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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
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贾谊为此曾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农民大致可以勉强自给；另一方面，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薄赋敛，省徭役”。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维持统治就容易了。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议，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为深重。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达到200万口，无户籍者40万口，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在关中，也有所谓的“暴徒”阻险。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不屈不挠。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处以死罪。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缢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靡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平息了。
2.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武帝死后，霍光辅佐8岁的昭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政策，“与民休息”。短短的几年内，流民稍还，田野益辟，政府颇有蓄积，西汉统治相对稳定。
汉昭帝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贤良、文学60余人辩论施政问题。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以示节俭，并进而对内外政策提出许多主张。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桓宽的《盐铁论》一书，即根据这次辩论写成。贤良、文学之议，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实行，对于安定局面的继续维持，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同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起自民间。他继位后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并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阶级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5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8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纪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600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公元前54年）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剂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共11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
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的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铜器及铁器制造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象。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间很难赶上。
汉宣帝被封建时期的历史学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即文帝）之时”。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难于遏止，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势外弛内张，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
3．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成、哀之时，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衣食无着，辗转于死亡线上，甚至嫁妻卖子以求生存。为了抑制兼并趋势，缓解社会矛盾，哀帝时师丹提出了限田之议。在贵族官吏的反对下，限田计划未能实现。侥幸没有踏上流亡之路的劳苦大众，在官府及地主的剥削压榨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加上元帝以后频繁的自然灾害，广大民众的生活已苦到无法活命的地步。
