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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化汉人，父荫妻贵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东汉太尉杨震八世孙杨铉之后。据近世史学家陈寅恪的研究：杨铉已是五胡乱华时代的人，其本人曾仕燕，其后人在西魏、北齐、北周任官，可能是胡化汉人。杨坚的祖母盖氏即匈奴羯族人，母吕氏出身寒微，可能是胡化汉女。
杨坚生于长安冯翊畿辅之地般若寺内。据传说生时紫气充庭，不久就有一个尼姑自河东来，对吕氏说：“此儿不同凡人，生来高贵，不宜养在俗间。”吕氏就让带去尼姑精舍抚养。长大后，生有异相，额上有五柱骨入顶，目露精光，闪闪外射，手上有纹似“王”字。而且躯体长得上体比下体长一些，性格深沉严肃。初入太学，和同学相处，即使最亲近的人，也总保持一段距离。
杨坚的父亲杨忠帮助宇文泰夺取西魏政权立功，被赐鲜卑姓“普六茹”。北周立国，杨忠被任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所以杨坚15岁就受父荫被封成纪县公。到17岁时北周明帝即位，又被晋封为大兴郡公。
有人在明帝前说杨郡公长得一副帝王相，明帝要一位善相的大臣赵昭前往视之。他回来后对明帝说：“杨坚的面相，最多做到柱国（国家军队司令）。”他又暗中跑去对杨坚说：“明公日后当为天下君，但必经大诛杀而后定，盼善记鄙言。”
周武帝即位时，杨坚21岁，被进位大将军，外放随州刺史。后来召还长安，恰巧坚母吕氏卧疾，杨坚侍疾3年，昼夜不离左右，被称纯孝。后周武帝聘杨坚之女为太子妃，此时杨坚不但已袭父爵为随国公，而且成为周太子的老丈人，而这时他才33岁。事实上他早已是皇亲国戚，他的妻姊是周明帝之后，明帝是武帝之兄，所以杨坚进入壮年，无赫赫功业，已成北周重臣。北周掌实权的太师大冢宰宇文护很嫉恨他，幸有大将军侯伏、侯寿处处匡护。
王弟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普六茹坚（指杨坚）相貌非凡，臣每见他，不觉自失。恐怕他终非人下，不如早除之。”武帝说：“他不过能带兵为将耳。”乌丸将王轨对武帝说：“皇太子恐非守社稷之主，杨坚却有反相。”武帝不悦道：“天命倘真如此，亦莫奈乎？”杨坚知道后，颇为恐惧，更加小心谨慎。
2.天假良机，受禅北周
周武帝杀太师宇文护后，始亲掌国柄。他雄才大略，颇有作为，而且性尚节俭，行阵与士卒同甘苦。乃屡兴伐齐之师，杨坚从征，方建军功。历出任定州、亳州总管（州牧），后来周灭北齐，杨坚进位柱国。周武帝以36岁壮年，于征突厥时得病，赶返长安而死。传位太子，是为宣帝，才21岁，是一位荒唐君主。武帝生前曾杖责过他，留有杖伤痕，父王一死，他抚视杖痕说：“死得太晚了。”即位一年中，一反父风，荒淫无道，诛杀宗室及忠臣，还建洛阳为东都，大治宫室。一年后禅位给子静帝，自号天元皇帝。静帝幼冲，天元帝仍问政。那时杨坚特别礼贤下士，位望甚隆，天元帝亦颇忌之。天元帝在杨皇后外另立三后，四后争宠，互相诋毁，天元帝尝怒对杨后说：“必诛杀你全家。”有一次果然召杨坚往见，先命左右侍卫说：“倘见随国公脸上有怒气，你们就给我推出斩了。”杨坚进谒，任由君王责恼，容色自若，恭敬以对，竟不让抓到把柄，天元帝也只得罢了。一年后天元帝暴卒。那时杨坚正好因足疾，以扬州总管留京未行，用事大夫郑译、刘昉，原是杨坚倾心相结之人，乃矫诏杨坚以国丈之亲，令入朝柄政，都督内外诸军事。那时杨坚40岁，正当盛年，幼帝才8岁，太后是自己的女儿，百官总己以听。算来杨坚得到这机会，说他相貌好，不如说他运气好。如果英明的周武帝不以36岁壮年而死，怎会有那荒唐君主宣帝登位的机会？假如那改号天元的宣帝不以精壮之年（22岁）暴卒，杨坚说不定还得有一番厄运。谁知老天帮了他的忙，让阻挡他好运的一英主、一昏君，都及时而死，杨坚不费吹灰之力，乃有窃篡人家帝位的大好机会，比历代权臣都幸运。王莽、曹氏父子、司马氏祖孙为这机会，都曾煞费经营，应愧不如。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隋文帝
杨坚入朝柄政后，得谋臣高颎、李德林，大将韦孝宽、贺若谊、梁睿等之助，不但先后讨平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蜀州总管王谦的叛乱，而且立刻大施惠政，清简法令，蠲灭赋役，躬行节俭，使天下悦服。那时周室宗亲，早有惶惑不安之状，杨坚乃以千金公主将迁嫁突厥为辞，征宗室五王入朝，准他们履剑上殿，入朝不趋。又任汉王宇文赞为右大丞相，但只进以美妓而不予实权。这些亲王都是些无能之辈，欲谋刺杨坚，而却泄谋，反被杨坚执杀。太史大夫庾季才以“天象已定”劝进，并州刺史李穆以熨斗为赠，劝以“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连他的独孤夫人也私下鼓励他说：“大事已看得清楚，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好自为之吧！”于是周大象三年（581年）杨坚于晋爵随王后五个月受周禅位于长安而称隋帝，改年号“开皇”元年。
