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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武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人。清朝的奠基者，后金开国之君。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努尔哈赤出生在一个女真族奴隶主家庭。他早年丧母，分居自立，以采摘人参、松子维持生活。后因生活所迫，离家从戎，投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在明军，努尔哈赤不仅勇敢作战，而且还学会了汉族语言和文字，喜欢读汉文书籍，特别酷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对他提高政治军事才能，影响极大。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离开李成梁部，回到建州承袭父职，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同年五月，他用战场遗弃的13副甲胄武装了自己的少数部众，率领他们投入了武力统一东北女真各部的斗争。在作战中，努尔哈赤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以少胜多，以智取胜。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整整用了30多年的时间，先后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的全部和东海、黑龙江女真大部分，基本结束了女真社会长期分裂与动荡不安的局面。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在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后，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军队开始了反抗明朝压迫的战争。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军队对明朝军队的第一次大战。是年四月，努尔哈赤公布了发动对明战争的“七大恨”，接着率领大军2万人分两路向南进军，很快攻占了抚顺、清河等城和500多个明军堡寨。努尔哈赤旗开得胜，大大震撼了明朝统治者。五月，明万历皇帝决定从全国调兵遣将，对后金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明朝派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8.8万多明军集中于沈阳，同时还胁迫朝鲜和叶赫兵参战，总计11万人。
努尔哈赤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军出动，以赫图阿拉为主要目标，确定了四路出兵、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第一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3万人为主力，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进攻赫城西北；第二路由辽东兵李如柏率领2.5万人出清河攻赫城西南；第三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明军及叶赫兵1.5万人，出开原，入浑河上游向赫城方向卷击；第四路由辽阳总兵刘綖率明军和朝鲜军共约2万人，经宽甸，沿佟家江进攻赫城之背。杨镐坐镇沈阳，统一指挥。
这时，努尔哈赤亦有军队10万余人。面对明军大兵压境，他毫无惧色，沉着应战。努尔哈赤分析了明军作战布局后，当机立断，确定了“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打败明军。
三月初一，努尔哈赤以部分军队牵制东路刘綖军，而亲率八旗精锐向西开进，迎击杜松军。当抵达铁背山时，发现杜松军已分为两股。其主力驻扎萨尔浒另一部由杜松带领，渡过苏子河、经吉林崖进攻界凡城。努尔哈赤对左右将领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出两旗兵马监视界凡方向，而自己则亲率六旗4.5万人，飞骑猛进，突袭守萨尔浒的明军。明军突遭强敌进攻，溃不成军，伤亡惨重。逃兵又被后金兵追及，全部被歼。首战告捷后，努尔哈赤立即回兵，将进攻界凡城的杜松军团团围住。杜松军听说萨尔浒大营失陷，已经惊慌失措，又遭到后金主力围攻，斗志全无，未战几时即全军覆没，杜松等主要将领全部战死。
后金军歼灭了中路明军，同时将明军南北两路分割开来，为其各个击破打下了基础。初二，努尔哈赤集中八旗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进抵尚间崖的马林军。马林未战先逃，其部下大部被歼。初三，击败马林军，努尔哈赤又挥兵南下，截击刘綖军。东路刘綖军尚不知萨尔浒失败消息，正沿原定路线，向赫图阿拉缓慢开进。初四，努尔哈赤先在其进路上设置伏兵，然后以少数降卒拿着杜松令箭，假报杜军已逼近敌城，催促刘綖赶快前进。刘綖军快速深入，中了后金的埋伏，大败战死。明经略杨镐在沈阳听到三路失败的报告，急忙传令李如柏一路撤兵，此路军队才幸免于难。
努尔哈赤仅用4天时间，全部打垮了明军的进攻，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形势，从此，明朝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由防御转入进攻。后来乾隆皇帝曾说：“萨尔浒一战，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把萨尔浒之战看成后来清朝入关的基石，是很有道理的。
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率军乘胜前进。初五，攻克开原，斩杀明军马林等人；初七，攻取铁岭，并于城外歼灭喀尔喀兵万余人。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攻占沈阳、辽阳，歼灭明军7万余人，明军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几个月的时间，连克辽东70余城。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市）。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40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被明朝守将袁崇焕以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败，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伦，获其牲畜”。五月，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回师盛京。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二十三日前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病势转危，遂决定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病死于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终年68岁。后葬于沈阳清福陵。清朝建立后，皇太极在崇德年间追尊努尔哈赤为太祖武皇帝，历史上称他为清太祖。
努尔哈赤
政治方面，努尔哈赤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在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贳，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予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
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理、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努尔哈赤招徕了许多有才之人，他们献计献策，多次进入大明掠夺，使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军事方面，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用兵如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体现了高超的智慧。
随着努尔哈赤兵马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属下人马进行了一次整编，以300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后称佐领）管理，并以黄、白、红、蓝四色为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再进行整编，以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则由努尔哈赤之子侄分别担任旗主贝勒，共议国政。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分长甲、短甲、巴雅喇三兵种，分别是清朝时期前锋、骁骑和护军营的前身。此后随着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接下来的几代统治者对旗制又有所改进，但八旗这一数目未再有任何变动。
八旗
除了军事外，八旗制度还兼有行政、生产、司法、宗族诸职能。努尔哈赤创制八旗，使来自不同地区、凝聚力涣散的女真部民整合为一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社会整体，增强了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成了努尔哈赤成就霸业的一把利刃。
文化方面，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了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翻译而成的大量汉籍也使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在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吸取了大量经验。
清太宗文武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清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后金第二位大汗，兼任蒙古大汗。清朝开国皇帝。
皇太极是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生母叶赫那拉氏是叶赫部酋长杨吉磬的女儿，不仅美丽动人，而且待人宽厚，处事稳重，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子以母贵，她所生的儿子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努尔哈赤家中有教育子女的专门教师，皇太极从小便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秋，年方21岁的皇太极就开始跟随父兄出征作战，皇太极出色的军事才干，就是在和父兄一起征战的戎马生涯中逐渐磨砺而成的。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是一员疆场骁将，但褚英心胸狭窄，拥权自重，对自己的兄弟和群臣百般欺凌。皇太极等人忍受不过，禀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大为愤怒，下令监禁了褚英，后来又因有人告发他有篡位行为努尔哈赤将其处死。
褚英失势后，年轻的皇太极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而不断受到重用。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汗后在10多个子侄中，选定皇太极与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佐理国家政务。皇太极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积极参与政务、军事的谋划和决策。在进兵攻打抚顺时，向父亲巧献妙计，结果一举拿下了抚顺。在萨尔浒之战中，皇太极身先士卒，指挥若定，俨然一位智勇双全、部署有方的战将了。
战场上骁勇非常，处理政事时，皇太极更是头脑冷静、果断机敏，颇有全局观念。在努尔哈赤虑事不周之时，皇太极时常提出建议，把事情处置得更妥帖。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68岁的努尔哈赤去世。经过诸兄弟子侄的共同协商，公推35岁的皇太极继汗位。皇太极推让再三后接受了众议，于九月初一登上了后金汗位，并决定从次年改元天聪。
清太宗常服袍褂像
后金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南面则是明朝。后金的积极扩张对明朝、蒙古和朝鲜都构成了直接威胁，使得它们对后金抱有很深的敌意。因此后金的政权也是四面受敌。皇太极继承汗位时，曾对当时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明王朝是皇太极最主要的敌人，但他考虑到明王朝的强大，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蒙古和朝鲜则是内顾之忧，必须先加以解决。
天聪元年（1627年）一月，皇太极乘朝鲜发生内乱之机，派遣阿敏统率3万军队出征朝鲜，俘获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朝鲜君主李棕走投无路，只得出城投降，与皇太极签订了城下之盟。朝鲜向清称臣，成为清的属国。接着，皇太极又发兵攻取了皮岛，全歼驻岛明军。至此，朝鲜完全控制在皇太极的手中。
蒙古部落众多，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皇太极对蒙古各部则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积极争取蒙古各部归属自己。对于归顺各部首领，皇太极一律予以优厚的待遇。漠南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依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后来，属下联合起兵反抗林丹汗的残暴统治，皇太极借此机会，召集漠南蒙古部落的一些代表在沈阳会盟宣誓，决定联合出兵，打败了察哈尔部。然后皇太极以盟主的身份征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等部兵马，向西一直追击到阿尔泰山方才收兵。为了加强对归附的蒙古各部的控制，皇太极在这次西征后向各部颁布了从征军令，严申军纪，从而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在昭乌达（今昭乌达盟）会集蒙古各部首领，再次调集蒙古各部兵马同八旗军一道大举西征。天聪八年（1634年），多尔衮率部剿灭了林丹汗的残部。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在蒙古一线受到了严重威胁。
朝鲜、蒙古归服后，皇太极的目标就是明王朝了。1627年，明天启帝死，明崇祯帝上台，皇太极认为攻击削弱明王朝的时机已经来到，因此立即率领大军绕过了明军防御坚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南下。大军从喜峰口越过了长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回援的袁崇焕边军与皇太极在北京城下展开了激战，互有伤亡。皇太极在激战中施展反间计，多疑的明崇祯帝果真逮捕了袁崇焕，并于第二年将他凌迟处死。皇太极并没有攻下北京城，他知道明朝国力尚未倾颓，只有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四城的防守，然后率军返回了沈阳。
为了消耗明王朝的有生力量，最终取而代之，皇太极采取边打边谈的政策。1634—1638年，皇太极又先后四次出兵进入明朝内地。由于明朝统治腐败，后金兵在历次征战中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许多城池遭到了清军的洗劫，尸首狼藉，甚至连水井中也填满了尸体。虽然皇太极曾多次申明军纪，但他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掠夺损毁明朝的财物人口，最终达到极力削弱明王朝的目的。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
在皇太极称帝前后，朝鲜、蒙古的威胁已经被解除，后金政权的机体已经变得强健起来。在有利的形势面前，皇太极因势利导，最终抛弃了对明朝议和的幌子而转为力主征伐。明王朝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一场双方酝酿已久的决战开始了。
皇太极腰刀
崇德四年（1639年），下定决心的皇太极首先对松山发动了强攻，在明军的顽强抵抗下清军攻势受挫，尔后，皇太极又陆续增调人马逼近锦州，在城外挖掘深壕，将锦州城团团围困起来。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领13万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徐徐向锦州靠拢，多尔衮等人与明军几次交战，人马损失了很多。这时，锦州城中的明军乘机反扑，夺回了外城。皇太极得知这些消息，心急如焚。他拖着病体，亲自率领大军驰援前线，要与明军决一死战。
皇太极首先切断了明军的粮饷供应，把松山城和城外的明军一并包围起来。明军很快因军粮匮乏而军心动摇，许多将领都想突围奔回宁远。洪承畴别无他策，也只得孤注一掷，下令全军突围，伤亡极为惨重，松山城中的明朝副将夏承德降清，松山城失陷，洪承畴被俘。经过皇太极极力劝降，洪承畴最终在孝庄皇后的美貌和规劝之下，叩首归降了大清。接着，锦州守将祖大寿也献城出降。皇太极取得了历时两年多的松锦战役决定性的胜利，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所剩无几，皇太极完全控制了关外的局势。
多年操劳政务和四处征战，耗尽了皇太极的精力，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的一个夜晚，皇太极在清宁宫内离开了人世，谥号“文皇帝”。葬于沈阳昭陵。
皇太极前后在位17年。他在位期间，实行满汉一体，保护汉人，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增强兵力，不断对明朝作战，为下阶段清王朝迅速扩展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皇太极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取代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
（1）满汉一体。
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别居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宣布“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实行“编户为民”政策，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汉民由农奴恢复为民户，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社会逐渐安定。
（2）发展农业。
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经过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3）完善机构。
天命、天聪年间没有监察机关，崇德年间皇太极成立了都察院，给他们稽查一切官员的大权。有清一代，满蒙的结合，早比满汉更紧密。为了处理蒙古事务曾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年）六月又改为理藩院。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构成了有名的八衙门。皇太极任命满洲、蒙古、汉人担任承政，每部3人，以下皆参政。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更定八衙门官制，每衙门只设满洲承政1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变成五等。这就强化了以他为首的国家统治权力。
清兵入关前没有内阁的名称。但是皇太极统治下的清朝有已初具内阁性质的内三院。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从文馆到内三院，虽任职者均为大学士、学士，但分工更明确了，有的负责编考历史，有的起草敕谕及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还有的向皇帝进讲。崇德以后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对皇太极的决策有了更大的影响。
（4）军事建设。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父汗努尔哈赤对外扩张的政策。他命令军队建造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皇太极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不仅通过考试儒生，网罗了200余名汉族文人，而且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对明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纷纷自愿来投的行为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新满文书法
（5）发展文教。
皇太极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15岁以下、8岁以上，俱令读书。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书。
（6）创新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为文书往来及记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等人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音，而创制了满文，这种由蒙文脱胎而来的初期满文，是没有圈点的满文，叫作老满文。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将老满文在字旁加置圈点，使满文的语音、形体更臻完善，这种加置圈点的满文，叫作新满文。
清世祖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年），清太宗第九子，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清朝第三位皇帝（1643—1661年在位），清朝定都北京的首位皇帝。因其年号为顺治，故又称其为顺治帝。
顺治帝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传说孝庄文皇后怀孕后，红光照身，盘旋如龙形。分娩前夜曾梦见神人抱着一个婴儿放入自己腹内，并告知是统一华夏之主。孩子生出来后，满室红光，并散发出奇异的香气，经久不散，孩子的头发也不是趴在头顶上，而是直立着。但这毕竟是传说，没有科学根据。
顺治帝小时候天资聪颖，读书勤奋，爱好绘画，他画的小幅山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颇为时人称道，他的手指螺纹墨画《渡水牛图》意态自然，有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处，堪称一绝。他尤其擅长人物速写，有一次，他路见中书大臣盛际斯，忽然命令盛际斯跪下，盛际斯吓出一身冷汗。福临对盛际斯凝目熟视片刻后，取笔草就一帧盛际斯的小像，递给左右诸臣传阅，盛际斯转惊为喜，请福临将小像赐给自己，福临笑而不答，随手将小像付之一炬。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死。由于他没有立下诏书，所以由谁继承皇位成为各位朝臣争论的焦点。有些人赞成让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继位，而有些人则赞成由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继承，一时间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时为睿亲王的多尔衮提出拥立爱新觉罗·福临继位，此事才得到圆满解决。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爱新觉罗·福临在沈阳继位，由其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乘明将吴三桂和起义军李自成有矛盾之机，在明将吴三桂指引下，乘明亡之乱率清军进入山海关，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将清都迁往了北京。但不久，多尔衮因出塞射猎而死于塞外，14岁的顺治帝提前亲政。