元帝时，西汉社会险象丛生。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就只有起为“盗贼”。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儒生京房曾问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元帝无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汉元帝
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4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9人，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1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产千万者不多，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良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买田至400顷，都有泾渭渠道灌溉，地价极贵。土地以外，他们的其他财物也极多。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2000余顷，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43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长安、洛阳等地多有资财数千万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罗裒垄断巴蜀盐井之利，还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仗他们的势力，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有人敢于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动。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自称“山君”的广汉（今四川金堂）郑躬所领导的暴动。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县）儒生樊并等和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暴动经历19郡国，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为浩大。
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农民处境如当时的鲍宣所说，“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哀帝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充分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情。
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一无所得、只有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民众只有揭竿而起，用武装斗争来争取改善自己的境遇。成帝时，先后爆发了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以及广汉人郑躬、尉氏人樊并领导的四次工徒、农民起义。哀帝时，农民武装此起彼伏，越来越壮大。有的活动于天子脚下的三辅地区，甚至放火焚烧了武帝茂陵，冲天大火在未央宫中都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此时还出现了从关东直到京城到处传行西王母等的怪事。人们甚至在京城中，半夜里举着火把，爬上屋顶，无目的地猛劲击鼓，拼命叫喊。这是社会失去向上力，民众失去信念，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状态的生动反映。农民起义的地火已在岩层下冲腾奔涌，即成喷发之势。在燎原烈火中焚毁行将就木的腐朽皇朝，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莽篡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奇事件，王莽作为这个传奇事件的主人公也有一段传奇的经历。“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善于收买人心，明里一套，暗里一套，阴险狡诈，篡权自立，实为天下第一伪君子。
1.王莽擅政夺权
王莽的曾祖父是汉武帝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姑妈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成帝时，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王莽的四个伯、叔相继担任“大司马”，大权几乎全归王家掌管，地方的高级官吏也几乎都是王家任用的人。王家当政20多年，形成了一个皇室以外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大量的封地，同时掠夺了无数私田，各有成百上千的奴隶，还同大商人、高利贷者勾结起来，共同残酷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
王莽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接任他叔父“大司马”的职位。第二年，成帝死，侄子刘欣（哀帝）继位。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王莽一度失势。公元前1年，哀帝死，王莽东山再起，就同他的姑妈一起立了一个9岁的皇族成员当皇帝（即平帝，公元1—公元5年在位），王莽掌握了实际政权。他一方面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重要官职，另一方面大封西汉的宗室和功臣的后代，取得上层豪强的拥护。他又扩充“太学”，修筑学舍一万多间，并在各郡、县设立学校，还征集通晓天文、军事、医学等各种专门知识的儒生数千人到首都，以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拥护。王莽还玩弄一些欺骗人民的手法，例如，公元2年发生旱灾，他“献出”钱100万、田30顷，“救济”灾民；还在首都造些房子给贫民居住，等等，以此来笼络人心。