杨坚篡周而定中国北方，第九年又驱师灭南方的陈国，于是一统天下，使汉族衣冠文化重光于宇内。他勤政养民，躬自省俭，又外服突厥，拓展疆土，重振华夏声威，开创“开皇之治”。如果他不是因为性格上矜持自囿，以致“有刻薄之资，无宽仁之度”，兼以“素无术学，不能尽下”，“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又要“听哲妇之言（指独孤后），惑邪臣之说”，“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弄到“坟土未干，子孙屠戮……天下已非隋有”（《隋书·高祖纪》），就不致只创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短暂的王朝。
1.诛灭宇文，民阜物丰
隋文帝
隋文帝登基后，第一考虑到的是稳固自己的帝位。他有五个儿子，皆独孤皇后所生，长子杨勇立为皇太子，其次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杨谅为蜀王，分镇山西、陕西、江南和四川诸重地。其他如幽州、楚州、庐州、定州，皆派猛将驻守。然而周室的苗裔还在，那静帝虽已降为介国公，年纪尚幼，但其他年长的宇文氏王公尚多，使他放心不下。因为杨氏世受周室厚恩，今在孤儿寡妇手中夺人天下，岂得人心之平，连自己的女儿周室杨皇后，本性素来柔婉，也愤怨不平。隋文帝心中有愧，把杨皇后迎回娘家，改封为乐安公主，还想把她改嫁，因她尚很年轻，谁知她誓死不从。这和王莽女嫁西汉平帝，曹操女嫁东汉献帝，同样发挥了中国儒教传统从一而终的妇德，让当时的须眉愧对。文帝后来果然尽诛宇文氏王公，使鲜卑拓跋族的宇文氏为之灭族。
隋文帝用高颎、苏威、牛弘等辅政，刑政度支大小，无不与谋，鼎革数年间，天下晏安。帝性严肃，勤于政事，每天上朝，自晨至暮，忘其疲劳，五品以上朝臣随时传见论事，当侍卫的“传飧而食”。有一位御史柳彧看不过上谏道：“比见陛下留心治道，无辞疲劳，皆因群臣惧罪，不敢自决，乃一唯取判天旨，以至营造细小之事，进出轻微之物，均以奏闻，一日之内，酬答百司，日暮忘食，入夜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诚非所宜。伏愿少减烦劳，但决国之大事，其余细务，责成有司。”可见隋文帝奋励为政，达于苛细，勤则勤焉，导致群臣都不敢负责任，失其法度。又本性俭啬，布衣粗食，宫中器御车驾，一任蔽旧，非宴会，食只一肉，后宫所服，都浣洗之衣，既非绮罗，又无金玉之饰，带扣帽簪之类，都只用铜铁角骨。如此提倡俭德，乃使国家仓廪丰溢，户口滋藩。受禅之初，全国民户不满400万，到仁寿末年（604年）时，却已超越890万。以五口之家计，那时中国的人口是4450万，可称民阜物丰。
2.混一宇内，建树良多
隋文帝另一大功业，就是征伐南朝陈国成功，使宇内混一，重现秦汉统一之局。他伐陈用高颎之计，早在沿江一带用疑兵及劫粮游击战略，时动而时退，使陈人生惰心，疏于防备。开皇八年（588年）乘陈后主（陈叔宝）遣使聘隋之际，文帝发水陆大军51.8万人，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三行军元帅，从六合、襄阳、永安、江陵、蕲春、庐江、广陵、东海分八路进军，皆受晋王杨广节制。同时发玺书30万张，历数陈后主荒淫无道20大罪状，遍谕江南，先作宣传攻势。冬十一月誓师，至次年正月初四日，新年方过，陈后主宿酒未醒，隋师贺若弼、韩擒虎的精兵，已分别从蒋山（即钟山）和采石矶攻入建康城，一从北掖门入，一从朱雀门进，韩擒虎在陈宫景阳井中取出躲藏的陈后主和其爱妃张丽华及孔贵妃。陈后主投降，江南乃定。
隋文帝在全国境内推行均田制，使全国成年男丁及丁妇皆有地可耕；又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使全国纳入严密组织。他推行“大索貌阅”，不许隐报人丁。
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制定了保闾制度，以加强政府对于户口的控制，进而扩大税源。
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闾，四闾为一族。设置保长、闾正、族正等职，分级负责检查户口。585年，又下令在全国整顿户籍，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上的资料逐户核对，如有谎报掉队以逃避课役的情况，一经查出，其保长、闾正、族正等都要受到处罚。朝廷鼓励民间互相检举不实的户籍情况。同时，规定自堂兄弟以下都必须分居，另立户籍。这些措施完善了封建的户籍制度，打击了豪强的经济势力，也使国家的赋税大大增加。
