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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钦宗二帝被金兵北俘时，赵构领兵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宗泽在卫州（今河南县）。宗泽累败金兵，还传檄邻近各地宋兵共同行动，断金归路，截回二帝，但各地宋兵到期不来，宗泽计划未能实现，只好上书赵构，劝他做皇帝，重振宋廷。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年），字德基。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首任皇帝。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
赵构出生于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大内，生母韦贤妃。同年八月，赐名为赵构，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
大观二年（1108年）正月庚申日，赵构被封为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年）十二月壬子日，进封为康王。赵构天性聪明，知识渊博，记忆力很强，他每日能读诵书籍千余言，博闻强识。宣和四年（1122年），赵构行成人礼，并搬到宫外的府邸。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府时，金军下令宋朝的亲王、宰臣前去军中议和。宋朝拟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地，派宰辅前去交割土地，亲王前去送金军过黄河。宋钦宗召赵构前去参加，赵构不畏生死，自请前去。于是宋钦宗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赵构同去金营。金军元帅斡离不扣留赵构在金营10余日，赵构对金帅毫不畏惧。二月，适逢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在夜里袭击金人的营垒，金人责备宋朝使臣，张邦昌十分恐惧，伏地痛哭，赵构不为之所动，斡离不对此感到诧异，以为赵构不是真正的皇子，于是请宋朝廷更换五皇子肃王赵枢。肃王到了金军大营，许诺割让三镇的土地。张邦昌进为太宰，和肃王一起在金军大营为人质，赵构得以回朝。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河北磁州（今属河北省）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
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金兵再次包围开封时，赵构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宋史·本纪》称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宋廷令其率河北兵马救援京师，但他移屯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市），继又转移到东平府（今属山东省），以避敌锋。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钦宗被金人北迁。不久，赵构前往临安（今浙江临安），百官上表劝进。五月，赵构继皇帝位，是为宋高宗，定都南京应天府。
高宗和其父兄一样，害怕和金兵打仗。他所重用的大臣汪伯颜、黄潜善二人也是主张屈膝议和之人。南宋朝廷刚刚建立，宋高宗就急不可耐地向金朝求和，以割让河东、河北州郡为条件，送与金朝。
宋高宗
老将宗泽在滑州保卫战中采取了“联合抗金”的策略，与各地义军联合击退了金兵的南犯。为了再次迎战金军，宗泽在开封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并且招募了大批兵马。高宗考虑到宗泽的兵力日趋强盛，身为前朝重臣的他一旦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于是任命郭仲苟为东京副留守，用他来监视宗泽。怀有满腔报国热忱的宗泽对高宗的做法感到不满，但敢怒而不敢言，不久便一病不起，后因背上毒疮发作身亡。
宗泽死后，高宗任命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不久便将宗泽采取的抗敌措施一一废除，而且还刻意打击义军将领。就这样，宗泽费尽心血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在一月之内被销毁得无影无踪。
不久，金国再次南犯。金统军大将粘罕率金兵连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后，直逼扬州。高宗仓皇而逃，在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的护送下落足杭州。
昏庸的高宗不但没有吸取这次落败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宠信腐败无能的王渊、康履等人。苗傅、刘正彦等人见高宗无意收复河北，一气之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暴动中，他们趁机杀死了无能的王渊，后又带兵直闯宫中，杀了百余名宦官。他们对高宗说：“陛下赏罚不明，将士们为国流血流汗，不见奖赏，而宦官逆臣不见为国做事，却得到厚赏。宦官王渊遇敌不战，抢先逃走，其同党内侍康履，更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样的人居然得到重用，如何服众将士？现我二人已将王渊斩首，唯有康履仍在陛下身边，为谢三军，请陛下将其立斩。”高宗见形势不妙，只得斩康履而求自保。随后，苗傅、刘正彦二人逼迫高宗退位。高宗无奈，借隆祐太后手诏禅位皇太子赵旉，并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后来，在宰相朱胜非的策划下，高宗才得以复位。
赵旉虽然名义上做了天子，但他在位时间太短，又没举行登基仪式，还是傀儡，所以不被认为是宋朝皇帝。赵旉后因宫女保姆疏忽，受惊吓而死，年仅3岁。宋高宗知道后大哭三日，追封其为“元懿太子”。
高宗刚刚复位，就遇到了从金国返还的北宋御史中丞秦桧。靖康之变中，奸臣秦桧也被金兵迁徙，在金世宗弟弟挞懒处为奴。秦桧之所以能够回到宋朝，是因为金人想用他做内应。
秦桧声称自己是从金国逃出来的，尽管受到了种种猜疑，但还是在朝中大臣的拥护下取得了高宗的信任。秦桧向高宗介绍了徽、钦二帝在金国的情况，并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大喜道：“秦桧南归，使朕闻知二帝、母后消息，且桧忠实，与其一谈，朕高兴得夜不能寐，真乃天赐朕一良臣也。”不久，高宗令宰相范宗尹封其为礼部尚书。
建炎四年（1130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省绍兴市）、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等地，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议和的筹码。
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秦桧被升为参政知事（副宰相）。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朝廷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不久，宰相范宗尹建议废除徽宗崇宁年间兴起的滥赏恶习。秦桧先是附和，见朝中大臣不满后立即以“宰相之意恐动摇民心”为由，向高宗进谏。高宗思虑再三，罢免了范宗尹。范宗尹被罢免后，秦桧被提升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后来，秦桧“河北之人归金，中原之人归刘豫”的建议遭到了大臣士民的公开反抗。高宗以专主和议、植党专权的罪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
绍兴五年（1135年），金主粘罕死，其弟挞懒得势。挞懒恃兵威胁南宋，宋高宗无奈，只好重新起用秦桧为相，让他主持议和。秦桧见高宗议和态度明朗，不顾群臣反对，与高宗二人强行推行了议和政策。次年，金国突然发生政变。议和国书墨迹未干，挞懒死于政敌金兀朮之手。金兀朮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为理由，处死了挞懒。随后，金兀朮率大军南下。
抗金名将岳飞与刘锜相互配合，击败金军数次。金兵精锐死伤过半，金兀朮的女婿也在混战中被杀。高宗并没有因岳飞抗金的胜利而打消向金人妥协的念头，反倒担心岳飞会不会给他失而复得的皇位造成威胁。因为每当他想到苗傅、刘正彦两位将军的叛乱时就心有余悸，深恐武将难以控制。
正当岳飞准备大举进攻之际，秦桧以高宗的名义命令其“择日班师，不可轻进”。岳飞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执意进攻，在朱仙镇大败金兀朮后准备乘胜追击。秦桧顿时慌了手脚，竟在一天之内连下12道金牌。岳飞无奈，只得仰天长叹，痛惜10年之功，毁于一旦。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高宗在秦桧的唆使下，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以论功行赏之名行明升暗降、削夺兵权之实。
金兀朮闻讯大喜，立即卷土重来，威胁南宋割让淮河以北的土地，并处死抗金将领。得此消息后，秦桧开始精心组织谋划，准备杀掉岳飞等人。秦桧一面通过诬陷将岳飞打入大牢，一面代表南宋同金兀朮签订了“和约”：两国以淮水为界，割让唐、邓二州与陕西诸地；每年进贡银两、绢匹各25万；北方人流寓江南者，任其归回旧地。这就是宋、金对峙史上的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约》。随后，秦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岳飞、张宪、岳云等人，并将岳飞的亲朋故旧杀戮流放。因被罢职而赋闲在家的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岳飞有何罪时，秦桧竟以“莫须有”作答。
此后，秦桧权倾朝野，高宗对其非常倚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逝。百姓本以为高宗摆脱了秦桧的蛊惑，能够在贤臣的劝导下为大宋洗刷耻辱，不料高宗转而倚重同样主张议和的大臣，以便能够继续稳坐皇位。
宋高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国主完颜亮举兵南下。幸好朝中还有骁勇善战的武将，遏制了金兵的攻势。高宗见想做个安稳皇帝如此困难，索性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自己退为太上皇。
赵构退位后，自称不再问朝政，其实也干预一些政事。有一天，赵构去灵隐寺冷泉亭喝茶，有个行者对他照料得很殷勤，他打量了一番行者说：“我看你的样子不像个行者。”行者哭着诉说道：“我本是一个郡守，因为得罪了监司，被诬陷降罪，罚为庶人。为了糊口，得来此处投亲，干此贱活。”赵构当即说：“我明天替你去向皇帝说明。”回宫后果真对皇帝讲了，要复他的职。几天后他再去冷泉亭，见行者还在，他回宫后在宴饮时便怒容满面。孝宗小心翼翼地问赵构为何生气，赵构说：“我老了，没人听话了，那行者的事，我几天前就同你讲了，为何不办理？”孝宗回答说：“我昨日已向宰相讲起，宰相一查，说此人是贪赃枉法，免他一死已经宽大，再要复职实在不行。”赵构却不顾这些，说：“那叫我今后怎么再见人，我已经答应他向你求情。”孝宗无奈，只得去对宰相说：“太上皇大发脾气了，那人即使犯了谋杀罪，你也得给他复职。”宰相只得照办。
过了20多年的舒服日子后，高宗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病逝，终年81岁。
宋高宗在对金关系上，他坚持与金议和，不惜纳贡称臣、杀害岳飞父子，因此是十足的投降派首领。但他一直沿用宋朝的国号和正朔，有时也曾指挥、组织过宋军抗击入侵的金军，同时在内政建设上，经过不断努力，解决了农民暴动、兵变、游寇等棘手的问题，稳定了政局，从而保证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所以，由于他所处的特定环境，可以说是一位功过参半的皇帝。