西汉统治集团的成员看到他们的代表人物王莽，既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又善于搞些欺骗人民的把戏，所以他们大都拥护王莽，急急忙忙把他抬了出来。公元5年末，王莽毒死汉平帝；第二年，立了一个只有两岁的皇族成员（一般史书称他为“孺子婴”）做皇帝。王莽自己任“摄皇帝”，代行皇帝的职务。
拥护王莽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纷纷制造“谶”语、“符命”，说王莽应该当皇帝。王莽就以此作为他发动宫廷政变的合法依据。公元9年，王莽废掉了孺子婴，夺取了西汉政权，建立了短命的“新朝”。
2.沽名钓誉，哗众取宠
王莽的先人，本是被秦所灭的齐国王氏子弟。汉武帝时，这个家族一位叫王贺的做了一个绣衣御史的小官。王贺生子禁。王禁妻妾众多，生有四女八男，其中王政君是王禁嫡妻李氏所生。王政君19岁入宫侍奉太子刘奭。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王政君生一子，名骜，字太孙。刘骜3岁时宣帝去世，太子刘奭即位，是为元帝，立刘骜为太子，王政君为皇后。王政君荣登“国母”的宝座，她的父母、兄弟、姊妹成了皇亲国戚，封爵授官。王禁封为阳平侯。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一命呜呼，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尊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任命帝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总理朝政；封王崇为安成侯，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唯王曼已卒，未得封赏。自此开始，以皇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
成帝大封诸舅以后，王氏外戚一个个贵显无比，鲜衣怒马，趾高气扬，过着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唯王莽一家过着孤贫寒酸的生活。王莽，字巨君，生于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因其父王曼早殁未能蒙受皇恩。但王莽恭俭有礼，拜名儒、沛郡陈参为师，孜孜不倦地攻读经书。在家里，他恭谨地侍奉寡母和寡嫂，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在社会上，他广交名人儒士，小心翼翼地侍奉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与叔父。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莽的伯父王凤生病，王莽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自尝药，照顾备至，几个月未解衣带，这更增加了王凤的好感。这位权臣弥留之际嘱托太后和成帝授给王莽一官半职。就在这一年，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这是个职掌弓器兵的大官，秩二千石。其时他年仅24岁。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成帝，愿分自己的户邑以封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一班名士，也都盛誉王莽。于是，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食南阳新野之都乡1500户，晋官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骑都尉是个武官，秩俸与射声校尉相同。光禄大夫和侍中都是加官：加上光禄大夫一官，便可参与朝政，议论国家大事；加上侍中一官，便可在皇帝左右侍奉。年方30的王莽，成为朝中很有权力的大臣。王莽绝非那种志骄意满之辈，他爵位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服，赈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有时还做出一些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事来。
王莽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任大司马大将军的王根处在重病之中，他数次上疏请求离职养病。新的大司马大将军会落在谁头上呢？与那些终日追逐声色狗马的王氏子弟相比，王莽显得人品出众，靠着王氏外戚多年来的势力，他是能够获得这一高位的。但也有强劲的对手，他叫淳于长。此人亦是王氏外戚之一，而且当时的官位和权势都超过了王莽。为谋得高位，他说服太后，立成帝宠妃赵飞燕为皇后。成帝对淳于长的斡旋之功甚为感激，便赐淳于长以关内侯的爵位，不久，又再封为定陵侯。淳于长由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然而，淳于长没有王莽那般远见卓识，志骄气满，骄奢淫逸起来。他与寡居的被废许后的姐姐许孊私通，又娶她为小妾，并多次致信贿赂他向成帝说情恢复婕妤地位的许后，对她百般戏弄。结果，淳于长的这些阴私被王莽侦知。王莽利用在王根左右殷勤侍疾的机会赢得王根支持，上奏成帝。结果，淳于长不仅失去了马上就要到手的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连卫尉的官职也丢掉了，被赶回自己的封地。后成帝又以大逆之罪把淳于长毙死狱中，妻子流放，红阳侯王立也被赶回封地。王莽彻底击败了对手淳于长。王根推荐王莽代己辅政。同年，成帝擢王莽为大司马，代王根辅政。这年，王莽38岁。
3.党同伐异，步步高升