隋文帝喜欢亲审囚犯，并规定天下死罪，诸州不得案决，必送大理复判，而且要奏闻三次，方可行刑，可算顾恤民命。但对官吏贪污舞弊，不稍宽贷，小罪常用重典。他脾气峻急，大怒之下，往往在朝廷上亲自杀廷臣。
在建设方面，开通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在各地建粮仓，又修筑自灵武到榆林的长城以御外。
这一系列措施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建立科举制度了。隋朝以前，政府选用官员用的是九品中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门第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可以被选为上品做高官，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总管、刺史等官员，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个条件举荐人才，也就是要德才兼备的人。他希望通过这一制度缓和江南汉人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到了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创置了进士科，国家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做官。
隋文帝的年号是“开皇”，历史上就将隋文帝统治的这20年称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
隋文帝感到自己得国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之心，寻求保国之法。他得出两条保国法，主要的一条是节俭。他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久长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其次的一条是诛杀。他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他实行节俭，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他实行诛杀，因而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也就有助于节俭政治的施行。隋文帝在位24年，这两条贯穿着他的全部行政。《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
1.奖励良吏，严惩不法
581年，隋文帝下诏褒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褒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591年，临颍令刘旷考绩为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596年，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绩第一，赐帛300匹，布告天下。594年，下诏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级分给职田，停止放债扰民（旧制，京内外长官都有公廨钱，放债取利息）。州县官直接治民，隋文帝采取奖励良吏，给田养廉等措施，虽然官吏未必就此向善称职，但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隋文帝对待臣下极严，经常派人侦查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加以重罚。他痛恨官吏的贪污行为，甚至秘密使人给官吏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刑。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被他发觉，勒令归第（禁闭）。大臣杨素劝谏，说罚得过重。他说，天子犯法，与民同罪，照你说来，为什么不别造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按法律惩罚。