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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科技文化，上承唐朝之后，继续有一定的发展。
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据当时人的记载，至少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这些书多半是民间流通较广的佛经、历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一类书籍。五代时，印书的事业继续发展，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印刷的书，种类繁多，最为突出。
这股潮流从民间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民间书肆开头印的都是佛经和日用各书。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读的儒家经籍，主要还是亲自或请人抄写。这种情形，对于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都有很大的不利。
五代《妙法莲华经卷》
五代时候，这种情形有了改变。官场“不倒翁”冯道和后蜀宰相毋昭裔对印行经籍的事业都有贡献。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请求根据唐朝石刻《九经》（唐以《三礼》《三传》《易》《书》《诗》合称《九经》），开成元年（836年）完成的石经，实有十二经，除《九经》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比后来所说《十三经》只少一部《孟子》，雕版印行。这项工程用了20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全书刻成，因由国子监负责雕印，后来就叫作“监本”。
后蜀宰相毋昭裔刻的书比冯道要多，而且用的是私人的财力，他的功劳自然比冯道大。相传毋昭裔少年贫寒，向人借《文选》《初学记》，人家面有难色。他长叹道：“他年若能显达，愿刻版印此两书，以便学子。”后来他做了蜀相，果然不忘早年的心愿，出资雇佣工匠，刻成两书，又续刻《九经》等书。他还主持了刻蜀石经的工作，根据唐开成石经，命张德钊写字，孙逢吉、句中正校正，刻成十部（《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放在成都学宫里面。他对刻书可谓全力以赴，是有志气的人。据说他刻书的时候，很多人笑他做傻事。后来宋人灭蜀，查明书板是毋氏私人所刻，承认了他家的产权，子孙靠印书卖钱，生活很富裕。照这一点来看，印行的数量应该不小。
毋、冯二人都是刻书的倡导者，真正刻书的是无名的工匠。五代蜀中的刻本，今天尚有留存。
当时刻书的事情自然不止这两件。后晋宰相、大诗人和凝曾把自己的集子刻了几百部送人。前蜀以诗画闻名的和尚贯休，他的诗集《禅月集》也有刻本。
但是，此时印书还不过是个开端，直到北宋中叶，刻本才完全代替抄本。
五代是词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唐朝中叶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已经开始写词，然而至多只好算是“副业”。晚唐温庭筠并擅诗词，是很个别的情形。到了五代，词的作家纷纷出现，词才能同古近体诗分庭抗礼。
词本来叫曲子词，在民间早已有了。敦煌发现的一批民间作品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作品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可惜中间也不乏庸俗的东西。曲子词原是供歌妓乐工吟唱之用，内容瑕瑜互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使歌妓乐工越来越活跃。封建官僚也往往蓄有歌妓侍女，命她们唱曲子取乐。这样，曲子词的创作逐渐繁荣起来，文人学士开头不过写来玩玩，后来才把它当作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巴蜀是词发达得最早最快的地区。蜀人赵崇祚编了一部《花间集》，收18家词500首。这18家，除温庭筠、皇甫松两位前辈及中原和凝、荆南孙光宪外，都是蜀人。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使蜀中作者的词得以流传，而且形成了一个“花间派”，影响至为深远。
赵崇祚（生卒不详），字弘基，甘肃天水人。五代后蜀人，后蜀开国功臣赵廷隐之子。他编集的《花间集》，在敦煌曲子词发现之前，一直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词集。
《花间集》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年），为《花间集》作序的是欧阳炯。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836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1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66首，孙光宪共61首，顾敻共55首，韦庄共47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6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17首。这也可见选者赵崇祚的态度客观，毫无私心。
《花间集》得名于集中作品内容多写上层贵妇美人日常生活和装饰容貌，女人素以花比，写女人之媚的词集故称“花间”。这些词作都是文人贵族为歌台舞榭享乐生活需要而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眉眼传情，当筵唱歌，辞藻极尽软媚香艳之能事。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内容上虽不无缺点，然而在词史上却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词体已正式登上文坛，要分香于诗国了。