顺治帝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黜追封、撤掉庙享，对他的恩赦也废除。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顺治帝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顺治帝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剪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大权集于一身，顺治帝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
顺治帝亲政后，因不晓汉文汉语，在阅读诸臣奏章时，总是茫然不解。为此他发愤读书，很快就使自己的汉文水平得到了提高。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
顺治帝很想有一番作为，但由于这时处于明亡的一个乱世时期，所以全国出现了新的抗清高潮。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顺治帝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顺治帝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顺治帝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满人汉人。
顺治帝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顺治帝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顺治帝两次破格召见。顺治十五年（165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顺治帝深切悼念，赐白金300两让他回家安葬。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顺治帝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顺治帝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便宜之权。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满。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顺治帝也一再下旨劝服挽留，表示了对洪承畴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承畴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顺治帝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
顺治帝对汉人官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为了能安定全国，顺治帝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他采纳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并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对地方官员制定《垦荒考成则例》，按垦荒实绩，分别予以奖惩。同年，编成《赋役全书》，颁布天下。这些措施使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
顺治帝还对整顿吏治甚为关注，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能，他比较注意发挥汉官的作用。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一月，命吴三桂、赵布泰、罗托统领大军，向贵州、云南进发。很快，全国除地处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之外，抗清武装力量基本被平定。
顺治帝还积极吸收了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推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巩固清王朝统治政权做出了贡献。
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上早朝时，看起来神态还正常，身体健康。第二天早上，宫中养心殿却突然传出了他的死讯，享年24岁。
顺治帝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顺治帝多年来一直厌恶尘世。顺治十七年（1660年）秋，他所宠爱的董鄂妃病故后，哀伤不已，毅然放弃皇位，暗中去五台山出家为僧，后来康熙帝还秘密地去看望过他。也有人说他的出家与董小宛有关。董小宛曾为冒辟疆的小妾，被洪承畴献给顺治帝为妃，后董小宛被皇太后赐死，顺治帝转而消极厌世，才去五台山出家为僧。
顺治帝驾崩后，梓宫放在了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执行火化仪式。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
清圣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清太宗皇太极之孙，清世祖福临第三子，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清朝第四位皇帝，清朝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在位6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君主。因其年号为康熙，故又称其为康熙帝。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24岁的顺治帝因天花辞世。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临终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爱新觉罗·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选其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正月初九（2月8日），爱新觉罗·玄烨继位，年仅8岁。顺治帝遗诏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第二年改元康熙。
康熙帝亲政前，辅政的四大臣中，索尼年老多病，不甚管事。遏必隆处事圆滑，为回避鳌拜嚣张气焰，从不发表意见。苏克萨哈遇事常与鳌拜冲突，终于被鳌拜借故处死。鳌拜大权独揽，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朝政日非。康熙八年（1669年），16岁的康熙帝铲除权臣鳌拜，开始亲政。
当时，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和平南王尚可喜合称“三藩”。“三藩”各拥重兵，其中吴三桂兵力最强，军队不下7万人，耿精忠、尚可喜二藩合起来也有兵力两三万人。“三藩”总兵力相当于清朝八旗兵的一半，或接近一半。这对清朝中央政府是一个严重威胁。
清初对“三藩”的迁就，助长了“三藩”的嚣张气焰。“三藩”都把自己的辖区作为独立王国，强征关税，垄断盐铁，霸占土地，横行不法。他们权势日重，尾大不掉，严重威胁中央集权，康熙帝亲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思虑，曾书而悬之于宫中柱上。可见，“三藩”已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
少年康熙帝写字图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疏请归老辽东，提出由其子尚之信承袭王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趁机令其全家迁归辽东，对其子袭爵留镇的要求，则根本不予考虑。同年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二藩也疏请撤藩，以此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时也借此试探朝廷的真实意图。
康熙帝深知“三藩气焰日炽，不可不撤”，而且“撤也反，不撤也反”，于是果断下令撤藩。“撤藩”令一下，当年十一月，吴三桂便首先发动叛乱。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发布檄文，宣称“兴明讨虏”，并迅速攻入湖南。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与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亦据福建、广东举兵叛乱，广西将军孙延龄以及四川、陕西、襄阳等地的提督、总兵也纷纷起兵响应。一时间，战火遍及滇、黔、闽、粤、桂、湘、鄂、川、陕等省。
康熙帝根据形势，制定了打击首恶、剿抚兼施的策略，对东南和西北两个战场，以抚为主，以攻为辅；对西南腹地的吴三桂势力，坚决打击，彻底铲除。吴三桂一发动叛乱，康熙帝即下令处死在北京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娶清朝公主，为额驸）、孙子吴世霖，表示对吴三桂绝无妥协的余地。同时发布诏书，分化、瓦解参加吴三桂叛乱的其他汉族军阀。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甘当清王朝的鹰犬，早就受到汉族人民的唾弃。因此，他起兵反清，得不到人民的有力支持。在战略上，他持重保守，不敢迅速渡过长江和清廷逐鹿中原，而是梦想与清王朝划江而治。这样，就让康熙帝赢得了组织反攻的宝贵时间。而且，清廷占据中原财赋重地，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叛乱的汉族军阀，同床异梦，步调不一，首鼠两端。康熙帝运用安抚收买和军事镇压相结合的手段，使参加叛乱的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汉族军阀先后倒戈。不久，清廷又控制了广西、广东、福建、江西、陕西等省，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
吴三桂情竭势绌，孤注一掷，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周，建元昭武，企图以此稳定人心，鼓舞士气。不久，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瑶继位，退据昆明，康熙二十年（1681年），城破自杀。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彻底平息。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为了消灭割据台湾的郑经势力，康熙令大将施琅率战舰300艘、军士20000人，从福建出发，在澎湖海战中消灭了郑氏集团的主力，攻占了澎湖，台湾郑氏集团“莫不解体”，郑克塽（郑经第二子）遣使乞降。八月，清军进驻台湾。郑克塽到北京后，受到康熙帝的接见，并封他和部下以官爵。康熙帝还特别下诏说郑成功、郑经不是“乱臣贼子”，可以归葬南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府，辖三县，隶属福建省，并在台湾驻军8000人，在澎湖驻军2000人。这些措施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我国的东南沿海。
1643年，沙俄首次派遣以波雅科夫为首的殖民侵略者侵入黑龙江流域。1650年，以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为首的第二批殖民军再次侵入黑龙江流域。他们占据了雅克萨，修筑堡垒，构筑工事，作为进一步侵略我国的据点。同时，沙俄还派遣军队越过贝加尔湖向东进犯，侵占了尼布楚，在此筑城构堡作为进一步向黑龙江下游扩张的军事基地。
康熙帝戎装像
1683年，康熙帝设黑龙江将军，驻军瑷珲，并派军拔掉沙俄侵略军在黑龙江下游建立的几个军事据点。这为集中打击雅克萨之敌创造了条件。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清廷以彭春为统帅，派兵3000人向雅克萨开进。五月，彭春率军到达雅克萨城下，当即发炮攻城。俄军头目阿尔布津走投无路，宣布投降。清军准许他率残部退出雅克萨。当清军撤离雅克萨后，阿尔布津在得到援助后，又重返雅克萨，重新构筑工事，妄图长期固守。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奉命率军2000人，再次开赴雅克萨，同俄军激战两日，匪首阿尔布津被击毙，守城俄军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被迫同意同我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清军也奉命停止攻击。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开始会谈。经多次交涉，在中方做了一定让步的情况下，九月，双方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两国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的。它从法律上肯定了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康熙帝组织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全。
清初，我国西、北部居住的蒙古族共分为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三部分。其中，漠南蒙古早在清兵入关之前就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后来，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也先后臣服于清王朝。
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原先游牧于伊犁河流域）在17世纪中叶逐渐强盛起来。当时，沙皇俄国正在疯狂向外侵略，他们极力想把漠西蒙古的人民及其所居土地攫为己有。为此，沙皇于康熙五年（1666年）派“使团”到准噶尔部，对其首领僧格等人威胁利诱，要其归顺俄国，遭到拒绝，阴谋未能得逞。
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杀死其兄僧格，夺取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噶尔丹夺得汗位后，首先征服了漠西蒙古其他几部，占据了新疆北部，然后又进攻天山南路，控制了南疆的维吾尔族地区，形成了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强大封建割据势力，其势力还渗透到青海、西藏地区。噶尔丹为了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遂与沙俄勾结起来。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噶尔丹对外蒙古各部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噶尔丹和沙俄里外夹击下，外蒙古各部很快败退下来，三部几十万人奔向漠南，请求清朝保护。康熙帝给予牲畜、茶、布等物资救济，把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地区，并命噶尔丹率众西归，退还外蒙古三部的牧地。噶尔丹不听从清朝命令，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以追击外蒙古兵士为名，攻入内蒙古，其前锋一直到了距北京仅900里的乌珠穆沁。康熙帝决定分兵两路予以痛击，派裕亲王福全（康熙帝之兄）率军出古北口；派恭亲王常宁（康熙帝之弟）率军出喜峰口，最后会师乌兰布通。八月间，左翼军同噶尔丹军队在乌兰布通（今辽宁境内）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噶尔丹把10000多头骆驼捆住卧地，驼背上搭上箱垛，盖上浸湿的毡子，摆成一条防线，称“驼城”。主力部队从“驼城”垛隙放枪射箭，进行顽抗。清军用猛烈的炮火击破噶尔丹的“驼城阵”，噶尔丹逃出重围，幸免被擒。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又率领3万人马沿克鲁伦河大举南犯，并扬言他背后有沙俄撑腰，已经从俄国借了6万鸟枪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康熙帝力排众议，决定第二次亲征。他命将军萨布素率兵出东路迎头截击，命大将军伯费扬古率兵出宁夏为西路，断绝噶尔丹的退路，自己则亲率禁旅为中路，三路约期来攻噶尔丹，务期彻底歼灭。
康熙帝亲率大军，在克鲁伦河附近同噶尔丹的军队相对扎营。当时两军相距甚近，噶尔丹望见康熙的御营和清军的威武阵营，不禁为之胆寒，立即下令拔营逃跑。康熙帝亲自率军追击到拖诺山。当噶尔丹逃到昭莫多（在乌兰布托以东）时，又同清军的西路大军相遇。在两军激战中，噶尔丹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仅率少数人死里逃生。康熙帝的第二次亲征又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噶尔丹没有死，这股叛乱势力并未根除。所以康熙帝一面分化噶尔丹控制的回部、青海、哈萨克诸部，并警告与噶尔丹狼狈为奸的西藏第巴桑结，一面限期噶尔丹到北京投降。
由于噶尔丹拒绝投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又进行了第三次亲征。当时，康熙帝在各部族中的工作成效甚大。因此，噶尔丹四面楚歌，处于“居无庐，出无骑，食无粮”的地步。原先追随噶尔丹叛乱的亲信们，也慑于清军威力，望风而降。最后，噶尔丹在走投无路、众叛亲离的困境中服毒自杀。至此，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斗争宣告结束。
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也是摆在康熙帝面前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经过几十年农民战争和清朝统一战争，全国土地荒芜，人丁缺少，财政收支入不敷出。为了巩固封建政权，迫切需要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帝顺应这一社会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在顺治年间，清朝就命令地方官吏召集流亡，开垦荒地，将各州县卫所的无主荒地分给官兵和流民屯种，但成效不大。康熙帝继位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要求地方官在5年之内垦完境内荒田。招徕的流民不论原籍和别籍，都编入保甲，新开垦的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这样，一部分被招垦的农民获得少量土地，由佃户变成自耕农。在“开垦无主荒地”的名义下，一些农民将明代藩王的大量庄田和战争中死散地主的荒田占据垦种。清朝对这种既成事实加以法律上的承认，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并宣布明藩王庄田改为“更名田”，归耕种之人所有。占有“更名田”的农民，只缴田赋，不再缴纳地租，由过去的佃户变成占有土地的自耕农。这就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康熙年间，减免钱粮的次数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在他执政的55年中，免天下钱粮3次，漕粮2次，遇有庆典、巡幸、用兵和水旱灾情，也都分别减免有关地方的钱粮。虽然，常常是官吏得到实惠，老百姓所得甚少，但对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除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可以减免赋税外，无地农民也可以豁免本身丁钱。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更明确规定：以后“凡遇捐免钱粮，合计分数，业户捐免7分，佃户捐免3分，永著为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以上年丁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加赋，叫“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
康熙南巡归朝图（局部）
康熙帝一再向臣下宣布：“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平噶尔丹则善矣。”他说：“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又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在他执政期间，惩办了山西巡抚木而赛、两江总督噶礼、太原知府赵凤诏等罪名昭著的大贪污犯，对陆陇其、于成龙、彭鹏等“操守廉洁”的清官则予以奖励和提拔。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享年69岁。庙号圣祖，谥号仁皇帝，葬于景陵。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统一国家、捍卫主权、发展生产、提倡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台湾的明郑政权，显示了康熙帝的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康熙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政治对手鳌拜，年老时利用“文字狱”打击汉族异议人士。康熙帝举行“多伦会盟”取代战争，怀柔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他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部分人甚至称之为“千古一帝”。
清世宗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因其年号为雍正，故又称其为雍正帝。
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由于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妃之子。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6岁进尚书房，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19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21岁的胤禛受封为贝勒。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胤禛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爱新觉罗·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八皇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其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钩心斗角极为激烈。