宋孝宗赵昚（1127—1194年），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秀州（今浙江嘉兴）人，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高宗赵构养子。宋朝第十一位皇帝、南宋第二位皇帝（1162—1189年在位）。
高宗赵构虽然后宫妃嫔如云，但儿子只有元懿太子赵旉一人，建炎三年（1129年）秋天，年刚3岁的赵旉突然薨逝，使高宗悲痛不已。
赵旉生于建炎元年六月，母亲是潘贤妃。赵旉体质孱弱，自幼多病，高宗戎马倥偬，自顾不暇，没有过多照料他，他的病也就一直没有痊愈。到了建康以后有一次在行宫中碰倒了一只金香炉，香炉落地有声，赵旉当即惊悸抽搐，疾病转剧，不几日便一命呜呼了。当时尚未定都，高宗悲痛之余，把他的尸骨埋葬在建康城中铁塔寺法堂西边的一间小屋之下。
太子既死，皇储乏人，而储君是一国之本，储君不立，朝野不安，大臣范宗尹奏请高宗早定太子，以安定天下人心。高宗说：“太祖皇帝神威英武，奄有天下，如今子孙零落，其情堪悯。仁宗皇帝曾立其侄赵曙为帝，是为英宗，我若不效法，怎慰太祖在天之灵！”
原来，宋朝自赵匡胤禅位于胞弟太宗以后，一直到高宗赵构，当皇帝的都是太宗裔孙，太祖一支反倒默默无闻、隐而不彰了。高宗此说一出，朝野大臣纷纷上书，请求立太祖之后。大臣李回说：“艺祖（即宋太祖）不以大位传其子，可见手足情笃，陛下择嗣，不妨效法艺祖。”另一大臣张守说：“艺祖诸子并未失德，艺祖舍子而传位太宗，高风亮节，胜过尧、舜百倍。”上虞（在今浙江）县丞娄寅亮更直截了当地提出：“艺祖之后寂寞无闻，仅同庶民，于情于理，均不相合。请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子孙中有贤德者，以备他日之选，倘后宫诞生皇嗣，再命他退处藩服。这样，上可慰艺祖在天之灵，下可慰天下人心！”高宗读完奏章，不禁感慨万分，于是允准所请。
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派管理宫廷宗族事务的赵令畴于“伯”字行中访求宗室。太祖后代“伯”字行这时已达1645人，先从这些人中选出了7岁以下的儿童10个人。等到送给高宗定夺时，10人中只剩下两人。这两个人一胖一瘦，瘦的便是赵伯琮。高宗精看以后，决定留胖去瘦，赐赵伯琮银300两遣回原地。赵伯琮手捧银两，还没出门，高宗又说没有仔细观看。于是又让二人叉手并立，细细观察。正在这时，忽有一只猫在二人身旁经过，赵伯琮兀立不动，胖孩子忽然飞起一脚向猫踢去，高宗皱着眉头说：“此猫偶过此地，为何踢它？轻狂如此，怎么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又决定留瘦遣肥。这样，赵伯琮便以储君候选人的身份被养育在宫廷之中了。
赵伯琮于建炎元年（1127年）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他的六世祖是秦王赵德芳，而赵德芳是太祖赵匡胤四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入宫之年，方才6岁，需人护持，高宗领着他径入后宫，去见张婕妤、潘贤妃、吴才人。三人正环坐聊天，潘贤妃因刚丧元懿太子，看见赵伯琮，不禁触起了隐痛，掉头向隅，惨然不乐。张婕妤笑着向他招手，赵伯琮便扑向了婕妤怀抱，高宗就命她养育赵伯琮。吴才人孤独无依，也想抚养一个孩子，高宗又找来了太祖的七世孙赵伯玖，赐名为赵璩，交给吴才人培育。
宋孝宗
为了培育赵伯琮，高宗应大臣赵鼎之请，以行宫新建书院为资善堂，作为他读书的地方，并派学富才赡的大臣作为赞读。赵伯琮天资聪颖，博闻强识，颇受高宗钟爱，绍兴十二年（1142年）被加爵为普安郡王。随着年岁的增长，赵伯琮也不免对政局表示一些意见，结果导致了奸相秦桧的不满。有一次，衢州（在今浙江）发生了强盗抢劫案件，秦桧没有奏闻高宗，便径自派人拘捕。赵伯琮将此事告诉了高宗。次日高宗追问此事，秦桧说：“区区小寇，不足烦圣虑，因此没有上奏，等到荡平草寇，再奏闻不迟。”他知道这事是赵伯琮说的，心里非常恼火。当时赵伯玖也已封为恩平郡王，二人都是太祖之后，才能又不相上下，到底立谁为嗣，高宗踌躇不决。秦桧主张立赵伯玖，吴皇后也附和这种意见。高宗欲试二人优劣，便各赐宫女10人。赵伯琮的老师史浩看出了高宗的用意，便对他说：“皇帝是想考验你，千万谨慎从事。”赵伯琮点头称是。过了几天，高宗果然又将宫女召回，检验之下，赐给伯琮的10人仍是处女，赐给赵伯玖的10人都不是处女了。高宗没有告诉别人，但内心已经知道赵伯琮优于赵伯玖。
在这之前，高宗还希冀后宫妃嫔能够诞育麟儿，倘有亲子，无论是赵伯琮或是赵伯玖，都得退处藩封。然而流年似水，高宗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后宫仍然没有生育。他几次想立赵伯琮为嗣，但韦太后不肯表态，高宗不好违拗母命，立储之事一直迁延未决。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年已80岁的韦太后魂归道山，高宗又想起了立储一事，便征求大臣张焘的意见。张焘上奏说：“储君是国之大本，天下大事，莫过于此，请陛下早定普安郡王与恩平郡王名分，谁为君，谁为臣，应当晓谕天下。”高宗说：“朕思念此事已经很久了，只因太后没有应允，未能及早施行。卿的话很合朕意，明年春天一定举行立储典礼。”
绍兴三十年（1160年），高宗宣布立赵伯琮为皇子，更名为赵玮，并诏告天下。当时边陲不宁，金人屡次入寇，高宗下诏亲征，而两淮又告失守，朝中大臣畏敌如虎，提出许多退避计策。赵伯琮听了不胜气愤，请求率师执戈，征讨金人前驱。这时，卧病在家的皇子老师史浩扶病求见高宗，认为皇子不能率兵亲征。高宗也知道赵伯琮文韬武略未必娴熟，又与朝中各位将领没有一面之缘，未必会驾驭得住，只是让他扈从一同到达金陵，没有让他独当一面。
高宗自建炎元年（1127年）即位，颠沛流离，戎马半生，久有禅位之意。赵伯琮被立为皇子后，高宗几次表示要传位给他，他都流着泪坚决推辞。后来金海陵王完颜亮入侵，军务繁忙，此事便不再提起。等到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即位，金人撤兵北上，高宗自金陵返回临安，才又提起了禅位一事。朝中大臣认为，此事不宜过于匆忙，应先下建储之诏，改皇子为太子，使天下人都知道圣上的意思，然后再行禅位之礼。高宗采纳了这种意见，命学士洪遵为太子另择名字。洪遵一连拟了四个名字，都不中高宗之意。高宗在琢磨了许久之后，御笔赐赵伯琮名为眘，字为元永。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高宗下了一道改皇子为太子的诏书：“朕德薄能鲜，历经艰难，仰赖天地祖宗庇佑，得以继承大位，如今36年，宵旰忧勤，不敢懈怠。只因邦国多难，未能从容卸却重担，退保康宁。如今边鄙粗安，干戈稍息，真是天遂人愿。皇子老成持重，神器有托，朕心稍安。现在立皇子为皇太子，改名昚，敕命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到了六月，再下御礼说：“皇太子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系民心……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迁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接着便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高宗召来太子，面谕以禅位之意。太子推辞不肯接受，退到大殿的一侧便门旁边，打算回到东宫。高宗勉谕再三，太子方才答应。于是，高宗最后一次到紫宸殿，大臣陈康伯等也跟着升殿。陈康伯上奏说：“臣等辅政多年，罪戾如山，陛下皇恩浩荡，宽贷不诛，臣等铭感肺腑。如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尧、舜之举，臣等不胜欣赞，但从此之后，不得觐见天颜，犬马之情，不胜依恋！”高宗也动了感情，流着泪说：“朕在位已36年，如今已是垂垂老人，久欲退闲，此事断自朕意，与卿等无干，可努力辅佐嗣君。”陈康伯又奏说：“皇太子贤圣仁孝，天下共知，但是谦让太过，不肯去正殿，如何是好？”高宗说：“朕已再三挽留，现在已在殿后等候了。”说完便回德寿宫去了。
文武百官齐集殿门之下，宣读禅位的诏书。宣读完毕，又按官阶高低鱼贯进入此紫宸殿迎接新皇帝。过了一会儿，内侍扶掖着太子来到御座前，太子却侧立不坐。内侍扶掖了七八次，才略略就座。宰相率文武百官称贺，太子又从御座上一跃而起。陈康伯上奏说：“请殿下面南危坐，才不辜负太上皇帝托付之意。”太子显出忧愁的神色说：“父皇之命，出于独断，此大位惧不敢当，我一定要退避。”群臣当然不依，太子只得硬着头皮听完那些千篇一律的祝贺之辞。
即位仪式刚刚结束，孝宗便穿着只有皇帝才能穿的赭袍，系上玉带，步行出禅曦殿，再乘辇至德寿宫谒见太上皇。高宗辞谢再三，高兴地对左右说：“我托付得人，可说是没有遗憾了。”
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赵匡胤一系。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赵昚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的大计。并且接受史浩的建议，下诏为名将岳飞冤狱平反，追复其原官，赦还岳飞被流放的家属。除此之外，赵昚还逐渐开始为被贬谪和罢免的主战派大臣平反复官。他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
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赵昚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展开隆兴北伐。宋军于一月之内恢复灵璧、虹县和宿州等地，威慑中原。后在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攻下，宋军主将不和，军心涣散，撤兵符离时遭到金兵的追截，损失惨重，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又名“乾道之盟”。和议主要规定：宋朝皇帝对金朝皇帝改称臣为称侄；改“岁贡”称“岁币”，并将“绍兴和议”商议的银、绢各减5万，为20万两、匹；南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予金国。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40多年的和平。
宋孝宗
隆兴北伐失败后，赵昚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乾淳之治”。
北伐失败后，赵昚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1169年）八月，赵昚召在“采石之战”中大败金军的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赵昚遣“泛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赵昚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1）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赵昚在位期间，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赵昚在位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年），赵昚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赵昚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赵昚时期，“民力（因而）少宽”。
（2）兴修水利。
赵昚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年）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赵昚在位时期“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3）发行纸币。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年），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赵昚对会子十分关心。
《宋史》对赵昚纸币政策的评价为：“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1175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1176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赵昚在位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4）轻徭薄赋。
