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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苏州和中国一样，注定是沸腾的岁月。
一日，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办公室。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
“喂，哪一位？”周志方主任拿起电话刚问，马上清楚了对方的声音，“是市长啊！有什么要紧的事？”
“老周，你马上动手，准备一份关于新加坡的东西出来。”章新胜市长在那边的电话里这样吩咐。
“新加坡的？好，我马上组织人搞。”周志方放下电话，不由嘀咕起来：市长要新加坡的材料干啥用？
“听说我们要同新加坡人做生意了。”同事这样对他说。
这事周志方后来得到了证实。
“我准备了近三个月时间，给市长备了一份新加坡的相关材料。分三个部分：一是新加坡30年经济持续发展的总体情况；二是人民执政党‘一党制’执政的成功经验；三是新加坡管理严的特色，其社会现状，比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更接近我们学习。后来章市长要走了我的这份材料。”周志方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关于新加坡，李显龙到苏州后所表达的愿意在苏州投资的事，章新胜市长曾向市委作过汇报，当时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为这事，章新胜曾经痛苦过，后来到南京找到了苏州出去的省委常委、副省长高德正。
“章来找我，我也有些为难，于是请求了陈焕友省长，他说你去弄吧。我就对章新胜说：这样吧，你请李光耀访问中国，让他来跟我们国家的领导谈。并且还给章出了一些其它主意……”十几年后，我采访高德正同志时，他这样说。
这年9月下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再次访华。他在北京的钓鱼台与江泽民总书记举行了会谈，并提出要到江苏的无锡和苏州看看。江泽民说非常欢迎李资政到江苏访问，而且还可以多到几个地方看看。李光耀高兴地接受了江泽民的建议，但他还是说，这次主要到无锡和苏州两个地方看看，他说明了自己要在中国搞个‘新加坡’。并说，要不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到新加坡访问的中国官员太多了，接待不了，干脆把新加坡的模式搬一个过来。江泽民听后非常高兴，说我们支持李资政的主意。
江苏省很快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说李光耀先生一行要到江苏来。
“我去迎接新加坡客人吧！”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陈焕友早想向李光耀讨教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省委书记提出请求。9月30日，陈焕友带着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外办主任到无锡的硕放机场接到了李光耀和两位副总理李显龙和王鼎昌一行。
李光耀一行在无锡和苏州的时间非常紧促，各用了一天时间。陈焕友省长想得周到，特意从上海租借了一辆加长奔驰轿车。“这样既减轻了客人的旅途疲劳，也为我和李光耀资政能边看边谈提供了方便。车上共坐了6人，李光耀资政坐在后排中间，李夫人和我分别在他的两旁，中排坐的是翻译，前排是司机和警卫。我一面陪同李光耀参观，一面抓紧时间与他交谈，向他提了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他也向我了解了江苏省特别是苏州和无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情况，双方谈意甚浓、兴趣盎然，在苏州的园林里，我们一边欣赏江南美景，一边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陈焕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最后我在苏州竹辉饭店为新加坡客人举行告别宴会。席间宾主交谈甚欢，气氛热烈。在临别时，我以省长的名义，请李光耀、王鼎昌副总理等人明年（1993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访问美丽的苏州，深入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李光耀欣然接受……”