少年胤禛行乐图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八皇子胤禩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十四皇子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胤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六世达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胤禵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年（1721年），是康熙帝登基60周年大庆，胤禛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胤禛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的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胤禛的才能和务实精神取得了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康熙在世时认为“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的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登基继皇帝位。雍正帝登基时已经44岁，在位不满13年。尽管他的政绩不如父、子，但他仍不失为封建社会中一位智勇超群、长于谋略、颇有作为的君主。他承先启后，安邦治国，为“康乾盛世”谱写了自己的篇章。
雍正帝继位后开始着手整治朝臣朋党，两个重要目标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当年，雍正内靠舅舅、一等侍卫、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的威势，外恃定西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兵力，继承了皇位，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可称功高盖世。可后来他们以此为资本，专权骄纵，私名公行，朋比结党，肆意任用亲信，经年羹尧和隆科多任用的官吏被时人称为“年选”“佟选”，而且妄自尊大，权力炙手，这是雍正帝绝对不能容忍的。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定年羹尧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忌刻罪、残忍罪、贪黜罪、侵蚀罪，共92款，将其赐死。雍正五年（1727年），定隆科多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乱朝政罪、党奸罪、不法罪、贪婪罪，共42款，将其“永远禁锢”。次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青年胤禛读书像
雍正帝对官场上的种种弊端有较多的了解，曾下决心予以整治。雍正元年正月初一，他并没有沉溺于喜庆欢乐之中，而是连续颁布11道谕旨，告诫各朝廷命官廉洁自律，严禁文武官吏逢迎意旨、暗通贿赂、侵渔克扣、营伍废弛、库银亏空、贪利废法等弊端。不仅如此，他拿出自己的招数，整治贪官污吏，从严治官。他继位仅一个月，就通过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并在中央设立了稽查钱粮和主持报销的机构——会考府。凡经清查“出入之数”不相符的，限期三年内如数补足，不得苛派民间，如期不完全补足，重治不宥。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清查，查出一批案件，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如户部库银亏空达250万两，涉及世族和高级官僚。雍正帝毫不留情，给予严惩。康熙帝十二子胤祹曾主管内务府，因为亏空，雍正帝同样责令其变卖家产偿还。内务府官员李英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也被抄家。一时因追归赃银而抄家籍没的事屡屡相见，因此，时人送雍正帝一个“抄家皇帝”的雅号。
雍正帝崇尚、信奉君权至上，“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他独揽朝纲，按照有利于高度集权的目的，改革行政机构，建立新制，把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推上了顶峰。
雍正帝推行所谓“台省合一”的改革，把“传达纶音，稽考庶政”的谏官六科给事中交给督察院掌管。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要整天奔波于巡视城、漕、盐、仓等，便无暇行使其“封还奏章”的职权。这就削弱了给事中“稽考庶政”的职权，使皇帝之命即所谓“纶音”能得到绝对尊崇。
扩大密奏范围，这是雍正帝为强化君主专制权力而推行的又一项新奇的措施。奏折本是封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带有书信性质的往来文件。雍正帝上台后，觉得奏折可以进一步改造成为皇帝控制官员的一种手段。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可以密上奏折，后来又给提督以至学政密上奏折的权力，并特许一些低级官员以及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密奏权。随着密折范围的扩大，便形成了一套皇帝与奏折人直线联系的严密的行文制度。密奏内容大小事都有，主要是君臣筹商政务、官吏的考察与评价、地方绅民情况、提拔处分官员等。通过这种方式，雍正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极大地强化了专制权力；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内外官员，使他们相互之间各存戒心，互相牵制，不敢妄为。
雍正帝将临时性机构——军机房改为军机处，并使它成为一个超越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常设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下有秘书军机章京，人数及资历不限，主要看和雍正帝的亲密程度。雍正帝每天面授机宜，由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写成文字，转发各地。其内容不仅限于战事军务和八旗事务，后来几乎涉及所有机要政务。而且，凡属军机处所寄东西，不经内阁审议，由朝廷直接寄出，封口处盖军机处印，保密性极强，投递速度也特别快。而军机大臣起的不过是皇上的传话筒的作用，天下庶务全部取决于雍正帝一人。这就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雍正帝先农坛耕作图
雍正帝搞乾纲独断，天下庶务咸归一人，需要以坚强的毅力和充沛的精力作代价。雍正帝亲政勤政，日理万机，废寝忘食，而且精力过人，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属罕见。他常常“以勤慎自勉”，也常常向他的臣僚们宣扬自己如何惜时如金，励精图治。他白天御殿听政，接见大小官员，批览奏章；晚上批阅各地密报，而且每一份奏折，他都要亲自启封，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并加以详细的指示，然后亲自密封上锁。
雍正帝继承其皇考康熙帝对边疆其他民族采取的恩威并举的政策，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西北骚动。第二年正月，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兵讨伐，攻占了青海湖周围的地区。二月从西宁向西进军，奇袭驻守在腾吉里克（今青海柴达木河下游）的丹津。当时丹津还睡在被窝里，得知清军到来，“人不及衣，马不及鞍”，惊慌中穿了一身女人衣服，只身逃奔准噶尔，青海遂告平定。
接着，清廷即派使臣至准噶尔，要求引渡丹津，其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拒绝交出丹津。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立。策零年少好战，不仅不交出丹津，而且还领兵出击，杀害屯田新疆的清兵。雍正九年（1731年）五月，清靖边将军傅尔丹率兵讨伐策零，结果兵败和通伯（今新疆富蕴县东北），损失惨重。第二年七月，策零袭击清驸马和硕亲王策凌在塔米尔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的驻地。策凌率蒙古兵3万，袭击驻扎在光显寺（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的准噶尔军，策零梦中惊起，率部向西奔溃，逃回新疆。之后，又多次被清军打败，策零被迫讲和，西北边疆平定下来。
故宫军机处内景
雍正帝先农坛耕作图
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云贵地区，雍正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废除世袭土司、改派流官治理的建议，改革自元、明以来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推行的土司制度，改任用流官，设立府县制，这就是“改土归流”。至雍正九年（1731年）“改土归流”的地区已达309处，“蛮悉改流，苗亦归化”，建置了许多府州县。这一措施适应了民族杂居扩大和民族融合发展的客观趋势，有利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南地区的疆域。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暴毙于圆明园，时年58岁。庙号世宗，谥号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
雍正帝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
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个儿子，母亲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清朝第六位皇帝，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因其年号为乾隆，故又称其为乾隆帝。
乾隆皇帝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既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很有建树的皇帝之一，还是我国封建帝王史上享年最高的皇帝。他继位时，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70余年的治理，经济上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此基础上，经过乾隆皇帝的努力，使清朝达到了强盛的极点。
乾隆中叶，全国的耕地面积已达到700万顷，比顺治末年增加了1/3；人口也空前增加，到乾隆末期已经超过3亿。较为突出的是商业和城市日趋兴盛，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扬州的商业十分发达，聚集了全国的商业大贾。乾隆南巡扬州时，曾有“广陵风物久繁华”和“广陵繁华今倍昔”的诗句，描绘了扬州的生意兴隆。
在武功方面，乾隆统治时期也极为强盛。乾隆皇帝先后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一次回部叛乱，两次大小金川叛乱，并镇压了一次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与廓尔喀作战2次，其中缅甸、安南各1次。通过武功，使其都向清朝上表纳贡。为此，乾隆帝曾志骄意满地夸耀自己“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
乾隆皇帝继位后，便组织文人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辑了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四库全书》。“四库”二字，最早是唐朝魏征提出来的。乾隆皇帝一向贪大求全，亲自给这部书取名《四库全书》。
为编好这部书，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乾隆皇帝任命皇室郡王及大学士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实际上主要的校纂者是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和总校官陆费墀，而以纪昀出力居多。为了编写《四库全书》，乾隆帝组织了360余名文人，其中不少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姚鼐、朱筠、王念孙等。
在编写中，他们把过去的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购采访本、私人进献本及国内一些通行的流传本，统统集中起来重新校勘，按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汇编，该刻印的刻印，该抄存的抄存。明、清两朝政府编辑的实录、正史、政书、会典、方略、方志、目录、诗文总集等各种图书，大部分也收入《四库全书》，总计收入3503种（也有的说是3461种），79337卷，装订成36275册；存目6766种，9355卷；仅抄写人员就有1500人之多。
十全老人之宝
我国图书典籍非常丰富，真可说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四库全书》虽然不可能将天下的书籍一一尽收，但朝廷不惜工本，聚集相当的人力从事规模巨大的编纂工作，将各种已刊未刊的书籍，尽力搜集，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它对我国古代图书的保存，学术文化的发展，是很有功绩的。
乾隆帝推行有刚有柔的治国之道，安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地位。在经济方面，他认为“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务本足国、首重农桑”。历史的经验也使他深知，年景丰歉，粮价涨落，不仅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其统治地位能否巩固。
为此，他把发展和保护农业生产，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首先，乾隆皇帝为发展生产，比较关心民众的疾苦。如哪里受了灾，他便亲临灾区踏勘，减免灾区的赋税，及时下令开仓赈济等。其次，乾隆帝提倡开垦荒地，免其“升科”。最后，乾隆帝注意提高耕作技术，要求民众植树造林，以保水土，训勉各地官员不误农时。同时，他还重视兴修水利，特别注意治理黄河，以预防水灾的发生。所有这些，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作用。
乾隆皇帝之所以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是因为他不但在治国之道上卓有成效，而且在“武功”方面，即在平定叛乱、安边固防上也有重大功绩。他先后有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两次廓尔喀之役和缅甸、安南之役等，计10余次。这10余次战役，对国内边境少数民族的平叛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对外战争也都以邻国请和而结束。
清初的几个皇帝，一方面重视、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对不利于其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则严加禁锢。因此，早从康熙、雍正时起，就开始搞起文字狱来，到了乾隆时期，竟兴了70余次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由于挑剔文字上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即捕风捉影地罗织罪名，滥杀无辜。
乾隆帝
此外，乾隆皇帝还多次颁布禁令，派人四处搜求遗书，对于那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异端邪说”，一律加以查禁、销毁，私藏禁书者重罚。据统计，仅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七年（1782年）的8年中，全国毁书24次，538种，13862部。乾隆帝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但它起着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摧残人才的恶劣作用，其后果是严重的，造成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窒息局面。
乾隆皇帝尽管是个有道之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他封建帝王挥霍淫逸的本质。乾隆皇帝为了追求享受，大修避暑山庄，所费亿万；大修圆明园，也不下亿万。乾隆皇帝6次南巡，又5次巡幸五台山，5次告祭曲阜，7次东谒三陵，2次巡游天津，1次登嵩山，1次游览正定，多次避暑热河，加之“十全”用兵，又耗费12000万两以上。
有人说，乾隆皇帝好像一个纨绔子弟，得了先人的遗产，穷奢极欲，富丽堂皇，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枢纽。实际上，到乾隆帝末年，多年丰盈的库府几乎挥霍一空，形势急转直下，使盛极一时的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
乾隆皇帝在位之初，就曾焚香告天，发誓“若得60年，即当传位于嗣子”。乾隆帝一共三次密定储位。前两次，所定皇子都夭折了；第三次，密立的是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当了60年皇帝后，于九月宣布明年退位。第二年正月，乾隆皇帝举行了内禅之典，让位给颙琰，即嘉庆皇帝，这就是清仁宗。乾隆帝从此自称太上皇，于嘉庆四年（1799年）病逝，享年89岁。庙号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葬于清东陵之裕陵。
乾隆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乾隆帝在位60年，禅位后又继续训政，实际行使最高权力长达63年零4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乾隆帝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百姓，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使得清朝国库日渐充实。乾隆时期武功繁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并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版图由此达到了最大化，近代中国的版图也由此正式奠定。乾隆帝在位期间，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汉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开博学鸿词科，修《四库全书》；同时民间艺术有很大发展，如京剧就开始形成于乾隆年间。但是后期吏治有所败坏，多地爆发起义。严格抵制英国、俄国的侵略性行为，但闭关锁国政策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中国正处于近代的前夜。
乾隆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专制者，严重压抑了民众甚至官僚阶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了同时也僵化了专制体制，给以后的发展制造了巨大障碍。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制造者之一。乾隆年间的文网之密、文祸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顶峰。
清仁宗，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1760—1820年），乾隆皇帝第十五子，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清朝第七位皇帝，入关后第五位皇帝。在位二十五年（1796—1820年在位），因其年号为嘉庆，故又称其为嘉庆帝。
幼年时颙琰生活在乾隆盛世中，享受了皇家所有的幸福。本来他是不会被立为太子的，只是因为在乾隆的皇子中，不是年纪轻轻死去，就是对皇位不感兴趣，还有的怕招来杀身之祸而不愿接受皇位的继承。
当初，在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乾隆皇帝的第二子出生了，这个婴儿是乾隆帝嫡福晋所生。由于清代以前的皇帝没有一位是嫡长子，所以雍正皇帝非常重视这个孙子，并亲自赐名永琏，暗示在乾隆之后立他为皇帝。乾隆皇帝继位后，马上将传位永琏的诏书放在了正大光明匾后，谁知永琏没有当皇帝的命，只活了9年就离开了人世。
其后不久，皇后又生下了皇七子永琮，一心完成祖先遗愿的乾隆皇帝，马上决定立这位嫡子为太子。谁知传位永琮的诏书刚放到正大光明匾后，2岁的永琮也离开了人间。连丧两子的乾隆皇帝，再也不敢立嫡子为太子，更不敢将传位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匾后了。
就这样，乾隆皇帝只得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了忠厚老实的颙琰，而且，为了不让老天夺走他这个儿子，乾隆帝一直没敢宣布立他为太子。直到即将禅位的前一年，才正式公之于众。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颙琰，史称“嘉庆帝”。
嘉庆帝继位后，政事仍由乾隆帝决定，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病死后，他才开始了亲政道路。亲政后的第六天，他就逮捕了和珅，抄了和珅的家。从和珅家抄出家财约白银10亿两，不久便将和珅处死。
为了能够解决乾隆帝后期的种种弊政，他想通过改革来达到解决的目的，然而由于这时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农民大都沦为佃农、雇农，再加上吏治腐败，贿赂公行，武备废弛，军无斗志，各地农民起义纷纷爆发，使得嘉庆帝无法实行他的政治构想。仅嘉庆元年（1796年），今四川、湖北地区爆发白莲教起义就历时9年，其面积遍及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五省，虽然得到了平息，但耗资近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使得清王朝的元气大伤。同年，又有黔、湘地区的苗民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组织京师、河南、山东等地教众起义，京师一支并曾攻入紫禁城，京师为之震动。嘉庆十九年（1814年），陕西三才峡木工因失业乏食，也发动起义。另外，东南海上也有蔡、朱等领导的反清起义，使得嘉庆帝统治时期社会特别混乱。
嘉庆帝
到了嘉庆帝后期，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英国为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相继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进行对话。由于礼节问题而没有进行，此后，英国利用鸦片贸易来抵消贸易逆差。嘉庆帝觉察到鸦片的危害，于嘉庆五年（1800年）禁止鸦片进口，以后又不断采取禁烟措施。但因禁令不严，鸦片贩子又通过贿赂和走私手段，一些与鸦片利益有关的官员加以阻挠，鸦片输入反而连年激增，从而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灾难。
嘉庆帝一生，曾经遭逢两次宫变。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大内，将进顺贞门，突然有一汉子冲出行刺，嘉庆帝的随从100多人一时被惊呆，亏得在场的几个亲王卖命格斗，才将刺客擒住。原来，他叫陈德，是个平民，因贫困无告，愤恨统治阶级的压榨，才舍身潜入皇宫，准备刺杀皇帝。事后，陈德一家被残杀。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嘉庆帝离宫北去木兰狩猎。这时京郊林清领导的一支天理教农民起义军，决定乘清朝的王公大臣外出迎接嘉庆帝回宫，宫中空虚之日，攻占皇宫，推翻清王朝。九月十四日，起义军扮成商贩，暗藏武器，混进京城，和皇宫内的部分太监取得联系后，于十五日中午发动起义，冲入西华门，沿皇道直扑隆宗门。皇宫护卫军忙关闭大门。起义军转而从养心门对面南墙外，攀缘树木，爬上墙头，被皇次子旻宁率领清军用火枪击败。事后，嘉庆心有余悸，下令将宫内树木全部伐掉。后代皇帝从祖训，也不重新种植树木，致使今日故宫古树罕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再次去木兰游猎，住于避暑山庄。先是头痛发热，之后病情日益严重。嘉庆帝知道不好，连忙宣召大臣赛冲阿、托津等入室，宣布立即传位于皇次子旻宁，二十五日死于避暑山庄，享年61岁。庙号仁宗，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昌陵。
总的来说，嘉庆帝与他的父、祖相比，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更加严重。