在轻徭薄赋方面，赵昚于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赵昚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
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1129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赵昚于乾道元年（1165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1172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
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1173年）才免除。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赵构崩于德寿宫中，赵昚听闻后失声痛哭，两天不能进食，又表示要服丧三年。赵昚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惇参与政事。
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1189年2月18日），赵昚禅位于赵惇，是为宋光宗。赵昚自称太上皇，闲居慈福宫，后改名重华宫。群臣为其上尊号为寿皇圣帝，赵昚继续为赵构服丧。
赵昚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他“性恭俭”，高宗赵构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赵昚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赵昚认为：“我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
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初二，赵昚患病。六月初九（6月28日），赵昚在重华殿驾崩，终年68岁。十月二十九日，群臣上谥号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十一月二十八日，暂时攒于会稽府永阜陵。十二月十八日，附祭于太庙。
宋孝宗赵昚《池上诗团扇》
赵昚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赵昚帅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邵宏渊，手下仅有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主和派斗争，特别是赵昚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高宗赵构一直健康地活着，对他持续施加影响。
赵昚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赵昚碰上了金世宗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宋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南宋王朝由破落走向恢复，由消沉走向振兴的时代，赵昚致力于改变南宋以来文恬武嬉、偏安一隅的现状，给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带来了一丝蓬勃希望，不仅使得南宋累积起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抵御金朝的侵扰，也为南宋后期的抗蒙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宋光宗赵惇（1147—1200年），宋朝第十二位皇帝、南宋第三位皇帝（1189—1194年在位），宋孝宗赵昚第三子，母成穆皇后郭氏。
宋孝宗即位后，赵惇拜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恭王。
庄文太子逝世后，孝宗认为赵惇的英武才能很像自己，便想立他为太子，但因为按长次轮不到他，所以迟迟没有决定。这时，虞允文为相，请求趁早确立皇太子。乾道七年（1171年），赵惇被立为皇太子。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宋高宗去世。孝宗悲痛欲绝，欲为高宗守孝三年。再加上此时的孝宗对政事心生倦怠，于是打算禅位给儿子赵惇。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赵惇受父宋孝宗禅位登基，以次年为绍熙元年，是为宋光宗。
宋光宗皇后李凤娘，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由术士皇甫坦推荐给高宗，聘为恭王妃。她生性嫉妒，经常向高宗、孝宗诉说太子身边人的不是，遭到两宫的训斥。
光宗即位后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皇后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
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宋光宗
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光宗的进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光宗在谢深甫等大臣的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不料却遭到李后的呵斥，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光宗也是反复无常。
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登基，是为宋宁宗。宋宁宗登基后，尊光宗为太上皇，皇后为寿仁太上皇后，移驾泰安宫。
宋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唯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庆元六年八月庚寅日（1200年9月16日），光宗患病，八月辛卯日（9月17日），光宗在寿康宫去世，享年54岁，后葬光宗于永崇陵。十一月丙寅日，上谥号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
嘉泰三年（1203年）十一月八日壬申日，加谥号为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宋光宗是宋朝所有皇帝中比较平庸的一位。他继位之初，确有革故鼎新之意，能听取臣下谏言，也裁汰了一些不肖者。但他“宫闱妒悍”，惧内心理严重，以致后期荒废朝政；又听信谗言，疏离太上皇赵昚，罢免辛弃疾等主战派大臣，引起南宋的政治危机。赵惇在位五年，“乾淳之治”的成果渐消，南宋开始由盛转衰。
宋宁宗赵扩（1168—1224年），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南宋第四位皇帝（1194—1224年在位）。宋光宗赵惇与慈懿皇后李凤娘的次子。
宋宁宗的政治能力并不十分出色，在他统治前期，朝政由韩侂胄把持，后期则由史弥远与杨皇后控制，且在两次宋金战争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他平时虚心好学，生活节俭，并善于听取臣下意见，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南宋的户口也在嘉定年间达到峰值。
乾道四年十月十九日（1168年11月19日），赵扩出生于恭王府邸。淳熙五年（1178年）十月授予明州观察使，封英国公，十二年（1185年）三月封平阳郡王，十六年（1189年）三月进封嘉王。绍熙五年（1194年）初立为太子。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去世，光宗却以病为辞，不肯主持丧礼，大臣们只好请太皇太后吴氏代替光宗举行祭礼。大臣又奏光宗说：“皇子嘉王扩，一向仁慈孝顺，应立于储君，以安定人心。”光宗立即批示：“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在举行祭礼时，赵汝愚等率文武百官在孝宗灵柩前请求太皇太后吴氏宣示光宗禅位诏，太皇太后吴氏宣读：“皇帝心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帝位。”
赵汝愚出来后，把太皇太后的意思告诉宁宗。宁宗坚决推辞道：“恐怕会背负不孝的罪名。”赵汝愚说：“天子应当以安定社稷、国家为孝，如今朝廷内外忧心忡忡，害怕混乱，万一发生意外变故，置太上皇于何地？”大臣们这才把嘉王赵扩从人群中拥出，赵扩却推辞说：“上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吴氏立刻命太监说：“去拿黄袍来，我亲自给他穿上。”赵汝愚立即率文武百官跪拜，三呼万岁。赵扩登位，史称宁宗。
宋宁宗继位后，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任命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为枢密院都承旨，册立韩夫人为皇后，韩侂胄由此得势。
出生皇族的宗室赵汝愚被宁宗任命为宰相，他收揽名士，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外戚韩侂胄与赵汝愚不和，图谋排斥赵汝愚，先后起用京镗、何澹、刘三僳、刘德秀等人。著名理学家朱熹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韩侂胄，韩侂胄对宋宁宗说朱熹迂阔不可用。由于宁宗信任韩侂胄，朱熹被罢官，彭龟年奏韩侂胄“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反对赵汝愚罢官的人都陆续被窜逐。
宋宁宗
宋宁宗还在韩侂胄集团的策划下，下令禁止道学，定理学为伪学，罢斥朱熹等理学家，对当时的许多知名人士进行清洗，禁止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史称“庆元党禁”。
宁宗时期，在与金朝的关系上，又逐渐趋于紧张。宋宁宗因为不满金朝蛮横要求按旧时的礼仪行事，对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满，因此他也支持韩侂胄对金朝采取强硬的措施。
嘉泰四年（1204年）四月，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并追封岳飞为鄂王。不久之后，宋宁宗改元开禧，取的是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表示了南宋的恢复之志。开禧二年（1206年），宁宗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此举被认为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主和派，使主战派得到了鼓舞，很得民心。同年五月，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
开战之前，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分析形势之后，提出此时进行战争对宋朝不利，认为这场战争几无胜算。文学家叶适不仅拒绝起草宣战诏书，还上书宋宁宗，认为轻率北伐“至险至危”。武学生华岳上书，认为这次北伐将“师出无功，不战自败”。结果华岳被削去学籍，遭到监禁。反对的声音立即被朝廷镇压下去。宁宗请直学院士李壁起草了伐金诏书，以鼓舞士气：“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宋朝军队不宣而战，首先对金朝军队发起了攻击。
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但由于金朝事先得到了风声，觉察到南宋“将谋北侵”，已有了准备，在遭到进攻后立即进行了反击。由于韩侂胄用人不当，中路军统帅之一皇甫斌率军攻打唐州时被金军击溃，接着在攻打蔡州时大败于溱水，韩侂胄急忙把他撤了。北伐主战场两淮统帅邓友龙等也因兵败而被撤职。
