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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各部落首领大会，他被共同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尊称为“成吉思汗”（意为坚强的、大海一般的最高统治者）。于是，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到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奴隶制的强大国家——大蒙古国，或称蒙古汗国。成吉思汗领导统一了的蒙古族终于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在我国北方草原上很早就有了蒙古族的身影。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也是一个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民族。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有一片广阔无垠、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这就是蒙古族的摇篮。
蒙古族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蒙兀室韦部，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汉文译名。辽、金、宋时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蒙古等异译，或与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称为鞑靼，又称黑鞑靼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靼（汪古部）。大约在唐代末叶，蒙古一部逐渐迁到原来铁勒人的居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蒙古人传说，远古时，蒙古部落被他部所灭，仅两男两女幸存，逃到名为额尔古涅昆的山中，后来子孙繁衍，分为许多支，山谷狭小不能容纳，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孛儿帖赤那（意为苍狼），妻子名叫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他们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居住。蒙古人的祖先传说，反映了他们的先人从额尔古纳河西迁的事实，以及蒙古人远古的图腾观念。
蒙古原为森林狩猎部落，进入草原后，游牧畜牧业很快发展起来。在辽朝的统治下，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铁的输入，促进了蒙古各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部落中的伯颜（富者）多担任首领，社会分化成世代当首领的那颜（贵族）和依附于贵族的哈剌抽（平民）。贵族通过掠夺战争获得更多财富，并俘虏人口作为孛斡勒（奴婢），世袭占有。有势力的贵族拥有从属于个人的那可儿（军事侍从），大首领还组织了护卫军。斡孛黑（氏族）组织的形式虽还存在，但已不是原始的血缘氏族，其成员包括了贵族和来自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侍从、属民与奴婢。贵族的儿子继承父亲分配的一份属民和奴婢，分别自立家业，并继续扩展，由此不断分衍出新氏族。在频繁的相互掠夺战争中，一些氏族和部落为了保全自己，扩大势力，结成了联盟。约11世纪上半叶，蒙古部首领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攻灭了斡难河南的强部——札剌亦儿部，从此“形势浸大”。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其子想昆必勒格升号“详稳”（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金初，全蒙古各氏族和部落组成大联盟，推举海都长子之孙葛不律（又译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父）为汗（君主），蒙古部首领自此始用汗号。察剌哈宁昆的后裔号泰赤乌氏，葛不律汗家族号乞颜氏，各自都拥有许多部众，成为蒙古部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蒙古族狼毡画
葛不律汗曾入朝金朝皇帝。金朝君臣深恐蒙古势力强大会成为边患，企图将他杀死，蒙古于是叛金。此后数十年，蒙古与金朝经常发生战争。金朝利用属部塔塔尔攻打蒙古，俘杀俺巴该汗等蒙古首领，并派兵到蒙古剿杀掳掠；蒙古也多次攻略金朝边境地区。此时，蒙古高原上势力强盛的部落集团除蒙古外，还有塔塔尔（居地在今呼伦湖、贝尔湖之西、南）、克烈、乃蛮和蔑里乞（居地在今色楞格河下游一带）等部。各部贵族为了掠夺人口、牧畜和扩大统治地域，也互相争战不休。蒙古与其邻部蔑里乞、塔塔尔是世仇，更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在诸部争战中，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壮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他先依靠克烈部首领王汗的支持，打败蔑里乞部，又相继消灭了蒙古部内强大的主儿乞氏和泰赤乌氏贵族，击溃以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为首的各部贵族联盟，乘胜灭塔塔尔，降服弘吉剌诸部。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又出奇兵攻灭王汗，尽取克烈部众。这时，漠南汪古部首领也遣使献降。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铁木真举兵攻灭乃蛮太阳汗部，又先后兼并了蔑里乞残部和乃蛮不欲鲁汗部，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勒台（聚会、会议），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将全蒙古游牧民统一编组为数十个千户（《元朝秘史》记载最初编组的千户数为95个，但其中包括了一些后来组成的千户），分授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那颜，使其世袭管领，并划定其牧地范围。