他在位期间正值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白莲教之乱，八旗生计、河道漕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鸦片亦流入中国，清朝出现了中衰。
嘉庆帝龙袍
然而，嘉庆帝的平庸，并不是他的性情所致，而是历史的必然，在乾隆晚期，清朝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迹象，白莲教的起义，再加上乾隆帝晚年举办寿宴过度的奢华，使得嘉庆初期国库空虚，所以说乾隆帝实际上是留下了个烂摊子给嘉庆帝。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清宣宗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年），原名绵宁，继位后改为旻宁。嘉庆皇帝第二子，母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清朝第八位皇帝，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六位皇帝，也是清朝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因其年号为道光，故又称其为道光帝。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初十，爱新觉罗·旻宁生于紫禁城撷芳殿。他是嘉庆帝嫡出的皇次子，出生时父亲嘉庆帝颙琰尚为普通的皇子，母喜塔腊氏为颙琰福晋（嫡妻）。由于长子早夭，所以他是事实上的嫡长子。清朝不立储君，康熙帝曾一度学习汉人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不久即废。雍正帝创设秘密立储之法，也不是立嫡立长。但嫡长子在继承皇位上，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旻宁6岁开始读书，授读的是翰林院编修秦承业和检讨万承风。成年以后，旻宁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院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汪氏为嘉庆、道光年间名臣，史传称其“风裁严峻，立朝无所亲附”，“多闻渊博”。旻宁对其十分敬重，称其讲学“非法不道，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于师道、臣道可谓兼备”。旻宁所受的传统教育是十分严格而系统的，而且似乎也颇以此自诩。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在文华殿的经筵上常常是侃侃而论儒家经典。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10岁的旻宁跟随祖父乾隆皇帝打猎获鹿，乾隆帝大喜，赐黄马褂、花翎。
嘉庆帝继位时，旻宁已14岁。嘉庆元年（1796年），旻宁大婚，娶满洲镶黄旗布彦达赉之女钮祜禄氏。十一月奉嘉庆帝赐册，立为皇子绵宁的嫡福晋。长大成人的旻宁，“颀身隆准，玉理珠衡”，仪表高贵，举止得体。他既有祖父的真心宠爱，又有父亲的着意栽培，由他来承继爱新觉罗氏的帝统，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初十，嘉庆帝根据密建皇储的家法，亲自写上旻宁的名字，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锦匣之内。嘉庆十三年（1808年）正月，原配嫡福晋钮祜禄氏薨，继娶佟佳氏为嫡福晋。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旻宁随其父巡狩木兰，因连天阴雨绵绵，故先期回到京师。他这一回来，正赶上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变。嘉道年间，北方地区的白莲教诸门派活动频繁，统治者虽然采取了残酷的剿灭手段，但始终未能平息，甚至京畿重地的百姓也纷纷传习。这一年，久居京郊的天理教坎卦教主林清策动了一次起事，准备在内廷信教太监的接应下，攻入皇宫，一举推翻清帝的统治。九月十四日，林清教徒200余人潜入京城，翌日在太监的引导下，分为两路，由西华门、东华门攻入紫禁城。时旻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讯即命侍者携鸟枪入，并下令看好四门，敦促官兵入内剿捕。攻入西华门的一支义军，已杀到隆宗门，并翻墙进入皇城。旻宁立于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中两名已经爬上房顶的教众。此时清廷上下乱作一团，但义军准备不足，组织很差，起事终于失败。这一事变，使得旻宁在内廷上下人等心目中威望大增。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即封旻宁为智亲王，增俸银1.2万两，连他所使用的那支枪也命名“威烈”。事后，旻宁上奏着实自谦了一番，声称自己当时“事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所以一切奖励均不敢当。此后，旻宁备受嘉庆帝器重，嘉庆帝称赞他“忠孝兼备”。
旻宁读书像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亲赴热河秋狝，旻宁跟随父皇前往。此时嘉庆帝病重，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禧恩、和世泰等人当众开启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匣子，宣布嘉庆四年（1799年）时候的诏书，立旻宁为皇太子。嘉庆皇帝驾崩后，当日就护送嘉庆帝的灵柩回北京。八月二十七日，旻宁正式继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改明年为道光元年，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
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道光帝加封托津、曹振镛为太子太傅。四月，授予伯麟为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为武英殿大学士；封阮福晈为越南国王；封松筠为兵部尚书，庆惠为热河都统。
新入值军机的是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黄钺三人，其中曹振镛因“小心谨慎，一守文法”而“最被倚任”。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乾隆年间任职翰林院，嘉庆年间屡屡升迁，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历官三朝，在三个很难侍候的皇帝手下当差，居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在道光朝充军机首辅10余年，备受信任，屡有褒奖，被称为“股肱心膂之臣”。曹振镛抱定“多磕头，少说话”的做官要诀，处处小心老成，事事不逾旧制，这与以“守成”为指归的道光帝是极为相契的。
不过道光帝继位之初，也颇有一番振刷朝纲的宏愿。道光帝执政仅半月，即于九月十一日下诏清查陋规，诏书中称：“箕敛盘剥之风日甚一日，而民间之储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因此民生困极。与其私取，不如明给”，“各省的陋规，如舟车行户、火耗平余、杂税存剩、盐当规礼，其名不一。有此地有而彼地无者，有彼处可以裁革而此处断不能裁者。虽然明令禁止，照样巧取豪夺，上司借此恐吓属员，小民为此控告官吏。不如明立章程，加以限制。只是各省情形不同，令各地督抚将所属地区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此后再有搜刮者，一经查出，即从重治罪。
道光皇帝喜溢秋庭图
陋规是清朝官场的一大弊端。清代官员俸禄过低，又无必要的行政经费支出，故“办公”之类费用莫不取给于陋规。陋规名目繁多，各地征收地丁赋税中提取的“火耗”“银耗”为其大宗，余下的就是各种行贿受贿的代名词。如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的馈赠，夏有“冰敬”，冬有“炭敬”；京城官员出差路过地方，索取“程仪”；地方官署办差，有津贴、月费等开支；水师巡洋，商贾渔民要孝敬“水礼”，等等。雍正年间曾对陋规有过一番整顿，“耗羡归公”，划为养廉，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陋规之妙，就在于它表面上是不合法的，但实际上成为官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表面上是违反道德准则的，但实际上是官场中人的一种非正式收入，谁也离不开它。清代官场贪污受贿，上下其手，风气腐败，黑幕重重。要整顿吏治，首先必须整顿陋规，但整顿必须和整个官僚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方能收到成效。这样的改革一旦付诸实施，必然引起大小官僚的极大震动，以道光帝的胆量和见识，他是万万下不了这种决心的。新皇帝要整顿的虽然只是地方钱粮征收中的一些陋规，还不包括其他，但谕令一下，立即引起官场一片混乱，遭到齐声反对。在官场的一片反对声中，道光帝只好屈从。十二月十三日，他明发上谕，说自己“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抑且有伤于国体”，“著即明白宣示各督抚，停止查办”。对反对此议甚力的臣属，他温言褒奖，呼为“诤臣”，交部议叙；而倡议此事的英和，则以“冒昧建言”的过失令其退出军机处。
道光帝执政30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他虽然痛下决心施行“实政”，收效却不明显，这常常使他困惑。他对朝政不可谓不认真，成天忙忙碌碌，却总是顾此失彼。他感到各级官员在蒙骗他，不肯求实，不肯认真，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他在起用新人时总是满怀希望，指望他们能一举廓清积弊，求得国泰民安，但最后带给他的大多是失望，甚而是痛苦。他虽然感到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已经破旧，但总想依据“祖制”修修补补，从不思考另觅新法。所以，他只得在各种现实问题的矛盾中苦苦周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眼睁睁地看着清王朝衰落下去。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初七，道光帝正式登基才十来天，就传来了西北边陲发生动乱的消息，这是扰及道光帝执政最初十年间边疆骚动的先声。
事端是由当地大和卓博罗尼都的后裔张格尔纠集闹事挑起的。博氏在乾隆朝曾经参与发动反清叛乱，事败被杀。其子萨木克逃匿浩罕，生有三子，张格尔为其次子。张格尔的玛赫杜米家族曾长期统治天山南麓广大地区，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有广泛的影响。清廷统一天山南北后，玛赫杜米家族的后裔逃亡至浩罕，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策划恢复失去的天堂。张格尔的闹事，得到浩罕统治者的支持。浩罕利用清廷争取边境地区安宁的愿望，不断在贸易特权等问题上纠缠，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放出了一直声称要打一场“圣战”的张格尔，以收渔人之利。张格尔闹事的背后还有英国殖民主义者活动的影子，其队伍的装备和训练都与英国人有关。而清廷地方官员的腐败和荒淫，正好为民族分裂叛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道光帝书法
八月间，张格尔率300余人骚扰边卡，领队大臣色普征额带领清军很快将其击溃，待张格尔狼狈逃回浩罕时，仅剩残兵败将二三十人。道光帝接到边疆滋事的奏报后，最初的反应是“勿妄杀戮，以安众心而靖边圉”，希望地方官员能稳妥谨慎地处理。所以，他在听到参赞大臣斌静已将擒获的俘虏一概处死的消息后，心里就起了疑惑，即令伊犁将军庆祥前往调查。
不久，斌静等人种种腐败不法的行为陆续被揭露出来，道光帝遂于道光元年（1821年）二月将其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对张格尔叛乱的严重性，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认为他们“实因穷苦起意抢掠”，朝廷既然已经严办了失职的官员，事端大约就可以平息了。
道光帝很快就为自己的这种轻敌思想付出了代价。已经继承了宗教首领身份的张格尔没有停止活动，他依然“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积蓄力量，以图再起。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五年（1825年）间，他脱离了浩罕的控制，不断组织布鲁特（柯尔克孜人）前来骚扰，而清军的无能也逐渐暴露。
道光四年（1824年）十月，回部匪酋张格尔率兵进入乌鲁克卡伦，清军围剿失利，侍卫花山布等阵亡。后巴彦巴图等率兵剿张格尔，大败张格尔，张格尔奔喀拉提锦。
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张格尔纠结安集延、布鲁特的回部部众进入清军哨卡，喀什噶尔的回部部众也为之响应。道光帝命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率兵进剿张格尔。不久，张格尔攻陷和阗城。道光帝命长龄为扬威将军，命武隆阿作为钦差大臣，与杨遇春一起协助管理军务。八月，回部匪酋巴布顶等人攻陷英吉沙尔；张格尔攻陷喀什噶尔城，然后接着攻陷叶尔羌。
道光七年（1827年）正月，和阗地区的回部部众投降，但是不久又被张格尔攻陷。道光帝任命惠显为驻藏大臣。四月，长龄等人攻克喀什噶尔，张格尔逃走未能将其捉拿。
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抓获匪首张格尔，并且行献俘礼。道光帝亲临午门受俘，亲自宣布张格尔的罪恶，将其处以极刑。
这次西北用兵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清廷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及清军作战、应变能力的诸多弊病。为了对付张格尔一伙乌合之众，清廷动用了近4万人的军队，花费了1000多万两银子，并且前后折腾了7年。
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回匪安集延等人再次攻陷喀什噶尔，围喀什噶尔城，道光帝命玉麟前往新疆围剿。十二月，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的回匪被清军平定。
此时，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对付汹涌而来的鸦片烟毒，已经悄悄地但十分严重地摆在他的面前。鸦片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自古被视作药材，用于麻醉和镇痛。大约从唐代以后传入中国，在明代医书中已有记载。明清之际，鸦片的吸食法由爪哇传入台湾，又由台湾传入福建，逐渐流毒社会。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的鸦片生产和专卖后，这种毒品销往中国获得极大利润，并成为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清廷禁止吸食鸦片，至迟在雍正七年（1729年）已有明确规定，当时每年进口不超过200箱（每箱重为50～60千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明确禁止药用以外的鸦片输入与贩卖，此时每年进口数增至1000余箱。到了嘉庆元年，清政府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但鸦片走私有增无减，每年输入已在4000箱以上了。道光帝继位之初，重申了嘉庆时的禁令，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严查海口、禁止运入方面。广州方面的鸦片贸易一度吃紧，中外鸦片贩子在澳门的囤积和黄埔的买卖均感受到威胁，于是，烟贩设趸船于零丁洋。为了督饬各级官员厉行禁烟，道光帝于道光三年（1823年）下令吏、兵二部制定了《失察鸦片条例》，上谕称：“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在这以后，由于河工吃紧，漕运危急，加上西北用兵，道光帝几乎没有时间来过问这个问题，鸦片走私入口的数量很快就突破了1万箱。道光初政时的禁烟活动没有收到成效。
随着鸦片走私数量剧增，白银外流的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注意。早在道光二年（1822年），御史黄中模就提出过鸦片“耗财伤生，莫此为甚”，道光九年（1829年）正月御史章沅则报告说，鸦片“每年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吸食者“渐染十数省之广”。道光帝即令广东方面的大员李鸿宾、卢坤等妥议章程，结果订立了《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道光十年（1830年）五月又订立了《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将打击矛头对准各地走私烟贩以及包庇他们的书役兵丁。道光帝认为：“鸦片流毒内地，较纹银出口为尤甚”，警告制定章程的广东官员“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六月，御史邵正笏奏称内地多有种卖鸦片事，有台浆、葵浆、建浆、广浆、芙蓉膏等名目。此折引起道光帝的注意，他下令各省督抚确查严惩，妥议章程，在全国范围查禁鸦片种卖。他所提出的办法是地方官于抽查保甲时随时稽查，由道府出具印结，督抚每年年终具奏一次。从这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各地官员多有复奏。
道光十一年（1831年），广东的黎族乱匪作乱，道光帝命李鸿宾派兵进剿；并且以在广东贸易的英国人违反禁令之名，命李鸿宾等人彻查办理。六月，申明颁布官民购买并吸食鸦片的罪责。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陶澍上奏英国的商船再次进入中国海域，并且有时不遵守约束，应当严惩。道光帝认为他是挑起事端将其驳斥。九月，英国的商船再次进入中国的主权海域，道光帝命沿海省份整饬水师。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月，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抵达广州，在要求与两广总督会见直接磋商贸易事务被拒绝后，率军舰炮击虎门。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两广总督卢坤、水师提督关天培奏请增修广州炮台，广东定《防范洋人贸易章程》。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疏陈鸦片为害之烈，主张严禁。十二月，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道光帝命林则徐以禁贩鸦片檄谕英国及各国在粤洋商，于虎门销烟。五月，英水手杀村民林维喜，英领事义律拒交凶犯，侵犯中国法律主权，史称“林维喜事件”。九月，英舰在虎门外穿鼻洋挑衅，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迎击。十二月，清廷停止与英人贸易，以林则徐为两广总督。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英舰队在广东海面集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严密设防，英军无隙可乘。六月，英军北犯定海，疯狂屠杀，占领定海。七月，英军直抵天津，直隶总督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向英人妥协。道光帝迫于英军气焰，竟将林则徐、邓廷桢交军机处严加议处。九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以琦善署两广总督。十二月，琦善擅自与义律订定《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英军攻陷虎门沙角、大角炮台，道光帝被迫下诏向英军宣战，派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主持战事。二月，英军进犯广东虎门，引起虎门海战，关天培力战殉职。因与英人交涉中妥协退让，道光帝夺琦善大学士职，逮捕讯问，抄没其家。五月，《广州和约》的签订，激起广州人民义愤填膺，广州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英军攻陷长江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上海失陷。七月，英军舰侵入南京江面，钦差大臣耆英与英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在南京江面英舰上谈判，答应英国一方提出的全部条款。道光帝批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答应割地、赔款、五口通商。中国从此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步入近代，道光帝也就成为唯一的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英国女王颁布香港皇家殖民地宪章（即《英王制诰》），以璞鼎查为首任总督兼驻港英军总司令。八月，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九月，上海开埠。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耆英与美国代表顾盛签订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九月，耆英与法国代表签订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
道光帝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六月，耆英照会比利时来华谈判专使兰纳，准许比利时按五口通商章程办法通商。十一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公布了与英国驻租界地之先河。十二月，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数千人众冲入府署。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月，耆英与瑞典、挪威签订《五口通商章程》。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重申不准法人擅入内地传教。五月，拒绝俄罗斯在新疆通商贸易。十二月，英驻沪领事阿利国上书香港总督文翰，建议对中国再次发动战争，以便获得更多利益。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二月，葡萄牙澳门总管亚马勒非法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停征关税，并下令封闭粤海关衙门。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立场动摇，指挥失败，使中国蒙受耻辱，实在可悲。但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事件之后他没有反思，没有任何振兴王朝的举措。
道光帝素以节俭著称。作为一代帝王，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在民间有关清朝皇帝的传说中，他从来没有风流艳事。私家记载他的一些逸闻，几乎都与“节俭”有关。力崇节俭，为道光帝个人德行赢得了声誉，但也仅此而已。他这种值得尊敬的品行，对现实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月十一日，嘉庆皇帝的遗孀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去世。道光帝15岁时生母即病故，故对这位继母十分尊敬，她的去世，给道光帝的精神打击颇大。在料理皇太后的丧事之后，他也病倒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势加重，遂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和内务府大臣文庆“入内”，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为恭亲王”。随后死于他的寝宫圆明园慎德堂，终年69岁。四月上谥号为“成”，庙号宣宗。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葬于慕陵。
道光帝在位期间，整顿吏治，整厘盐政，通海运，平定张格尔叛乱，严禁鸦片，力行节俭，勤于政务，但其才略有限，社会弊端积重难返。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8年，道光帝苟安姑息、拒绝变革，而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也已在酝酿之中，清王朝陷入危机。
