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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的会议室里，铺展着一张巨大的《松辽地质勘探图》。康世恩脸色颇为凝重地说着：“松辽第一口基准井打在隆起的斜坡部位上，不到2000米就打进了变质岩，没有使我们看到油气显示，看来是没打到地方。二号基准井打在娄登库构造上，虽见一些油气显示，可一试油又没见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太靠近盆地边缘了。因此松基三号基准井就必须向盆地中央去勘探！李局长，你跟张文昭同志再把你们那边的情况和近期对确定松基三号井位的补充资料说一下。”知道康副部长对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所以就重点挑了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三号基准井的位置早先由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拿出的方案是确定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公尺处”。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还对上面的井位确定理由作了5点说明。但石油部松辽勘探局的张文昭、杨继良和钟其权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提出的三号基准井位存在三大缺陷：一是井位未定在构造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的原则；二是盆地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盆地南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该点交通不便。他们提出应向盆地中央的黑龙江安达县以西一带布井，并陈述了相应的理由。地质部的同志很快同意石油部张文昭他们的建议，并派最早进入松辽平原的韩景行和物探技术负责朱大绶前来听取张文昭等石油部同志对具体布孔的理由。
杨继良和钟其权等面对同行的“考试”，很是一番辛苦，可当他们摆出五大依据时，物探专家朱大绶摇头：“地震资料不够，没有电法隆起的基础工作，难说新孔是不是在所需的隆起构造上。”专家们的讨论异常激烈。康世恩那个时候正好跟余秋里上了西北的克拉玛依，他通过长途电话问张文昭情况怎么样了，张文昭只好报告实情。
“地质部同志的意见非常对，你们赶紧补充地震电法资料。一方面请朱大绶他们帮助，另一方面我知道最近苏联专家有一架飞机要在松辽盆地进行一次考察，你们争取挤上一个人，从空中看看新布孔的所在地貌……”康世恩说。
张文昭问杨继良去不去乘飞机兜一圈？杨继良高兴得手舞足蹈：“去啊！我可从来还没有坐过飞机呢！”太美了！从飞机上下来的杨继良冲张文昭和钟其权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三个字。
“我们选择的井位没有错。那是盆地的一个大隆起构造……”杨继良言归正传。
张文昭告诉他：前些日子，钟其权和张铁铮等同志跟随地质部物探大队的朱大绶他们一起上了大同镇一带进行了地震工作，地震队在现场提交了高台子地区初步的构造图，表明那一带真的是一个大隆起构造。综合资料看，我们原先定的井位，只需要稍作移动，就是理想的井位了！杨继良听后兴奋不已，连夜写出由他执笔的向北京方面报告的松辽石油勘探局第58字第0345号文件。该文指出：“松基三号井的井位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公尺，高台子以西100公尺处。”石油部接到杨继良他们写来的报告时，余秋里和康世恩已从克拉玛依回到北京，于是在余秋里参加武昌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指示康世恩尽快通过研究后给松辽局一个批复。11月29日，石油部便以油地第333号文件给松辽局批复同意他们的松基三号井井位。
也许有过一号、二号基井的失败教训，余秋里和石油部这回对三号井的位置特别重视，就是文件下达了，仍没有放松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旧年底和新年初，余秋里指示康世恩让翁文波和勘探司副司长沈晨亲自陪苏联专家布罗德再去长春一次，与地质部的同行再认真讨论一次基准三井的井位。专家们经过几天反复审查已有的地质和物探及航探资料，最后一致认为：
大同镇构造是松辽盆地内最有希望的构造。苏联专家布罗德更是一口肯定：再不见油，我就断了自己嗜酒的习惯！1959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听了张文昭三天的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的汇报，张文昭特别重点介绍了松基三号井井位确定的前后过程及理由。
“这事不用再议了，我看专家们的理由是充分的。成败在此一举！不过，这么大的松辽平原上钻那么三个眼，我想即使都没见油，也不能说明那儿就没有大油田！”余秋里说到这儿，右手握成拳头，使劲往桌子上“嘭”地一砸，“我是作了打十口一百口勘探井准备的！既然大家认为那儿地底下有油，那我不信逮不住它！”春节前，余秋里因为要向刘少奇汇报石油工作情况，康世恩就利用春节几天时间把专家们请到部办公大楼上又细细讨论了松基三号井开工前的每个细节。
年初四，余秋里和康世恩、沈晨来到何长工家开“国家会议”时，就是带着包括松基三号方案去的。
“老将军，你快仔细看看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镜头终于又拉回到了春意浓浓的老将军家了。
