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就是注塑车间：水泥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四处是碎屑，充满刺鼻的混合味。

这个车间并非全封闭，相反，除东西方各有两个大门外，中部还有两个对称小门。车间长五十米，宽三十米，有两层楼那么高，顶部挂着排排日光灯，行车轨道上吊着大铁钩，像倒置的问号，能轻而易举钩起千斤重的货物，一圈圈铁链弯曲而下，机修工一扯，链子便哗啦响。靠墙的两侧摆放着十几台注塑机，中部立着六七根水泥柱，白灰斑驳，每根柱子上悬着台风扇，一圈圈黑铁丝，中间是花瓣心脏。

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地耷在脑袋上，邋遢如一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还是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号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踹过个反扣的塑料箱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到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巨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材瘦小，五十多岁，焦黄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的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网格之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儿，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

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

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

方姐对我接替了那不断躬身、将双脚浸在油水中、双手泡在凉水里的活计，充满歉意。她絮叨说：“这活儿一个人做不来的。”她说她的手一会儿干，一会儿湿，腰一会儿直，一会儿弯，所以，向组长提出一个人干不了！现在，为显示她的工作强度，她举着抹布道：“这水是有毒的！”矿泉水瓶子上贴着三个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无色透明，易挥发，易燃烧，有一定毒性，对人体有害。我们无法不闻到那味道，无形无象，却尖锐存在，堵得鼻孔发紧，每呼吸一次，心脏就更猛烈地跳动一下。但我却无法不呼吸，不管我多么不想让这毒气进入体内。

方姐说她不愿去别的厂，因为这里发粮准，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门打工就是要挣钱，不加班的厂，谁去？”对从没打过工的人来说，这是种陌生的生活，根本无法想象。当我听到方姐这样说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将某种灼痛也同时吸进肺腑，然后，再吐出。仅仅坐在办公室，或看报纸、听广播，根本无法体会方姐们的心情。存钱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将时间用来娱乐，那简直是扯淡。

我们俩分工合作，步调趋向默契一致。某个间歇，方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新疆，她于是两眼放光。“你们那里雪下得很大吧？吃什么肉？有没有鱼？棉花几月熟？”我尽量以形象而专业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厂规规定，闲聊、开玩笑、吃东西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时候组长走来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还在麻利地动着，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人会崩溃；同时，组长并不指责我们在卫生间里磨蹭几分钟。

总算熬到11点，我准备下班，但方姐却拦住我：坚持到12点。她分析给我听，上午干四小时，下午就要干七小时；上午干五小时，下午只干六小时。她说：“劲儿要匀着使才行。”我点头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难熬至极，大脑趋于呆滞，手指的速度明显降低。快到12点时，组长来了，看着我，语气突然变得温柔：“吃完饭快点儿回来啊，机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货堆得太多可不行啊！”

从早7点到晚7点，不间断工作，中间只休息一小时，而他居然说，吃完饭快点回来！他要求啤工像机器，完全适应钢铁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机器不停，人走开的那段时间，虽然有同事会帮着接货，可货堆在那里，要等自己回来做。除非这个机器坏掉，否则，它便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所谓的午休，反而需要身体更加卖力才行。

我的午饭怎么办？我刚进厂，到食堂吃饭要交五元现金，不能享受从工资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对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挥胳膊：“走，到我家！”时间太紧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每一分钟，都在静静流逝，我来不及多想，触电般起身，朝门外走去。打卡后，我将帽子从头上捋下来，把工衣也脱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 GDFPmqheFV3BC3bE+UjO5w9EzmL4z5yaePvbzJU+VdwWE/7SRBAEqdCCHv39lC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