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又是地方行政单位。成吉思汗又命大将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统领东面直到哈剌温只敦（今大兴安岭）的各千户军队；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统领西面直到按台山的各千户军队；纳牙阿为中军万户。万户是最高统兵官。成吉思汗将原来的护卫军扩充为1万人，包括1000宿卫，1000箭筒士，8000散班，从各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和白身人子弟中选身体健壮、有技能者充当。护卫军职责是保卫大汗金帐和跟随大汗出征。平时分四队轮番入值，因此总称四怯薛，由“四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四家子弟任四怯薛之长。大汗直接掌握这一支最强悍的军队，足以“制轻重之势”，控御在外的诸王和那颜。又设了“治政刑”的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掌管民户分配和审断案件，命养弟失吉忽秃忽担任，这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
蒙古包
千户制、怯薛制和断事官的设置，是蒙古国初建时最重要的三项制度。
按照传统的分配财产习惯，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民户分封给其弟、子，各得一份，后来又划分了诸弟和诸子的封地。弟搠只哈撒儿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海剌儿河和阔连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合赤温封地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南北，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东，别里古台封地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总称东道诸王；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在按台山以西，总称西道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袭。管辖分民的千户那颜即成为所属宗王的家臣。大部分民户和蒙古中心地区归成吉思汗领有，按照传统的幼子守产习惯，由幼子拖雷继承。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人使用畏兀儿文。蒙古灭乃蛮后，即借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此有了蒙古文，用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所断案件和编集法律文书，使蒙古人的文化大大提高了一步。蒙古人原有许多从古代相传下来的约孙（意为道理、体例），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和建国以后，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札撒（意为法令）。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札撒、约孙和他历年的训言，命用蒙古文记录成卷，名为《大札撒》。其后每代大汗即位或处理重大问题，都必须依例诵读《大札撒》条文，以表示遵行祖制。
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就开始向邻境发动掠夺性战争。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成吉思汗二年（1207年）和成吉思汗四年（1209年）3次攻入西夏，迫使夏国称臣纳贡。西夏既降，接着全力攻打金朝。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统兵攻入金西北路边墙，取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郊）、抚州（今河北张北）等山后诸州，于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西北）北击溃金30万守军，追至浍河堡，歼其大半，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于怀来再灭金军精锐。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战术，率主力从紫荆口入关，进围中都（今北京）。同年，分兵三道南下，破黄河以北数十州县。大肆杀掠。成吉思汗九年（1214年），金宣宗献公主、金帛请和，乃退驻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金宣宗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驻守中都南的乣军叛金降蒙，蒙古军再入。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攻占中都，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年），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统汪古、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诸部军以及投降的契丹、女真、乣、汉诸军，专责经略中原汉地。木华黎逐渐改变以前肆行杀掠、得地不守的做法，着重招降和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攻城略地。自成吉思汗十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元年（1217—1229年），除先已归降的永清土豪史秉直父子兄弟等外，易州（今河北易县）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全等地方武装头目相继降蒙，两河、山东大部分地区为蒙古所占。蒙古对各地归降的官僚、军阀，多沿用金朝官称，授以元帅、行省等官衔，使世袭其职，在其所献地继续统军管民，称为世侯。