《花间集》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真实地体现了早期词由民间状态向文人创作转换、发展过程的全貌。花间词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最终确立了“词”的文学地位，并对宋元明清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韦庄（约836—约910年），字端己，长安杜陵（今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诗人、词人，五代时前蜀宰相。文昌右相韦待价七世孙、苏州刺史韦应物四世孙。
韦庄出身京兆韦氏东眷逍遥公房。早年屡试不第，直到乾宁元年（894年）年近60时方考取进士，任校书郎。李询为两川宣瑜和协使时，召韦庄为判官，奉使入蜀，归朝后升任左补阙。
光化二年（899年），韦庄除左补阙。在此期间主要干了与政局无关，却与历史文化传承相关的两件事。其一，在历史文化遗存上，与兄弟韦蔼合作编著《又玄集》，集中收录了“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其中有妇女诗19家，不但为诗集收录女子诗开了先例，也给妇女对中华文化事业的奉献作了充分的肯定；其二，是为虽未通过或参加科考，但其作品和能力都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历史人物，如李贺、贾岛、温庭筠、陆龟蒙等十人奏请，追赠为进士名誉或赠官。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有三：首先是体现了韦庄对当时科举中重试卷、轻能力弊病的纠正；其次是将选才仅以评判试卷为标准，扩大到与文化人能力相关的作品（当然包括质、量两方面）及社会影响上；最后，从选才目的上，由单方面为朝政负责，转向兼顾为考生个人发展着想。
天复元年（901年），韦庄入蜀为王建掌书记，自此终身仕蜀。天祐四年（907年），韦庄劝王建称帝，任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定开国制度，举荐张道古等忠直文人。官终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宰相），卒谥“文靖”。宋代张唐英撰《蜀梼杌》曾高度评价：“不恃权，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
韦庄塑像
韦庄工诗，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代表作家，并称“温韦”。其诗多以伤时、感旧、离情、怀古为主题；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浏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发人深思；其词多写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上层社会之冶游享乐生活及离情别绪，善用白描手法，词风清丽。有《浣花集》十卷，后人又辑其词作为《浣花词》。《全唐诗》录其诗316首。
韦庄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此诗长达1666字，为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诗中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叙说，正面描写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称帝建国，与唐军反复争夺长安以及最后城中被围绝粮的情形。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一方面对起义军的暴行多所暴露，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义军掀天揭地的声威及统治阶级的仓皇失措和腐败无能；一方面揭露了唐军迫害人民的罪恶，另一方面又夹杂着对他们剿贼不力的谴责。它选择典型的情节和场面，运用铺叙而有层次的手法，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矛盾，布局谨严，脉络分明，标志着中国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韦庄因此诗而被称为“秦妇吟秀才”。由于某种忌讳，韦庄晚年严禁子孙提及此诗，也未收入《浣花集》，以致长期失传。20世纪初始在敦煌石窟发现。《秦妇吟》反映了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
欧阳炯（896—971年），益州华阳（今属四川成都市）人。五代诗人、词人。
他生于唐末，一生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在前蜀，仕至中书舍人，国亡入洛为后唐秦州从事。后蜀开国，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66岁时官至宰相。广政二十八年（965年）后蜀亡国，入宋为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以本官分司西京卒，时年76岁。
欧阳炯性情坦率放诞，生活俭素自守。他颇多才艺，精音律，通绘画，能文善诗，尤工小词。今存文2篇，见《全唐文》《唐文拾遗》；诗5首，见《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续拾》；词47首，见《花间集》《尊前集》。
欧阳炯曾拟作白居易《讽谏》诗50篇上孟昶，惜已不传。其长篇古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内容充实，笔力苍劲又具有浪漫色彩，都堪称五代诗中佳作。
欧阳炯