此次新加坡客人的江苏之行只有两天，但极其重要，因为是李光耀和王鼎昌、李显龙三位决策人物决定在中国选址建设新加坡园区的“实地看点”的行动。在这次访问中，有个细节给李光耀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这是包括陈焕友在内的江苏和无锡领导人都不知道的事，这便是李光耀对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苏州市长章新胜的印象——
章市长的英语这么好啊！从苏州出发到上海机场的路上，苏州市长陪着李光耀，俩人一路对话用的是英语。
李光耀怀着十分欣赏的目光突然问章新胜，“你的英语很好啊！可像你这样能讲英语的市长，在市长的岗位上能多长时间呢？”
章新胜有些不解：“请问李资政的意思是……”
李光耀笑道：“我知道你们的好干部一般在一个地方干两三年就会提升的。”
章新胜马上明白对方的意思，便说：“我这个市长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我是从北京下来当市长的。要走也不会那么快吧！”
李光耀笑笑，转开话题，问：“你苏州是个地区级市，有没有决定权？如果我们把中新合作项目放在你这儿，你有多大能耐把它放到苏州？”
章新胜有些激动，这是他一年多来从新加坡“第一把手”口中第一次提到了可能要将项目“落到苏州”的话。“我可以打报告到中央，我当过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我会极力努力去做到的！”
李光耀笑笑，再没有说话。临别时，他意味深长地对章新胜说：“你和苏州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市长，好消息！好消息！”李光耀离开苏州的第二天，苏州外事部门就捧来一份香港报纸前来向章新胜市长报告，“王鼎昌副总理一到香港，就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了很长的话，其中说到，要在无锡和苏州搞个‘模范城’。估计现在全世界那些敏感的经济权威人士都知道这个消息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要在无锡、苏州搞‘模范城’？”章新胜一边穿衣服，一边漱着口问秘书。今天他起得比平时早，八点刚过。
“是这么说的，他是代表李光耀先生说的，看来这回我们有戏了！”秘书兴奋地说。
“差远了！”章新胜摇摇头，似乎不信。
“怎么会呢？李光耀先生是个讲面子的人，说出口的话不能反悔吧！”
“你没听明白，他说的是在无锡和苏州，并没有说定在苏州嘛。”
“这个……”
“他没说死在苏州，就意味着这个大项目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悬在半空的馅饼。”章新胜扣上纽扣，然后对秘书说，“你马上通知周志方等人到我办公室，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好的！”
“很显然，新加坡人在我们和无锡之间进行选择，这对我们苏州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现在我们必须拿出方法来，让新加坡李光耀他们的目光全部转到我们苏州，并且永远不得离开！离开了我们就是失败者！我们决不能当失败者！否则无法向市委王书记他们交待，也无法向全苏州人民交待！新中合作项目意义太大了，如果苏州失去这个项目，我们可能就是苏州的历史罪人！”章新胜在市府的几个干部碰头会上，把话说得特别重。
“不至于吧。我们苏州招商又不是没招过。少了一个新加坡项目也不过是少吃一块红烧肉而已嘛！”有人说。
“错！这个项目可不是一般的外资招商项目，如果成功，它必然会对苏州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章新胜说着，把他在一年多前到法国巴黎看到的一个古都城区经济发展模式给属下们上了一课，“今天的苏州有点像当年的巴黎，如果我们挣脱了旧城的束缚，重新在城区边上开辟出一块工业区，再把新加坡的经验引进来，这样，我们的新苏州计划将真的是插上了翅膀……”
“那我们就要抓紧一切可能，同无锡兄弟交手一番了！”
“哎哟，恐怕有些不好办了！我们的王敏生书记是无锡人，也是无锡县的老书记，我们现在跟无锡兄弟抢肉吃，他可不好办了。”有人突然提出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章新胜捅捅那人的胳膊：“你把我们王书记想到什么水平了？他现在是苏州市委书记，胳膊不会朝外拐的。”
“嘻嘻，我不是说说而已嘛！”