清文宗咸丰帝爱新觉罗·奕𬣞（1831—1861年），清宣宗道光帝第四子（原为庶子，后成嫡子），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清朝第九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七位皇帝，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因其年号为咸丰，故又称其为咸丰帝。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十七日，奕𬣞生于京师圆明园澄静斋，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家境寒素。她入宫之初，封为嫔。但她聪慧漂亮，妩媚动人，很讨道光帝的喜欢，晋封为贵妃。钮祜禄氏生子两年后，孝慎皇后佟佳氏病死。她时来运转，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之事。翌年，被册为皇后。钮祜禄氏虽身为皇后，但渐因色衰而爱弛，郁郁寡欢，得了大病。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病死，年33岁。奕𬣞当时只有10岁。
奕𬣞是道光帝旻宁的第四子，但他生逢其时。道光帝所生的前三个皇子奕纬、奕纲、奕继先后夭折，因此奕𬣞虽是四皇子，但实际上处于皇长子的地位。奕𬣞生母过世后，交由静贵妃抚育。静贵妃是刑部员外郎花郎阿之女。静贵妃膝下只有六皇子奕，奕比奕𬣞小一岁。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奕𬣞收在膝下抚育，奕𬣞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如同胞弟。而后来同奕𬣞争夺皇储最有力者，就是他视作同胞的六弟奕。
道光在连丧三位皇后——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的悲伤之余，没有再册立皇后，便册静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奕和奕𬣞，都在上书房读书，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并无嫌猜。但他的来世，好像是一个兆头，皇子接连诞生。皇子众多，使道光帝日后的立储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清文宗读书像
道光帝时有五子，七皇子、八皇子、九皇子年龄太小，难以入选。四皇子、五皇子、六皇子年龄相近，但五皇子既不聪明，也不老成，生母又不为道光帝所喜，也不能入选。入承大统只能在四皇子和六皇子之间抉择。就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奕略胜一筹，而奕𬣞还是个跛子。在封建社会，皇太子被视为国本，关系甚大，因此，道光帝在两人之间长期犹豫不决。皇子们虽觊觎皇位，但绝不能显露出来。兄弟争夺，既非悌友之道，更非君王之道。道光帝也不能听任康熙朝故事重演。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清晨，道光帝已将垂死，特召数位重臣至寝宫慎德堂，宣示建储“御书”：四皇子立为皇太子，封六皇子奕为恭亲王。未久，道光帝便死去了。
当日起，奕𬣞即开始听政。正月二十六日，他在清宫太和殿行登基大典，王公百官朝贺如仪，改明年为咸丰元年。此时他尚不满19岁。
年轻的咸丰帝继位，颇有振作之心。咸丰帝继位之后的主要措施一是清洗军机处，任用改革派官员革新弊政；二是大举提拔汉族士绅官僚，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从《清文宗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就罢免了道光朝的军机大臣穆彰阿。随后又罢免了主和派的耆英等。而且咸丰帝初年为了缓和与恭亲王奕的政治矛盾，任命其为军机大臣；但是不久罢免了奕的职务，巩固了皇权。
咸丰帝罢免了道光朝的主和派大臣之后，重新安排了军机大臣的人选。咸丰帝开始任用肃顺等改革派官员，对之前的政治局面实行整顿。肃顺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愈演愈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咸丰帝继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洲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咸丰帝御批奏折
咸丰帝临朝理政的第一天，遇到的第一项政务，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报告湖南天地会李沅发起义部众进至广西的奏折，他指示命郑祖琛率领文武“分路兜剿”，擒拿李沅发。历时四个月，李沅发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咸丰帝满心欢喜，向有功大臣颁赏加衔。
这时，更大的起义爆发了。首先是广西、广东的天地会众纷纷起事，占州据县10余座，势力大张。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对于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一开始是不清楚的，只是看见广西地方不靖，“匪”势猖獗，于是他三次诏令广西巡抚郑祖琛实力剿捕。随后，他见郑祖琛镇压不力，便改派最受信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前往广西剿办，并调镇压李沅发起义有功的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不久他又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命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并调湘、黔、滇兵弁各2000入桂。林则徐在广东潮州途中病卒的消息传到北京，他再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办理广西军务。接到了李星沅等人的奏报后，他才朦胧地了解太平天国的情况。在两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南方重镇，威胁清朝中部腹地，于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咸丰帝于三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北伐以及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事变”使清廷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咸丰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合力扑灭太平天国运动。
就在清王朝与太平军进行长期战争的同时，全国各地民众亦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规模较大者有：
（1）捻军。嘉庆初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省的私盐贩夫、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中存在着分散的秘密组织，称为“捻”。咸丰元年起，皖北、豫的“捻”党纷纷起事，其中最大的为由张乐行领导的在安徽雉河集起事的一股。咸丰五年（1855年）秋，豫皖边地区的捻军各首领在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了五旗军制。咸丰七年（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封号，此后，活跃于淮河两岸，并进击豫东、苏北，兵力达10万以上，坚持斗争18年。
（2）天地会。天地会是南方各省的民间秘密组织，始创于乾隆年间，内称“洪门”，有小刀会、红钱会等支派。咸丰三年（1853年）起，各地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最著名的有：黄德美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曾占漳州、厦门等地，后退海上；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有会众数万，曾占德化等10余县；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有会众数万，曾据上海、嘉定等县城；何六、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号召会众10万，称“红巾”，围攻广州半年，后退入广西桂平，号“大成国”，曾占柳州、梧州、南宁；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曾占灌阳等地，号“升平天国”，聚众数万，活跃于湘、桂、黔三省边区。
这些起义，配合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造反”浪潮。18行省中，已有14行省战火正炽，相比之下，稍稍平静一些的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也不时爆发一些小规模的聚众抗官的事件。“造反”！“造反”！咸丰帝的脚下，再也没有一片平静的土地。这是清朝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混战”局面。
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咸丰帝无以应付；面对着如此众伙的“逆贼”，咸丰帝的负担更加沉重了。他已经非常倦怠，也确实无此心力。他常常想到天意，曾多次祈天求神，但局势总是那么坏，只得愁绪满怀，真正感到自己无力回天了。
就在咸丰帝一筹莫展，消极应付局势的时候，清王朝的一些官员由下而上地办起两件大事：一为厘金；二为湘军。
太平军兴，使咸丰帝最为头痛的就是无钱。无钱即不能调兵，不能募勇，不能继续作战。他多方筹措，开捐输，清家底，挪闲款，迫令各省交钱。他甚至还下令将内府所藏的乾隆年间御制的三口大金钟（分别重400千克、350千克、290千克）熔化，取金以充军需。这些方法用了3年，到这时已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太平军兴至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咸丰帝共拨军费银将近3000万两，而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22万两，就连京城官兵的俸饷也开不出来了。为了解救财政危机，咸丰帝批准通行官票，后又批准印制钱票（又称宝钞、钱钞），又以纸代银、钱。同时，他又批准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咸丰四年（1854年），他因铸大钱的铜料不足，还批准了铸造当一、当五、当十的铁大钱，甚至批准铸造铅钱。此类票、钱顿时引起金融市场的极大混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咸丰帝对这些后果事先完全清楚，为了挽救财政困局，筹措军费，他不得不这样做。即使如此，中央财政仍然处于无银可放的困境。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曾奏请停发在京官兵俸饷，咸丰帝考虑再三，认为王公大臣，收入素优，可以停发，其他官兵不能断饷，遂决定：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仍发春季俸饷。户部无银，他发内帑50万两以应急需。咸丰四年（1854年），户部奏准官兵的俸饷，以银两改折钱、票，不再以白银充兵饷了；而各衙门的公费等项银两，改折银、票对半。清朝的货币由此大乱。
自咸丰三年（1853年）下半年起，各军统兵大员（僧格林沁一路除外），再也收不到中央财政拨发下来的银、钱，只是收到咸丰帝指省拨款的命令。各省奉旨指拨也往往不能如数如期照解。统兵大员只得自想办法。他们一方面裁减兵勇，以节其费；另一方面自筹款项，起初主要靠捐输。负责琦善军营粮饷的帮办江北军务刑部侍郎雷以諴，根据幕客钱江的建议，在扬州创办厘金，以济军需。厘金是对各类商品抽取百分之一的税，初办时对米行、店铺征抽，称为“坐厘”，后又在各交通要道设关置卡，抽收厘金，称为“行厘”。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雷以諴扩大厘金范围，向里下河各州县征抽，同时上奏以闻。咸丰帝据此命令江苏省筹办厘金。是年底，咸丰帝又根据户部的建议，下令用兵各省推行，尔后遍于全国。厘金制度的实行，为清政府筹措了大量的军费。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共耗军费银1.7亿两以上，若无厘金的支持是绝不可想象的。
湘军的组建，是在太平军围攻武昌时，咸丰帝命丁忧在籍的前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团练事宜开始的。此后，咸丰帝四次任命免官在籍的三品以上大员共43人，办理安徽、江苏、河南、直隶、山东、浙江、江西、贵州、福建等省团练。团练是一种地方性的地主武装，任务是护卫乡里身家，无事仍为民，有警则为兵，不远行征调。团练的经费由当地绅耆筹办掌管。曾国藩一眼看出此种武装对付太平军完全无效，他在办团练的谕旨后面放手大干，编练出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湘军。
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督湘军攻陷武汉，咸丰帝喜出望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即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他对军机大臣们说，军兴以来，出征将帅连战皆败，而曾国藩以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对曾国藩颇为赞许。军机中有人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如匹夫，匹夫居乡里振臂一呼，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闻之立即变脸，对曾国藩由嘉许变为疑虑。不久，他不再让曾国藩署理鄂抚，改予兵部侍郎的空衔。曾国藩在接到署鄂抚之命后，照例以丁忧请辞，而咸丰帝竟以谢辞的奏折未书官衔为由，下令“严行申饬”。曾国藩“闻之黯然”，“怆叹久之”。湘军非经制兵（国家正式军队），曾国藩兵权在握，做皇帝的自然放心不下；而太平军威胁未除，下令解散湘军又无兵以对付“长毛”。咸丰帝两相为难。后来，尽管军机中有人常提到遣散湘军，以防尾大不掉，咸丰帝一直未从；同时他对曾国藩长期不加信任，不予实缺。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以丁父忧请辞，并怕咸丰帝不明其意，后又上了《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以退为进，要挟咸丰帝给一巡抚官职。咸丰帝也装聋卖傻，非但不夺情，就连兵部侍郎的底缺也开革了。次年，太平军进入浙江，咸丰帝不得已才命其复出，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才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官职。尽管如此，曾国藩所统湘军，兵力不断扩张，后来发展至10余万，出现了胡林翼、左宗棠等谋勇俱全的统帅，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也是清王朝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御赏”和“同道堂”章
厘金和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初期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与湘军正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封建王朝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在地方督抚的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只剩下了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受到了很大的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封建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变异。
正在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等国再次染指中国。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廷提出修约等要求，遭到咸丰帝拒绝，故而导致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清廷宣战，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攻占广州，但被击退。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以及英、法、美、俄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帝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劝诱，对英国则严词质问。谭廷襄奉旨行事，但是没有成功。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帝十分愤怒，但是不得不批准。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咸丰帝见大沽口获胜，尽毁《天津条约》。而后，英、法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六月，向大沽口进攻，咸丰帝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和战不定，痛失歼敌的良机。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八月初一，英、法两国舰队又一次抵达天津外海，为了避免纠缠，联军干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岸。僧格林沁为保存实力，下令南岸守军撤往通州。次日，英国舰队安然驶入白河。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之战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史称“庚申虏变”。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自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留京议和。奕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初六，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次日，圆明园遭到抢劫之后被焚毁殆尽。冲天大火数日不熄，耗银上亿两的东方名园一毁而尽。只剩下那些烧不掉的石头记载着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华民族的耻辱；铭刻着咸丰帝未能整军经武保卫国防的大罪和企图以夷制夷保全颜面的外交的失败。
咸丰帝继位后，仍用老皇帝留下的军机班底。是年底，他经过准备后罢免首席军机穆彰阿。军机中以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对于国家大政及大臣进退，咸丰帝仍先询杜受田而后行。因此，杜氏虽未入军机，职权却重于军机。穆彰阿、耆英两相罢斥，林则徐、周天爵等人起用，向荣兵败后获保全，以及黄河堤决发漕米60万石赈灾等事，无不反映出杜氏的胸襟和政治头脑。杜受田虽不是聪颖过人，但也老成持重，朝野中颇得崇信。
咸丰二年（1852年），杜受田亡故，咸丰帝痛失良师干臣。赛尚阿已赴广西督师，军机中以祁寯藻领枢务。祁氏为朴学之士，兼通义理和训诂，一时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他为政尚属清廉，但遇事不免迂腐，尤其是对湘军及曾国藩多加诋毁，更见其不能办事识人。咸丰此期政务不能显达，与他不无关系。咸丰四年（1854年），祁氏称病求退，咸丰帝允之。按例，大学士病退、丁忧，其位暂空一月，表示对老臣的慰抚。而祁退的当天，咸丰帝即授贾桢为大学士。此种特例，亦可见咸丰帝对祁氏的态度。
接替祁寯藻领枢务的是奕，但在咸丰五年（1855年）因兄弟嫌猜而罢斥。咸丰命文庆继任。文庆曾在道光朝两次入军机，四次受黜。咸丰帝登位后复出，由五品顶戴擢至尚书。他办事方式，一反祁寯藻，不重虚名，推崇实在。他虽为满人，但主张重用汉人，保全曾国藩，荐举胡林翼，重用袁甲三。在他管理户部时，特别看重主事阎敬铭（正六品，司官中最低一级，后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有事不耻下问。文庆为相时期，正遇咸丰帝倦怠政务，他为咸丰帝排忧解难，颇费心力。
咸丰六年（1856年）底，文庆卒。军机处以彭蕴章为首揆。彭氏以军机章京入值，以资深为领班。他为人廉谨小心，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但对湘军集团颇多微词。若按彭氏之意办理，湘军早被裁撤，清朝亦被断送。而在此时，肃顺已经崛起。
肃顺是郑亲王乌尔泰阿第六子，于咸丰初年入值内廷。他以卑微之身与咸丰帝谈论军国大事，知无不言，直抒己见，显示了其机敏聪颖的才能和勇于任事的性格，因而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顺由此官运亨通，历内阁学士、侍郎、都统、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但他更重要的职务，却是御前侍卫（咸丰四年，1854年）、御前大臣（咸丰八年，1858年）、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类内廷职务，本属带领引见，随护宫跸的差使，并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却给肃顺经常与咸丰帝接近的机会。
肃顺虽出身于皇族，但十分轻视庸碌无为的满人。他十分推崇湘军将帅，主张让汉人执掌兵符。咸丰八年（1858年），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指使下属参劾湘军将领左宗棠。咸丰帝密谕官文：“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得讯，嘱幕客外泄，授意他人上疏援救。咸丰帝询问肃顺时，他历数左宗棠的功绩，将其保全。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获罪革职。咸丰帝欲调湖北巡抚胡林翼督两江，询问肃顺。他称胡氏在鄂举措尽善，未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长江上下游皆得人。对于汉人的态度，肃顺与文庆相同，而他们两人皆为满人。祁寯藻、彭蕴章虽为汉人，却多维护满人，加害汉人。
肃顺办事，敢于用险着，大胆泼辣，雷厉风行。咸丰初年，财政困窘，他主张发钞票，铸大钱，裁减八旗俸饷，并将之强制推行。对于外患，他主张持强硬态度。对于当时吏治的败坏，他又主张用严刑峻法以挽颓风。在他的谋划下，咸丰朝兴起两桩大狱：一是轰动一时的“戊午科场案”，二是著名的“户部宝钞案”。“科场”“宝钞”案，反映出肃顺锐意求治，不惜求助于严刑峻法；其中又有铲除异己、张扬权势之用意。肃顺因此积怨甚重，人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仍毫不顾忌，上恃帝宠，下结党人，为所欲为。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咸丰帝出逃热河，载垣、端华、肃顺为内廷大臣，随驾前往。军机处五大臣中（穆荫、匡源、文祥、杜翰、焦佑瀛）除文祥留京，协助奕办理和局外，其余皆随侍。但是，京师的六部九卿几十个衙门无法搬至热河，仍留京办事。清政府分成了两半，头脑在热河，身体却在京师。在热河，是清一色的肃党，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京师，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奕再度崛起。清代的一切权力均出于皇帝。热河那头，拥天子自重，权势自然占有压倒的优势。据敬事房档案，咸丰十一年（1861年）大年初一，咸丰帝净面冠服在前殿升座，“章京希绷阿用楠木樱奶茶碗呈送奶茶，肃中堂揭碗盖”。“亲揭碗盖”这一举止，可见肃顺与咸丰帝关系之密切，可见肃顺一党权势之熏灼。在京师的这派政治力量，为了使咸丰帝能摆脱肃顺等人的暗中控制，也为了使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能恢复常态，多次奏请咸丰帝返回北京。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咸丰帝对奕等人的奏请予以驳责，称驻京公使“请递国书”一事尚未完全罢议，恐有纠缠；又称“天气渐居严寒”，决定“暂缓回銮”，“明岁再降谕旨”。在递交国书、天气严寒的理由的背后，可以看出肃顺的阻挠。在热河，咸丰帝身边全是其党人，回銮北京后，他们就不能完全独占局面。热河与京师之间，京师处于下风。
