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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纵马驰骋一生，挟天子以令诸侯，拥兵自重，东征西战，终成鼎立一足。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西汉初期名相曹参之后。曹操年轻时机警过人，善用权术。东汉末鉴人之风盛行，当时以知人著称的桥玄曾劝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话说不久，即爆发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曹操果然发迹，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
黄巾大起义，是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镇压这场起义中，各地军阀乘机拥兵自立，相互攻伐，汉室江山岌岌可危。汉朝大臣董卓势力很大，掌握着中央政权。各地诸侯结盟兴兵，共讨董卓，曹操也参与其中。这时的曹操，兵少将寡，位卑言轻，与袁绍等汉室旧臣相比，本无足轻重。但曹操以其雄才大略，逐渐崛起于群家诸侯之中，逐渐成为有力的政权争夺者。
当时的名士许邵曾对曹操作过如此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本人对此评价十分满意。他生逢乱世，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手段，不仅不能戡平战乱，重建朝纲，建立不朽功业，即使想退保一方，全身躯、保妻子也甚为不易。既然不能做治世的能臣，只好做乱世的奸雄。
历代许多人往往只注意到曹操奸诈狡猾的一面，而忽略其大智大勇的雄才。实际，奸诈狡猾必然有大智大勇为前提，如其不然，只配算一奸诈小人，根本称不上什么“雄”。曹操的雄才，在他与袁绍的官渡决战中可见一斑。
袁绍出身显贵，数世公卿，在十八家讨董卓的战役中，以其门第的显贵和实力的强大被推为盟主。如果就影响和力量看，袁绍完全应该打败曹操，夺取天下。不过，袁绍不仅缺乏曹操之奸，更无曹操之雄。早在他们共讨董卓之际，俩人曾经讨论过攻取天下的战略。袁绍认为：“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听后颇不以为然，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一个以险固为资，凭借力量取胜；一个以道御天下，随机应变，在俩人谈话之间，高低胜负之分已清楚可见。曹操在官渡决战之前，采纳荀彧程昱等谋士的高见，将汉天子抢到手中，从而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尽管人们可以说这是曹操的奸计，但取得汉家正统的象征性名号，从而使自己的地位高居各地诸侯之上，却正是曹操雄才大略的体现。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袁绍的谋臣许攸就曾建议，一面与曹兵相持，一面分兵迎取天子，釜底抽薪，以夺曹操之士。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官渡之战的胜负就很难说了。可惜的是，袁绍只是相信武力的匹夫，既无雄才，又无奸诈，拒绝了许攸的建议，把这样一位有识之士拱手送与曹操。许攸投奔曹操，献上一份厚礼：袁绍运粮计划。曹操闻听大喜，用计不疑，一把火烧了袁军的粮道，也烧掉了袁绍“南向争天下”的痴梦。官渡之战胜利了，既是奸雄的胜利，又是智勇的胜利，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无确切的界限。根据不同的价值标准，人们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最令曹操背奸贼骂名的事情，就是曹操与汉朝天子的关系。东汉末年，汉室的大权在外戚和宦官手中轮流执掌，两派势力你争我斗，不仅朝政之权旁落，就连皇帝的生死也掌握在他们手中。董卓诛灭宦官，废掉少帝刘辩，改立献帝刘协。此时，汉朝皇帝只存一空名，天下人谁都知道，汉祚将尽。曹操以兵劫天子，自为丞相，权倾一朝。到他统一北方后，更是不把汉献帝放在眼中。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自立为魏王。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进爵魏公，用天子车服，出入警跸。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连年战乱的北方，渐渐出现生机，人们生活得到改善，经济生产得以恢复，早在建安元年，曹操就采用下属建议，开始屯田。当时，战争使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灾荒岁起。各地诸侯军队以抢掠百姓补充军粮的不足。饥民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食人惨状。曹操诗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曹操下令，仿效汉武帝屯田之举，在州郡设置田官，招募农民屯田。屯田不仅解决了曹操军队的粮食供给，而且缓解了农民的饥苦。这是曹操的重大贡献之一。
此外，曹操还修齐文治，整束军队。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命令500户以上的县设置学校官员，选拔年轻学子入校读书，以做官吏后备。在诸侯军队中，曹操的士兵纪律最为严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本人善于运用个人形象，以身作则。
在曹操统治下，北方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比之东汉末年真有天壤之别。如果用是否利于国计民生的标准衡量，执掌大权的曹操虽无意做汉室忠臣，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运用个人权威和地位，给天下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真可配治世能臣之称。
不管曹操自立魏公还是进爵魏王，他仍然是汉朝的臣子。在他生前并未篡汉自立，还是保留了汉献帝的皇位。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天下未定，东南有孙权，西南有刘备。以曹操的权力而论，取代汉室只是反掌之劳。但他的雄心大志是要做统一国家的君主，并非割据北方的帝王。这也正是曹操“雄”的一面。
曹操
曹操奉行权变之术，只要有助于他平定天下的事他都干，有助于他成就大业的人他都用。在用人之道中，最可看出所谓奸雄的一面。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九年（214年）和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连下三令，求举贤才。他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那么很难成就霸业。故而要求各地官员，将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种不惜舍弃道德礼法、唯才是举的政策，在正统儒家守道者看来，当然是奸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了解曹操身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思想的变化，也就不会过分苛求于他了。实际上，正是由于曹操不拘一格地广开才路，使用了各种真正有专长的人才，方能完成开创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魏国基业。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给曹操上书，歌颂功德，称为“天命”，劝他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这封信，出示给群僚们看，并说：“孙权这小子，竟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他说这句话一方面是指出孙权并非真意，另一方面也是想看看群臣的态度。这时，文官以侍中陈群为首，武官以将军夏侯惇为首，懂得曹操的意思，便趁机向曹操劝进。陈群说：“汉朝到现在仅剩一个名号而已，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归汉朝所有，期运早已尽，历数早已终。所以早在桓帝、灵帝时期一些宣传谶纬的人都说‘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指曹操）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群生注望，远近臣服。应该畏天知命。”夏侯惇也说：“天下皆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为民除害，为百姓所归的，就可以做天下之主。现在殿下征战三十多年，功德著于黎民百姓，为天下人心所归。当皇帝既应天，又顺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曹操考虑到自己老了，身体又有病，不能久存于人间，称帝不一定有利，还是留给自己后辈更合适。于是他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说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自己也不当；要像周文王给周武王创造条件那样，让自己的儿子去当皇帝。没有一个月，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就病死了，终年66岁。
曹操临死前留下遗嘱说：“我在军中依法办事是对的，至于小的愤怒、大的过失，不应当效法。天下还没有安定，不能遵守古代制度。我有头痛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我死后，穿的礼服要像活着时一样。安葬之后，文武百官便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吏们都要各守职位。入殓时穿一般的时服，埋葬地邺城西面的山冈上，跟西门豹的祠堂靠近，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曹操一生提倡俭约，反对厚葬，临死时还念念不忘。由于曹操的提倡，一时造成一种风气，有的官吏穿了新衣，坐了好车，舆论就说他不廉洁，反之，就说他廉洁。这固然是一种表面的看法，但经曹操的提倡，使过去那种奢侈淫佚的恶习，有一定改变，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虽然曹操没当皇帝，但由于他已经控制汉献帝，并为他的儿子正式“篡汉”创造了条件，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渲染宣传下，过去人们往往把他当成篡汉奸臣而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