这说归说，但要让新加坡人把合作项目放在苏州，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苏州人知道，无锡兄弟的招数也是相当高明的，与这样的对手争项目，弄不好很有可能失利。
苏州人暗暗着急，但光着急没用，得想法子，瞅机会。
机会来了：这年年底，章新胜和已经启动的“苏州高新园区”负责人王金华正准备赴英国伦敦招商时，新加坡政府的邀请也到了苏州。
“怎么办？”王金华问章新胜市长。
“还用说！先放一放伦敦的事，我们立即到新加坡。听说无锡人已经比我们捷足先登了一步，而且已经同一些新方企业家签约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章新胜说。
“可我们的签证是到英国的……”
“这好办！”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出身的章新胜马上想出一招，“赶快给省长发个改签急件，请他批准我们此次出国为两个目的地：英国和新加坡。”
“好。”
省长陈焕友知道苏州人正在想着新加坡的项目，他作为省长自然也一直在期待把中新项目拿到江苏手里。至于到底是落在无锡人还是苏州人手里，他并不太看重。看重的是这个项目不能让另一个省拿走了。陈省长已经从有关方面获悉：山东省的姜春云也在“行动”，他们派了重量级代表团到新加坡去游说了，企图把江苏的“好事”给搅了！
“我已经批了，你们立即行动！争取谈成！”陈省长给苏州章新胜他们的指令有点像军令状。
苏州人改道到了新加坡，立即开始“热身运动”——他们先是看望新加坡的第一代领导元老，然后又看望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这其中，王鼎昌副总理是章新胜他们首先要看望的元老，因为此次新加坡之行，也是应这次最积极将合作项目放在苏州的王鼎昌的邀请才获得的。而王鼎昌副总理的热情与友好也是让苏州人非常感动的，因为章新胜一行到新加坡头一天早晨八点钟，王鼎昌副总理就在一个飞琴公园那里等苏州人，并共进早餐。
“当我们到新加坡时，李光耀资政在香港，新加坡国内副总理能出来接见我们已经就算破格了，因为那时我们国内各省去的省部级干部有十几个几十个，新方一般只有部长级出来接见，我们的待遇显然不一般。”苏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志方是此次访问团的“笔杆子”，他如此说。
“我们新加坡对中新合作也有不同看法，倒不是放哪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对中国情况的认识有不同观点。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拜会一下吴庆瑞先生，他是新加坡的改革之父，又是管经济的，这么大的事，我想李资政都会征求他的意见的。”王鼎昌先生已是苏州人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他在私人办公室里悄悄对章新胜一行建议道。
“一定。我们一定去拜会他的。”离开王鼎昌副总理后，章新胜的脸上并不那么好看，一脸愁云。
“怎么啦市长？”访问团的周志方问。其他几个苏州人也跟着问市长到底怎么回事。
章新胜摇摇头，道出了一段他当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时所遇到的事——
吴庆瑞先生是新加坡的老资格改革家，他对中国也非常有感情。中国开放后，他就应邀当过中国政府的旅游顾问，其间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特意为中国发展旅游业写了好几份建议书，可在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后，光听人说好好，就是没人管，如此一连四年，吴庆瑞先生很伤心，后来对中国的事他总摇头。
“我们再去找他，恐怕也不会得到吴老先生太多的热情。”章新胜有些灰心。
“不管怎么说，吴庆瑞先生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去拜拜老佛爷。”大伙儿说。
第二天，章新胜等见了吴庆瑞。过程比想象的要好些。吴庆瑞对中新合作项目既没反对，也不表示支持。尤其是章新胜请他出面当“中新合作项目”的顾问时，他连连摇头后说：“我尽管不愿当你们的顾问，也并没有支持这个项目，但有一点我想告诉你们：以后你们一定要敲门招商，绝不能大呼隆出去搞宣传招商啊！”
吴庆瑞到底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他的这番话使苏州人一直铭记在心头，并且在日后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始招商至今的十几年里，一直是遵循着吴庆瑞先生的“敲门招商”的教诲而在全世界进行招商引资的，并取得巨大成功。
