕不韦宾客们说情的公开答复。吕不韦宾客们的说情，其实是得到吕不韦的默许和指使的，因而秦王政在赐书中直接质问吕不韦：
“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与此同时，秦王下令将吕不韦及其家属迁徙蜀地。
面对秦王政赐书中的质问和举家迁蜀的命令，吕不韦终于从抱有一丝幻想中省悟：自败亡以来，秦王政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策略，等待自己的只有一死。因而吕不韦拿定了主意，不愿意再经受秦王对自己的精神折磨与羞辱，与其被他人诛杀，不如自尽而死，便饮鸩酒与人世告别。
在战国末世的历史风云中，吕不韦本是韩国的一位大商人。在经商致富活动中，他预测屡中，是幸运者。在邯郸见到秦国人质异人，他决定从事政治上的投机。从他所策划的华阳立嗣、邯郸献女以及身为相国、号称仲父、受封河南乃至于献嫪毐于太后，步步都如愿以偿。可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叛乱和败亡，导致了自己的被罢官；更没有预料到在相权与王权的斗争中，如不能取而代之，等待着他的只有饮鸩而死的命运。至于吕不韦在秦国执政期间秦国在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那是人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他所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即他为未来秦帝国所设计的政治蓝图，即使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当时却随同他的自尽而未能被秦王采用。
吕不韦自杀而死后，他门下的宾客数千人私自将吕不韦葬于洛阳北芒山，参加送葬的人很多，场面很大。当秦王政闻知此事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借给死人送葬向自己示威，便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分别进行如下的惩罚：
原是从三晋地区迁至秦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国；原为秦国人、俸禄在600石以上的免爵流放；500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临丧者也要迁走。
同时下令：“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吕不韦死后送葬者之多以及秦王政的严惩，说明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为争夺国家权力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秦王政除掉了吕不韦，同时也摈弃了吕不韦治国的政治蓝图；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缔造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