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百米处就是巷子尽头，过了主通道，进入对面小巷，两侧是五六层高的农民楼，穿过小菜场的凉棚，空间陡然变暗，味道比车间更难闻：黑泥、灰尘、排水沟、鸡屎、尾气、皮革、化学、汽油……菜场旁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着瓦房，有上百间，每一间都有扇单独的门。

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永远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劳务市场，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而只是临时工，不仅“认真、肯干、易于管理”，且“不用变更户口”，“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这种暧昧的身份，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用工，又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多。而当农民被召唤到城市来打工时，这里并没有相应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给他们，他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他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

方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阳光射进内部，投下斜影：只是单独的一间屋，没有窗户，靠门的左侧，立起道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令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怪味，像钢爪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让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从没粉刷过，墙角有霉点，双人床上窝着被子，桌上倒扣着碗筷，拉杆箱靠在衣柜旁。

没有阳台！没有厨房！没有阳光和清洁的空气！这片瓦房令人沮丧：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处，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房间里除了味道难以忍受，还有种可怕的窒息——如果将门关上，整个房间将完全陷入漆黑，无一丝光亮，如墓穴。

显然，这屋子仅仅是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具备房屋所包含的温馨内涵。到了夜晚，这片瓦房如黑魆魆的波浪，潜伏在周围灯光璀璨的摩天大厦下。

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盖起了五六层小楼，还在逼仄处盖起简易瓦房，皆用来出租。这个地方已形成两个阶层：拥有本地户口的本地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居住权）；向本地用工单位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工（但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

方姐将煤气罐搬到屋外，拎出炒勺，撕开两包方便面煮起来。这时，周围的门一扇扇打开，回来的几乎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大声嬉笑，麻利地做饭。有人在面条里下了几片生菜叶，有人蒸了米饭，就着榨菜和辣椒酱吃。食物在这里变得异常简单：一个菜、一碗米饭、一碗面。没有肉。我目光所及的碗里，没有一星肉。但她们非常爱笑，喜欢互相开玩笑：谁和谁去吃饭啦，谁和谁分手啦，谁因为谁的关系从普工变成文员啦……她们总会说到男人，出现在她们话里的那些男人，不再高大神圣，反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亵弃。虽然她们知道这种亵弃是无力的，然而，同样能给她们带来快感。

方姐说，不同年龄段的打工者，住的各不相同。十几岁的年轻人住宿舍；二十几岁的租一室一厅，两百五；有老人和孩子的中年人，租两室一厅，三百五；四五十岁的夫妻俩，租瓦房，一百五。方姐的丈夫就在旁边印刷厂工作，两个人每月可挣四千元，一千五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房租、食品、电话费），预留五百元现金机动，存两千。

我想弄明白，何以方姐如此大的年龄才出来打工。答案令我惊诧，原来早在二十年前，方姐就已出门打工。她和这家音像盒带厂的关系，哪里如我这般简单——看到招聘启事，一个人来到门卫室，掏出身份证——不，她和这个厂的关系，几乎称得上血肉相连。

二十年前，当这家厂刚刚建成，方姐的小姑子便离开四川农村，成为第一批打工妹。春节时，小姑子说起工厂趣事，令方姐十四岁的女儿颇为心动，遂弃学南下。几个月后，方姐亦收拾行李，来到此厂——家里的地让丈夫打理。小姑子和女儿在拉线上当普工，方姐当清洁工。对在大田劳动惯了的方姐来说，打扫卫生相当于玩耍。她和女儿住在同一间宿舍，小姑子住在隔壁，周末时三人去逛街，并不寂寞。

在珠三角的工厂中，工人们之间大多有着各种联系。内地乡村的异变，通常从两三个女工开始，之后，以她们为核心，扩散到她们的家人、亲戚、老乡，令打工者队伍不断扩大，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应，遵守互惠原则。这种蜂窝状的关系网，是被特定的时间和情境创造出来的。那些刚到城市来的打工者，往往寄身于熟人的工厂宿舍。她们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于是，由亲戚或同乡构成的这个隐秘族群，便为她们抵达城市并进入其内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持。

年复一年，五年过去了。女儿十九岁时找了个男友，是老乡，于某个周末突然宣布要辞工，回老家。方姐惊诧：难道女儿要跳槽？她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犯不着去别家。然而，女儿的理由让方姐无法不辞工：她怀孕了。这是显性原因；隐性原因是，女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女儿越来越知道，她们和本地人有差别。女儿拼命存钱，但并不奢望在这里定居，她知道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也知道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学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钱，回老家结婚。

方姐操持了女儿的婚礼后，将自己和女儿攒下来的钱凑起来，开了家服装店，让女儿经营。又买了辆二手小面包，让女婿进货。她自己，当起了全职外婆。看起来，方姐的生活和周围村妇一样，做饭，带外孙女，洗洗涮涮。然而，关于工厂的回忆，常在夜深人静时，猛然涌起。

方姐变了。她不再像别的村妇那样没有时间概念。在乡村，农民遵循着耕种和收获的模式生活，这种劳动方式是闲散的，无需争分夺秒。然而，五年的工厂生活，令方姐习惯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起床、做饭、歇息，皆有定时。参加红白喜事，方姐总穿得整齐干净，手里捏着餐巾纸。

六年后，方姐决定再次南下，不仅女儿吃惊，更令全村惊骇。“哪有厂要你这样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孙女上的是住宿学校，田里的事可让女婿打理，家里虽盖起二层楼，但手头还是拮据，不如最后一搏！她和打工回来的女孩闲聊，获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龄大的女人也能找到工作。

方姐似乎又回到了十一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灯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时，有小姑子和女儿等在厂里，她并不害怕；而这次，她还要带上从未出过门的丈夫！

她用工资说服他：哪怕是清洁工，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并且，再等下去，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凭生存嗅觉，在关键时刻，心一横，脚一抬，做出决断。

二楼清洁工的美差，自然不会等着她，然而一楼的啤工，又脏又累，总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干！她不愿去别的厂。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总会有人要走，总可以等到机会。她带着丈夫围绕着这家音像带盒厂找工作。没出几日，便被印刷厂要去。两人一合计，在两家工厂间的巷子里，租了间瓦房。 oG3B9ZXzzeHxTm2v9PPGjWj1HK+FTqhpCX6uBNVI8vkqYbkYz/ldJHVEluPJyp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