尽管吴庆瑞没能给苏州人面子，但听说事后李光耀征求他意见时，吴说：“苏州的章这个人可以交往。”同时吴庆瑞还劝了李光耀一句，“中国是个沼泽地，踩进去千万要小心呵！”
十几年后的中新合作中，新加坡人确实一直小心谨慎，步步为营。这也给苏州人和中国人出了不少难题。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国的友好合作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健康发展，因为新加坡人对中国毕竟是十分友善的，他们也在期待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而苏州人的表现也使得他们后来越来越发现，选择这个城市做合作伙伴是最明智的。这是后话。
“怎么办？我们不能白来呀！再说，我们是应王鼎昌副总理邀请来的嘛，他是一国副总理，不能不当我们一回事吧！”苏州人中有人有些沉不住气了。
大家的目光盯向市长章新胜。一向潇洒活泛的章新胜这回也有些蔫了，他看了看智多星王金华，期待有什么招数。
“我们还是去找找王鼎昌，他会告诉我们一点有用的信息，然后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王金华说。
“好，照金华的意思去做。老周，你去找王的秘书联系一下，探探情况再说。”章新胜对周志方说。
“行，我马上与潘秘书联系。”
王鼎昌的秘书潘先浩很快给了苏州人回应：“王鼎昌副总理说了，你们最好先拿个方案，看看我们中新合作项目放在你们苏州什么地方。”
“这怎么弄，我们连张苏州地图都没有带呀！”
“马上告诉家里，让他们赶紧传一份苏州的地图来！”章新胜发命令道。
这个并不难。家里人把苏州的地图马上传了过来。章新胜将同行的4位召到一起，在宾馆的茶几上用笔圈圈画画画出了4块地方。第一块是刚建的苏州高新园区西边的那一块，理由是那边已经确定为新市区的工业开发区；第二块是吴县的王埭一带，离市区最近的郊区；第三块是苏州火车站北边，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交通方便（那个时候苏州的高速公路还很少，只有东边的沪宁高速）；第四块是市区东边的金鸡湖一带——这一块苏州人认为最不可能，因为那边湖多水密，地势低洼，开发的话投入成本太大，可偏偏新加坡人看中这块烂地，王鼎昌本人就看中这里，他前几个月跟李光耀到苏州时就看过这块地，也曾问苏州人这里离上海多少里。章新胜他们鉴于上面这个情况才把金鸡湖这一块也算在里面，而其它三块都是市西的丘陵与山区，开发成本低。苏州人自己有自己的算盘。
茶几上出来的草案转交王鼎昌后的几天，新加坡方面没有任何音讯，苏州人想通过关系探听情况，反馈来的消息是新加坡方面的调子越来越低，这让苏州人心灰意乱——看来是白跑了。有人甚至埋怨“早知如此，不如不来”。代表团访问的日期只剩最后一天了，“这样走得不明不白，至少得有个双方出面的‘声明’什么的东西发表一下吧！”王金华建议道。
“是啊，不能让我们灰溜溜地就这样回去了吧！”有人附和道。
“老周你联系看看他们的意见。”还是周志方的任务。
新加坡有了回应：“有没有这个必要？”
苏州人彻底泄气了：“妈的，这不等于彻底吹灯了嘛！”
“走，打道回府！”章新胜也生气了，一挥手，让大家回各自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几位随行，收拾完行李后更为无聊地聚在一起打“老K”，一边打，一边骂骂咧咧“出棺材”。
“你是周先生吗？我是潘秘书呀，你晚上能不能来一下？”突然，房间的电话响起，接电话的正好是周志方。
“是我。晚上……你说有什么事吗？”周志方强压心头的不满，问王鼎昌的秘书。
“我们能不能谈一个书面的联合公告一类的东西……”对方态度非常和蔼地说出一个让苏州人喜出望外的消息。
“什么什么，你说要搞个联合公告？这……”周志方立即按住电话，悄悄对牌友们说，“快去请示章市长，人家要跟我们签署联合公告！”
“还用请示吗？马上回答他：我们去！”王金华把牌一扔，说。
“行行。潘秘书，我要马上到您那儿去！”周志方也来了情绪，大声对着电话说道。
“市长，有好消息了！”到章新胜房间后，周志方将潘秘书的话传达，章新胜有些奇怪地嘀咕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前几天一直冷着我们，现在又……”
“你没注意李光耀从香港回国了！”周志方说。
章新胜反应非常快，立即脸上露出笑容：一定是新加坡高层内部对我们的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好，你马上去跟潘秘书见面！这回一定要抓住不放！”
“是！”
