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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第三篇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一幅秀丽的画卷，她的色彩之美，画中人常常不能自辨，容易迷乱和纷扰。关于重庆，重庆人自己似乎就是这种感觉。
新重庆的色彩绘制者已经奋力拼搏了10年，这10年，我们再回首看去，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组成的时光隧道——90年相距，胡锦涛与孙中山的目光聚焦在同一地方……
2007年3月8日，这对重庆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的灯光格外明亮，气氛更不一般。市委书记汪洋和市长王鸿举等几位重庆市领导站在大厅门口，欣喜地等待历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地出现在重庆厅……
“总书记好！”“同志们好！”顿时，63位重庆籍全国人大代表和胡锦涛相互握手致意，其乐融融，激动人心。
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内洋溢着浓浓春意。没有拘谨，没有客套，胡锦涛坐定后就亲切地招呼代表们发言。
“总书记，我先讲！”来自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刘中慧代表抢先举手。胡锦涛向她微笑着，鼓励着。于是，刘中慧的眼里放着光芒：“过去，我们石柱中小学是‘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仅1998年一年，全县发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学楼，我们还清了‘普九’欠债，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翻了一番！”刘代表的声音越说越高，深深地感染了总书记，只见他时而注目倾听，时而提笔记录。
谈起重庆的变化，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争着发言，生怕遗漏了心头横溢的那份激情与喜悦，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带着平和、认真的神色在听完10位代表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金色大会堂内外：“今年是重庆建立直辖市10周年。经历10年的建设，重庆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完全正确，今天的重庆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希望重庆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机遇，完善思路，真抓实干，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哗——”掌声、热泪……重庆人这一天有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许多人彻夜未眠。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回味着总书记的讲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梦中欢笑起来。
是啊，重庆——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明天该是个什么样呀？总书记说了，我们是中国西部的增长极。增长极是什么？增长极就是像一个人的心脏、一台机器的动力核。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该是什么样？应该像上海对长江下游的华东富饶之地的辐射地位吧！城乡统筹下大发展的直辖市！全面率先建成的小康社会！哇——我的重庆，我的美丽家乡！3100万重庆人沉浸在对总书记为他们描绘的未来的憧憬之中……
于是，在此时此刻，有人突然惊喜地发现一个历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伟人也曾把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并且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瞥，从此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从此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行政区划蓝图。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1917年夏。在这莫利爱路2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内，一位矮小而灵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镜，双膝跪在宽阔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干什么？噢，原来他在看地图。
那地图有大大小小14张。细细看去，喔，原来是可以拼成一体的“中国全图”！放大镜下，他看到了地图上呈现的山川和乡村、城市与湖泊，还有连绵不绝的沙漠与草原……但那山，是死的；那川，是倒流的；那城市，是狭小而破烂不堪的；那乡村到处是无收的旱地和讨饭的人群；那湖泊里，流淌的则是被贫苦和饥饿所折磨而流出的眼泪；至于那些沙漠与草原，似乎更没有任何的目光光顾。
而他却看着，看着，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
于是，在那地图上，他看到了横的是一座座桥梁，纵的是一条条铁路，圆圈的是一个个大港……然后再把这纵的与横的和圆圈联结成网，这网覆盖整个地图，网中的纽结，便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交通工业、印刷工业和铁矿、煤矿、油矿和机械制造、港口码头……
“请再拿些纸来！”中年人一边挥笔疾写着，一边头也不抬地对警卫员马湘说。
“先生，您该休息了！夫人请您把这杯牛奶喝了。”警卫员递上一沓纸的同时，又将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然后轻声地催促疾书者。
“好。我喝！”中年人眼也没抬地伸手抓起杯子，将牛奶一饮而尽，然后转身重新伏在地图上。只见他的目光顺着那条横穿东西的大江，从地图右方一直向左移动……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庆段停下了，并且久久不曾移开。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此处两岸岩石束江，狭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独自口中念念有词许久，突然间，只见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妙啊！当我们的巨轮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有一日能“下起汉口，上达重庆”之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经济，怎会永远的贫乏与苦难呢？到那时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欢呼着！振臂高呼者正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这一年，他把上面的话写进了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修大坝的中国人，并在5年之后的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时明确说道：“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拿这样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可以变贫为富的！”都说重庆直辖市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诞生。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更深远的另一层意思：因为在伟人的眼里，三峡工程建设之后的重庆，还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中心。
90年前的孙中山，将三峡大坝修建的重庆地段，视为“中华西部商业中心”。9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要求把重庆直辖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伟人的目光，总是同样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重庆，你是幸运者！百年来，总有伟人在为你的命运导航定向。
毛泽东两次到重庆毛泽东第一次到重庆是1945年8月。
当时，一心想挑起内战的蒋介石，凭着强大的美式装备和从主战场上获得的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战利品，加上所谓的“合法政府”的“元首”身份，多次电邀在延安窑洞里住着的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自以为是的蒋介石不相信毛泽东会来重庆“自投罗网”，所以从这年的8月14日开始，他数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一聚”。