不久，金军就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了进攻，宋朝军队由进攻转为防守。在金军的大举进攻之下，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韩侂胄想通过吴曦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却早已在四川暗通金兵，叛变称王。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
接着，就是兵败之后的谈判。对南宋来说，战败以后的和谈是气短的。作为胜利者，金朝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提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缚送金国。
宋宁宗
在这种形势下，朝廷中的主和派又形成了势力，礼部侍郎史弥远和杨皇后是主要的代表。杨皇后因当年韩侂胄在宋宁宗选皇后的问题上不倾向于她而怀恨在心，同时她也认为北伐过于轻率。他们通过皇子向宋宁宗进言：“韩侂胄再启兵端，将危社稷。”杨皇后也在旁边劝说宋宁宗，但宋宁宗很犹豫，一时难以定夺。杨皇后担心如果宋宁宗走漏风声，让大权在握的韩侂胄知道，后果将十分严重，就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等人密谋，设法除掉韩侂胄。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殿帅夏震派出的将士挟持，杀死于玉津园中。当时宁宗听说韩侂胄被押往玉津园，立即要下旨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写有旨意的笺条，对宁宗哭诉道：“韩侂胄要废掉我和儿子，还残害了宋金两国百万生灵！”进而要挟宁宗道：“若要追回他，就请让我先死！”宁宗只好收泪作罢。
韩侂胄被杀以后，史弥远立即派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金朝，并以此作为向金朝求和的砝码。此后朝政被史弥远、钱象祖把持。经过与金朝的谈判，按照金朝的要求，韩侂胄和苏师旦的首级被送往金朝示众。韩侂胄死后，宋宁宗对大臣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
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王朝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和议条款为：两国境界仍如前；嗣后宋以侄事伯父礼事金；增岁币为银帛各30万；宋纳犒师银300万两与金。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叔改变为侄伯，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
虽然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代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韩侂胄死后，宋宁宗声称要革除韩侂胄的弊政，为赵宋基业“作家活”。史家把嘉定初年的政治举措称为“嘉定更化”。“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是宁宗更化的第一个措施，他再次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但也只是听听而已。改正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也是更化内容之一。
此外宁宗的措施还有清洗韩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程松等都被贬窜到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洗却走向了极端，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叶适被夺职奉祠达13年之久，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的罪名被撸去了职名。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是同时进行的。赵汝愚尽复原官，增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与功绩。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称为朱文公。吕祖俭、吕祖泰与庆元六君子也分别有所表彰。
但宁宗在用人为政上依旧懵懂颟顸，招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右司谏王居安进言道：“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王居安曾参与政变，后任谏官，成为政变派论劾韩党的急先锋。但他的话触着了钱象祖、史弥远的痛处，立即被免去谏官之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地说：“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
赵扩在位后期，北方形势巨变，蒙古崛起，金朝连年为蒙所侵，被迫迁都于汴京。宋朝廷中报仇雪耻之议又复起，纷纷请罢金国岁币。嘉定十年（1217年），金又分道伐宋，赵扩遂下诏伐金，于是宋金之战复起，东起山东，西至秦陇，互有胜负，延续了6年之久，迫使金国新君金哀宗在嘉定十七年（1224年）派人同南宋通好，明令部下不得进攻南宋。宋金双方进入休战状态。
嘉定十四年（1221年），蒙古军进逼汴京，与北伐宋军接触，胶西宋军纷纷南逃，京东军降于蒙古军，由是宋被迫派使者通好于蒙古。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如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嘉定元宝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宋宁宗《踏歌图》题诗
宋宁宗先后有9个儿子，但是在未成年时就夭折，因此他不得不从宗室子弟中另寻储嗣。庆元四年（1198年），选太祖后裔燕懿王德昭九世孙、6岁的赵与愿养在宫里，赐名曮。嘉泰二年（1202年）封卫国公。赵曮13岁时被立为皇子，封为荣王。次年立为皇太子，更名恃，后又改名为询。但赵询没有当皇帝的命，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八月病死，时年29岁，谥景献，与庄文太子一起葬在杭州的太子湾——这也是如今杭州西湖太子湾公园地名的由来。
嘉定十四年（1221年），又进沂靖惠王赵柄嗣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授宁武军节度使，封祁国公。次年又加检校少保，封济国公。赵竑对史弥远专权非常不满，曾书“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壁上地图中的琼崖说：我今后要是得志，就要把史弥远发配到这里。然而这一切都被史弥远送去监视赵竑的侍女看在眼里，她报告给了史弥远。史弥远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心想今后要是赵竑当了皇帝，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于是他就开始罗织赵竑的短处，经常向皇帝说赵竑的不是。
晚年的宁宗很少去妃嫔处，由于身体原因，他开始迷上道教修炼术。
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史弥远乘宁宗病危，矫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
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在位30年，享年57岁。《宋史》并没有明确记载宁宗去世是身患何病。而据《东南纪闻》记载：宁宗病危时，史弥远进献金丹百余粒，宁宗服用后不久即去世。由此可见史弥远毒害宁宗的嫌疑之大。
宋宁宗病死后，史弥远和杨皇后直接召赵昀入宫，在宋宁宗灵柩前即皇位，并由杨皇后垂帘一同听政。赵竑在愕然之中，见到了新皇帝登基，百官朝拜。赵竑认为当皇帝的应该是自己，因此不肯朝拜，结果被别人强摁着头下拜。赵竑被封为济阳郡王，后来又被封为济王，出居湖州。
宋理宗赵昀（1205—1264年），原名赵与莒，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九世孙。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南宋第五位皇帝。
赵与莒7岁时，父赵希瓐逝世，生母全氏带着他及弟赵与芮返回娘家，全氏母子在绍兴当保长的兄长（全保长）家寄居，一直到赵与莒16岁。嘉定十五年（1222年），赵昀被立为宋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57岁的宁宗溘然长逝。在他弥留之际，史弥远假诏命，废太子赵竑为济王，将贵诚召入宫中，宣布立贵诚为皇子，并改名为昀，封为成国公，随后继帝位，是为宋理宗。
史弥远擅行废立，理宗稳稳当当做了皇帝，当时就有湖州人潘壬、潘甫、潘丙等人意气难平，派人与潍州（今山东潍坊）农民起义领袖李全联络，想共同反对理宗，重新拥立赵竑。但事情准备不充分，旋即失败。史弥远借机逼死了赵竑。理宗也觉得赵竑死有余辜，不再理睬部分大臣的鸣冤，心安理得地做起皇帝来。
宋理宗
赵昀继位的前10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自己则尊崇理学，纵情声色，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后，赵昀才开始亲政。史弥远死后不到半月，赵昀就下诏宣布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改元更化。理宗亲自料理各种政务，独断专行，他的老师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君臣似乎要有一番作为。赵昀亲政之初立志中兴，采取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端平元年（1234年），派兵联蒙灭金。执政后期，赵昀又沉湎于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中，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鄂州之战，宰相贾似道以赵昀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割让。
端平元年（1234年）冬十月，理宗重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真德秀声望很高，朝野的人们对他寄予厚望，真德秀参政以后所做的唯一大事就是向理宗进呈《大学衍义》，同时劝理宗祈天永命。对内忧外患的政局，没有丝毫革新和建树，表现出无从措置的窘状。他名望虽高，但才能不大，不久病死在参知政事任上。理学救国的梦想从一开始就碰了壁，可是理宗并不醒悟，对他来说，理学仍是治国的灵丹圣药。
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宗驾临太学，听学官讲授《大学篇》，并将他自己写的《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太学生，同时下诏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于孔子庙廷。敌视儒学的王安石被他看成万世罪人，赶出孔庙。上行下效，全国士子埋头“四书”，理学名家们列据要津，朝政日乱。理宗的救国理学，成了亡国之学。
在南宋小朝廷江河日下的时候，北方的蒙古族却蒸蒸日上，原先统治它的金朝，正处在它的猛烈冲击之下。
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军在大汗窝阔台的亲自指挥下，分三路攻入河南，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歼灭了金军主力。次年，包围了金朝的都城汴京。金哀宗先逃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后又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金朝守卫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杀掉其他大臣，向蒙古军队投降。