600年，他发觉太子杨勇奢侈好色，废黜杨勇，立杨广（隋炀帝）为太子。他把一些左右亲信当作发觉臣下罪过的耳目，这就使得他不能不信谗言、受蒙蔽。杨广奢侈好色，至少同杨勇一样，只因善于伪装，独孤皇后、杨素都替杨广说好话，终于夺得了太子的地位。杨素广营资产，京城和京外大都会，到处有他的邸店、磨坊、田宅，家里有成千的上等妓妾，又有成千的奴仆，住宅华侈，式样模拟皇宫，隋文帝还以为杨素诚孝，信任有加。隋文帝凭个人的权术，以暗察为名，功臣旧人，多因罪小罚重，杀逐略尽，却剩下一个最凶狡的杨素。吏部尚书韦世康请求退休，对子弟说，禄不可太多，多就得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得辞官。这说明当时朝官，有些不愿冒险做官，有些不敢进忠言怕招祸，能做大官并取得信任的人自然只能是杨素一类的奸人。隋文帝考核官吏，严惩贪污是必要的，但考核流为猜忌，严惩流为苛刻，那就无益而反有害了。不过，由于他执法严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惧，贪污行为确是减少些，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2.改良统治，厉行节俭
隋文帝对待民众比较宽平。581年，制定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枉屈，本县官不理，允许向州郡上告，最后可上告到朝廷。穷苦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告，但在对待官吏极严的当时，也多少起些保护民众的作用。583年，又删削刑条，务求简要。592年，下诏：诸州死罪囚，不得在当地处决，须送大理寺（最高司法机关）复按，按毕，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596年，下诏：死罪囚要经过3次奏请才行刑。《隋书》说他留意民间疾苦。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看百姓所用食品，是豆粉拌糠。他拿食品给群臣看，流涕责备自己无德，命撤销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迫民人，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他这些表现，在帝王中确是罕见，因为他深知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好感。
隋文帝之所以要把节俭当作治国的法宝，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上层贵族当中，深切地认识到那种奢侈糜烂的生活，既消磨了人的意志，养成了懒惰享受的恶习，又会对百姓搜刮太凶，激起民众的反对。这些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祸根。
隋文帝厉行节俭，以身作则，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还是在做辅政大臣的时候，隋文帝就开始提倡节俭的生活了。做了皇帝之后，就更加注意。隋文帝自己居住的地方，就布置得比较简单朴素，不像别的皇帝那样，弄得富丽堂皇，排场奢靡，宫廷中的嫔妃，也都穿着普通的布衣，不允许穿华丽娇艳的服装。隋文帝所乘坐的车子，都已陈旧。即使坏了，他也不换新的，而是让工匠们修理修理，反复使用。平时所吃的饭菜也较为简单，不过是几样素菜。他明确规定，每餐的荤菜只能有一样，多了就须撤掉，还要惩办违反规定的厨师。
有一次，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进宫拜见隋文帝。为了拍隋文帝马屁，就准备了不少绫罗绸缎，献媚地说：“皇上，小人特地带了些好衣好料，献给皇上享用。”隋文帝十分生气，大声喝道：“朕奉行节俭政策，难道你不知道吗？重打50大板！”两旁随从应命而出，将那刺史按倒在地，狠狠打了50大板，打得那家伙屁滚尿流，无地自容。隋文帝仍不解气，又命道：“把绢帛全给我烧了。”一把大火就在殿堂上燃烧起来，那些绫罗绸缎转眼之间便成了灰烬。从火光中，人们看到了隋文帝推行节俭政策的决心，看到了他严于律己的精神。
正因为隋文帝带了个好头，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违抗规定，表现得都很节约，所以节俭的政策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当时一般的读书人，平常所穿的衣服都是普通的粗布，佩戴的衣饰也只用些铜铁、骨角之类的东西，而不用金银美玉等贵重物品。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风尚。