咸丰帝17岁为皇子时，娶克达萨氏为福晋。未久，克达萨氏去世。登位后，他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东太后）。他有妃嫔贵人共19人，答应、常在以下，人数不可考。其中，咸丰帝所喜欢者有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西太后）、丽妃他他拉氏、祺嫔佟佳氏、婉嫔索绰络氏、玟嫔徐佳氏。宫内格局，在清代的皇帝中，属正常现象。
咸丰帝当政初年尚能注重政事，召对批章，从不间断。皇后钮祜禄氏，颇符封建的“妇德”，见咸丰帝偶尔游宴，婉言进谏；外省军报及廷臣奏疏至寝宫，促其即刻省览，咸丰帝初时也无不相从。
太平军兴，英法联军之役起，时政艰难，咸丰帝绞尽心力以求治，而天下局势却越来越坏。他束手无策，中夜彷徨，不能自已，于是转向醇酒、妇人来排遣愁闷。早年的优美英发之姿，至此时转变为风流滑稽之态。对于他的荒淫生活，野史中有一些反映。
其一，贪美色。在避暑山庄，他依旧不问窗外风雨，今朝有酒今朝醉，只图自己逍遥快活。据书中记载：奕𬣞置兵败于不顾，携妃嫔游行园中，寄情于声色既聊以自娱，又自我麻醉。野史记载，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咸丰帝诏入宫中，最为眷爱。国难当头，他却依然沉浸于美色，不思进取。
其二，贪丝竹。他把一个戏班挪到承德，上午唱叫“花唱”，下午要“清唱”，天冷在屋子里演，夏天在“如意洲”演出。每天乐不思蜀。咸丰逃往热河避祸时，还不忘在行宫召集戏班为他演唱。有一次，他在演出中当众训诫演员称有一字读错。当演员表示旧的戏谱子上就是如此标注时，他答：“旧谱错了！”
其三，贪美酒。咸丰贪杯，一饮即醉，而且大耍酒疯。野史记载：“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者，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有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
其四，贪鸦片。咸丰即位不久，违背祖训，吸上鸦片，并美其名曰“益寿如意膏”。而且咸丰在热河期间常常吸食鸦片来刺激自己、麻醉自己。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咸丰帝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帝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庙号文宗，谥号显皇帝，其后葬于清东陵定陵。
咸丰帝即位后便勤于政事，大手笔地对朝政改革。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罢斥了道光朝军机大臣穆彰阿、耆英等。但此时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不断，最后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场。从政治角度来看，咸丰帝虽说是呕心沥血，用力改革，可还是没有挽回败局；再加上他下了很多错误的抉择，所以清朝还是那样千疮百孔。他的大变革没有太大的作用。政治腐败，国库空亏，民生凋敝，兵将腐朽一个也没解决。他的疏忽太多了，他的最大的疏忽竟然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他没有阻止慈禧篡政，还加速了慈禧的篡政。
清穆宗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5年），为清文宗咸丰帝长子，生母为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清朝第十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八位皇帝。因其年号为同治，故又称其为同治帝。
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于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入宫，赐号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晋升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生载淳于储秀宫，母以子贵，分娩的当天就晋升为懿妃。咸丰七年（1857年），再晋升为懿贵妃。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直接威逼京师，载淳随其父母仓皇逃到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奕𬣞在承德病危，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吏部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等至榻前，宣布立载淳为皇太子，命载垣等八大臣赞襄政务。同时规定以“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为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掌管，“同道堂”章由皇太子载淳掌管。载淳年幼，实际上是由其生母叶赫那拉氏掌管。奕𬣞的决策就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及八大臣联合执政，而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的权力更大于八大臣，她们均拥有对一切军国大事的否决权。她们只要不盖印章，一切诏谕就不算合法，概不能生效。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二十六日，新皇帝载淳建元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宫廷的权力之争迅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八月初一，皇弟恭亲王奕从北京赶到承德，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立即召见，他们密谋发动政变，商定了计划，决心从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清朝统治大权。次日，兵部侍郎胜保明知清廷已下达谕旨不准许各地统兵大臣赴热河吊丧，仍然奏请到热河去“哭奠”，甚至不待清廷批准，径自率兵经冀州、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同治帝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呈递奏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此折递上后，初日并未发下，说是叶赫那拉氏留阅。次日，皇太后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抱着同治帝召见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会议董元醇“垂帘听政”的请求。皇太后与八大臣发生了激烈的舌战。八大臣方面“哓哓置辩，无人臣礼”，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杜翰“尤肆言无忌”，“声震殿陛”。叶赫那拉氏气得手颤不已，同治帝惊怖太甚，小便失禁，将皇太后的衣服都尿湿了。叶赫那拉氏当时斗不过八大臣，不得不同意发出切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九月二十三日，按照清代礼制同治帝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跪送咸丰帝奕𬣞的灵柩启程回京，然后即随皇太后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间道先行。因为灵柩既大且重，行进十分迟缓；同治帝等以快班轿夫兼程返京，所以提前四天抵达。这就为叶赫那拉氏发动政变赢得了时间，准备了条件。在叶赫那拉氏和奕的精心策划下，九月二十九日，同治帝等回到京师，次日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祺祥政变”。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贾桢、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的“风示”之下，联名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叶赫那拉氏立刻颁发谕旨一道，着王、大臣等妥议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又颁一道上谕，正式宣布“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军机处”。接着，将载垣、端华、肃顺拿问治罪，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良、户中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筠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户部右侍郎文祥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朝廷要害部门的人事安排就绪，叶赫那拉氏把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全部攫取到自己手里。十月初六，载垣、端华、肃顺分别被处死。原来准备改元使用的“祺祥”二字改为“同治”。十月初九，同治帝继位于太和殿。尊称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或慈安皇太后），尊称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或慈禧皇太后）。
十月十六日，礼亲王世铎等会议奏准《垂帘章程》。十一月初一，载淳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同在养心殿开始“垂帘听政”，王爵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官员在养心殿门外行跪拜礼。从此，两宫皇太后日日召见军机大臣，对于内外臣工的奏章亦复一一加以批阅。
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垂帘听政，由于钮祜禄氏的作风“和易，少思虑”，“见大臣讷讷如无语者……或竟月不决一事”，实际上叶赫那拉氏独揽大权。同治帝虽然年幼无知，仍然必须每日临朝，召见文武官员，在皇帝宝座上正襟危坐。他对王公大臣奏对的军国大事一概不懂，也就感到索然乏味，又不得不力加克制，以防稍微放肆随便，有失“人君”之仪度。此外，每年正月初一，还必须率王公大臣至慈宁宫向慈安、慈禧两位太后行礼；十二月，还要到抚辰殿向蒙古王公赐宴。这些都是一些使他不得不拘谨从事的礼仪。
同治帝在做应景皇帝的同时，每天还要用半天时间读书。咸丰帝对于同治帝的教育原本十分重视，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时候，已经调河南学政李鸿藻来京，专教同治帝读书。李鸿藻随载淳至承德。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初八，咸丰帝决定载淳于四月初七正式入学读书，特派翰林院编修李鸿藻为大阿哥师傅，礼部侍郎伊精阿为大阿哥谙达。谙达专授满文，地位在师傅之下。同治帝随其母慈禧太后回京后，慈禧为了加强对爱子的教育，又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初二发出上谕：派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均在弘德殿授皇帝读书，礼部尚书倭什珲部为总谙达，与礼部左侍郎伊精阿、兵部尚书爱仁均在弘德殿教习满文。惠亲王绵愉在弘德殿常川照料，专司督责，其子奕详在弘德殿伴读。恭亲王奕总司稽查。载淳日常作息时间及功课内容，已经奕先期奏准：每日至书房，先拉弓，次习蒙古语，读满文书籍，然后读汉文书籍。先系半功课，至8岁时改为整功课。既有诵读，又有讨论。3年后练习步射。10岁后练习打枪。自入学后，每隔5日，于下书房后即在宫中长街学习骑马，令是日教读满文书籍之御前大臣1人压马，大臣三四人进行教习。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下谕命曾国藩、左宗棠保住衢州并且进而解徽州之围，命曾国藩调兵遣将保卫上海不受太平军的侵扰，调蒋益澧部赴左宗棠军。不久太平军进逼上海，薛焕上书英、法各国将派兵协同清军围剿太平军，同治帝表示嘉奖。捻军侵扰沭阳，载淳下谕僧格林沁要南北兼顾进行驻防，清军克复莘县。不久李世忠的军队攻克了江浦、浦口。鲍超被提升为浙江提督，冯子材被提升为广西提督。闰八月，庆端军克复缙云，多隆阿军克复了荆紫关。各地军队也势如破竹，鄂军克复了竹山、竹溪、黔军克复了天柱、邛水、太平军逃窜到了老河口。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左宗棠率军克复浙江的金华、汤溪、龙游、兰溪等地。川军在四川大渡河围剿太平军的石达开，将其击破。六月，清朝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七月，平定太平天国后进行封赏，晋封议政王恭亲王之子载澄为贝勒，载浚不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加军机大臣文祥太子太保衔，宝鋆、李棠阶太子少保衔。
出洋留学生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四川酉阳县人民不堪教会欺凌，数百人奋起捣毁教堂，即酉阳教案。四月，赖文光等指挥捻军在山东歼灭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主力，僧格林沁突围时被杀。五月，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成为洋务派创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开始。闰五月，起用沈葆桢督办江西防剿的事务。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率“中国使团”出访美国、英国、俄国、法国、普鲁士等国，是为中国使团首次出访国外。
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滇军克复禄丰，甘陕的回匪攻陷定边。二月，刘松山督剿金积堡的回匪时中炮身亡，载淳赏道员刘锦棠为三品卿衔，接管刘松山的部众；派遣与俄国谈判商界的使臣前往齐齐哈尔、吉林进行会谈，命富明阿、德英据约率军防守，不能对俄国让步。五月，命崇实前往贵州会同曾璧光查办教案。六月，命彭玉麟赴江南，会同沿江督抚整顿长江水师。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刘锦棠等率军攻克金积堡，甘陕回乱的匪首马化龙等被杀，清廷加左宗棠一等轻骑都尉之职，赏刘锦棠云骑尉、黄马褂。同治帝调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到天津，筹办与日本通商的事务。并且命瑞常为大学士，文祥为协办大学士。三月，金顺等军占领宁夏，匪首马万选被杀，滇军攻克澄江，攻入江那土城，匪首马和等被杀。
同治帝年龄渐长，选后婚娶、亲临朝政已经提上了日程。在选后的过程中，同治帝与其生母慈禧太后又发生了冲突。因为慈禧太后喜欢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慈安太后喜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无法定议，乃令同治帝自定，载淳选中了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十四日，同治帝大婚，正式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一天，册封富察氏为慧妃。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载淳亲政，时年18岁。这一天，在各口岸的中国船只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桅杆上挂起龙旗，以示庆贺。
同治帝亲政以后，也办了一些事情。例如，外交方面，在他亲政的第二天，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即联衔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觐见，面达庆忱。总理衙门复称俟总署大臣文祥病愈面谈。二月初七，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再行照会总理衙门，请求定期会议觐见之事。二月十三日，文祥赴俄国使馆与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会商觐见问题，坚持见皇帝必须行跪拜礼，各国公使只答应行免冠五鞠躬礼。同治帝命李鸿章妥议觐见之礼仪，李鸿章认为各国使臣觐见应宽其小节，示以大度，于是，决定免除使臣跪拜。六月初五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在五点半于“北堂”会合。六点，由崇厚引导前往皇城的福华门，在那里受到了文祥的接待，款以茶点。八点半钟，他们又被引到一个行幄中，受到恭亲王奕的接见。九点整，同治帝在紫光阁升上宝座，当时作为唯一的特派大使日本副岛种臣首先被单独接见。然后全权公使和代办按照他们到达北京的日期先后为序，一同进入，有俄国公使倭良嘎哩、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理、荷兰公使费果荪。他们由作为翻译的俾士麦陪同。俾士麦既是使馆中资格最老的翻译官，也是暂时缺席的德国公使的代表。倭良嘎哩以外交使团团长的身份代表各国使节致贺词。接着，每位公使依次将该国国书呈递在同治帝面前的案上。同治帝通过恭亲王奕的口，对使臣们所代表的国家元首表达了亲睦之谊。联合觐见一共用了半小时。
在内政方面，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等攻陷大理，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杨荣、蔡廷栋等兵败身亡。同年闰六月，刘岳昭等又攻陷腾越。载淳都分别论功行赏。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他还下诏免去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前云南全省的积欠粮赋，并永远停征济军厘谷。命刘岳昭慎选牧令，察吏安民。除云南外，清军左宗棠等部正在西北地区镇压回民起义。二月，刘锦棠部攻陷大通向阳堡。金顺部开抵肃州与回民起义军作战。三月，杀西宁回民领袖马桂源。四月，攻陷肃州塔尔湾。六月，陷循化，杀马玉连等多人。八月，清军至哈密、巴里坤等地作战，为了加强领导，特调锡纶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以明春为哈密帮办大臣。十月，清军攻陷肃州，杀回民领袖马文禄。同治帝十分高兴，特意到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住处分别贺捷。
这时，宫廷中的权力之争，也波澜起伏，几起几落。第一回合是同治帝母子与恭亲王奕的较量。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慈禧太后为了打击奕，指使署日讲官还不满一月的蔡寿祺出面弹劾，要奕罢官引退。随后，恭亲王奕即被罢去了一切职务。但是，当天即有诸王大臣纷纷上疏求情。无奈，慈禧太后乃另下上谕，使奕仍在内廷行走，仍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谢恩召见，伏地痛哭，乃又恢复军机大臣职务。慈禧太后母子与奕这场斗争，经过了39天的折冲起伏，才算告一段落，最终只是解除了奕的“议政王”的职位。
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又发生了安德海案。安德海为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祺祥政变之前，慈禧太后拉拢侍卫荣禄为己用，为之通消息者即安德海；慈禧太后密召奕，为之通消息者，亦安德海。垂帘之后，安德海恃宠渔利，为慈禧太后造戏园，取得她的宠幸。慈禧太后尝着戏装游于西苑，走到哪里，安德海都随侍在侧。安德海既得势，声势煊赫。同治八年（1869年）夏，他受慈禧太后指派，到南方织办龙衣，一路耀武扬威，毫无顾忌。按清朝家法规定，太监不许擅出皇城，违者格杀勿论。安德海公然出远门，沿途骚扰地方，引起朝廷内外大臣强烈不满。安德海一行抵达山东，巡抚丁宝桢援引国家大法，发兵追捕，并请示朝廷严惩。奕、文祥、李鸿藻力主严办，办务府大臣中有为安德海缓颊者，慈禧太后碍于祖宗成法，也只好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二字。”八月初七，丁宝桢将安德海等20余人在济南正法。这一次是奕抓住了慈禧太后的把柄，暂时占了上风。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同治帝秉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下令重修圆明园。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慈禧太后退帘后，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千万两白银。九月，载淳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朝廷震动，反对重修圆明园。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文祥等10人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谕修葺西苑三海工程。慈禧母子与奕的政治权力之争，再次告一段落。
此后不久，同治帝即生病，病情迅速恶化。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载淳逝于养心殿，享年19岁。两宫太后召醇亲王奕𫍽的儿子载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赐奕𫍽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免朝会行礼。王大臣等以遗诏迎载湉于太平湖醇亲王邸，与慈安太后居钟粹宫；慈禧太后居住在长春宫；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诏停三海工程。以第二年为光绪元年。上大行皇帝谥为“毅”，庙号穆宗。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同治帝与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合葬于清东陵的惠陵。
总理事务衙门
纵观清朝十二帝，同治帝确是去世年龄最小的一位。13年的皇帝，19年的人生，世人皆叹载淳可悲可怜，短暂一生无所作为。其实同治帝并不真是无所作为，在其在位期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出现了短暂中兴时期。
清德宗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年），父亲醇亲王奕𫍽是道光帝旻宁第七子，生母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皇太后亲妹。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
载湉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的槐荫斋。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同治帝去世。同治帝没有留下子女，并且同治帝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随之绝嗣。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小时，事关清朝国运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按时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同治皇帝的五叔惇亲王奕誴、六叔恭亲王奕、七叔醇亲王奕𫍽、八叔钟郡王奕詥、九叔孚郡王奕譓，还有奕劻、景寿等大臣。首先有人请为同治皇帝立嗣，并且提到了溥侃、溥伦两位人选。惇亲王奕誴就反对，他说了四个字：“疏属不可”。慈禧太后不失时机地表示首肯说：“溥字辈无当立者。”此时军机大臣跟慈禧太后发生了争执。慈禧太后说：“此后垂帘如何？”军机大臣中有人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此后军机大臣为奕的儿子载澄争取机会，但是慈禧太后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奕𫍽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慈禧太后话音刚落，醇亲王奕𫍽一声哀号，瘫倒在地，大哭不止。亲贵纷纷伸手相搀，但谁也拉不动。年仅4岁的载湉被选定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光绪帝读书像
