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经济

一、势官地主成主流，政治制度新变化

1.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

东汉时期统治阶级的基本结构是豪强地主，三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也是以豪强地主为骨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级主要是以士族地主为骨干，唐朝以后士族势力开始衰落，尽管唐前期关陇士族集团在统治阶级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也只是士族政治的暂时反复。

安史之乱后，一大批出身于庶族和归化的藩将成为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主流，称为势官地主阶层（宋代称为形势户）。五代十国时期统治阶级换成了一代新人，这个时期是一个藩镇称王称霸的时期，君主与藩镇没有明显的界限，各国的帝王大多出身于下层人士，将相大臣也大多出身寒微。也有一部分将相大臣为科举出身或旧士族余孽，但他们都要依附于那些新起的贵族。正如《旧五代史·安重荣传》记载：“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

五代十国时期势官地主具有以下特点：

（1）文化素质低，不重视礼乐，崇尚武力，轻视文人。《旧五代史·史弘肇传》记载：“安朝廷，定祸乱，直需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2）不受儒家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不相信君权神授，只相信武力势力。

2.枢密使

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神策军两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号称“四贵”，往往侵夺相权，威逼皇帝。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3.三司使

唐初，财务主要由户部下辖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管。中唐以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常由非户部的官员分别以判、知或使的名义分管。唐昭宗在位时，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才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北宋前期三司理财的体制也是沿袭五代的。

4.削弱节度使权力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因此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长期称雄的河北诸镇在后梁、后唐之际被制服以至被消灭，就是因为自后梁始，禁军开始强化。禁军除了用以捍卫京师和皇宫外，还被派驻各地，借以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实力。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后唐以后，节度使往往兼其他职务，有的因此不能亲临镇所。一些地广兵强的藩镇，也由于地域被一再分割，势力大为削弱。藩帅在本辖区内任命刺史、县令的权力，逐渐被收归中央；对他们举荐、使用幕僚，也有不少限制。后蜀还曾罢除重臣的节度使兼职。当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各地全部实行，君弱臣强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骄兵逐帅、帅强叛上的情况依然存在。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就节度使本身而言，通过以上的削藩措施，它的实力已比唐代减弱。

二、经济重心初南移，农工商业新发展

1.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魏晋时期士族地主阶级的大庄园经济占支配地位（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不发达），唐代前期出现了大量自耕农，随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破坏，大批庶族地主涌现，使普通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这种趋势。五代十国时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轻，农民承受的超经济压迫相对减少。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结构与唐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商业交易和商品经济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经济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1）南方农业商品化扩大。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专业的商品化生产，粮食、茶叶、蚕种、水果、药材、纺织品等商品贸易频繁。

（2）地方性小市场扩大。草市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3）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有所发展。五代十国时期主要的海外贸易港口有泉州、广州、杭州、温州、明州、莱州、登州。五代十国时期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有瓷器、茶叶、铁器、丝绸。

（4）商品经济观念的转变。

相比于前代的重农抑商，五代十国的统治阶级开始重视商业，许多官员开始从事商业，促进商业发展。南平以商品贸易立国，通过商税维持政权。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观念的转变为宋代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2.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

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

南方各国多注意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利。蚕桑丝织业比以往有了很大发展。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作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

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在中国，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59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5县，吴越设5县，闽增设13县，南唐新置26县（其中有18县在今江西境内）。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100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230万户，这显示了南方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3.工商业的新发展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瓷器制造和雕版印刷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南方和北方都有精制的秘色瓷器，也都出现了雕版印刷。那时候，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民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那时，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