于是，在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毛泽东敢到重庆来谈判的8月的一天，从延安起飞的一架美式飞机飞越秦岭，缓缓地降在了山城……之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重庆谈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然在这历史性的一笔上毛泽东最出彩。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此次毛泽东与重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诗人毛泽东还给重庆和中国历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名曰《沁园春？雪》的词作当时传遍了山城，并成为一时的佳话。在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土包子”的“国统区”重庆，毛泽东顿时成为一代独领风骚的文人墨客，蒋介石私下里暗暗自愧不如。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何等气势磅礴的佳作！而重庆人非常聪明，他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每建立伟大功绩之后，总会吟着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而自喻“一代天骄”，昂首高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风流人物，自然是老子重庆人哪！事实上，60多年前毛泽东挥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无与伦比的美誉之词，配于谁最合适呢？想想，当下的也只有重庆人了！谨此，重庆人理当感恩于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这篇不朽之佳作。
“重庆谈判”4年之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雷霆万钧之势下迅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成立了。
那时的重庆在毛泽东的眼里非同寻常，他把重庆作为新中国的西南重镇，派出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3名大员镇守此地，建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由于后来“南方战事”及西藏解放的形势需要，重庆的地位一时向西而移，让位给了成都和西藏那一边……但重庆的实力毛泽东心里有数，所以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元勋级人物，相当一部分是从重庆“西南局”走出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数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毛泽东为此非常难过。
从来以诗才著称的毛泽东这次为武汉防洪军民战胜大洪水后而写下的贺电，竟然用的是这样一句沉甸甸的毫无激情的话：“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严重的洪水。”面对人民和财产的惨痛损失，一向激情澎湃的毛泽东变得毫无诗情，只有字字掷地有声的殷切教导。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之间的江段最长、最多。这样的时间延续了很久，一个月？一年多？总之，我们从已知的历史资料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那之后的几百天日子里，毛泽东把所有的精力倾注在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比战争年代还显得繁忙。一段时间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而不会搞经济建设，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在处理农村的土改、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和国家基础规划方面的经济才能，是当时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他所著的堪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完全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之作。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天天听汇报、搞调查，十分繁忙。
在完成纲领性决策文件之后，毛泽东又开始将目光投向长江的那段“天险”……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常常伫立在东湖畔的小洋房上的那叶临江的窗户前，双目逆大江之水而西望、西望……
“主席，您是否想出去走走？”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多次过来小声询问毛泽东。
“我想游长江！”毛泽东突然说。
王任重一愣，转而立即进一步试探地问：“什么时候？”“马上！马上！”“是。我立即派人去准备。”王任重不敢怠慢，转身去做该做的事了。
这一天是六一，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江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
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6月4日，毛泽东又提出要畅游长江。四天游三次长江，足见毛泽东已被长江荡漾起的激情所诱惑。无论王任重等人如何劝阻，他老人家根本不听。“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不游可惜嘛！”毛泽东说这话时，双眼笑成一条缝，瞳仁里满是智慧。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束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西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县，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写下如下文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水调歌头？游泳》，气势恢弘，堪称词中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扬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智慧光芒。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阳春三月的重庆，万物复苏。山城到处叠翠绿意，鸟语花香。1958年3月28日傍晚，万家灯火通明的秀丽山城，仿佛有意装扮一新。习习夜风下，一艘名叫“江峡”号的轮船迎着柔和的晚风，轻轻地靠近朝天门。不多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出现在甲板上——“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江峡”号上的船员们又激动又紧张，因为那时毛泽东来重庆和登船都是“高度机密”的事，只能激动，不能传言，自然更不能振臂欢呼，但重庆人心底里在高呼一万个“毛主席万岁”！啊，与13年前出现在“重庆谈判”时的“润之先生”相比，今天的毛泽东，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神采！其潇洒和魄力，其精神和智慧，都到了顶峰时期。这也为他在长江三峡上挥写定神之笔提供了排山倒海般的伟力。
1958年3月28日的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1964年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196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对重庆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
重庆应当始终不忘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重镇，一座历史名城。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带领的“固陵”号轮船溯长江驶入朝天门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而从此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设置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
之后，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人因此表现出的巨大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那一次“战时首都”是重庆人用血肉谱写的民族爱国诗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后，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作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庆，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统领管辖包括云南、贵州、西康3省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区和重庆直辖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时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到重庆后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完善了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李井泉、周士第、胡耀邦、张际春、陈锡联等87人为委员的领导机构。当时的重庆市，无论从所管辖的几省几区看，还是从担当西南局领导的人员看，其分量显而易见。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等考虑，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各大区机构的决定，重庆成为了四川省辖市。