登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后，王莽仍旧克己修行，延聘贤良名士幕僚，赏赐的钱财全用来飨士，而自己更加俭约，他母亲生病，公卿大臣派其夫人前来探视，出来迎接客人的王夫人，穿着短衣布裙，那些贵夫人竟把她当作王莽家的奴婢了。
不料，王莽在大司马的位子上坐了一年多一点，就被赶下台来。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去世，无子，元帝傅昭仪之孙、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哀帝即位，傅、丁两家成了皇亲国戚，与王氏外戚在权益的分配上发生冲突。太后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便让王莽辞职就国。哀帝从小就听说王氏外戚骄盛，心中十分不满。但自王凤出任大司马以来，王氏外戚把持朝政已达26年，势力盘根错节，哀帝不敢马上触动王氏外戚，便下诏书，盛誉王氏外戚辅政保国之功，也把王莽夸奖了一番，加以挽留，还加封王莽户邑350户。
后来，王氏外戚与丁、傅外戚不断发生冲突。有一次，王莽又上书辞职，向哀帝和傅、丁外戚示威。这次，哀帝恩准了，他赐给王莽一些黄金，让他在京师闲居。过了两年，又把他赶回南阳新野都乡封地。但是，哀帝未能彻底翦除王氏外戚的势力，特别是不敢丝毫触动太皇太后王政君，给王莽留下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蛰居南阳新野都乡的王莽，结交士人，沽名钓誉，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王莽初回封国，南阳太守为了结交他，特地选了儒学名士孔休做王莽的新都相。王莽对孔休很是礼敬，并赠剑笼络。王莽的二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隶，这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王莽痛斥儿子，叫王获自杀以偿命。王莽的这些行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朝野上下为王莽喊冤叫屈者以百数，请求哀帝恢复王莽的官职。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发生日食，周护、宋崇等借此大做文章，为王莽大唱赞歌。哀帝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王莽回京师长安。
一年后，哀帝寿终正寝。哀帝无子嗣，太皇太后下令把汉王朝的军政大权交给王莽。王莽奏免了大司马董贤，自己重登了大司马的宝座。继立的平帝年幼，元后临朝称制，委政王莽。王莽以成帝赵皇后杀害皇子、哀帝傅皇后骄奢的罪名，迫令她们自杀，又把丁、傅两家外戚赶出京师。他还不准平帝的母亲卫氏入京。这样，王莽大权独揽，玩平帝于股掌之上。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又沽名钓誉，广施恩惠；同时，不断向太皇太后要更尊贵的名号。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他获得“安汉公”的称号。
王莽大权在握，立即把专横一时的外戚董贤铲除，把董贤和外戚丁氏、傅氏的亲属都免官爵，徙远方，改善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王莽还重视荒政，为救济灾民曾一次捐献钱百万、田30顷。在他的带动下，有官僚、豪富230余人捐献田宅，用以救灾。他又废呼池苑（今甘肃华亭）为安民县，以安置灾民。灾民可分得田宅、器具、耕牛、谷种、粮食等。他还扩大太学，广招太学生；网罗学有专长的士人有数千之多，安置在长安，给予优待。对汉宗室和功臣的后裔以及年老致仕（退休）的高官，都给予照顾。于是在他掌权不久，就得到多数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们的爱戴，希望他能有一番作为，以稳定社会秩序，保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希望社会安定，能够生活下去，对他也产生过一些幻想。
王莽青铜卡尺
王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比较重视，是贵族、官僚集团中的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物，也有改善社会、政治状况的要求。但他又有强烈的树立自己的权威的要求。这虽有为了改革需要的一面，但其不择手段的做法，也暴露了他个人的野心。他辅政之后，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当时，年迈的太皇太后仍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对这位太皇太后，王莽是不敢惹的。于是，他指使爪牙上书，说太后至尊，不宜操劳过度，一些小事就不必亲躬了。太皇太后采纳了这个建议，规定唯有封爵一事须奏闻于她，其他事皆由安汉公和公卿大臣平决，自此之后，朝政大权完全为王莽所把持。
正在这时，王莽长子王宇不满其父的专横，便和他的老师吴章、妻弟吕宽密谋劝谏。王莽探知事情真相后，大怒，将王宇送进监狱，王宇饮药自杀。王宇妻怀子，也被抓进监狱，待分娩后再处决。接着，王莽穷治吕宽之狱，从中央到地方，凡王莽认为异己者，一律指为吕宽党羽而逮捕治罪。连元帝的妹妹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及平阿侯王仁，也都被胁迫自杀。曾与王莽争夺大司马一职的前将军何武，忠于汉室不附王莽的前司隶鲍宣，与卫氏相善的护羌校尉辛通、函谷都尉辛遵、水衡都尉辛茂及南阳太守辛伯等都下狱致死，牵连被处死者达数万人。吕宽之狱，使王莽进一步清除了异己。
为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权位，王莽费尽心机，使女儿成为汉平帝的皇后。不久，王莽便获得了“宰衡”的称号，位上公。王莽十分得意，让御史给他刻了一枚“宰衡太傅大司马”的印章。