成吉思汗十二年—成吉思汗十三年（1217—1218年），蒙古相继征服北境的火里、秃麻诸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吉利吉思及其他森林部落，攻灭被乃蛮贵族屈出律所篡夺的西辽政权。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以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臣为理由，成吉思汗亲统大军西征，分兵攻下诸城，进围其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先已弃城逃亡，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赶，摩诃末避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岛上，病死。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克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分兵攻取呼罗珊（今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诸城，继而会师击溃花剌子模新王札阑丁的军队于印度河上，札阑丁退入印度。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年），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撒麻耳干，率军回蒙古。哲别、速不台军在抄掠波斯各地后，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攻入钦察。同年，于阿里吉河（在今乌克兰日丹诺夫市北）战役中击溃斡罗思诸国王公与钦察汗的联军，进掠斡罗思南境，又转攻也的里河（伏尔加河的突厥名，又译亦的勒）上的不里阿耳国，然后东返蒙古。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兵攻西复，连取肃（今甘肃酒泉）、甘（今甘肃张掖）等州，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附近黄河边歼灭西夏主力，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西夏国主李睍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军中，幼子拖雷监国。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们统领蒙古铁骑继承他未竟的事业，西征的步伐仍未停止。
窝阔台汗七年— 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35—1244年），蒙古铁骑在征服了金朝之后发动了第二次西征，又称为“长子西征”——因为这次西征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长子率领的。他们是：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次子拔都，次子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三子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蒙古大军征服斡罗思（今伏尔加河以西）诸部，接着铁骑踏过东欧平原的波烈儿（今波兰）和马札儿（今匈牙利），直达亚得里亚海滨，整个欧洲为之震撼，后因接到窝阔台去世的消息而班师东返。
合川钓鱼城遗址
蒙古宪宗元年（1251年），拖雷之子蒙哥继承大汗之位，随后决定派弟弟旭烈兀西征。于是从宪宗三年—宪宗九年（1253—1259年），蒙古铁骑又进行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于宪宗七年（1257年）攻灭了木剌夷（今伊朗）后，继续往南征伐，于第二年包围了黑衣大食国的首都报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大食国的哈里发（国王）被迫献城投降。蒙古铁骑至此仍未停步，继续向西攻占了美索不达米亚，逼近埃及，若再往前去就踏上非洲大陆了。
中统元年（1260年），蒙哥之弟、旭烈兀之兄忽必烈登上了大汗之位。他将新占的西南亚地区封给旭烈兀，称“伊儿汗国”——其疆域东起阿姆河，西至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北接钦察汗国，南达阿拉伯海，建都于低廉（今伊朗大不里士）。伊儿汗国与此前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一起，合称“四大汗国”。它们同大蒙古国以及后来的元朝一直保持形式上的藩属关系，由此形成了史无前例空前辽阔的、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大帝国。但是，它们毕竟因为疆域太辽阔，又是军事征服下的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军事联合体，缺乏共同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所以四大汗国建立之后，各自独立发展，很快就成为几个独立的汗国。不过，在元朝中期以前，元与四大汗国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的态势。
当时文明程度并不先进的蒙古民族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原因很多，也较为复杂，但以下两个方面是最为基本的：
一方面由成吉思汗等领导的大蒙古国是新兴势力，朝气蓬勃，正处于上升时期。成吉思汗“以弓马之利取天下”——蒙古民族那种军民一体、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的特质有利于大规模的战争行为，特别是在其上升时期，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如此前的契丹族、女真族，此后的满族等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从统一各部落的战争开始，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锻炼了出来。这支主要由骑兵组成的精锐的快速部队，善于长距离奔袭和突击，采取大规模的战略迂回和包围战术，又能较快地采用新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并把它运用到战斗中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如攻城时的炮击强敌、先扫外围、后攻主敌、长期围困、退兵回袭等等。缔造者成吉思汗本人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杰出军事家，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他和他指挥的蒙古铁骑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乃至世界古代军事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另一方面，蒙古铁骑的对手可能是因为弱小落后，或者曾经强大却已腐朽衰落；如蒙古的两大强敌金和花剌子模两国，均是政府腐败、君主昏庸、军无战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蒙古铁骑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吉思汗的政治军事才华得以充分施展。