蒙古军包围汴京时，派使臣同南宋商议夹攻金朝，许诺灭金后，将金朝占领的河南之地归还南宋。百年耻辱，一朝可雪，宋理宗和多数朝臣觉得这是天赐良机，答应夹攻金朝。就这样，宋理宗无视蒙古帝国的潜在威胁，重演宋金结盟的悲剧。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联合，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但赵昀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赵昀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2万，与蒙古军联合围攻蔡州。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国灭亡。
金朝灭亡后，蒙古的诺言并没有全部兑现。只将原先许诺的河南地一分为二，只归还了宋朝陈州、蔡州以南的一半。双方军队各自撤回境内。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赵昀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不久，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七月初五，宋军进驻开封。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致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济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古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济，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赵昀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宋、蒙战争自此全面爆发。
端平元年（1234年）十二月，蒙古大汗窝阔台怒气冲冲地派来使者，指责理宗不守信义，率先败盟。面对盛气凌人的蒙古使者，理宗非常狼狈，只好宣称用兵非出己意，随后派出大臣邹伸之前往道歉。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下诏罢免了赵葵、全子才。这些举动，并未挽回已经造成的后果。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分道进兵，大举侵宋，延续40年之久的蒙宋战争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端平三年（1236年）四月，由于前方屡败，襄汉、两淮、四川形势危急，理宗对当初联蒙灭金之举感到后悔，于是命令学士吴泳草拟《罪己诏》，承认了自己在对蒙战争问题上的失策，但事态的发展已追悔莫及。蒙古军狂飙突进，先后攻陷随州、郢州、荆门军。八月，又攻陷枣阳军、德安府，并向江陵府进攻。九月，理宗不得已罢免了左丞相郑清之、右丞相乔行简。
宋理宗
战事紧急，理宗任命史嵩之为淮西制置使，统一指挥淮西一带的军事。史嵩之命令孟珙火速救援江陵，击败了长驱直入的蒙古军，襄汉一线的战局才开始出现转机。嘉熙三年（1239年），孟珙被任命为京湖制置大使，连续出兵，三战三捷，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等州郡，宋、蒙在襄汉一线一时呈现胶着状态。
在川蜀地区，宋军几乎自始至终处于劣势。蒙古军阔端部曾三次攻入四川，阔海二次进入四川，随意掳掠。四川已无边防可言，蒙古军随心所欲地侵入四川各地，每次都饱掠一顿才退去。两淮一带的形势有所不同，蒙古兵虽然步步南侵，遇着杜杲、孟珙却连战皆输。蒙古军遇到劲敌，被迫后撤，两淮也暂时转危为安。
淳祐元年（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宋双方的议和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蒙古自窝阔台可汗死后，国内多次发生政变，内部互相争斗，无暇外顾。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召开库里尔台大会，拥戴拖雷之子蒙哥为大汗。蒙哥大汗是蒙古的英主，他沉默寡言，不喜饮宴，他自己不好奢侈浮华，也不许后妃违犯他规定的标准。前任定宗朝时，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蒙哥继位后，所有诏旨，一律亲自起草，反复修改，方才颁发，于是大权归一，各种政令雷厉风行，境内大治。内部稳固，没有了后顾之忧，便积极准备灭亡宋朝。
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早就奉命在金莲川开建府署，统一经略大漠以南的地区。忽必烈志大谋深，辅佐兄长夺得汗位，特别受到蒙哥的重视，开府以后招贤纳士，积极实施灭亡南宋的战略。他先派遣手下将领察罕等人屯兵襄、邓一带及蜀口地区，窥伺淮、蜀，一面又在汴京分兵屯田，俟机南下。宝祐元年（1253年），忽必烈又派兀良合台率军远征云南，对南宋实施侧翼包围。
蒙古军虎视眈眈，理宗照旧醉生梦死。理宗继位已近30年，年将花甲，朝臣大都不称自己心意，身边缺乏栋梁之材，无人替自己分忧代劳，一些奸佞小人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渐渐开始窃据政权。
后宫里面，阎贵妃受到极大的宠幸。阎贵妃是赵昀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姿色妖媚，初封婉容。淳祐九年（1249年）九月，赵昀封阎氏为妃。赵昀对阎贵妃赏赐无数，阎贵妃想修建一座功德寺，赵昀不惜动用国库，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为其修功德寺，闹得百姓不得安宁。这座功德寺前后花了三年才建成，耗费极大，修得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当时人称为“赛灵隐寺”。后来阎贵妃在理宗的宠爱下，骄横放肆，揽权心切，干预朝政，一些投机钻营的小人，走她的门路，于是便骄横专恣，干权乱政起来。
之后，阎贵妃又与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等奸臣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史称“阎马丁董”，恃宠乱政，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与贾似道明争暗斗，打击谗陷，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就在此时，蒙古已准备就绪，再次发动了对宋战争。
宝祐六年（1258年）二月，蒙哥大汗派王子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自己亲率大军攻蜀，派皇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在云南的兀良合台也奉命赶赴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古军大举进攻，理宗身边的丁大全却在积极谋夺相位。四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理宗任命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边防危急，理宗也有时耳闻，但问起军情，丁大全却哄骗说三边有备，不必担心，不让理宗知道真情。战事不断恶化，南线兀良合台一路，所向克捷，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进抵湖南潭州（今长沙）。在四川，由于朝廷督战不力，蒙古军也步步推进，川西、川北和川东部分地区相继沦陷。二月，蒙古军队抵达合州，蒙哥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钓鱼城。二三月间，蒙古军连续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堡，都被宋军击退。四月，蒙古军曾一度攻至外城，但王坚率军死守，又派兵出击蒙军营寨，再次粉碎了蒙古军的进攻。进入夏季以后，四川一带气候炎热，疾病流行，蒙古军屯兵坚城之下，久战无功，士气消沉。蒙古军前锋汪德臣动用云梯攻城，被王坚击退，汪德臣也被王坚用炮击成重伤，不久死去。蒙哥闻讯大怒，亲自督战，在七月向钓鱼城发动猛攻，但钓鱼城依旧岿然不动，蒙哥大汗反而被炮石击中，回营后死在军中。蒙古军丧失了主帅，无法再战，军中诸王大臣用毛驴驮着蒙哥的尸体离开了四川。历时半年的合州保卫战取得了大捷。
蒙哥大汗死后，蒙古内部忙于争夺汗位，对宋战争无法进行。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军，本来负有直趋杭州的使命，蒙哥大汗的死讯传来时，忽必烈还没有攻下鄂州。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他渡过长江，包围了鄂州。当时临安人人皆知蒙古军逼近，理宗却被蒙在鼓中。鄂州被围以后，丁大全看到无法遮掩，只得向理宗申明军情，并请求退休。理宗得知真情，也不多加怪罪，只将他罢相，改任为观文殿大学士兼知镇江府。言官们相继上书弹劾丁大全，揭露他堵塞言路、迫害人才、穷竭民力、贻误边防等四条罪状，请求追夺他的官爵，远远流放。理宗再也无法袒护他，只好将他再次罢官。景定三年（1262年）十一月，理宗又将他流放到新州。押送途中，当权的大奸臣贾似道为了笼络人心，派人把他杀死。
阎贵妃去世后，宦官无人撑腰，无法再干预朝政，群宵干政的局面结束了。但是理宗并不觉醒，景定年间，他宠任的贾似道当权，为祸更烈，朝政更腐烂不堪。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的父亲贾涉当过淮东制置使，他从小不务正业，浪荡不羁。他的姐姐被选为理宗的贵妃后，他攀龙附凤，以“国舅”的身份跻身政治舞台，但公子哥的脾性却始终未改。淳祐六年（1246年），负责京湖地区边防事务的名将孟珙去世，继任乏人，由于贾贵妃的推荐，理宗把如此重担托付给了贾似道。以后几年，不断加官晋爵，在他30岁的时候就成了权势显赫的镇守两淮的军政大员了。宋蒙战争再度爆发前又升为负责全国军事的同知枢密院事，丁大全隐瞒战报的事发生后，理宗把仍在前线的贾似道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指挥前线抗战。
贾似道身为宰相，又是江淮一带宋军最高统帅，全面指挥前线军务，但却胆小如鼠，畏敌如虎。开庆元年（1259年）十一月，蒙古军围攻鄂州已持续两个月，战斗十分激烈，守城的宋军已有1.3万多人壮烈殉国，其余的宋军还在英勇战斗。蒙古军急切之间攻不下鄂州，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部蒙军又在潭州受阻。与此同时，蒙古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忽必烈的妃子弘吉剌只得派人乘快马赶到鄂州两军阵前，要他火速赶回。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马上北撤，临走时却扬言要奔袭临安，贾似道惊慌失措。这时蜀将王坚已经派人送来了蒙哥大汗死于钓鱼山下的消息，按照常理，宋军应当坚守，谁也不会料到他会瞒着理宗和宰相吴潜等一班大臣，派遣使臣前往求和。贾似道的使者到达的时候，忽必烈正要启程，也跟着派出使臣前往鄂州，并嘱咐使者，看见蒙古军营中旗动就迅速返回，随军北撤。忽必烈的使者登上鄂州城墙与宋方谈判，初步达成了下列条件：蒙古军撤走，宋方愿意割长江以北地区给蒙古，南宋向蒙古称臣，每年交纳银、绢20万两、匹。双方谈判还未结束，蒙古军营中大旗摇动，使者见到暗号，匆匆返回。在潭州的兀良合台也接到忽必烈的命令，随即班师，潭州之围也解除了。
理宗淳祐九年建成的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
蒙古军撤退以后，贾似道隐瞒了他私自求降的事实，谎报宋军诸路大捷。理宗兴奋异常，亲自下诏，晋封他为少师、卫国公，褒扬贾似道抵御外敌，奋不顾身，甚至有“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的话。贾似道执政以后，即大力揽权。宦官董宋臣干政多年，势力盘根错节。虽然被逐，但外朝还有许多同党，贾似道入相以后，立即将他们全部赶走。他还勒令外戚不得担任监司长官和郡守。号令一出，任凭是皇亲贵戚，也无人敢于不从，子弟门客都循规蹈矩，不敢再有非分之举。宦官、外戚无力与他争权，于是内外权柄，悉归贾似道之手。