接下去的是几位苏州人凑在一起，起草“联合公告”……等完毕后，章新胜对周志方说：“你去一定请王鼎昌副总理吃碗宁波汤圆。”
“为什么？”周志方有些不解。
章新胜笑了：“汤圆有糖，给他点甜头吃……”
“明白。”就这样，周志方拿着起草好的“联合公告”，匆匆去见王鼎昌处的潘秘书。
潘秘书接过“联合公告”的草稿，看后，笑道：“可以考虑，我马上交王副总理他们研究一下。”接着，潘秘书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静坐下来，与周志方聊起来。
“你们的土地租凭期是七十年，我们与其他地方谈，人家都是九十年，有的甚至是七十加七十……”潘秘书对周志方说。
显然，潘是代表新方在试探苏州。这是个大事，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一项“市策”，请求已不可能。周志方一想到章市长临走时给他的“尚方宝剑”——给他们点甜头的话，于是壮大胆子说：“你们放心，我们是说了七十年，但没说七十年后就不能继续合作呀！”
对方点点头，又显疑虑道：“虽说中新合作项目是两个国家的事，但你们毕竟是国家行为，可我们投资的都是私人的钱，将来一旦出现问题，谁来仲裁？”
周说：“既然是国家之间的大合作，我想我们可以寻求国际仲裁机构解决某些问题的。”
对方：“你们的土地价格高。我们没有把项目放在上海，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价格太高了。”
这又是一个要命的话题，周志方已经看出了对方的疑虑和人家的弦外之音。
周说：“价格可以再谈嘛！我想只要在法律框架内谈，会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的。”
对方紧追不舍问：“是不是40万左右一亩？”
周对这个情况非常清楚，他马上回答：“不会吧，我们大概是20万左右。”
对方满意地笑笑，站起身，说：“好，周先生你先回宾馆，我会及时把我国的决策在最短的时间里告诉你的。”
“谢谢了！”周志方真心地紧握潘秘书的手。
周志方到代表团住处，将情况向章新胜市长等汇报后，大家情绪振奋，静等新加坡方面的最后消息。
“来来，我们再来几盘！”有人高兴地重新拿起老“K”牌，甩了起来。
“丁零……”半夜，电话铃又一次骤然响起。周志方几乎是跳着奔过去抓起电话的。“喂，是潘秘书啊！我是周志方……好，好！我一定转告章市长！谢谢！谢谢潘秘书！”
“怎么样？成了吗？”章新胜已经从周志方的表情里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好事，但当周志方将电话里潘秘书说的话告诉大家时，苏州的几位代表团成员还是欣喜若狂了好一阵！
周说：“潘秘书告诉我，请我们章市长明天下午去与王鼎昌副总理签字！另外今晚让章市长准备到李光耀处，他们的李光耀资政要亲自与我们章市长敲定合作项目！”
“哈哈……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底是今晚还是明晚呀？”突然，市长章新胜大叫起来，只见他扯了扯零乱的衣衫非常着急地说。
“当然是今晚！你看看，现在离明天零点差一个多小时，人家对我说得明明白白：是今晚请你去与李光耀见面的嘛！”周志方确认道。
“天哪，也就是几十分钟了呀！你、你们……赶紧帮我一起准备准备！我不能这样披头散发去见李资政呀！”一向十分讲究的市长章新胜这时也像无头苍蝇似的，满房间到处乱抓乎东西，嘴里一边说着：“我不能一个人去嘛！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有第三人在场。谁去合适呢？你们几位肯定不行！对，马上打电话请我们的张大使陪我去一趟。他是我们国家驻新大使，他去最合适！快给大使馆打电话！”
王金华等为章新胜市长整理衣衫，周志方则操起电话立即给大使馆通话。
40多分钟后，章新胜与张大使如约到了李光耀资政的府上。一见面，李光耀显得有些激动地站起来高声说道：“我们人民行动党初步愿意同你们合作。”
李光耀今晚的态度让章新胜和张大使都有些吃惊和意外。因为一向文质彬彬的李光耀今晚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激动，甚至说着话拍起了桌子：“我李光耀要用最后的政治生命坚决支持这个项目！你们可以马上向你们的中央领导报告这一点！”
这回章新胜是吃了“定心丸”，当带来李光耀的这一新加坡的最高决策回到宾馆时，几位苏州人都已经疲劳得“呼呼”大睡了。
“老周起来！起来——”每到这种时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志方肯定是最倒霉的一个。
“老周，起来！起来干活！”章新胜一脚将周志方“踢”醒，“马上给家里的王书记发个传真，再给我们的外交部发份电报，请他们将李光耀资政的意见报告中央！”