受此殊礼后不久，王莽觉察出日渐长大的平帝对自己的不满，便先下手鸩杀了平帝，拥立了年仅两岁的刘婴做“孺子”，自己做起“摄皇帝”来。王莽代汉自立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东郡太守翟义、长安人赵明等起兵反抗王莽，相继被镇压。年迈的太皇太后有名无权，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王莽代汉自立了。
4.窃取王鼎，代汉自立
居摄三年（公元8年），梓潼县一个无赖哀章见王莽有代汉而立之势，决定来一次大的政治冒险。他伪造了两个铜匮，一个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某者”，指汉高祖刘邦。书中说，王莽继汉而立，为真天子，太皇太后应遵奉天命。图、书中都写着王莽8个大臣的名字，又自造了王兴、王盛两个名字，还有他自己的名字，说这11个人是新王朝的辅佐。一天黄昏，哀章穿着黄衣，拿着铜匮，跑到汉高祖刘邦的祀庙，把两个铜匮交给仆射。仆射马上报告王莽。次日清晨，王莽郑重其事地来到高庙，拜受铜匮，又戴上皇冠去谒见太后，说明自己将承天命代汉而立。然后，来到未央宫前殿，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下来，宣布自己代汉而立，定国号为“新”，以十二月为始建国元年正月。
王莽当了皇帝后，把衣服、旗号的颜色改成黄色，然后又照金匮藏书中指示的11个人名单，一个个地找到朝中封官。11人中大多数是已经当了官的人，那个叫哀章的无赖汉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叫王盛、一个叫王兴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最后找到了，原来一个是守城门的，一个是走街串巷卖烧饼的，两个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做大官。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元旦，在未央宫前殿隆重地举行了新朝皇帝登基大典。王莽率公卿朝见太皇太后，奉上“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玺绶，去掉汉朝的封号。立妻子王氏为皇后。王莽有四子：宇、获、安、临。王宇、王获皆已自杀，王安神志恍惚不清，王莽便立王临为皇太子，封王安为“新嘉辟”；封他的孙子、王宇的6个儿子皆为公。大赦天下。又下诏策命孺子婴为“安定公”，以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等五县百里之地，人万户，作为安定公的封邑，在那里立刘氏宗庙，奉汉正朔；以孝平皇后为安定太后。宣读完策令之后，王莽拉着年仅5岁的刘婴流涕唏嘘，说：“当初周公居摄，成帝长大后便还政了。我原也欲效法周公，无奈天命难违，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把刘婴带下殿，北面称臣。接着，王莽从太皇太后手里拿到了“汉传国玺”。王莽自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步入仕途以来，从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摄皇帝、步步高升，最终代汉而立，建立了他的新朝。
1.王莽新政
王莽代汉而立后，依照《周礼》设计了一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革的蓝图，试图缓解自西汉中叶以来的社会危机，巩固新朝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为“新政”。
首先，王莽便依照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模式，进行土地改革，颁布了“王田令”：更名天下田地曰“王田”；禁止土地买卖；一家男口不满8人而田过900亩者，把多余的土地交出来，分给族人邻里；过去没有土地的，按一夫一妇100亩受田；敢有违犯此令者，流放边远地区。
为了抑制奴婢的增多，在颁布“王田令”的同时，又颁布了“私属令”：更名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奴婢；不听令者，流放边远地区。
颁布“私属令”的次年，即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又依据《周礼》颁布了“五均”“赊贷”和“六管”。“五均”，是由政府来管理工商业经营和物价。“赊贷”，是发放贷款。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的，可向钱府丞贷款。祭祀限10天归还，丧事限3个月归还，不收利息；工商贷款岁息1/10，或月息3%。后来，王莽又下令由国家专卖盐、酒、铁；由国家铸钱；由国家管理山林川泽，收山泽税。这五项国营实业，加上国家办理“五均”和“赊贷”，合称“六管”。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武帝实行过的办法，只是多了一个赊贷。目的是抑制兼并，扶助贫弱，实际上成了地主和官僚商人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
其次，在官僚制度上，王莽也进行了改革。他以传说中的上古官制蓝本，兼采汉代官制，融会贯通，制定了新朝的官僚制度。在中央，设置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和六监；在地方，分全国为9州、125郡、2203县。州，设州牧；郡的长官，按爵位的高低分为卒正、连率和大尹；县，设县宰。
最后，改变币制，禁止私铸钱币，国家垄断铸币权。王莽多次改变币制，货币繁杂，而比价又极端不合理，例如他发行的大钱，每个还不到五铢钱两个半重，却要当50个五铢钱使用。这实际上也是掠夺财富的一种手段，很多人因此倾家破产。此外，王莽还无端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境内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人民大批死亡，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王莽货布