何长工慢悠悠地戴上老花镜，还是看不清。余秋里干脆就把图托到他眼前。
嗯，这回行了。老将军面对松辽地质普查勘探图，看得仔细。末了，又翻起一本厚厚的文字材料，然后抬头对余秋里说：“很好。这东西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见油了！”余秋里的眼里顿时露出光芒：“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可以。”老将军说完，发出爽朗的一阵笑声，然后拉着余秋里的手，说，“我们俩都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的，说要三年拿下松辽。现在就看松基三号井了！”余秋里听完老将军的话，用手往铺在地上的松辽地质图一指，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姿势：“对，我们的决心没改变：三年时间坚决攻下松辽！”何长工开怀大笑：“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4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的工作由我们地质部来承担，你们石油部就全力把松基三号完成好！咱们携手并肩，在今年打它个漂漂亮亮的大仗！”兴致上的余秋里还要说什么时，却见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耳边：“老将军，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求。”何长工开始一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轻轻一拍：“我知道你的‘请求’是什么！”旁人不知怎么回事。何长工满脸诡秘地冲康世恩一笑，然后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老伴，上饺子喽！——”“啊哈，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老伴尹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
“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外面喽！”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你甭管他，秋里说他这几天光顾开会，春节都没休息一天。让他吃个够。不过明儿他要是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看我怎么罚他这条饿狼！”“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顽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个军礼，末了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朝老将军说：“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
石油部、地质部在何长工家开的此次“国家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之后，余秋里在部党组会议上，迅速布置了新一年松辽勘探的战略部署。谁来打松基三号井，这是个问题。但这毕竟又不是个问题。
32118队自完成松基一号井后，在队长包世忠的带领下，利用冬季整休时间进行了大练兵。
从干部到普通钻工，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又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操作也跃上新台阶。
大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松基三号的任务就他包世忠队了！32118队全体干部职工接到再战松基三号的任务后，一片欢腾。从松基一号井址的高台子村到新井位的小西屯村，相距130多公里。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尽是翻浆的泥地田埂。120余吨的物资怎么搬运到目的地，成了包世忠的一大难题。因为队里松辽勘探局上仅有配备的4辆运车，最大运力也只有4吨重，而队上的两台泥浆泵外壳就有19吨重，且是不可分拆的整件。怎么办？包世忠发动群众集体讨论，大伙儿越说点子越多：没有大型吊车，他们就用三脚架和滑轮倒链提升近20吨的泥浆泵体，然后在悬空的泵体下面挖出一个斜面坑，再让运车徐徐内进，然后松开三脚架上的倒链，近20吨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安然地放在了运车上。而越来越重的运车启动后，包世忠像看着自己的闺女出嫁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啥叫难啊？
这一路运载才叫难啊！走在田埂上怕陷进去出不来；走在沿途小桥，怕一旦遇上拐弯什么的就惨了：甭管怎么想，就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包世忠记不清这个春天是怎么过的，反正每天他要带着全体队员，像蚂蚁啃骨头似的将一件件、一根根铁柱重墩——当然还有一只只小小的螺丝钉和一片片岩芯碎片，全部搬运到130多公里外的新目的地。
“蛮干！”“胡来！”“破坏生产，个人英雄主义！”32118队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实现了在无任何外界帮助的条件下完成井队整体长途搬迁，即遭到有些人的政治攻击。拖着残疾之身的包世忠竟然为这不得不到局干部大会上作检查……