必须指出的是：蒙古铁骑三次西征的结果，虽然客观上为进一步打开欧亚交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蒙古铁骑所到之处，烧毁城镇，屠杀民众，破坏生产和大片先进的文明地区，连续不断的残酷的战争，使有关各国人民在一个时期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统元年（1260年）春，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勒台，即大汗位，建元中统，任用汉地士人，建立起中书省、十路宣抚司以及负责中原汉地政务的燕京行中书省等行政机构，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召开忽里勒台，称汗，据有漠北地区。驻军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陕西政务的刘太平，以及四川蒙古军的一些将领，拥护阿里不哥为汗，企图以秦蜀之地响应。忽必烈遣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急驰赴任，杀刘太平、霍鲁海和四川军中附阿里不哥的将领。不久，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军，击败浑都海和逾漠南下应援的阿蓝答儿，于是完全控制了关陇川蜀地区。同时，忽必烈亲自率师北征，前锋移相哥败阿里不哥军，迫使他退守吉利吉思。次年秋，阿里不哥又移师东还，袭败移相哥，大举南进，与忽必烈激战于昔木土脑儿，双方死伤相当，各自退兵。因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阿里不哥陷于窘境，便派阿鲁忽（察合台孙）前往主持察合台兀鲁思。但阿鲁忽取得汗位后，拒绝向阿里不哥提供物资，并扣留其使者，于是阿里不哥举兵西击阿鲁忽，残破亦列河（伊犁河）流域。至元元年（1264年），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穷力竭，向忽必烈投降。至此，忽必烈终于控制了岭北局势，并将势力伸入畏兀儿地区。
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战争之初，即已承认旭烈兀对阿姆河以西土地的统治权，原来由大汗直接领有的波斯诸地遂变为大汗的宗藩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与立国于钦察草原的术赤后王之间又为领土争端爆发了长期战争。大蒙古国分裂了。
中原汉地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心，他顺应时势，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的统治方式。中统三年（1262年），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趁北边有战事，结宋为外援，占据济南，并企图策动华北各地诸侯响应。忽必烈调集重兵围攻济南，七月城破，李璮被杀。忽必烈因势利导，罢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废州郡官世袭，行迁转法。由于中原各地数十年专制一方的大小诸侯的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中央集权获得加强。中统、至元之初，元廷博采汉族士大夫建议，遵循中原传统制度，同时也采取了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权益的各种措施，大体奠定了元朝一代政制的规模。中统四年（1263年），以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1264年），升燕京为中都。中统四年，始于中都旧城东北建造新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诏告天下，正式建国号大元。至元九年（1272年），升中都为大都。
北方政局稳定后，忽必烈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先拔襄阳，浮汉水入长江，进取南宋。至元五年（1268年），命阿术、刘整督师，围困隔汉水相望的襄、樊重镇，襄、樊军民拒守孤城6年。
宋恭帝
至元十年（1273年）初，元军攻下樊城，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次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颜督诸军，分两路大举南进。左军由合答节度，以刘整为前锋，由淮西出师。伯颜本人与阿术领右军主力，九月，自襄阳出发，沿汉水入长江；同时，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阳南逼安庆，以为呼应。十二月，元水师入长江，克宋江防要塞阳逻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遁，汉阳、鄂州宋军降。伯颜分兵留阿里海牙经略荆湖，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以吕文焕为前锋。宋沿江诸帅多为吕氏旧部，皆不战而降。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贾似道被迫督诸路精兵，抵御元军之时，他仍企图奉币称臣议和，被伯颜拒绝，只好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勉强与元军会战。因宋军内部不和，一触即溃。同年秋，伯颜从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一线分兵3道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宋恭帝赵㬎上表降元，宋亡。至元十六年（1279年），完全占领四川，又追灭南宋卫王赵昺于崖山，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国内的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自从忽必烈建立大元朝以后，历时百年，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族统治中国，史称“百年夷治”。