王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王田令”和“私属令”，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但是，他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他的改革方案富于幻想，却根本是行不通的。王莽的“新政”不但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也触动了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利益，后者原是对王莽抱有极大希望的，他们原想换一个新皇帝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能获取更大的利益。王莽的新政可说是危机四伏。
2.内忧外患
王莽登上龙座不久，就发现他的龙座不稳。危机首先来自边陲。王莽称帝后，认为天无二主，土无二王，少数民族首领称王违反古典，背于一统。他派五威将出使各少数民族。其中北出者到匈奴单于庭，收回汉朝发的印玺，更授新朝的印章。单于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玺”为帝王所用，而“章”乃臣子之物，索要旧的印玺。五威将陈饶当场将旧玺椎碎。单于大怒，挥骑南下攻略，周边其他各族也相继举兵。边陲烽烟四起，鼓角齐鸣。王莽大怒，征发各郡国士兵，分六路进军匈奴。六路大军并出，战线东西绵延3000多里，共募天下的囚徒、丁男、甲卒30万人。从江淮到北部国防线上，出征的将士，运饷的役夫，络绎不绝。30万大军无法同时集结，先期到达的便屯留边境，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这些屯居边境的将士，大肆骚扰当地百姓，抢劫财物，勒索钱粮。内地各郡催征军饷，搜尽锱铢，民不聊生。这样，对匈奴的战争还未开始，边境和内地就乱了起来。为了对付混乱局面，王莽给他的大臣加授将军称号，遣著武将军逯并等镇抚要害城镇，派中郎将、锈衣执法各55人到达边陲做监军使者，整饬军纪。谁知这些官员到达边境后，与带兵将领串通一气，索取贿赂，劫掠百姓。一群饿虎又加上一帮饿狼，边陲鸡犬不宁。
外患未除，内乱又起。王莽手下有三个得力干将：王舜、甄丰和刘歆。他们三个原是汉朝的大臣，王莽出任大司马后，引为心腹。但是，在王莽想做“摄皇帝”之时，他们不大赞成，持观望态度。王莽代汉自立后，王舜、甄丰、刘歆都成了开国元勋，但内心却十分恐惧。特别是甄丰，性格刚强，桀骜不驯。王莽首先觉察出甄丰对他代汉而立不满，决定拿这个大爪牙开刀。于是，甄丰从大阿、右拂、大司空降为更始将军。甄丰父子对此极为愤慨。甄丰的儿子甄寻当时是侍中京兆大尹，他想给老子报一箭之仇，就伪造了一个符命，说新朝应分陕地为两部，立两伯治理，以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王莽气得发昏，但权衡一下，决定暂时隐忍不发，宣布照符命行事。谁知，当甄丰准备动身赴任时，甄寻又上一道符命，说王莽的女儿、故汉平帝后、黄皇室主当作他的妻子。王莽忍无可忍，勃然大怒，“黄皇室主是天下母，甄寻的符命是欺天”，称其“罪不容诛”，下令逮捕甄寻。甄寻逃跑，甄丰自杀。一年之后，甄寻在华山被捕。王莽的爪牙发现：甄寻的手上刺着“天子”二字。王莽叫人把刺字的那条胳膊截下来送给他验看，看后说：“这哪里是什么‘天子’？乃是‘一大子’或‘一六子’，六者，戮也，表明甄寻父子应当斩首！”随即下令将甄寻杀掉。此案还涉及国师刘歆的儿子刘菜、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王奇和刘歆的门客丁隆等数百人，王莽一一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王莽小布一百钱币
这次事变对王莽震动很大，他感到手下的爪牙不可靠，疑神疑鬼，慎加防备。每次外出，都要先派卫士在京师反复搜索，名曰“横搜”。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为了一次外出，竟在京师大搜五天！为防备大臣谋反，王莽限定大臣入宫随从吏员的数目。一次，太傅平晏入宫，随从人员超过了规定人数，被守宫门的仆射严加斥责，出言不逊。平晏的戊曹士一气之下把仆射绑了起来，王莽闻知此事后，气得火冒三丈，立即命令执法发骑数百，把太傅府团团围住，勒令交出戊曹士，当即将他处死，这才罢休。
就在这时，后院起火。王莽的孙子王宗欲取而代祖，他画了自己穿着天子衣冠的全身像，又刻了有“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藏薄冰”“肃圣宝继”“德封昌图”字样的三个印章，明示要代祖父王莽做皇帝。他又与舅舅吕宽的家属私下交通。事情泄露后，王莽大怒，派有司按验。王宗自杀。从此，王莽对儿孙们也不放心了，要把他们从身边赶开。
地皇元年（公元20年），一场飓风把王莽视为神圣的王路堂毁掉了。王莽借题发挥，杜撰出洋洋洒洒的一篇诏文，大讲了一通灾变符命，借机废掉了皇太子王临，把他贬为统义阳王，赶出京师；贬“新嘉辟”王安为新迁王，也驱出京师。
王临确有篡弑之心。原来，王莽连杀王宇和王获，王莽妻悲痛难已，哭瞎了眼睛。王莽便叫太子王临居宫养侍。王莽妻有一个侍婢，叫原碧，王莽与之私通。王临养侍其母时，也与原碧私通。他担心事泄被诛，就与妻子、刘歆的女儿刘忻策划杀死王莽，承袭帝位。谁知，王临还未下手，王莽就借大风吹垮王路堂一事，把他撵出京师，皇太子的位子也失掉了。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那位瞎眼皇后病危。王临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皇上对子孙太严酷了，前些年大哥、二哥都是30岁那年被迫自杀身亡的。今年，儿臣也30岁了，诚恐欲于室中自保全，而不可得耳，不知命丧何处！”王莽探视病中的妻子，发现了这封信，大怒，更疑心王临有不轨行为了。不久，瞎眼皇后病亡。王莽安葬妻子之后，下令逮捕原碧，严加拷问。原碧一一招供，王莽自觉家丑不可外扬，把参与拷审原碧的官员全部秘密处决，尸体掩埋狱中，又给王临送去了毒药，勒令自杀。王临不肯喝，拔剑自刎。
王莽一一击败了想暗算他的人。但与此同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开始燃遍大江南北。对这些起义者，王莽试图用招安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平息。遭到拒绝后，王莽又试图用迷信手段镇服义军，结果毫无效用。王莽见厌胜术不灵，便加紧武装镇压。他在全国推行军事一体化，设置前后左右中五大司马，州牧赐号大将军，郡卒正、连率、大尹为偏将军，县宰为校尉。王莽授给中央和地方长官以统兵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权力，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军营，从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