隋文帝躬行节俭，能深刻体察百姓的疾苦，对改善政治就有了良好的基础。他每天亲自上朝处理各种政事，从一大早入朝，直到太阳落山才下朝。虽然十分辛苦，但隋文帝始终做得认认真真，不敢有丝毫的放松警惕，把疲倦、劳累丢在了脑后。有时他坐着车子外出视察，只要在路上见到了拿着状纸要去上告的人，他就命随从停下马车，亲自过问一番，打听打听是怎么一回事。有时，他还悄悄地派出一些人，去观察民情风俗、百姓疾苦，考核各地官员的政绩得失，以了解一些社会的真实情况。
有一年，吴中地区闹饥荒。隋文帝听说了，就派人去看看百姓们在吃些什么。派去的人回来报告隋文帝，说百姓十分艰苦，吃的是猪狗一样的东西，然后把收集来的豆皮米糠拿给隋文帝看。隋文帝看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第二天一上朝，隋文帝就把豆皮米糠拿出来给大臣们看，深深自责地说：“你们看看，老百姓吃的就是这种东西，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我对不起百姓啊！”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大臣们也都很受感动。
隋文帝并不是装装样子，他是真伤心，是确确实实责备自己的过失。为此，他把平时已经较为简单的饭菜又减去了不少，并且不喝酒不吃肉。这样坚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带领饥民到洛阳去寻食度日，命令城中的卫兵见到逃荒的人，决不允许驱赶逼迫他们。有时，隋文帝见到扶老携幼的人群，就把马匹赶到一边，让出道来，请百姓们先走，口里还说些“别担心，慢慢走”等有礼貌的话，安慰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
隋文帝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对他的几个儿子也要求很严，经常教育他们要节俭朴素。他的大儿子叫杨勇，立为太子，按照古代的规矩就是将来的皇帝。因此，隋文帝对待杨勇，又要更严格一些。他常常告诫杨勇，说：“你是太子，应该首先奉行节俭的风尚，养成节俭的品德。这样，你才能承继我的皇位，做个好皇帝。要知道，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图奢侈好享受的帝王是能够做得长久的！”
杨勇听着父亲的这些教导，口中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暗笑父亲迂腐，太过担心。于是他背着隋文帝，照样讲排场，过着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隋文帝发觉了，又是开导，又是训斥，可杨勇总是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于是，杨勇的太子身份就被隋文帝废了，另立了一个儿子杨广来代替他。
对于那些不节俭讲奢靡的人，无论是大臣百官，还是他的儿子，隋文帝基本上都能做到秉公处置，不讲私情。皇子秦王杨俊背着父亲在外面私自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府邸，并且在里面大肆挥霍，无所不为。隋文帝察觉了，就立刻取消了杨俊的爵位，并把他锁在黑房里关禁闭，不许他再出去。
大臣们见隋文帝罚了杨俊，就一起来为他说情：“秦王没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就是多花了点钱而已。教训一顿就行了，何必要如此处罚他呢？”宰相杨素也认为罚得过重，劝隋文帝撤回处罚。隋文帝不理会，反而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一国之主，必须依照法律秉公办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皇子犯了法可以不受处罚，那我还怎么治理天上，让大家都信服我呢？”一席话说得大臣们哑口无言。这种执法严明、严惩不贷，甚至不惜杀人的做法，正是隋文帝治国的另一法宝。不过，他有时在用刑上过于苛刻和随便，一旦生起气来，就忘了刑律，而随便杀人。当时有个掌管司法的官员叫赵绰，是个正直的人，能严格按照刑律办事。遇上隋文帝随意用刑时，他便据理力争，不少人因此而免遭枉杀。
那个代替杨勇做了太子的杨广，其实也与他的兄弟一样奢侈浮华，只不过他更狡猾，更善于掩饰自己，蒙骗了隋文帝，登上了太子的宝座。后来，等隋文帝发觉时为时已晚。阴险狠毒的杨广迫不及待地要做皇帝，就动手害死父亲，登上了皇位，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