以前的契丹辽国，只能算是占据了中国大片疆土，却没有用政治的思想统治汉人，辽只是以本民族的旧思维占地掠财，将政治中心以及统治重点仍放在本民族的利益上，与当地的汉民族为敌，取得了一时的胜利快感。后来的女真金国也是这样，征战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占地、掠财，把汉人当奴隶使用，对于重要的生产资料大多搬运回北方的驻地进行利用，对于所占的大片汉族人生息的地方，并没有多少有效的经营与管理，致使大宋王朝的经济民生在所占据的地方大幅度衰减。
到了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却情况大变。
忽必烈首先针对交通问题，他认识到行政和物资供应对这个庞大帝国的重要性，并给予了密切关注。忽必烈下令修复帝国道路，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树遮阳，在每隔一定的距离建商旅客栈。把20多万匹马分发给各驿站，用于帝国的邮政事业。为了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他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使大米经运河从中国中部能够运往都城。
同时，为了备荒，他恢复了国家的控粮政策。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则开仓免费分发谷物。
忽必烈行政管理中唯一不足的是财政方面。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但在这方面却出现了问题。
元鎏金花口梅花纹银杯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第一任“理财”大臣是不花剌的穆斯林赛夷阿札儿，他似乎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先是河中费纳客忒人阿合马，后是畏兀儿人桑哥，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但这次的政策引发了新币的贬值，国家的财政出现了崩溃。
由于北方的汉人长期与其他民族混居，许多汉人曾做过辽金的官员，到了蒙古强势后，情况开始变得复杂。虽然蒙古上层很少见汉人高官，但汉文化的影响却是很明显的。
有资料显示，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雪山讲道，就给成吉思汗灌输了许多汉文化的概念。契丹人耶律楚材对忽必烈的汉化影响也很大，为了调和蒙汉分歧，耶律楚材用汉法给蒙古元朝建立了不少制度化的措施，并对忽必烈着重强调“汉地用汉民治理”的理论要义。
当然，忽必烈很清醒，他知道不能一味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就在身边召入其他民族的有志之士，包括西域人才、本民族人才，形成一个混合文化圈，来加强对汉文化的反影响与渗透制约。
忽必烈初期在心理上和实际利害上，都较倾向于汉人集团，但后来由于汉人李璮发生叛变，涉及在中央居高位的汉人领袖王文统，西域人集团趁机打击汉人集团，忽必烈受到这种刺激，不得不修改他的政策。从此以后，忽必烈不愿再轻易任用汉人为高官了，而是采取利用西域人来牵制汉人的手法，以求制衡。
元朝重用西域人，在文教、行政、理财等方面，对元政权有不少的贡献。这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西域人在民族、语言、生活各方面都与蒙古族同属一个游牧文化圈；二是西域人降服较早，对蒙古的建国贡献也较大；三是西域人与汉人的民族性、文化背景以及立场不同，投蒙古征服者所好，汉人则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始终存有一种敌意，试图恢复汉治，这让忽必烈感到汉人不可尽信。因此，元代的社会阶级就形成了蒙古、西域人地位明显比汉人高的社会形态。
元朝的文化意识形态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大力推崇佛教。
大元朝对一切宗教都很宽容，忽必烈在1279年一度恢复了成吉思汗关于屠杀牲畜的规定——这一规定是与穆斯林习俗相违背的——和一度表现出极端反感《古兰经》所强加给穆斯林的那些对“异教徒”发动“圣战”的义务。此外，他对佛教徒的同情，使他在短时期内对佛教徒的老对手——道士们表现了几分个人敌视。
虔诚的佛教徒、蒙古史家萨囊彻辰甚至给忽必烈冠以呼图克图（崇敬的、神圣的）和查克拉瓦蒂（佛教词汇中是“宇宙之君主”）这些称号。甚至在他继位前，即蒙哥统治时期，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与道士的辩论会，结果，佛教徒获胜。在这次著名的论战中，那摩和年轻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阐述了佛教教义。他们指控道士们散布流言，歪曲了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贬成仅仅是道教的附庸。这次论战之后，忽必烈颁布法令，焚毁道藏伪经，迫使道士们归还从佛教徒手中夺得的佛寺。
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继任皇帝后，他曾举行隆重仪式接受锡兰王送给他的一件佛骨。
忽必烈在佛教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
八思巴是著名梵学家萨斯迦的侄子和继承人，主管乌斯藏的萨斯迦寺庙。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请他，封他为国师。八思巴按忽必烈的命令为蒙古人创造新文字，被称为都尔巴金或称方体字，它是根据藏文字母创造的。不过，这些方体字只是暂时流行了一段时间，因为蒙古人继续使用模仿畏兀儿字母的文字，这种文字已成为他们的民族文字。
在忽必烈的继承者中，大多数人与忽必烈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不过，其间也有信奉其他宗教的代表人物。例如，忽必烈的一个孙子阿难答就是倾向于伊斯兰教。阿难答在试图夺取王位失败后，被他的侄儿海山处死了。海山在统治时期内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命人把许多佛教戒律写本译成蒙古文。海山偏袒喇嘛，下令行政机关撤销了佛教徒和道士一直享受的财产豁免权，导致大臣张圭代表儒生公开抗议尊崇喇嘛。后来，也孙铁机皇帝不得不对喇嘛进入中国加以控制。
元朝大力推崇佛教，对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也必然成为汉文化的巨大阻碍，这是导致蒙古元朝夷制快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