余秋里得知后气得直咬牙关地痛斥道：“我的队伍是去找油的，油找不到，你们可以批他们、撤我职，但眼下我们上下都在为拿下松辽革命加拼命干的时候，你们这样打击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我不答应！”然而这仅仅是石油战线面临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压力下，所出现的极不正常的冰山一角而已。
余秋里身为部长，中央的重要会议或会议精神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对在“大跃进”极左浪潮下可能出现的现象仍然估计不足，或者有些事他连想都想不到的。
正当他和战友们摆开松辽找油大战之际，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仍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全国。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初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建议，同时对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共产主义风”也极为不满，也正式提出了不再当国家主席。但在制订国民经济生产计划时坚持“以钢为纲”的方针，在经历大炼钢铁和“共产风”之后的国力受到严重损害形势下，中央又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在了保证钢铁建设方面，石油工业怎么办？
余秋里心急如焚。
石油部内部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出，既然工业战线都在“以钢为纲”，我们石油战线何必争着干吃力不讨好的事？让吧！让钢铁老大先行吧！但多数同志则坚持认为，国家统一计划下，我们可以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既服从大局，又可以从主观能动性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和物资，在内部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同时尽量争取多找油。
“我看这‘又让又上’，比‘只让不上’好！”在全国石油系统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胳膊，铿锵有声地说：“从我们石油部的实践看，对待困难，一般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到困难就调转方向，在困难面前躺下来。第二种是不利条件看得多，有利条件看得少，当伸手派，不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持这种态度的是少数人。第三种，也是我们石油工业中绝大多数同志的态度，就是把困难看成是客观存在的，要依靠群众去克服的，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而不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一年多来，余秋里对自己的队伍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这支多数由部队军人出身组成的石油大军，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但余秋里对下面一些单位由于受社会政治影响而把握不了自己工作方向的现象忧心忡忡。
新疆局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油田开发基地，却因为全民大炼钢铁而竟然在他们那儿有人放下石油不钻，整天热心搭起小火钢炉炼钢铁去。可气的是为了达到炼钢的数量，竟把国家进口来的无缝钢管锯断后去凑炼钢量！“你们这帮败家子！谁要再敢这么干，老子就派人把他抓到北京枪毙了他！”余秋里大发雷霆，把值班室的电话摔得八丈远。“你，马上到那儿去一趟，把党组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必须坚决制止他们的这种败家子行为！”他把副部长李人俊找来，命令他立即赶赴新疆。
那时石油部下属的单位实现双重管理，即业务上受石油部领导，而在组织和人事方面由地方管理。李人俊到新疆局后，人家听不进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的精神，反说李人俊是右倾，恨不得就地批判。
“反了！简直是反了！”余秋里不再是大发雷霆了，而是怒发冲冠了。这一天他被周总理叫去了。
“秋里同志啊，南边的形势很紧，军方一再向我要油。新疆那边的运力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周恩来见余秋里后就开门见山地说。
余秋里像做错了事似的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等待总理的进一步批评：“总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周恩来摇摇头：“这不能怪你，一是我们的车子太少，二是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运一车油到南边，得走几千公里，成本太大了！”余秋里想说：总理啊，石油东移战略绝对是对的，得早动手多下点本钱搞呀！可他没有说出口。
“这样吧，我再请薄一波同志从国库里调拨1100辆汽车给你们！”周恩来操起电话，立即给薄一波办公室通话。随后，握住余秋里的右手，不无期待地说：“你得帮我这个忙啊！”余秋里无言可答，只是默默地点头保证。