贾似道派人奏报大捷的时候，理宗便想乘着喜庆册立忠王赵禥为太子。忠王赵禥不是理宗的亲子，而是皇弟赵与芮的儿子。理宗原有一子名赵缉，幼年夭亡，以后多年，虽然妃嫔众多，却再也不曾生子。到宝祐元年（1253年），年过半百的理宗仍然没有后嗣，他只好把弟弟的儿子过继为皇子，赐名禥，不久把他封为忠王。左相吴潜秘密上书反对册立忠王，触动了理宗的痛处，他很不高兴。贾似道揣摩理宗心意，屡次上书请立太子，暗地里又指使言官上书弹劾吴潜。理宗借机罢免吴潜，在景定元年（1260年）正式册立忠王赵禥为太子。罢免吴潜以后，理宗不再任命左相，把大权全部交付贾似道，让他专政。南宋朝廷在贾似道专权之下，已经朝中无相边防无将，岌岌可危了。
对蒙战争使得理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由于战争的失利，四川大部地区已经沦陷，政府三分之一的财政税收和军粮没有着落，尚在南宋手中的东川，军粮还要靠京湖一带供应。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在皇室、贵族、外戚、大官僚和统兵大员手中，这些人有权有势，素与赋税无缘。敛财新招，理宗也拿不出多少，只能沿用祖宗妙计，把“和籴法”推行得一浪高过一浪，身受其害的地主富户叫苦连天。大量印刷纸币解决危机。纸币滥发，物价昂贵，军队寅吃卯粮，理宗治下的南宋政府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
当权的贾似道也被这种“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的状况困扰，萌生了设法聚敛钱财的念头。景定四年（1263年）二月，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趁机献媚，劝贾似道实行“买公田之法”。贾似道大为高兴，理宗也心花怒放，当即下诏设立官田所，由刘良贵负责买田。“公田法”最初规定占田在200亩以下者免买，以后百亩之家也不能幸免。田价的规定也很粗暴，浙西的良田每亩可达1000贯，贾似道却不论好坏，每亩一律40贯，田价都用纸币支付。到后来纸币也不给了，只折价发给一些可以出家为僧的度牒和官吏的空头委任状。当时纸币已贱如粪土，度牒和空头委任状更是分文不值，这样买田，实际上是强取豪夺。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奏请理宗设立专门机关管理公田。此后，各乡设立了“官庄”，委派富裕的地主担任庄官，每年直接向租种公田的佃客收租，输纳官仓，以充军饷。当初买田的时候，有些地主以次充优，凡是年收入六七斗的都说成一石。官府据此规定地租，强迫佃客补足，使他们深受其害。理宗实行公田法，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抢到官府手里，原先佃客交给地主的田租直接交到官府，大大损害了地主的利益，江浙大小地主对此怨入骨髓。许多大臣都向理宗指出买公田的错误，理宗执迷不悟，自认为买公田解决了军饷供应，鼓励贾似道再接再厉。这一来使得理宗大失人心，南宋的统治根基因此动摇。
罢和籴，买公田，解决军饷供应，实际也是解决钱贱物贵的老大难问题。由于财政不足，理宗不断发行纸币，搜罗钱财。理宗继位初期，纸币发行3亿多贯，到淳祐六年（1246年），猛增到6.5亿贯。贾似道当权，变本加厉，景定四年（1263年）每天印15万贯。纸币大量发行，没有铜钱作储备，币值越来越低，物价飞涨。
“公田法”已使官民百姓困扰不堪。景定五年（1264年）九月，贾似道奏请实行“经界推排法”，大力敛财。理宗早已成为“诺诺皇上”，贾似道听请，无不允准。各地重新清丈土地，结果江南地区尺寸土地都有税，民力更加衰竭。
理宗君臣埋头丈量江山的时候，蒙古新汗忽必烈已经平定内乱。他把都城迁到燕京，秣马厉兵，准备挺进江南，宋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理宗因嗜欲过度，得了重病，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以高官厚禄悬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名医。几天后，理宗的病情恶化，还是无人应召。当月，理宗就去世了。在位40年，享年60岁。遗诏太子赵禥继皇帝位。咸淳元年（1265年）三月，葬于会稽府永穆陵。咸淳二年（1266年），上谥号为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庙号理宗。
宋度宗赵禥（1240—1274年），初名孟启，又名孜、长源。宋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南宋第六位皇帝（1264—1274年在位）。宋理宗赵昀之侄，荣王赵与芮之子。
宋度宗
赵禥之母是荣王赵与芮府中的一名小妾，因出身微贱，总受正房夫人的欺负，发现怀孕后立刻被夫人逼服打胎药，谁知胎儿没打下来，还是出生了。因为是皇帝近亲唯一的男孩，得到全府上下人的保护，无奈已中药毒，天生体弱，手足发软，很晚才会走路，7岁才会说话，智力低于正常水平，宋理宗为他配备了良师，精心教导，仍不能使他开窍，常常把皇帝气得发昏。左丞相吴潜不同意让这个弱智儿为大宋天下的继承人，请求另选宗室子弟，但是，宋理宗是史弥远从民间选来的，本来就与宋宗室没多大关系，当然不愿意。贾似道乘机进谗言，将吴潜贬往外地，别人更不敢多言了。
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初六，立为皇太子，赐字长源，命杨栋、叶梦鼎为太子詹事。七月初一，太子入居东宫。十七日，举行册封礼。当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前往会议所参加处理国家政事。然后退回讲堂，讲官讲经，其次讲史，终日手不释卷。天将晚时，又到榻前起居，习以为常。理宗问他今日讲的是何经，答对了，则赐座赐茶；否则，为之反复讲解分析；仍不明白的话，理宗会随之发怒，要求明天必须再予以讲解。
景定二年（1261年）正月十五日，到太庙朝拜孔子，请以张木式、吕祖谦列为从祀。十二月十五日，册立永嘉郡夫人全氏为皇太子妃。
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理宗去世，度宗接受遗诏，即皇帝位。二十七日，尊皇后谢氏为皇太后，生日为寿崇节。三十日，大赦天下。
宋度宗即位后，孱弱无能，智商低于正常人水平，荒淫甚于理宗，整天宴坐后宫，与妃嫔们饮酒作乐。《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上所记载：“帝自为太子，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合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赵禥做皇太子就以好色出名。当了皇帝后还是这样。根据宫中旧例，如果宫妃在夜里奉诏陪皇帝睡觉，次日早晨要到合门感谢皇帝的宠幸之恩，主管的太监会详细记录下受幸日期。赵禥刚当了皇帝时，有一天到合门前谢恩的宫妃有30余名。
宋度宗即位后，连批答公文也交给四个最得宠的女人执掌，号称春夏秋冬四夫人。封贾似道为太师，倍加宠信，将朝政统统委托给他。贾似道见度宗比理宗还要昏庸，就更专横跋扈，目无天子，稍不如意，就以辞官相要挟，度宗唯恐他不辞而别，总是卑躬屈膝地跪拜，流着眼泪挽留他。特授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许他三日一朝。后来放宽到十日一朝，而且每次退朝，度宗总要离座目送他走出大殿，才敢坐下。又为他在西湖葛岭建筑了精美的住宅。贾似道大肆淫乱，致使朝政昏暗。
一天，正要举行祭祀大礼，突然下起倾盆大雨，管皇帝马车的官正是宋度宗宠爱的胡贵嫔的父亲胡显祖，胡显祖建议乘小车回宫，度宗不敢轻举妄动，说：“先问问贾丞相吧！”胡显祖急于回宫，哄皇帝说：“丞相已经答应了。”皇帝便匆匆回宫。过一会儿，雨过天晴，贾似道以为皇帝再来主持典礼，才知皇帝已经回宫，顿时大发雷霆：“我身为大礼使，连陛下的举动都不得预知，不干了！”当即装模作样走出京城。皇帝苦求几日，贾相仍不理睬，只得将胡显祖罢官，流着泪把胡贵嫔送到庙里罚作尼姑，贾似道这才满意归朝。
忽必烈夺得蒙古汗位，稳定内部之后，即派兵侵犯大宋四川地区，并沿汉江南下，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包围襄阳，咸淳五年（1269年）又围攻樊城。贾似道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以致襄樊被围攻了三年，形势十分危急。后来，度宗知道了，追问贾似道。贾似道仍然隐瞒真相，说：“蒙古兵已经退去，这是谁造的谣？”度宗回答是一个宫女告诉他的，贾似道就将那宫女杀了。如此腐朽的统治，使宋朝处于灭亡的前夜。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同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献城投降。消息传来，贾似道假装率军出征，胆小无能的度宗偏死死拖住贾似道，不让他出征。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癸未日，度宗因酒色过度，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遗诏由太子赵㬎继位。同年八月己酉日，上谥号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庙号度宗。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壬午日，葬于永绍陵。
宋朝到理宗皇帝统治时，国土一天一天地缩小，却是贾似道操纵着国家大权。度宗即皇帝位，虽然在大的方面没有丧失德操，但把大权拱手交给奸臣，国家的衰败一天比一天严重。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一个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君主，显然不能够重新振兴起已经日趋败落的事业。作为皇帝，他的治国才能相当地一般；但作为人，他的欲望本能却是相当地不一般。对待虎视眈眈的蒙元政权，他毫无建树，加上朝中武将中的精英被宋理宗时的大奸臣贾似道一网打尽，南宋接连丢失了很多战略要地，灭亡已是时间问题。他居然从不担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后来连大臣奏章都懒得批。对待后宫生活，宋度宗却是技高一筹，估计整个宋朝无人能出其右。
宋恭帝赵㬎（1271—1323年），又称少帝、幼帝、德祐皇帝。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南宋第七位皇帝（1274—1276年在位），宋度宗之次子，母全皇后。宋端宗赵昰之弟，宋末帝赵昺之兄，即位前曾被封为嘉国公、左卫上将军等。
瀛国公赵㬎，是宋朝历史上一位扑朔迷离的人物。他当过皇帝、出过家，在西藏翻译过经书，后来又被元朝皇帝莫名其妙地赐死。这段传奇般的经历，成了后代骚人墨客争相吟咏的极好题材。
宋恭帝
咸淳十年（1274年）度宗一病不起，遗诏太子嗣位。由于新君刚刚4岁，群臣奉请谢太后垂帘听政。谢太后是理宗皇后，赵㬎的生母全氏才是度宗的皇后，她并未因儿子称帝而骄横恣肆，擅权蠹国。
当赵㬎以幼冲之年步入政治舞台时，宋朝江山已是危若累卵，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元军水陆并进，大举攻宋，以摧枯拉朽之势，如入无人之境。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无力抵抗，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传国玉玺，并递上降表，哀乞元军统帅伯颜体恤上天好生之德，网开三面，延续宋朝国祚。降表上说：臣（即皇帝赵㬎）正值幼年，不幸国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以致贵国兴师问罪。我并非不打算趋吉避凶以求苟全，怎奈天命有归，我又能逃往何处！现在谨奉太皇太后（即谢太后）之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两淮等现存州郡，悉数送给圣朝，为宗社生灵乞哀请命。还望可怜宋朝三百年江山不致断绝，使赵氏子孙世世有靠，那么一定不忘大德！
灭宋是忽必烈的既定国策，自然不肯因为这篇哀怨凄楚的降表而止戈息兵。三月间，伯颜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临安，谢太后打算和小皇帝赵㬎一同觐见，被伯颜拒绝。第二天元军便差人送来了元世祖的诏书，要赵㬎速速往大都（今北京）朝见元朝皇帝。赵㬎之母全氏哭着说：“承蒙圣天子仁慈，留你一条性命，还不赶快拜谢！”年仅7岁的赵㬎懵懂无知，由人搀扶着跪拜行礼，然后跟母亲全太后和少数侍从离临安北上。谢太后因有病暂缓启程。就这样，一代帝王沦为阶下之囚，由元军押解着北上，一路上凄凄惶惶，以泪洗面，于五月初二到达大都。虽然他们一行在路过瓜洲（今江苏扬州东南）、真州（今江苏仪征）时，宋军曾经拦路劫取两宫（全太后、帝），但这么一点兵力，远远不是元军的对手，无法改变他们阶下囚的厄运。