“李光耀怎么说的？”周志方等见章新胜如此兴奋，知道事情已经完全向好的方面逆转，但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他们还是想听一遍。
“嘿嘿，想听？想听就先让酒店给弄碗面来！”章新胜笑道。片刻，他一边吃面，一边对代表团的王金华他们说：“事情还没有完。我们要弄清楚新方为什么愿意投资中国，投资苏州。”
于是第二天开始，苏州人在大使馆的帮助下，获得签证延期后，又开始了紧张的“情报”收集工作。他们分头找到包括国内的和与中国关系好的新加坡朋友一起了解和分析新加坡，特别是李光耀那么“一意孤行要把项目放在中国”的真实意图。
根据李光耀和邓小平、江泽民在北京先后谈定的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叫做“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简称“新加坡软件”，这是一种国家管理经验与形式的移植，李光耀提出的项目资金为200亿美金。
200亿美金！等于多少人民币？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在8∶1多，等于是16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一笔外资项目，在当时国际间的合作项目不说是最大的，也是太有震撼力了！那么，新方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把资金投到中国呢？
苏州人当然想了解个明白，中国高层当然也想弄明白。虽然当时的形势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国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和“卖国爱国”的争论仍在一部分人的脑子里或行动上留有残余，更何况新加坡如此大的一笔投资，有没有什么“阴谋”？有没有什么想搞垮中国的意图？苏州人暗暗窃喜项目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同时，又非常担心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情报”获取的结果是：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他的国家危机意识太强烈了。于是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那个时间里几乎天天开会，结论是：如果没有特殊的防范意识和措施，新加坡绝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科威特。
“一个小国不能太富了，我们的钱不能都放在国内，那样一旦邻国的几百辆坦克开过来，新加坡顷刻间彻底完蛋！”据说，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层发出如此震耳欲聋的警告声。正是从这样的危机意识考虑，他们决定要将新加坡“搬”出去。“搬”到哪儿？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最理想，一是中国大，施展的空间无限。二是中国正在发展，回报率高。三是中国也有愿望——邓小平看中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与经济发展模式，领导层可靠。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中国与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大家都是华裔。
那么为什么选择苏南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当时的情况是：东北和山东一带，韩国人和日本人插足了；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台湾人先上了。现在剩下最好的一块就是长江三角洲！再不插足，有可能被欧洲什么人捷足先登。上海地价太贵。苏州一带最理想，苏州人脉好，自然风光更不用说，关键的是苏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上的兴商、和商、亲商传统。李光耀和新加坡高层的思考结果基本鉴于上述原因。
苏州人心里有数了，中国高层领导更明白了：新加坡和李光耀没有“阴谋”，只有寻求救国的“阳谋”和与中国友好共存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