欧阳炯的词也享有盛誉，影响广泛，《菩萨蛮》《更漏子》诸词都从巴蜀远播西北的敦煌。不过欧阳烔的词的风貌却与其诗有明显差异，多表现闺情，当其词笔一旦触及深有所感的内容时，还能写出《更漏子》“三十六宫秋夜永”那样的宫怨词和《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那样旨在揭示荒淫亡国的咏史佳作。
欧阳炯作词上承温庭筠，尤擅长委婉含蓄地表达女子情怀，如《献衷心》：
见好花颜色，争笑东风。双脸上，晚妆同。闭小楼深阁，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
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红。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
如此间景间情，曲曲折折、层层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别的内心感受，在五代词中并不多见。
欧阳炯重视歌词的形式，也重视歌词的内容，只是他认为，曲子词主要是为上层社会游乐歌唱“用资羽盖之欢”的，词是艳曲，而文人词又不同于民间词。因此在词的传统上，他特别肯定和推重李白的《清平乐》和温庭筠的词，认为五代花间词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欧阳炯词论的这种主张有进步意义，也有局限，但它却代表着部分花间词人的看法，他们的创作实践也与此基本一致。
南唐后主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李煜（937—978年），字重光，号钟隐，别号莲峰居士。他是亡国之君，也是词坛魁首。
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李煜
李煜不仅擅长诗词，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李煜曾考证过拨镫法的渊源，并总结为“擫、押、钩、揭、抵、拒、导、送”八种技艺。李煜擅长行书，多以颤笔行文，线条遒劲，有如寒松霜竹，世称“金错刀”；又喜写大字，以卷帛为笔，挥洒如意，世称“撮襟书”。李煜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周密评为“法帖之祖”。画作上，李煜的竹，一一勾勒而成，自根至梢极小，很有特点，被称为“铁钩锁”。他所绘的林石、飞鸟，也都意境高远，远超常人。
五代时期，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绪，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呈现出凋落衰败之象，基本上没有出现影响力较大的书法家。但五代的绘画，继唐代之后，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五代宫廷设有画院，许多著名的画家都贤集于西蜀和南唐画院，创作繁荣，名家辈出。
五代的山水画，不但改变了隋唐时期“空勾无皴”的初级程式，并且有了皴法完备的山水派系。北方山水以荆浩、关仝为代表，风格伟岸坚凝，气势雄浑。南方山水则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线条绵延起伏，淡墨温润，“披麻皴”成为江南山水最主要的表现手段。
五代的花鸟画成就斐然，黄筌、黄居窠父子精细工整、敷色妍丽的画风名重于时，成为皇家宫廷审美和画院品评花鸟画的标准。徐熙“落墨为格，杂彩副之”的体貌又标新立异，辉映一方。他们迥然有别的风格，被画史形象地誉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成为后世工笔和写意花鸟两条脉系演变的根本基石。
五代的人物画家，主要集聚于南唐画院，周文矩以“颤笔描”写画人物，风格秀润清逸；顾闳中、王齐翰则精于传统，画格宛丽传神，人物栩栩如生。北方的人物画家胡瓌和西蜀僧人贯休则以画罗汉著名，作品皆有很高的水准。
荆浩（约850—？），字浩然，沁水（今山西沁水）人。博通经史，并长于文章。中国五代后梁最具影响的山水画家，擅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自称兼得吴道子用笔及项容用墨之长，创造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亦工佛像，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双林院作有壁画。是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画家之一。
荆浩生于唐朝末年，大约卒于五代后唐（923—936年）年间。士大夫出身，后梁时期因避战乱，曾隐居于太行山洪谷，故自号“洪谷子”。荆浩不仅创造了笔墨并重的北派山水画，被后世尊为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还为后人留下著名的山水画理论《笔法记》，以假托在神镇山遇一老翁，在互相问答中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的所谓绘景“六要”，是古代山水画理论中的经典之作，比更早时期南齐谢赫的“六法论”有所发展，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荆浩创山水笔墨并重论，擅画“云中山顶”，早已提出山水画也必须“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他的作品已被奉为宋画典范，只可惜留存于世的作品极少，且仅有的几幅画也尚存真伪之疑。
荆浩出生于河南济源。济源北倚太行，西望王屋两山，南临黄河，与古都洛阳相邻，历来文风颇盛。沁河由西北截太行而出，两岸峭壁如削，谷幽水长。荆浩故里位于今县城东北15里的谷堆头村，现存荆浩墓遗址。
五代荆浩《匡庐图》
唐乾符元年（874年）前后，荆浩由家乡来到开封，得同乡裴休的关照，曾为唐末小官。裴休任宰相五年，唐大中十年（856年）罢官，在开封遇到高僧圆绍，二人志同道合，圆绍就命他居住在开封夷门仓垣水南寺。后圆绍名声日显，又扩建成横跨夷门山的巨院，由唐僖宗亲自题赐院额曰“双林院”。荆浩曾为双林院这一重要禅院绘制壁画，足见他当时的画名。“尝于京师双林院画宝陀落伽山观自在菩萨一壁”，但此画未能留传。根据他后来在水墨山水画上的创造精神，可以断定，那是一幅人物与山水结合的水墨画。