夜深人静。长安街上无几个行人。余秋里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他想起刚才周总理的话和神情时，心头阵阵隐痛。有几件事他没有向总理说，但却一直像铅似的坠在他心头。
前阵子，炼合金钢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炼油厂，国务院还专门派了飞机去那儿空运石油焦。可当他余秋里根据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给新疆局下达石油焦生产计划时，那边竟然这样回答部里：“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任务。”“狗屎！这是狗屎报告！”余秋里把新疆局发来的文件甩在地上，重重踩了几脚，愤愤地骂道：“石油焦是国家的急需物资，一级任务！他们却说‘努力完成’。炼钢铁是他们的任务吗？瞧他们那么起劲，什么‘一定要完成’！我看他们完全本末倒置！岂有此理！”还有一件事更使余秋里无法容忍。国家为了从新疆多运一些成品油，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决定把石油五厂部分炼油设备调到新疆克拉玛依炼油厂。石油部正式下文给五厂，指示他们按中央精神迅速执行，并且还专门派人去督促。哪知五厂领导就是拒不执行，而且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部机关。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独立王国吗？以为保护本厂利益就是最崇高的了？呸！一点最起码最基本的全局观念都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只顾局部利益的单位、厂矿，能搞得好吗？不行！永远不行的！”余秋里在部属厂局矿工作会议上，让五厂干部站在众人面前，暴风骤雨般的一阵训斥。平时那只空袖子此时甩得“嗖嗖”生风，吓得五厂的干部脸色发白。
“部长我们错了。回去立即改正……”“改正？改正就完了？”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甩动得更加激烈，“知道什么叫贻误战机吗？那是要杀头的！——”“是，要杀头的。”五厂干部的后脖子直发凉。
石油五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服从命令的事，这对军人出身的将军部长来说是他参加革命后极少碰到的事，因此也格外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余秋里还在《回忆录》中特别提起此事，他说：“经过严肃批评教育，石油五厂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执行了部里的决定。在克拉玛依油厂建设期间，石油五厂担负支援任务，在原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工作做得很好。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事过半年之后，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石油五厂的同志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责部里不该把他们厂的设备调到新疆去……”一部之长，受国家之命，调所属一个工厂的设备竟然屡遭如此反复和不从，余秋里深感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石油队伍“双重”管理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而所有问题的原因，则来自于一个因素：中央和地方的极左风盛行，盛行到大有势不可挡的地步。
刚刚起步的石油队伍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抉择！找油的人要去炼钢。热心石油事业的干部则被批判为右倾分子。
余秋里苦恼和焦虑。
暂不提松辽战局的事。当时支撑着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基地如新疆石油局与玉门石油局，都面临“不干正业、干正业反被打倒”的局面。
新疆石油局局长张文彬，是原“石油师”的政委，从1952年接受毛泽东之令带领全师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后，一心想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出力流汗，多作贡献。可有人则把他搞石油的干劲说成了反“大跃进”的右倾行为，欲停其职。余秋里得知后，立即责令新疆石油局党委必须纠正对张文彬的错误做法。为此余秋里专门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同志通话，力主保下张文彬。
玉门油田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全油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夜间让所有油井“放大嘴”，即开足马力出油，结果造成整个油田的油井陷入“空肚”的危险境地。许多原本是高产油的井，变成了低产油井；那些本来可以稳定产油的井，则成了“闭经”的枯井。局长焦力人因为反对这种“浮夸风”，竟然被玉门市委决定要召开公审式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会议定在第二天8点正式开始。焦力人此刻已经知道，他是上面定的右派名额之内的人员了。而就在离开会只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局机关秘书匆匆地过来向焦力人和局党委书记报告道：“北京来长途，让焦局长和书记你们俩去接。”“谁打来的？”那个准备主持批判大会的党委书记不耐烦地问。