半夜时分，紫禁城的全部正门次第打开，孚郡王奕譓率领内务府官员前往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王府，迎接新君主载湉进宫。初六，就是慈禧太后宣布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载湉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帝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初七，载湉奉慈安太后居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太后居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太后为“西太后”。载湉住在养心殿。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醇亲王王府原位于西城太平湖，载湉登位后，王府成为皇帝的潜邸（后称南府）。所以清廷另赐醇亲王王府，位于后海北沿（又称北府）。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载湉在太和殿举行继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载湉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孝哲毅皇后（同治皇后）行礼。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湉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载湉读书，夏同善主要教载湉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载湉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载湉有父亲奕𫍽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载湉在毓庆宫的读书学习长达10余年。
光绪帝继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是内外交困、百孔千疮。幼年的光绪帝在毓庆宫所受的教育与熏陶，与他一生的事业和坎坷的命运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帝德教育是毓庆宫的必修课。在光绪帝早期思想中，“民唯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批评历代帝王“或耽于安逸，或习于奢侈，纵耳目之娱而忘腹心之位者”，是造成水覆舟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当皇帝的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孜孜求治，才会使天下臻于太平。从这种认识出发，光绪帝很厌恶官吏巧立名目，对人民实行盘剥。他反对“用度奢靡，漏卮不塞”，认为“剥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他十分强调节用民力与藏富于民。
除了爱民求治思想外，光绪帝在毓庆宫还树立了“求贤若渴，破格用人”的观念。在选用人才问题上，他认为，天下之大，绝非一人所能治，“必得贤人而共治之”，他不主张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而是认为“权者，人君所执以治天下者也。人君无权，则天下不可得而治，然使权尽归于人君，而其臣皆无权，则天下亦不可得而治”。这种认识虽然与西方的民主思想还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反对权力过于集中，把选贤任能当作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兴衰存亡的头等大事，无疑是正确的。光绪一反论资排辈、循资提升和以门户取人的陈腐观点，极力主张循名责实，破格拔擢和唯才是举。他非常精辟地指出：“用人之道，不拘资格，唯其贤而已矣。其人贤，即少年新进，亦不妨拔举之；其人不贤，既阅历已久，安得不除去之？此朝廷用人之权衡也。”他对于当时的大臣尸位，骄居自喜，却千方百计地压抑新生力量非常不满。他还认为，作为人君，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知人善任；主张通过实践，“明试以功”来进行考察。光绪帝不但自己重视人才，他也希望大小臣工都能做发现人才、起用人才的伯乐，尽快把天下的人才发掘出来，广为罗致，共图大业。
光绪帝在毓庆宫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翁同龢等人在毓庆宫10多年，向光绪帝传授了大量知识和行政经验，尽管这些知识与经验有许多不足之处，有不少脱离实际的空洞教条，但是，与同治朝相比，无疑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知识给年轻的皇帝插上了双翅，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决心要搏击云天，一显身手。
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慈禧太后手腕圆滑，权欲极强。眼看光绪已长大成人，而朝政仍不欲下移。光绪帝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首先要通过慈禧太后这一关。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着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𫍽是心领神会的。奕𫍽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五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𫍽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
光绪帝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始亲政。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慈禧太后还强行将自己弟弟、都统桂祥的女儿立为光绪帝的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这样做，“一则于宫闱之间，可刺探皇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即使有一天光绪帝“乾纲独断”了，而他的一举一动仍将归于慈禧太后的耳目监督之下。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二月初三，慈禧太后归政。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致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钳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大婚后不几天，慈禧太后便颁布懿旨，宣布将政权交给光绪帝，但是，就在二月初三（3月4日）举行亲政典礼前夕，慈禧太后还同光绪的父亲奕𫍽暗中达成了另一项协议。据礼亲王世铎等人所上《酌拟归政事宜折》奏称：光绪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披阅传旨后，发交军机大臣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每日外省折报，皇上朱批发下后，根据醇亲王意见，由军机大臣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简放一般官员，由皇上裁决；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由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后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颁谕旨”。
这件至关重要的奏折，军机大臣们于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十（1888年11月13日）递上，并声称是事先已“与醇亲王面商，意见相同”。慈禧太后于十五日批示“依议”，并交军机处在《要事存记档》中注明，应“永远存记”。奏折没有说到何日终止实行，实际上是只要皇太后还活在世上，就永远有效。它清清楚楚地显示了慈禧太后虽然允诺光绪帝亲政，但对于朝廷的用人行政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力。醇亲王的这一举措使慈禧太后的干政举动制度化、合法化。这个章程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光绪帝的手脚紧紧地捆住了。该退位的不退位，对于在毓庆宫受了多年教育，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光绪帝来说，不能眼看着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他要起来做一定程度的抗争，尤其是在光绪帝17岁时，醇亲王奕𫍽郁郁死去，他的这种念头与日俱增，终于在甲午战争中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帝后之争。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制定了先征服朝鲜，然后再侵略中国的战略决策。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半岛上掀起了“东学党”起义的浪潮，日本政府以狡猾的手段，一面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又以保护日本使馆与侨民和协助朝鲜平乱为口实，先后派遣了大批军队自仁川登陆，四五月间，日军兵力已远在清军之上。因此在“东学党”起义被平息之后，清廷以乱事敉平，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日本非但不予理会，又以改革朝鲜内政为理由，要求长期赖在朝鲜，并且不断地进行挑衅，滋生事端，处心积虑地点燃战火。
对于日本所要挑起的战争，光绪帝主张予以严厉回击。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在会上，翁同龢、李鸿藻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同龢、李鸿藻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于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即高升号事件，悍然挑起丰岛海战。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七月初一，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光绪帝认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如今导致事情很难收场，那我们自然应该出兵讨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载湉的谕旨。在后来的战役中，中国初于牙山战役失利，继于平壤之战中战败。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战役中，中国海军覆丧殆尽。
光绪帝大婚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急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十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侵略军借口山东巨野发生的教案，悍然出兵侵占了胶州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沙俄的军舰紧急动员，开足马力向旅顺海面驶来。英、法、日等国无不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列强已张开血盆大口，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就要将偌大的神州瓜分吞食。正是在此局面下，康有为再度来到北京。他在向光绪帝的上书中警告说，当前的局面已是“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如若再高卧不醒，不图变法，“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份措辞尖锐的上书，由于守旧朝臣的阻挠未能递到光绪皇帝的手里。康有为还试图发动台谏官员联合起来伏阙吁请清廷变法，可惜响应者寥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的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事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光绪帝与梁启超、康有为
四月，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光绪帝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召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康有为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以及《波兰分灭记》等书的影响下，了解到在“大地既通，各国争雄竞长”的时代，欧美列强相争进逼，日进无已，中国经济如不尽快振兴，必然会败亡立至。尤其是康有为把中外经济分项列表进行比较，更使光绪帝阅后毛骨悚然，增添了“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明定国是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光绪帝即下令各省整顿商务矿务、广开利源；尔后又在京师设立了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为了培养人才，广开风气，劝励工艺，奖募创新，他还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悬赏奖励；量其才能，或授以实职，或赐以章服，表以殊荣。所制新器，颁给执照，准其专利售卖。他甚至不惜触动旗人的寄生特权，让他们自食其力，准许自谋生计，废除以前的计口授田成案。为了富强至计，光绪帝日夜焦思，千方百计促使中国经济繁荣，保其固有之利权不被掠夺。在这一系列政策感召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进展。
进入农历七月之后，光绪帝变法的步骤比以前有明显的加快。他不顾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下令对叠床架屋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京内各衙门进行裁撤；并对各地的行政官员，候补捐纳的冗员及通同佐贰等闲员下令要在一月之内裁汰净尽，不得借口体制攸关，进行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这些严厉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旧派官员群起出动，与新政为敌，他们造谣说：“皇帝吃了康有为的迷魂药”；有的直接上书，请光绪帝诛杀康有为、梁启超，以平息“民愤”，保全国体。有的不顾利害，摆出“誓死以殉”的架势。光绪帝见到折后十分生气，他不但不加罪康有为、梁启超，还怕慈禧太后看见，令谭嗣同将其折逐条驳斥，竭尽全力保全维新力量。
政治改革的深入与新旧两党的尖锐冲突同步进行。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进入戊戌七月之后，光绪帝深知守旧大臣与自己势不两立，于是益发放手办事。他不理睬守旧大臣的反对，而将谭嗣同、林旭等四人拔擢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
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太后。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太后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太后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径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
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在三个多月大刀阔斧的改革失败之后，光绪帝的生涯大部分是在瀛台度过的。他用西法来挽救中国的宏图已变为泡影。他曾对别人说过：“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充分流露了他眷恋新政，不忘变法的意愿。
在光绪帝被囚禁的岁月里，慈禧太后耿耿于怀，几次欲废掉光绪帝的帝位，但因为内外势力的反对，因而只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演出了一场“己亥建储”的丑剧，将顽固派载漪之子溥俊立为“大阿哥”，以俟时机成熟再行废立。然而，后党的这些举动遭到了英、法等列强的抵制与反对，这就使得在慈禧太后当权势力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慈禧太后、荣禄一伙极力推行排外政策，并企图利用正在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达到其独揽政权的目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间，京津义和团如火如荼，守旧的当权势力利令智昏，他们一面策动义和团众围攻使馆，一面掀起了一股排外的狂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当时围绕要不要对列强宣战，清廷连续召开数次御前会议进行讨论。光绪帝虽已处于无权的地位，却在会上力陈使馆不可攻，洋人不应加害，并极力反对向列强宣战。他认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弱，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并反驳顽固派散布的义和团有神术，枪炮不入等谬说，称：“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千方百计地阻止同时向诸国宣战的愚蠢做法。
光绪帝将义和团称作“乱民”，固然暴露了他仇视民众运动的立场，但是，他对形势的分析显然比顽固派高明得多，他反对以国家命运作为儿戏，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可惜他的这些正确的呼声都被掌权的顽固派置若罔闻，在慈禧太后排外政策指导下，中国变成了一架发狂的机器，有的顽固派大臣公然叫嚷，要杀掉中国境内的一切洋人，以为从此会天下太平。
光绪帝的囚禁地，中南海瀛台
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光绪帝于八月十五日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逃往西安，直到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回北京，才结束了这种流亡生活。
从西安行在回銮之后，慈禧太后似乎有些感觉到戊戌年光绪帝所推行的新政，对于大清王朝的基业巩固不无裨益；而“戊戌政变”带来的后果几乎都与灾难相连，于是又挂出了新政的招牌，废除科举，大兴学堂，仿行宪政……这些举措甚至比戊戌年更要激进些。无奈大势已去，人心已散，收效极微。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发布上谕的虽说还是光绪帝，但他只是傀儡而已，真正的主宰是慈禧太后。
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恢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他在对德龄公主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做主，不能如我的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帝在日记中写道：“我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太后）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太后，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太后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光绪帝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溥仪是醇贤亲王奕𫍽之孙，摄政王载沣之子。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身故，终年38岁。庙号德宗，谥号景皇帝。1913年，葬入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的崇陵。
光绪帝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皇帝，他的一生始终笼罩在慈禧太后的权力和淫威之中。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载湉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动摇，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帝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清末帝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年），字浩然。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𫍽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是荣禄之女。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身故，慈禧太后同时病笃，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帝载淳，兼祧光绪。消息传来，醇王府顿时发生一场大乱。溥仪的祖母老福晋刘佳氏刚听完载沣带回来的懿旨就昏厥过去。未来的皇帝溥仪连哭带打不让内监抱走。溥仪的乳母王焦氏用奶水止住了3岁孩子的哭叫，并由她抱着一起进宫，再交内监抱去见太后。溥仪被阴森森的帏帐和慈禧太后的那张病脸吓得直打哆嗦，掩面大哭。慈禧太后吩咐拿串糖葫芦来哄哄，却被溥仪一把摔在地上，嚷着要乳母，使重病在身的慈禧太后很不痛快。第二天，慈禧太后去世。
一个月后，溥仪登基，做了清皇朝入关后第十位皇帝，改元宣统。其父载沣监国摄政。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1908年12月24日），在紫禁城太和殿内，文武百官三跪九叩，朝贺坐在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小皇帝溥仪。这里正在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刚刚年满3岁的小皇帝哭喊着要回家；其父摄政王载沣急得汗滴淋漓，双手扶稳他哄着说：“别哭，快完了。”典礼匆忙结束，文武百官忧心忡忡，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的确，这不是一次留名青史的隆盛帝业的开端，而是统治中国长达200多年的爱新觉罗氏王朝帝位更替的最后一幕。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孙中山便组织了兴中会，倡言反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又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接连发动武装起义，屡败屡起，奋斗不止。溥仪登基后，全国革命潮流更加高涨。宣统元年（1909年）各地群众反抗斗争149次，宣统二年跃升到266次。这年四月湖南长沙饥民风潮，数万人焚烧抚署和洋行。五月，山东莱阳农民抗捐，五六万人围困县城。震动全国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发展为粤、湘、鄂、川四省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前夕，清四川总督屠杀请愿民众，造成血案。全川人民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20万人围攻成都。清廷从湖北调兵入川镇压，造成武昌空虚，革命呈一触即发之势。