从此，王莽的新朝危机四伏，四面楚歌。
边境的烽烟，四郡的义兵，朝廷的阴谋，使王莽焦头烂额，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不过，在应付这些事变中，王莽虽无雄才大略、沉着机敏、有力措施，却也千奇百怪、妙法迭出，花样翻新，一出出闹剧扮演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个在王莽左右侍候的郎官上疏，说要天下太平，须继立“民母”。他还声称黄帝就是因为娶了120个妃子而成了神仙。王莽御阅后，马上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45人分行天下，采择民间淑女。
一个爪牙见主子如此惊悸，便献计说：“当年黄帝曾建华盖而成机。”王莽听后，立即命工匠造一九重华盖，高8.1丈，装上4个看不见的轮子，用6匹高头大马拉着，300个穿黄衣戴黄帽的力士挽着。王莽每逢外出，就让这辆登仙车在前面开道，挽车的300力士齐声呐喊：“登仙！登仙！”站在车上的几个力士奋力击鼓，煞是热闹。
王莽的大爪牙崔发献上一计：“据《周礼》和《春秋左氏传》说：‘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周易》也说：‘先号啕而后笑。’应哭天以求救。”黔驴技穷的王莽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王莽仰天叹曰：“苍天既然授命于我，为什么不歼灭众贼？若是我的过错，请打雷劈死我！”说完，号啕大哭，昏了过去。醒来后，又伏地叩头不已。为了壮大哭天的声势，王莽命令太学生和黎民百姓每天早晚两次到南郊哭天，派人做粥招待哭天的学生和百姓。凡是哭得悲伤，并能诵读王莽告天策文者，授予郎官的职位。几天之内，就有5000多人得到这个官职。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拥立刘玄为皇帝，年号“更始”。王莽听说后，犹如五雷轰顶。为了掩饰内心的惊恐不安，他在四面楚歌声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把胡须染成黑色，以示自己富于春秋。用三万金聘娶杜陵史家的女儿为皇后，亲自到未央宫前殿迎接，成同牢之礼于西堂。同时，册立了和嫔、美御、和人，位视三公；嫔人9名，位视九卿；美人27名，位视大夫；御人81人，位视元士。
连年的兵燹，官吏的敲诈勒索，官兵的抢掠，造成空前的全国饥荒，饿殍遍地，尸骨狼藉。王莽派出很多大夫谒者教黎民煮草木为酪，煮出的酪又不能吃。王莽又叫人建了一个大谷仓，置卫士荷戟守卫，美其名曰：“政始掖门。”王莽说，这样暴涨的谷价就可以跌下来。饥民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师长安。王莽煞有介事地设“养赡官”救济饥民，这些“养赡官”都是吸吮民脂民膏的好手，他们把象征性的一点点赈济粮米中饱私囊，饥民饿死者十有七八。王莽任命的管理长安市场交易的中黄门王业，乘机勾结富商大贾，贱买贵卖，大发横财。一天，王莽听说长安城中饿殍满地，就问王业这是怎么回事。王业说：“那只是一些流民。”他拿来一个梁饼肉羹给王莽看，说“城中居民都吃这个”，王莽竟信以为真。
眼见军事上连吃败仗，王莽玩了一个新花招：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宣布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王莽本人也搞不清哪些该废除，干脆说：“自即位以来，凡是不利于民的政令，全部收回。”但为时已晚，因为釜水已经沸腾，抽薪也无济于事。
地皇三年（公元22年），以绿林、赤眉为主体的各路农民起义军，铺天盖地向王莽统治的腹心地带——洛阳、长安杀奔而来。是年二月，王莽派到东方前线的军事统帅景尚，做了义军的刀下鬼。王莽再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到东方督军围剿起义军，王莽军大败，廉丹被杀。是年六月，王邑、王寻统率的王莽军主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与绿林军展开决战。王莽军大败，王寻被杀，王邑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逃回洛阳。昆阳一战，王莽军主力丧失殆尽。义军乘胜进击，直逼长安，王莽君臣惊慌失措，举朝震恐。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起义军攻破长安城的宣平门，拥入城中。次日，长安城中的两位少年朱弟和张鱼率领一些人火烧宫门，用斧头劈开敬法殿的小门，冲入皇宫。王莽逃到宣室前殿，身穿深青透赤的衣服，佩带着玺，手里握着虞帝匕首，天文郎捧着占时刻的栻站在他身旁，不断报告时刻的进度。威斗随时刻转动，王莽随斗柄而坐，嚎叫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三日凌晨，群臣簇拥着王莽出了西白虎门，逃入渐台，欲凭借周围的池水进行最后的挣扎。王莽抱着符命、威斗，随从的公卿大臣有千余人。王邑昼夜血战，士卒死伤殆尽，也逃到渐台。义军追至渐台，围了数百重，与据台顽抗的王莽党徒激战，强弩对射，矢下如雨。王莽党徒箭尽，义军渡水冲上渐台，双方展开肉搏战。王邑父子、王巡、王揖、赵博、唐尊、王盛等都死于乱枪之下，王莽躲进了一个小房间。黄昏，长安商人杜吴冲进王莽藏身房内，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摘去绶带。校尉公宾就学过《礼经》，见杜吴拿的绶带是皇绶，问知王莽所在，跑进那个房间，割下王莽首级。义军众人争先砍斫王莽尸身，把王莽的尸身剁成肉酱。
大泉五十