“是余部长来的。”秘书说。
党委书记一听是余部长的，只好朝焦力人招呼一声：“走吧！先接电话去。”“玉门吗？我是余秋里呀！你们俩听着：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起程到北京来开重要会议！”长途电话里，余秋里以无可置疑的口气命令道。
“部长，我们、我们正要开大会呢！能不能……等开完会再起程？”那党委书记支支吾吾地问。
“不能！你们两个立即上北京来，不得耽误一分钟！”北京的长途电话“啪”地挂了。
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弄不清北京余部长这么急让他们去干什么。于是也不敢耽误一分钟，夹起衣服又从财务那儿领了些路费直奔嘉峪关机场，火速赶到北京，直奔石油部机关。办公厅工作人员见焦力人他们来后，很热情地给安排在部招待所，一人一房间，而且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些水果。
第一天没见有人来通知他们开会。
第二天还是没有人通知他们去开会。
第三天了，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坐不住了，上办公厅问。
办公厅的同志热情而又客气地说：“余部长说了，让你们俩好好休息休息。”“不是说有紧急会议要开吗？怎么让我们天天闲着呀？”那个党委书记莫名其妙地问。
办公厅的同志笑笑，摇摇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可余部长是这样向我们交代的，他特意说让你们来北京后好好休息几天。”四五天后，余秋里终于出现了，他先找焦力人，问：“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干啥要把你打成右派？”焦力人说，就因为我看不惯他们拼命要求油田高产。
余秋里一听，说：“我知道了。你先歇几天，回头我跟你们一起回甘肃去。”几天后，余秋里带了另一位副部长，乘火车来到兰州。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遵照余秋里的指示没有下车，回玉门去了。
余秋里下火车时，甘肃省委和石油部运输公司驻兰州办事处的车同时到站接他。当时的石油部运输公司在兰州非常出名，因为国家的石油主要是靠他们运输到全国各地的。听说自己的部长来了，运输公司办事处的同志脸上很有种洋洋得意之气，他们知道部长的脾气：肯定不会上省委招待所，而是愿意上自己的运输公司办事处去住。
“这回我想住省委去。”余秋里将那空袖子一甩，没多说一句话，坐进省委的车子就“呼啦”一阵风走了。
省委招待处的宁卧庄宾馆，虽不像现在的五星级水平，但在当时也是兰州数一数二的只有高级首长才有资格入住的地方。但余秋里进了宁卧庄没有先歇脚，却又叫自己石油部的运输公司派来一辆“伏尔加”。随后到了兰州炼油厂。
兰州炼油厂位于兰州西郊，它南靠小平子山，黄河正好从它身边悄悄流过。兰州炼油厂在五六十年代声名显赫，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它的任务是将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运送来的石油进行加工冶炼，然后再在这儿将成品油源源不断运送至祖国各地。“兰炼”因此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石油骄子，也是西北工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宏伟的建筑，交错纵横的管道，及高耸云霄的高炉，象征着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无数人所崇敬仰望。
“兰炼”的建设是快速的，一年多时间便拔地而起。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先进，以及车间、食堂、各种小会议室、洗澡堂、喷水式的饮水器……所有这些在当时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般的缩影。
“兰炼”是当时的国宝，更是石油部的掌上明珠。为此，余秋里在当部长后，就派一名非常得力的部长助理、新中国第一位接管国民党旧政府石油机构的“钦差大臣”徐今强（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去管理“兰炼”，任党委书记兼厂长。
余秋里来到“兰炼”，见了如此宏伟的现代化工厂，真是心潮澎湃。但与之极不和谐的是他看到自己的助手、“兰炼”一把手徐今强怎么总畏畏缩缩，连句话都不太敢讲似的。
“今强，你这是怎么啦？是病了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余秋里停住步子，问徐今强。
“不、不不，余部长，我、我啥病都没、没有。”徐今强结结巴巴地说着。
余秋里疑惑地看着这位昔日敢说敢干的助手，皱皱眉头：“要不就是你不适应这儿的生活习惯吧？”余秋里继续被人前呼后拥着在厂区各个地方参观视察。
午饭开桌，有肉有鱼。余秋里忙将徐今强拉到自己身边：“来来，你这身子骨得补补，这顿饭你多吃点。”徐今强拿着筷子，就是不动桌上的鱼肉，最后他不得不对一脸狐疑的部长吐露真情：“部长啊，他们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余秋里一听就急了，“嘭”地将筷子往碗上一搁，问：“为什么呀？”徐今强支支吾吾不敢说。
余秋里更火了：“我在这儿你还有什么支支吾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