摄政王载沣与其子溥仪、溥杰（怀中）
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清廷在慈禧太后去世前，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便下诏“预备立宪”，其目的是为了消弭革命，应付舆论，以达到“皇位永固”。清廷借改革官制之机把政权集中在满族贵族手中。溥仪继位后，载沣继续加强亲贵集权，罢斥了北洋军统帅袁世凯，理由是让他回河南彰德治脚病。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弟兄三人总揽军政大权。立宪派先后发动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遭到清廷镇压。1911年5月，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并公布内阁成员名单。内阁只对皇帝负责，议院无权监督内阁。包括总理奕劻在内的阁员13人中，满蒙贵族占9人，其中皇族又占9人，实际上是皇族内阁。汉族官僚、军阀和立宪派强烈不满。清朝亲贵统治集团完全孤立了。
溥仪登基不到3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各省纷纷宣告独立。一个月后，除直隶、河南、山东、东三省尚能由清政府控制外，民军已“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各省谘议局的立宪党人包括一些旧官僚，也都卷入了革命浪潮。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溥仪下《罪己诏》。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队两镇南下，同时命海军驶入武汉江面配合陆军作战。但荫昌指挥不动北洋陆军。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同在北京官场和北洋陆军中的心腹徐世昌、段祺瑞等保持着联系，对政局了如指掌。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帝国主义的仇视，各国公使一致促请清廷起用袁世凯。清廷不得已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督师南下。袁世凯以脚病未好为借口，不肯应命，暗中却操纵北洋军怠战，并提出组织责任内阁，给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等条件，要挟清廷。清廷被迫召荫昌回京，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和节制水陆各军。袁世凯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革命军进攻。11月2日攻下汉口后，即按兵不动，而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迫使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袁世凯总揽政府大权，接着便下令北洋军猛攻汉阳，炮击武昌。
这时，光复各省代表经过多次磋商，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临时政府，以这年为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政令和措施，要求全国统一，反对民族压迫与民族分裂，扫除专制弊病和发展资本主义等。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由于立宪党人、旧官僚的加入，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极不牢固。
英国害怕战火危及它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便由英驻华公使出面与袁世凯商定，利用革命军暂时受挫，诱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英驻汉口领事建议双方停战。接着，南北双方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在汉口举行“和议”（后移上海）。
南北和议前夕，英、美、日、俄、德、法六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一致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促其向袁世凯妥协。革命党人在和议过程中一味退让。孙中山虽曾力主北伐，反对和议，但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威胁下，抵不住革命营垒内部的妥协压力。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表示：如清帝退位，即宣布辞职，推袁世凯为总统。
狡猾的袁世凯左右逢源，一面用清朝的武力要挟革命党人议和妥协，一面又借革命势力逼迫清帝退位。在连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只是抱着溥仪大哭。与会者意见纷纭，战和不定。不久，坚决反对议和、顽固维护帝位的宗社党总头目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皇室亲贵为之丧胆。主战最有力的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此时也噤若寒蝉，离开北京。袁世凯在得到革命党人交出政权的保证后，便掉转头来对清廷进行逼宫。在这以前，他授意驻外公使联合致电清廷，要求清帝退位。1月26日、2月6日，他又指使段祺瑞等47名前敌将领，一反以前反对共和的腔调，突然从前线发来电报，要求清帝退位，“立定共和政体”，并声言要率军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袁世凯一面施加压力，一面提出优待条件作为诱饵。南北和议代表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议。除讨论军队停战和政权体制问题，还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优待清室条件八条：清室退位后暂居宫中，日后移居颐和园；仍用皇帝尊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等等。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退位诏书是状元公张謇的手笔，内中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溥仪懵懵懂懂地当了3年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他的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2月13日，孙中山宣布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请他在南京就职。袁世凯口头上应诺南下就职，暗中却唆使曹锟等于2月29日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实现迁都北京的目的。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组成北洋军阀政府，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溥仪和他的皇室按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这时，紫禁城里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三大殿已划归民国。挂着皇帝空名的溥仪，只能把他的小朝廷设在养心殿了。
1912年9月10日，隆裕太后为6岁的溥仪请了师傅，开始读书。书房先设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这里三面环水，风景秀丽，曾是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后来将书房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众多的师傅中，陆润庠、徐坊、陈宝琛、朱益藩和梁鼎芬先后教汉文，伊克坦教满文。在读书的六七年里，溥仪学的主要是十三经、古诗、古文以及《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没有学过算术，也没有学过地理、历史。从14岁开始向庄士敦学习英文。
溥仪读书极不用功，除经常生病不上学外，还不时让太监传谕老师放假。老师们对于这个学生无可奈何，只好采用权宜办法，每天早晨起来后，由总管太监张谦和站在卧室外，把昨天的课文大声诵读几遍给溥仪听；在溥仪到太后面前请安时，则以“见面礼”让他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促使他记忆。这样，学了几年，当然背不出几篇文章。满文学得更糟，连字母都没学会，随着师傅伊克坦的去世而彻底了结了这门功课。
宣统帝
老师们为促进溥仪学习，想了个伴读的办法。伴读的学生每月可以拿到80两银子的酬赏，另外还赏“紫禁城骑马”，即从东华门、西华门进宫以后还可以在宫内骑一段路程再下马，这是朝廷对臣下的一种特殊恩典和荣誉。先是由贝子溥伦之子毓崇伴读汉文，后来又增加溥仪的弟弟、醇亲王次子溥杰伴读汉文。这时溥仪稍有长进，当着老师的面能在书房里坐住凳子；老师对溥仪的过失也可以用训斥伴读生的办法加以规劝、训诫。
对溥仪影响最深的老师是陈宝琛和庄士敦。
陈宝琛，福建闽县人，有“福建才子”之称。同治朝进士，20岁点翰林，清末曾任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入阁后以敢于向太后进谏出名，与张之洞等人同被称为清流党。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借口没有办好南洋事务连降五级，从此回家赋闲。辛亥革命前夕才被起用，原放山西巡抚，未到任，就留下做溥仪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稳健谨慎，反对太监们给溥仪讲“怪力乱神”故事，对溥仪学习比较尽心。每天除教读书、念圣训外，还给溥仪讲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要他自幼立志读书，奋发有为。他敌视民国和革命，终不忘遗臣之志，为溥仪求签，卜测清室和溥仪的未来命运。陈宝琛教溥仪的时间最长，所以溥仪很信任他，事无巨细都要问一问这位智囊。皇室给陈宝琛待遇优厚，每月有1000圆（折银720两）酬金，还经常赏赐古董字画、御笔联匾。
庄士敦，是英国苏格兰人，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到亚洲20多年，曾任香港总督府秘书、威海卫行政长官等职，走遍中国内地各省，通晓中国历史，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特别欣赏中国古诗。庄士敦经洋务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由徐世昌代向英国公使交涉，正式被清室聘为溥仪的英文老师。1919年3月，庄士敦到养性斋开始教授英文。庄士敦教溥仪英文，同时也注意向他灌输西方文明，使他潜移默化，培养其绅士的气质。庄士敦给溥仪起了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叫亨利。他常常带外国画报给溥仪阅看，给他讲坦克、飞机，给他品尝带水果香味的外国糖果，同时给他解释如何用化学方法制造香精，如何用机器生产漂亮包装的糖果，也讲如何穿着西服、注意仪表、参加茶会等。这些，溥仪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不能不说是已经成功地渗入他的心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庄士敦在溥仪心目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庄士敦和溥仪经常谈论各国政体国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英国王室生活，中国内战局势，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甚至还谈到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等等。经庄士敦介绍，溥仪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总督。受庄士敦的影响，溥仪醉心于生活欧化，不惜违反祖宗家法，剪去曾经象征清王朝统治的长辫，轰动了整个宫内。他像庄士敦一样穿西服、吃西餐、骑自行车、打网球、戴眼镜、安电话，甚至在和伴读生交谈时还模仿庄士敦那种中英文夹杂着说的方式。庄士敦的熏陶，也使溥仪产生了赴英留学的念头和逃离紫禁城去西方漫游的幻想。
小朝廷对外的联系，主要还是同袁世凯。袁世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清室也极尽安抚手段。1913年元旦，袁世凯派礼官朱启钤给溥仪拜年。临到溥仪生日2月7日这天，袁世凯又派礼官祝贺如仪。2月15日隆裕太后寿日，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入宫致贺，呈上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的国书，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进宫行礼。2月22日，隆裕太后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称为“国丧”，要全国下半旗一天致哀，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派全体国务员到紫禁城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也举行全国陆军哀悼大会，由陆军部总长段祺瑞主持。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溥仪对袁世凯的任何好感。
1917年6月14日，前清遗臣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7月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逆军于12日进逼北京，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往美国使馆。溥仪这一次仅做了12天皇帝。
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叫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年方17岁，与溥仪同年。婉容是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旗人中有名的美女。其父荣源，其母爱新觉罗·恒馨，是皇族贝勒毓朗的次女。早在1921年，溥仪16岁，大臣们就聚议说“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在取得溥仪和太妃的同意后进行选后活动，各方玉照雪片似飞来，经过几番淘汰，最后只剩荣源和端恭两家。荣源的女儿婉容得到载涛的推荐和端康太妃的支持，端恭12岁的女儿文绣得到载洵的推荐和敬懿太后的支持，双方势均力敌，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无法再拖，只好请溥仪“圣裁”，最后是立婉容为后，文绣为妃。于是荣宅便升格为“荣公府”，荣源被封为“承恩公”，婉容的两个兄弟润良和润麒得赏护军参领。
当溥仪穿着龙袍，仍按皇帝身份举行“大婚”典礼时，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及外省大吏都遣使送礼致贺，各国驻华使节也都进宫庆贺，盛况仍旧可观，好像大清帝国犹存一般。北京城里热闹了好一阵，报纸杂志天天都有新闻花絮。
对于溥仪的婚礼，黎元洪不但亲自送了8件礼物，红帖子上写了“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还让财政部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万元以助大婚，其中两万元算作民国贺礼。民国政府派出大批军、宪、警为之护卫。溥仪小朝廷对此实是喜出望外。
婉容入宫不久便延聘英国人教授英文，后来不但能用英语讲话，还能用英文写信，同每天相见的溥仪互通音问，落款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在婉容的熏陶下，溥仪也学会了吃西餐，当时被称作“洋饭”。
然而新婚生活并没有消除溥仪早已形成的对宫中狭隘生活环境的厌倦情绪。溥仪虽然用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消磨时间，但更吸引他的是走出紫禁城，接触高墙外边的天地。溥仪想，结婚已是成人的标志，别人再不能把他当作孩子那样管束。不久，他终于找到一个“探问师病”的理由，尝到了坐汽车逛大街的滋味。从此便一步步扩大访问范围，今天看父亲，明天看叔叔，甚至到颐和园、玉泉山等地游玩。每次出门，一列小汽车队，浩浩荡荡，威风十足，支出的费用自然惊人。这时，溥仪的生活既古怪又荒唐。他有时还能认真读书，也记一点日记，但更多的是在宫中捏泥人、玩石头、骑马、养狗、养鹿。单是中外各种名狗就有100多条，请专门医生给狗看病，每月花狗食费就达300多元。为了养鹿，在御花园中单辟了鹿苑。他还经常颁赐巨额犒赏。小朝廷挥霍无度，1915年开支279万余两，1918年后逐年减少，最低数仍达189万多两。1924年溥仪用1.2万多元在北京亨茂洋行买了3辆最新式的小轿车，未及使用，他便被驱逐出宫。
溥仪的心中，郁积着一股出洋的冲动。庄士敦认为时机不相宜，他就耐下性子等待时机，暗中进行私逃的准备。忠心帮助他的是弟弟溥杰。他们的第一步行动是筹措经费，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一批批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原为溥仪万一必要时准备安身的一所房子里去。盗运活动连续干了半年多。第二步计划是秘密逃出紫禁城，进入外国公使馆。庄士敦叫溥仪先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系，使其事先有所准备。溥仪通过电话并让溥杰前往联络，同欧登科约定了具体行动日期（1923年2月25日）和方法。后来由于走漏消息，没有走成。1923年春夏之间，在曹锟操纵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住宅、断水断电等手段，把二次当上总统的黎元洪逼下台。接着，曹锟又以每人500元贿买议员的肮脏办法，于10月5日当选为“总统”。小朝廷对曹锟的恐惧感消失了，并开始对声望日高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发生兴趣。陈宝琛的同乡，并为陈宝琛和庄士敦所推崇的郑孝胥，来到溥仪身边不久便向溥仪献策说，吴佩孚素以关羽自居，且心存大清社稷，最有希望，大可前去游说。经溥仪允许，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给在洛阳做50寿诞的吴佩孚拜寿。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
溥仪因见时局不靖，特意订了上海、广州、京内外文言白话报10余种，逐日按次阅读。不过，他兴趣最浓的还是那些野史、小说等，摆满了养心殿后面称作燕喜堂的小书房。
不守祖制、行为乖张的溥仪，越来越使王公大臣们惴惴不安。私逃不成，接受庄士敦“励精图治”的建议，溥仪下令整顿小朝廷内部，清查财务。这一举动，尤其使臣下心惊肉跳。宫内表面平静，内里腐败不堪。总管太监阮进寿招摇纳贿，吸食鸦片，每月膳费竟多至3000元。上行下效，宫中盗窃、赌博、放火，乃至行凶杀人，接踵而起。明清两代帝王数百年收集的珍宝文物，被宫中上下人等大批盗走。庄士敦告诉溥仪，地安门街头开几处古玩铺，店主多是太监、内务府官员或其亲戚。大婚刚过，婉容凤冠上的珠宝全被换成赝品，溥仪价值3万元的一粒钻石也不翼而飞。清点古玩开始不久，宫中突发大火，烧毁珍宝无数，纵火者为的是焚库灭迹。火灾过后，又发生太监行凶刺伤告发人的案件。溥仪吓得让婉容坐在床边为他守夜。
溥仪戎装像
溥仪感到太监偷盗、杀人行凶的可恶，更感到这些被他任意打骂凌辱的奴隶对他有人身威胁，不顾太妃们反对，主张驱逐太监出宫。1923年7月16日，溥仪下令除留175名太监在太妃等处侍候以外，其余太监全部遣散。那天正值大雨泥泞，被逐太监被内务府大臣绍英带领军队押在神武门外，其状十分凄惨。
清帝退位以后，小朝廷宫内执事人员照旧不变。皇室经费有限，入不敷出，开支困难；且内务府官员贪污中饱，营私舞弊，内外尽知，于是溥仪在1914年7月9日下了一道“谕旨”，决定裁减内务府的官员。任命贝子溥伦等负责裁减事宜，首先将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裁归内务府堂管理，圆明园裁归颐和园管理。因小朝廷生活挥霍，民国政府又逐年减少供给经费，溥仪不得不在1922年7月再次下令将内务府官员裁减一半。
溥仪为了维持他的小朝廷，不惜大肆拍卖和抵押宫藏珍贵古物。1922年曾公开用投标的办法拍卖古物。1923年清室向银行借款，一次就抵押80件金器制品，最后无力赎回，只好估价卖给汇丰银行。溥仪虽然几次裁减官员，但是机构仍然臃肿，官员照拿俸饷。1924年7月溥仪决定将内务府七司三院裁为总务、文书、会计、采办四个科，然而改革不久，溥仪便被驱逐出宫。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带着20人的手枪队，闯进宫内，要溥仪在“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的修改了的优待条件上签字，并限3小时内全部搬出紫禁城。溥仪一行丧魂落魄地被国民军赶出宫后，到了后海醇王府，发现载沣的惊慌比他更甚。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稍稍缓和了紧张气氛。庄士敦说经他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科登、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溥仪生命财产的安全。接着郑孝胥和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定计，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一位医生，假装送溥仪进医院，把他带出醇王府，送进日本兵营。因为太冒险，被载沣等人禁止。在挨过惶恐不宁的日夜后，由庄士敦、陈宝琛和溥仪商定了一个脱逃之计。12月10日，溥仪由陈宝琛、庄士敦陪同，出醇王府到东交民巷乌利文洋行购物，借口有病避进德国医院。随后，在郑孝胥与日本使馆安排下，由医院逃入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在罗振玉和日本使馆策划下，由池田书记官和几名日本便衣警察护送，溥仪秘密地转移到了天津张园。
原来打算出洋的溥仪，结果在天津一住7年。在遗老们的包围下，梦想复辟的溥仪，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勾结而越陷越深，终于被日本侵略者玩弄于股掌之中，平添了一段罪恶史。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退位，16日被苏联军队俘获，转入伯力监狱。1950年8月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监禁于抚顺。1959年12月特赦释放。1963年起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称呼都是宣统帝或者清废帝、末代皇帝、逊帝等，因为他没有庙号和谥号。他去世时是平民身份，所以没有谥号。但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于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谥号襄皇帝。但溥仪所谓的谥号、庙号是家族内定的，未获国民认可，并不能算是正式的谥号、庙号。
宣统冲龄登极，成为大清末帝。末代皇帝溥仪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人类历史上拥有非凡经历和传奇命运的特殊人物。然而，他身为皇帝却没有掌握过一天国家政权；长期处于政治旋涡中却未发挥关键的作用。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以降，到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历经2132年。溥仪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又是中华帝制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