王莽改制是地主阶级在严重危机下的一次自救运动，企图通过改制，强迫大地主、大商人放弃一部分利益，限制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继续发展，使封建经济得到适当调整，缓和当时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以巩固新莽政权。但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顽强反抗，而王莽又未能坚持到底，中途放弃改革。再加上王莽用人不当，吏治腐败，贪官污吏利用改革“侵渔百姓”，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造成社会经济更大混乱，人民生活更加悲惨。随着王莽改制的破产，一场酝酿已久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天凤四年（公元17年），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连年灾荒，饥民们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几个月就发展到七八千人。因为这支起义军最初驻扎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故称为“绿林军”。绿林军到处攻打地主武装，夺取地主的粮食财物，赈济贫民，深受群众欢迎，很快发展到5万人。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一带瘟疫蔓延，绿林军死亡过半，乃离开绿林山，分散活动。一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叫作“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等率领北向南阳，叫作“新市兵”。这时平林（今湖北随县）人陈牧、廖湛也聚众千余人起义，号“平林兵”。七月，新市兵进攻随县，与平林兵汇合。绿林军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王莽在南方的统治。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吕母率领100多人首举义旗，自称将军，占领海曲县城，杀县令，起义军发展到数千人。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100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这一年，山东大饥，贫苦和饥饿的农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吕母死后，她的军队加入了樊崇的队伍。他们活动于泰山、沂蒙山区。这是一支贫苦农民组成的起义军，作风淳朴，“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但组织纪律却很严明，他们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伤”，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他们在作战时，为了同敌军相区别，每人都用赤色涂眉，故史称“赤眉军”。赤眉军在东方的发展，引起了王莽的惊恐。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率军向赤眉军发动进攻。王莽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起义军与王莽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展开激战，王莽军大败，廉丹被杀，王匡逃走。起义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杀敌万余。这次战役后，赤眉军势力大增，人数发展到十几万人。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瓦解了王莽在东方的统治。
在绿林、赤眉起义的同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农民也纷纷起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他们到处捕杀官吏，镇压豪强，动摇了王莽在北方的统治。
正当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些豪强地主和刘姓贵族，也乘机举兵反对王莽，以图“复高祖之业”。他们之中有加入平林兵的西汉宗室、破落贵族刘玄；有组织“舂陵兵”的南阳著名地主兼商人刘縯、刘秀兄弟。这支舂陵兵后来与平林、新市农民军联合了。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已发展到10万人。为了更好地联合各路起义军共同推翻王莽政权，绿林军的领袖决定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一年的二月，刘玄在王匡、王凤等人的支持下在洛阳称帝，建号更始。不久，起义军内部分裂，刘玄杀死刘縯。刘秀则北上图谋发展。同年，刘玄派王匡等兵分两路进攻洛阳、长安。十月，长安城破，王莽被杀，新莽政权宣告垮台。
公元24年春，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随后大封宗室，日夜饮酒作乐。义军将领对此大为不满。于是绿林军部分将领与赤眉军联合，大败刘玄军，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皇帝，建立了另一个政权。公元25年秋，绿林军、赤眉军联合攻入长安杀死刘玄，更始政权灭亡。但由于关中豪强地主隐匿粮食，城中缺粮，加上刘秀的进攻，义军被迫撤出长安。公元27年，赤眉军在宜阳被刘秀绞杀。
刘縯被杀后，刘秀极力克制自己，避免与刘玄冲突。地皇四年，刘玄派刘秀到黄河以北招抚义军。刘秀到河北后，得到当地地主阶级的支持，并利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编了河北义军，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河北站稳了脚跟之后，刘秀便派军南下镇压义军，并着手建立政权。公元25年，刘秀在鄗称帝，建元建武，不久移都洛阳，史称东汉。此后，又经过十余年的时间，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