当时元军对宋的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但陆秀夫等人拥立的端宗赵昰、卫王赵昺，仍在继续抵抗，新征服的地区也是干戈四起，鼓鼙声声。忽必烈知道，只有妥善安置仍然具有潜在号召作用的宋少帝，才能广为招徕南宋的那些尚未归附的文臣武将，于是封赵㬎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瀛国公。从此，南宋的德祐皇帝便成了元朝的瀛国公。元朝统治者此举多半是为了宣传，虽然表面上优礼有加，可实际上瀛国公母子及其随从人员只能在高墙深院中打发那些无聊的岁月。元世祖忽必烈对于全太后忍辱偷生，不肯尽节殉国而鄙夷不屑。五月十二日夜，跟随全太后一起北上的南宋宫人陈氏、朱氏和另外两名宫女，因不堪凌辱，在沐浴整衣之后，焚香向南方祝祷，然后自缢身亡。朱氏还留下了一首悲怆凄楚的诗：“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忽必烈命人砍下那四人之头，悬在全太后寓所以示羞辱。但全太后因为儿子太小，尚须照看，忍辱含垢，不肯轻生。后来，全太后因为不习北方水土，想回南方定居。忽必烈的正宫察必皇后看她孤苦无依，三次向皇帝说情。但忽必烈害怕引起南宋遗民思念故国，揭竿抗元，不准所请。
至元十九年（1282年）底，忽必烈忽然下诏说，瀛国公赵㬎、翰林学士赵与
不宜居住大都，应立即迁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瀛国公赵㬎与宋朝宗室赵与
迁到大都已有数年之久，一向小心谨慎，与人无争，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何况赵㬎才只12岁，为什么不宜居住大都，必须迁往偏僻的蒙古腹地呢？原来，福建有位僧人告诉忽必烈：根据他观察星相的结果，土星侵犯帝座，必将有人危害皇帝，应该加以提防。接着，中山（今河北定县）有位狂人，自称宋王，聚众千人，声言进大都劫取文天祥丞相；京城中也有一个叫薛保住的男子上匿名信说有人要为文丞相起兵。虽然事后查明，以上诸说都是伪造出来的，但忽必烈仍然感到拘系于囹圄之中已经4年之久的文天祥和12岁的赵㬎，构成了对元朝统治的威胁，于是他一方面把赵㬎发遣到上都，另一方面又在大都杀了文天祥。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年正月，忽必烈以制造谣言、妄传书信、欺骗朝廷、企图领赏的罪名，杀掉了上匿名信的薛保住。接着又把已经降元的宋朝官员统统迁往内地。赵㬎的母亲则奉命削发为尼，居住在大都正智寺，以后便悄然死在那里。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冬天，忽必烈赏赐瀛国公许多钱财，19岁的赵㬎不禁受宠若惊。但事隔10天，忽必烈又下诏让他去土番（即吐蕃，现在的西藏）学佛法，即日登程，不得延误。就这样，一个曾经居临天下的帝王，出家当了和尚。尽管当时南宋灭亡已有12年之久，元朝的统治也已大体稳定，忽必烈仍然对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瀛国公处处设防，以免引起麻烦。
瀛国公到了吐蕃，长期居住在萨迦大寺，在这里学会了藏语藏文，曾任总持，改名为合尊法宝。黄卷青灯，晨钟暮鼓，他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并且成为一个出色的翻译大师，比较深奥的佛家逻辑专著《因明入正理论》就出自他的手笔，藏族史学家把他列入翻译大师队伍之中。他为汉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可惜的是，瀛国公的这段经历只出现在藏文记载上，不见于汉文书籍，一般人便无从知晓了。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已经年过半百的瀛国公突然被赐死于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原因是他写了一首被认为语涉讥讽的五绝：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诗中的黄金台是指战国时燕昭王在大都朝阳门附近筑一土台，置千金于上，以招揽天下贤士的故事。这一句被人解释为他抱怨自己是台下之客，未受重用。林和靖是宋代著名的高士，性格恬淡，无意功名，结庐于杭州西湖的孤山上，20年未涉足市廛，终身不娶，于住处植梅养鹤，人称他是梅妻鹤子。他死之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这在元人看来，瀛国公以林和靖自比，而林和靖结庐的钱塘（今杭州）又是南宋的都城，更证明瀛国公是借题发挥，怀念故国，其意在煽动天下人心。可怜他百口莫辩，竟为此而送掉了性命！
宋端宗赵昰（1269—1278年），有时也称宋帝昰。宋朝第十七位皇帝、南宋第八位皇帝（1276—1278年）。
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攻陷杭州后，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和许多官僚宗室都当了俘虏。元军主帅伯颜命太皇太后谢氏发出手诏，命各地未陷州郡停止抵抗，向元朝投降。但是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并没有中止，幸免于难的大臣们又在当年五月初一拥立了益王赵昰为皇帝，即是宋端宗。
端宗是度宗庶子，他的母亲是度宗淑妃杨氏。度宗驾崩后，谢太后召贾似道等入宫商议立嗣，群臣多以为战乱时节，应当抛弃旧规，赵昰为度宗长子，应当立为皇帝。贾似道为了把持朝政，主张立嫡。结果，赵㬎被立为帝，赵昰被封为吉王，弟赵昺被封为信王。
德祐二年（1276）正月，吉王赵昰被进封为益王，出判福州。信王昺进封为广王，判泉州。朝廷用意是让益王和广王二人前往经略闽、广，徐图恢复。其实，这个建议早就由文天祥提出了，当时没有答应。此时，朝廷面临元军的攻击，几乎绝望，宗室大臣再次提出，谢太后也只好允诺，任命驸马都尉杨镇及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广王母亲俞氏的弟弟俞如珪三人为提举二王府事。益王时仅8岁，广王5岁，二人尚不谙人事。三位提举皆是国戚，杨亮与俞如珪更是二王的母舅，以此三人辅政，实是代行其事。
元军入杭前，驸马都尉杨镇等人护送广王和益王离京，同行的还有赵昰的母亲杨淑妃。元丞相伯颜占领临安，派部将范文虎领兵追至婺州（今浙江金华），要杨镇交出二王。杨镇决定自己返回临安。途中遇到范文虎，杨镇骗他说，二王已至任所，范文虎只好押着杨镇回去交差。杨亮节等人背负益王、广王在山中隐藏了七天，才脱离危险，逃到温州。
临安沦陷后，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前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又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如今又聚集在二王的麾下。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戴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正在这时，已经成为伯颜阶下囚的太皇太后，委派两名宦官带领百余兵丁前来温州，准备迎接二王回临安投降元朝。帅府将士十分愤怒，群起而攻之，把这帮人全部沉入海底。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少帝赵㬎被掳北上后，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陈、张、陆三人各被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中兴朝政。
宋端宗
行朝（指流亡政府）建立不久，逃出元军魔掌的抗元名将文天祥来到行朝。当时，李庭芝扼守淮东，未能及时赶到，朝臣们主张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但文天祥和宰相陈宜中一贯不睦，只就任了枢密使同都督的职务。他请求回师温州，图谋进取。陈宜中出于私心，拒绝了这个建议，命令文天祥在南剑州建立都督府，经略江西。小皇帝赵昰即位以后，重新为亡宋的抗元斗争注入了生机。广东经略使徐直谅在帝㬎被掳后，心灰意懒，派部将梁雄飞到元军联系献城投降，等闻知帝昰继立，徐直谅急忙派兵阻击降元的梁雄飞，重新归心宋室。元将阿里海牙派兵急攻，徐直谅兵败出走。
江西、广东兵败之际，扬州城也告陷落。扬州城由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姜才防守，元将阿术久攻不下，先是派李虎到扬州劝降，被李庭芝杀死，又派使者拿来太皇太后谢氏的手诏招降，李庭芝义正词严地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没听说过以诏谕降。”赵㬎和全太后被掳北上，途经瓜洲，姜才领兵数千人出战，想夺回赵㬎及全太后。作战时，元军主帅阿术再次派人劝姜才投降，姜才凛然回答道：“吾宁死，岂能作降将军！”谢氏又下诏说：“前日下诏令卿纳城投降，多日不见回报，是不是没有洞悉我的意图，还要负隅顽抗？现在，我和嗣君都已降元，卿还为谁守城？”李庭芝不予回答，下令发弩射击使者，当场射毙一人，其他人狼狈逃去。阿术派兵据守高邮、宝应，断绝他的粮道。
李庭芝、姜才雕像
博罗欢攻占泰州新城，又将夏贵的淮西降卒赶到城下，用以劝降。手下幕僚也劝他早想退路，李庭芝说：“我只求一死而已！”元世祖亲自下诏招降，李庭芝把来使斩首，把诏书烧掉。当时，扬州已成孤城，粮食已经吃尽，就煮牛皮充饥，有的士兵甚至杀死自己的儿子充饥，但李庭芝和姜才仍然率军继续抗战。益王在福州即位后，派使者召他们二人赶赴福州，李庭芝就让淮东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自己准备同姜才一起从海路南下。不料，李庭芝刚离开扬州，朱焕就献城降元，元将得到情报后，率军急进，将李庭芝、姜才包围于泰州。泰州守将献城投降，李庭芝与姜才被俘。阿术指责姜才不及早投降，姜才扬声喊道：“我是第一个不降，要杀便杀，何用多言！”阿术见他有勇有谋，不忍心杀他。降将朱焕厚颜无耻地说：“扬州自用兵以来，白骨遍地，全是姜才、李庭芝二人所致，不杀何待？”阿术将姜才、李庭芝二人同时杀害，扬州百姓听到噩耗，无不落泪。
赵昰即位以来，杨太妃的弟弟杨亮节居中秉权，秀王赵与檡自以为国家亲贤，常常纠正时政阙失，由此遭到许多人的嫉视。朝廷见他得罪人太多，只好借机让他出兵浙江。有的大臣反对让秀王出朝，说秀王有刘更生那样的忠心，又像曹王皋那样的仁孝，应该留朝辅政，提高朝廷威望。诋毁他的人不肯罢休，接二连三上书，秀王只好出朝而去。
景炎元年（1276年）九月，元朝派出舟师和骑兵，分道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江西出发，大举向闽、广地区进军。
徐直谅兵败广州之后，东莞县民熊飞起兵，联络宋制置使赵溍，攻进广州，替元人守城的降将梁雄飞遁走。熊飞率军北上，攻下韶州，新会县县令曾逢龙统兵前来会师。元将吕师夔越过梅岭，挺进南雄，赵溍令熊飞、曾逢龙抗击元兵。曾逢龙战败身死，熊飞退回韶州。元军攻下韶州，熊飞战死，赵溍逃出广州，不知去向，广东大部分地区重新陷入元军手中。
秀王出兵浙江，听说元将阿剌罕、董文柄进入处州，即率军前往阻截。两军在瑞安（今浙江宁波府）交战，秀王战败被俘。元将董文柄问他：“秀王大人，现在该投降了吧？”秀王厉声回答说：“我是国家近臣，力屈而死，名分使然，不须多嘴。”从容就义。他的弟弟、儿子及许多从官被俘虏，全都不屈而死。
秀王兵败浙江后，元兵长驱直入福建，接连攻陷建宁、邵武、南剑三地。福安府尽失屏藩，受到很大威胁。这时，宋军在福安府周围尚屯有大量兵力，计有正规军17万人，民兵30万人，还有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兵1万人。如果运筹得当，尚可在闽江一带同元兵决一雌雄。但朝中无人下此决心，元军舟师也从海上包抄过来，战机渐渐失去。陈宜中、张世杰惊慌失措，匆匆护送端宗和卫王登舟入海。大队海船刚刚下海，与元军舟师狭路相逢，幸亏大雾弥漫，两军才没有发生冲突。端宗撤走，行都福安随之陷落，此后南宋的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府。
十一月，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曾经担任泉州市舶司使30年，是泉州的豪富。蒲寿庚看到宋朝复国无望，早就心怀异志。端宗到泉州后，他前去谒见，请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尽杀在泉州的宗室和淮兵，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的甲子门（海丰县东面海口）。