从“战时首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3次变化……
好在重庆的“块头”本来就大，尤其是重工业这一块在四川省工业生产中占绝对地位，而且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范围内也是有分量的，因而它曾在1954年至1958年和1964年至1967年及1983年至1997年间，三度被中央确立为计划单列市。特别是第三次计划单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中央所赋予重庆的权限上，均为前两次计划单列所不能企及。但毕竟是计划单列，也并不能消除重庆发展的体制上的瓶颈。
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可能成为改变国家行政区划的现实。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乡镇以上的任何一级行政区域变化，都必须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而省级（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划分改变，则必须通过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才能生效。
决策权在中央。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央最高层，在掌握中国命运方向盘的领袖手中，这个领袖还必须是有崇高的威望和受万众拥护的伟大领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一向称“我是四川人”的邓小平是这个时代的总设计师，他的态度和意见影响着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的态度呢？许多重庆人和四川人暗中一直在打听。但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真是日理万机。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然后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这次会谈是具有历史性的。“铁娘子”代表英国殖民地利益的英国政府，想在1997年后继续管制香港。面对百年屈辱和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的英国首相，邓小平强压心头之愤，一字一句地告诉英国人，同时也告诉全世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还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的。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据说，当天英国“铁娘子”在与邓小平谈话后，从人民大会堂台阶走下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997年，邓小平选择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国百年之耻。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的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表决结果，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妨将时间上溯近百年。1919年，邓小平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暑假，从重庆回家的父亲给儿子带来一个消息：重庆正在开设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父亲问儿子：想不想出国留洋去？儿子将脖子往左一扭，说：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庆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
嗯。
15岁的儿子从此离开家乡，到了重庆。这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农家娃儿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定性的一步。重庆因此也成为了邓小平伟大一生的起驶站。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对重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几年里，他对重庆这块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体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考虑重庆地位的时机……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三篇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时机来了。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这个时机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和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催生重庆再次成为中央直辖市的关键。自毛泽东当年挥笔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之后，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准备，虽然在沧桑与曲折的年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高层决策者已经把它搁置了许多年。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国力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因而从上到下的那一批梦想“高峡出平湖”的“三峡迷”就行动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于是那些老“三峡迷”们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找到复出的“老头子们”游说。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这一年，邓小平亲自出席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一项用于援助中国水电建设的20亿美元贷款的签约仪式。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蒙代尔在与邓小平一起签订协议后，笑着问这位中国副总理：阁下是否在考虑上马你们伟大的三峡工程？邓小平当时笑笑，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道：可能喔！非常可能。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察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由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2200万千瓦，按当时物价计算，整个工程所需投资260亿元。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建成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工程总投资约100亿元。3年准备，7年施工。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即水库蓄水正常水位为150米、坝顶高程165米。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发展的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尤其是时任市长的肖秧同志，当他听说中央定的“150米”方案时，立即找到中央有关领导陈述：“我们重庆，在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的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事。堂堂西南‘第一城’，一直等候三峡工程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这怎么行！重庆1000万人民牺牲了二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的机遇，就等着三峡工程带来新的发展希望，如果搞‘150米’的低方案，我们不好向人民交代，也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我这个市长也不好当了！”这声音当然也传到了“老领导”邓小平耳边。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使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100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三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约仪式。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偕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邓小平这一天很高兴，与香港来的客人嘉道理勋爵等谈得很开怀。送走客人后，邓小平看到年轻的副总理身旁站着一位漂亮、端庄的女同志，便笑呵呵地过去与他们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