荆浩兼擅人物还有其他例证。现存他的《匡庐图》中，就有几个细小而动态极佳的点景人物。《宣和画谱》中，也记载他曾画有人物繁多的《山阴宴兰亭图》三幅、《楚襄王遇神女图》四幅。清代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了荆浩的《钟离访道图》：“山林墨笔，人物着色，兼工带写。”并记述画中钟离作举手问讯状，将士伫立状，对岸真人傍虎而行及童子回顾指示状等，描绘得十分生动。
荆浩在五代后梁时期，因政局多变，退隐不仕，开始了“隐于太行山之洪谷”的生涯，自号洪谷子。
荆浩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将唐代出现的“水晕墨章”画法进一步推向成熟。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艺术成就极为推崇，元代汤垕在《画鉴》中将其称为“唐末之冠”。
徐熙（生卒年不详），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出身江南望族，一生不为官，人称“江南布衣”，“以高雅自任”，“志节高迈，放达不羁”。
徐熙所处的社会地位、志趣、识度，使他被排挤在画院之外。他画花木、禽鱼、蝉蝶、蔬果，多取田野自然景象为题材，描写“门花野竹、水鸟渊鱼”，“蔬菜茎苗”，而不喜欢画名花珍禽。画法则自创“落墨”法，独树一帜，达到了色墨相融、浑然一体的效果，是后世花鸟画广泛运用的“水墨淡彩”的先驱，预示着文人画艺术思潮在花鸟画领域里的兴起，给画坛带来清新的气息，被称为“徐熙野逸”。徐熙的真迹今已不存，仅有《雏鸽药苗图》，为后人摹本。
五代徐熙《玉堂富贵图》
黄筌（约903—965年），字要叔，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少时即聪慧过人，13岁从刁光胤学画，17岁为后蜀翰林图画院待诏，“权院事，授紫金袋”。北宋初转入宋代画院，被授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他的一生，都是在皇家画院中度过，接触的都是皇帝御苑里的珍禽异兽、名花奇石，作品都是按皇帝的旨意进行创作。他的花鸟画工整细丽，妙于写生，造型准确，颇能乱真。这种画风，适应了宫廷贵族的审美要求，有“黄家富贵”之称，被宋代画院奉为花鸟画的标准，不仅盛行于宋初，而且影响久远。黄筌的传世作品有《写生珍禽图卷》，画面不大，却勾勒精细，神态毕现，情趣盎然。明代文征明说：“自古写生家无逾黄筌，为能画其神，悉其情也。”
黄筌《写生珍禽图》
李成（919—967年），字咸熙。唐代宗室。在北宋初年的画坛，享有极高的地位。《宣和画谱》称他为“古今第一”，《圣朝名画评》将他的画列为“神品”，并说：“精通造化，笔尽意在，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李成笔下的山水泽薮，得平远险易之境，且“惜墨如金”，体现了他对墨的理解和重视。李成擅长画树，尤善于画枯梢老槎和挺拔的枯树，“干挺可为梁栋，枝茂凄然生阴”。他画山也风格独特，“骨干”突显，给人以“气象萧疏，烟林清旷”之感。李成的传世作品极少，传其所作的有《读碑窠石图》《小寒林图》和《雪山行旅图》等。
关仝（约907—960年），陕西长安人。早年师法荆浩，后自成一家，成就超过其师，被称为“关家山水”，在画史上与荆浩并称“荆关”。他喜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关山萧寺、幽人逸士，在山水画中注入更多的抒情因素，使观者大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的笔力劲利，达到“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的意境。他的山水画构图以巍峨、雄奇、深远见长，而且富于变化。现存《山溪待渡图》《关山行旅图》，都可代表他的绘画风格。
李成《读碑窠石图》
关仝《关山行旅图》
董源（？—约962年），五代南唐画家。其名亦作元，字叔达。中主时任北苑副使，世称“董北苑”。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擅画山水，兼工人物、牛、虎。山水初师荆浩，笔力沉雄、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后以江南真山实景为本，喜用水墨，间施淡赭，亦作青绿。皴法状如麻皮，后人名为“披麻皴”。山头苔点细密，水色江天，云雾显晦，峰峦出没，林霏烟云，汀渚溪桥，率多真意，得山之神气。米芾《画史》谓其画：“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与其传人巨然，并称“董巨”，为江南山水画派的创立者。兼工人物，能夺情态姿貌之真，画水龙，自有喜怒变化之状。存世作品有《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等。
董源《夏山图》
范宽《溪山行旅图》
范宽（950—1032年），陕西铜川耀州区人。早年学荆浩、关仝，继受李成影响。长期居住在太华、终南诸山，“对景造意，不取繁饰，写山真骨，自成一家”，创造出与荆浩、关仝、李成不同的山水画样式，以“刚古端严”著称。范宽生性狂放，“仪状峭古，进止疏野，性嗜酒好道”。他笔下的巨石往往突兀峭挺，“一山一形似争长，一石一态如布军”，落墨“疾起信手驱风云”，“笔运而气摄之”。他的画大多大图阔幅、丰满宽远、气势逼人，借景中之“趣”以阐发画“思”画“意”。王诜曾将李成与范宽比作“一文一武”。传世作品有《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等。
巨然（生卒年不详），五代宋初画家。江宁（治今江苏南京）人。初为开元寺僧，入宋后至汴京，住开宝寺。曾画烟岚晓景于学士院壁，当时称绝。其山水画师法董源，善用长披麻皴写山，幽淡峭拔，山顶多作矾头，林麓间多为卵石，松柏草竹交相掩映，幽溪细路，屈曲萦带。喜以破笔焦墨为苔点，又常于水边作蒲草。与董源并称“董巨”。存世作品有《山居图》《秋山问道图》《层岩丛树图》等。
巨然《秋山问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