十二月，元将阿剌罕收降了泉州，派出使者到兴化军劝降。陈文龙为知兴化军事，耻于降元，斩掉来使，命令部将林华出战。不料，林华临阵叛变，助纣为虐，引导元兵前来攻城。通判曹澄孙开门降敌，陈文龙被敌人俘虏。元军想迫使他投降，陈文龙以手指腹说：“此中都是节义文章，怎能受你逼迫？”最后绝食而死。陈文龙的母亲被押在福州尼寺中，她为自己的儿子能为国尽节而自豪，病死前说：“我与我儿同死，还有什么遗憾的呢！”寺中的人都感叹说：“有此母，应有此子。”一齐动手掩埋了这位抗元义士的母亲。
陈文龙福州尚书庙塑像
元将阿里海牙进攻广西。邕州知州马墍屯兵静江，前后交战几十次，士卒死伤众多。阿里海牙写信招降，许给马墍江西大都督的官衔，他不为所动。元世祖亲自下诏劝降。马墍杀掉来使，烧掉手诏，再次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外城攻破后，他闭守内城，内城又被攻破，他还率军巷战，最后伤重被俘，元军把他斩首，头被砍掉好一会儿，还握拳起立，不肯倒下。静江失陷后，广西各地相继被攻破，广西提刑邓得遇闻知静江兵败，投江自杀。临终遗言说：“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甘心溺死！”词气慷慨，气节极为感人。
当时，闽北、闽东、闽南相继沦入元军手中，江西局势继续恶化，局处闽西的文天祥的处境也变得极为恶劣，但他报国之志，从未动摇。景炎二年（1277）春正月，元军兵临汀州（今福建长汀），他本想前往汀州据城抗战，可是，汀州守将黄去疾闻知皇上航海的消息，就已打算叛宋，文天祥只好改往漳州。不久，黄去疾和文天祥部将吴浚一起降元。二月，叛将吴浚前往漳州劝降，文天祥责以大义，将其斩首。之后，文天祥移兵广东梅州（今广东梅县）。经过一番整顿，率军越过梅岭进攻江西，收复会昌、雩都，兵锋指处，连连克捷。文天祥壮志勃发，在兴国建立大本营，派赵时赏分兵进攻吉州、赣州各县，包围赣州，江西各地抗元义士纷纷起兵响应。
当时，广东、四川、福建各地都有宋朝故将或义兵活动，抗元的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
然而，这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原来，景炎二年三四月间的时候，元朝内部不靖，元世祖召还了南方两军阵前的将领。七月，元朝藩王昔里吉发动叛乱，忽必烈又命主帅伯颜班师，抽兵平叛，暂且放慢了征服南方的步伐，宋朝收复了一些失地。元朝内乱平定之后，元世祖再次发动了攻势。
八月，元军元帅李恒派兵增援赣南，自己率军攻击文天祥的大本营，文天祥没有料到元兵的反攻如此迅速，仓皇迎战失利，所率宋兵遗散殆尽，妻子幕僚都被元军俘虏。元兵追逼甚急，部将赵时赏自愿乔装顶替，文天祥才侥幸逃脱虎口。文天祥壮志未酬，自然不会销声匿迹，先是收集散卒，退到汀州，以后辗转广东，继续为兴复宋朝努力。不过，元朝入主中原的大势已定，他只是聊尽臣子的一点忠心而已，像他的先师孔子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南宋军民拒不臣服，激怒了元世祖忽必烈，他清楚地知道：流亡的海上朝廷一日不除，对大元的抵抗便一日不会停止。九月，他火速命令塔出、李恒、吕师夔等率步卒进军大庾岭，忙兀台、唆都、蒲寿庚、刘深率舟师下海，双管齐下，剿灭行朝。
七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宋将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追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赵昰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今中山市南海中）。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掀翻了帝昰的座船，幸亏抢救及时没有淹死。但小小年纪遭此大难，吓出一身病来，几天不能出声，从此“贵恙”缠身。元将刘深追击不懈。十二月，小皇帝只得抱病浮海，刘深追至七里洋，击败宋军，生擒了赵昰的舅舅俞如珪。大陆无法立足，辽阔的大洋也无藏身之地，打算迁往占城，可是前往联络的丞相陈宜中又一去不返，赵昰和他的小朝廷不得不继续游荡在海上。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漂泊海上百余日的小皇帝赵昰再也无法承受颠簸无常的海上生涯，病死在广州湾的碙洲（今湛江硇洲岛），年仅10岁。
宋少帝赵昺（1272—1279年），宋末三帝之一，宋朝第十七位皇帝、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度宗第三子，宋恭帝、宋端宗之弟。
赵昺和他的哥哥赵昰都是度宗的庶子，他生于咸淳七年（1271年），他的母亲是度宗的妃子修容俞氏。咸淳十年（1274年）四月，授左卫上将军，晋封永国公。七月，度宗即位时，年仅3岁的赵昺被授为保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晋封信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文天祥作临安尹，请求以二王镇守闽、广两地，朝廷未从。元兵入杭前夕，宗亲再次请求二王出镇闽广，于是被晋封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临安陷落后，大臣们拥立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也被推为副元帅。端宗赵昰即位时，又被进封为卫王。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端宗赵昰病死，拥立赵昺为皇帝，改元祥兴。当时南宋王朝已日暮途穷，陆秀夫、张世杰觉得硇洲也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80里大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崖门附近），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资粮，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正在外地的文天祥也积极跟行朝联络，逐渐将军队转移到海丰活动。元军先锋张弘范一路赶来，一直追到五坡岭，文天祥正在吃饭，来不及交战，被元兵活捉。手下将领刘子俊自称文天祥，想代文天祥去死。等文天祥来到，二人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元军最后搞清了身份，把刘子俊烹杀。文天祥失败后，张弘范统率水陆军两万，扑向广南。
赵昺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兵追至崖山，张世杰率师迎战。两军在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上大战。张世杰的船队有战船1000艘，其中有不少规模巨大的海上楼船，兵民20多万；元军只有大小船只800多艘，而且有300多艘迷失了航向，此时尚未到达。从兵力上看，当时宋军还稍占优势，然而张世杰只做防守的准备，无意出击，这给了元军以可乘之机。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一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文天祥被俘后，也被带至崖山，张弘范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道：“我不能捍卫父母，却教人背叛父母，这怎么能行？”张弘范一再逼追，于是，文天祥录诗一首，作为答复，这就是著名的《过零丁洋》诗。
张弘范招降不成，崖山决战已经不可避免，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当时的元军有不少弱点：一是兵力不足，不占上风；二是北方士卒惯于驰马平川，不适于水上作战；三是船工大都是南方人，心向宋朝，只要形势转变，他们就会站到宋军这方面来。决战前夕，有人建议张世杰说：“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我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那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可祥兴元年以来，宋军久在海中，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慨然说：“频年航海，何时得休？不如一决胜负。能胜是国家之福，不胜则同归于尽。”但是，这种孤注一掷的战术无济于事。张弘范派水师占据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只好喝海水，海水一饮即吐，士卒疲乏无力，逐步丧失了水战的优势。
二月初六，决战的日子终于到来。张世杰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为必死之计。元军主将张弘范审时度势，精心布置。他将主力分为四队，猛将李恒率军进攻宋军北面及西北船队，自己率领最精锐的中军与其他将领进攻宋军南方。这天早晨，天气特别恶劣，西北上空一片昏黑。不久，彤云密布，阴云怒号，十分恐怖。上午早潮退时，水流由北向南，张弘范令李恒率领一支船队从北面顺流而下，发起猛攻。张世杰指挥淮兵英勇抵抗。崖山海战，各种武器荟萃，一时炮火轰鸣，羽箭猬集，双方士卒都拼死而战。战斗持续了两个时辰，海上硝烟弥漫，将士精疲力竭，仍然没有决出胜负，双方只得暂时休战。午后涨潮时，张弘范的帅船突然鼓乐大作，张世杰以为是元军在举行庆祝活动，思想上松懈下来。连日来的决战已耗尽他的心神，士卒也都疲惫不堪，将士都对将要发生的战事失去了戒备。不料元军气势汹汹地掩杀过来，炮火横飞，声震海宇，宋军只得仓皇应战。张弘范预先侦知宋军南边还有一大将主持，力量最强，他亲率中军前来攻坚。他的舰船两舷都蒙着布幛，士兵手持盾牌，藏在布幛后面，宋军见敌船接近，乱箭射击，都插在布幛、船舷上面，并不伤人。两边船只靠近后，元军士兵纷纷跃上宋船，双方短兵相接，杀成一团。宋军船只连接在一起，正给元军提供了方便，上了这只船，就可以跨上另一只船，顿时南边宋军阵势发生混乱，元军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李恒再次从北面攻来，宋军处于两面夹攻之中，士兵竭尽全力抵抗，也无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经过长时间的混战，宋军疲惫不堪，再也打不下去了。不久，一艘宋军船上的桅杆被砍断，旗帜被扯落。随之越来越多的船只樯旗倒下，标志着这些船上的宋军已停止战斗，元军夺得这些船只。宋军阵势愈乱，将领翟国秀、凌震解甲投降。张世杰见状，知道大势已去，连忙向其余船只下令，砍断绳索，集中到中间来，以便乘机突围。
这时天色已经昏暗，风雨骤至，雾气四塞，咫尺之间不复相辨。宋军的阵势完全瓦解。张世杰担心小皇帝赵昺，派人到皇帝座船中来，迎接小皇帝到帅船上一齐突围。保护皇帝的陆秀夫担心来接皇帝的小船毫无战斗力，无法平安穿越布满元军战船的海面，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来人的要求。张世杰只好和大将苏刘义砍断连接大船的绳索，保护着杨太后，夺港冲出重围。皇帝的座船较大，又紧紧联在其他船只上，无法突围，而拒绝了张世杰的请求，又断绝了最后一线生机。眼看着靖康故事又要重演，赵昺又要落得与度宗同样的命运，陆秀夫慨然决定与皇帝一起殉难。他先让妻子儿女投海自尽，又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当为国而死。德祐皇帝被俘，受辱已甚，陛下千万不可重蹈覆辙。”说罢，君臣二人赴海而死。宋军官兵或战死，或投海殉难，战斗到黄昏结束。几天后，海上陆续漂起了几万具尸体，元军在海上搜寻时，找到一具身穿皇袍的幼童尸体，肤色白皙，从衣中发现的“诏书之宝”断定，他就是宋皇帝赵昺。杨太后得知皇帝殉国，万分悲恸，也跳海自尽。
四天后，突出重围的张世杰到达海陵山下，碰上飓风来临，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须无须。”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也算鞠躬尽瘁了，一君亡，又立一君，今又亡。我尚未死，还望敌兵退后，别立赵氏后代，保存宗祀。现在风涛这样大，大概是天意亡赵，不容我活下去了啊！”风浪越来越大，大舰倾覆，张世杰坠水而死。
元军攻破崖山后，张弘范等人又百般劝诱文天祥，文天祥宁死不降，最终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