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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
作为身份证的赝品，这个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层憔悴的光（在银行，它并不被承认）。那个将它发给我的警察眼神里映射出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无论他的家乡有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场之外，他让自己变得像个私生子。
我并不同意这种苛责。
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
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窘迫、颓废、悲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
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将以“公斤”计算的习惯，改变成“斤”。
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秋刀鱼，放上豆瓣，将膻腥味遮住。我敏锐地发现，每晚九点后，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总赶着那个点去抢购。
在银行，我的新疆身份证引来穿着制服的柜台人员的惊呼，除了汉字，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文字赫然展现；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猪脚饭”，令我的眼仁儿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泪（在新疆，某些词语是禁忌）；在公交车里，我听不懂妇女叽里呱啦的聊天。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是从“出边落紧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担遮啊（带伞了吗）”开始学习白话的。
不惑之年，我让自己重新变成婴儿。
我结束了在故乡的全部优势：我对周边环境的熟识，我在那里开拓的一点点文学局面，我和亲友、同学、同事所建立的关系网。我将自己推到一个全新之地。我进入另一个环境，要适应这里的生存规则。
在东莞，拥挤在街道上的，不仅有出入酒店的长腿女、边走边吃盒饭的打工妹、推木板车卖橘子的黝黑老妇，还有提着菜兜的主妇、白衫黑裤的职场女、拽着孩子奔向校车的母亲……这里是珠三角最炙热的生存场，是中国制造业的前沿，人们在此地遭遇的生存境遇，格外严峻、尖锐。
东莞没有中心：三十二个镇区，星星点点，编织成网。在每一个小镇，都能看到蜂巢状的街道、长茅草的田埂、灰扑扑的厂房、大门紧闭的仓库、低矮的瓦房、硕大的酒店、吊挂在树枝上的衣衫……各种事物争相浸润其中，令这里更像个大村庄。这里交叠着农业的废墟和工业时代的各种痕迹——美的地方不可思议，丑陋处，也清晰可辨。
过去的三十年里，这里发生的转型势不可挡、接二连三，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典型。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涌入这里，让自己投入到一场巨大的洪流中，其成果在如今已明显可见。日益增多的商贸机会，使东莞声名远扬，越来越像一块磁石。街道和房屋涟漪般扩散，到处可见正在修建的高架桥、半截子楼房。
财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穷人，渐渐显露出新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另一方面，便是新歧异、新认同的崛起。
当我走进工人们租住的瓦房区，穿过摊贩混杂的集市，路过墙面满是裂缝、长出青草的出租楼，总会被这些具有新鲜的“舞台效果”的街景，震得双眼圆睁。
我掏出笔记本，记录下这些细节。
我希望把这些特定地点和特定时刻记录下来。
是的——东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却不能拒斥和漠视它所呈现的全部细节。我无法将自己“孤立”出来。面对这个崭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观者，又身处其中，这种既亲切又疏离的观察角度，让我眼里的东莞总是那样不同凡响——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于乡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着明确中心区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态更复杂多样，生活更斑斓紧凑。它像一块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细致的目光，去细细凝视。
我从不想俯瞰东莞，宏大叙事，而只想以个人视角，平视这个城市。
我写下我所看到的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实场景。我希望写出我的观察后，能有一些事实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对另一些谎言及误解，有所甄别；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次审美和艺术的活动，而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时事评论。
这样的要求在实际写作时，简直是自设藩篱。首先，我要写的是亲历；其次，又不能仅限于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我的态度要相对客观，文笔要更严谨；同时，在我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时，又不能违背我的艺术本能。
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货车间时，我被震慑得不能动弹。
我决定去工厂打工。
这是我要理解东莞、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补的课。
在新疆，我常见到这样的游客：斜倚在一匹白马旁，旁边是松林环绕的湖泊，让别人咔嚓一张照片，以为他便从此带走了那里的一切；在东莞，当我从餐厅、剧场和酒店走出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愚蠢的游客。那些大理石的地板、水晶灯、轻音乐，它们太干净、太优雅，毫无泥腥味，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在东莞，我始终在它的外围打转，而没有摆脱程式化的隔膜。
我要到工厂去！
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阅读、泛泛之谈都更强有力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挽救自己。有时，把身体交出去，把眼睛、手指和心脏交出去，让它们的触角带回陌生的敏感，让记忆以更慢的速度被遗忘，也许才是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有礼貌、诚实、技术熟练……”在这样的招工标准下，女工显然比男工更具优势。资料显示，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比例约占80%；而在东南沿海某些轻工业企业中，超过90%的工人，都是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女性。然而，当我试图去打工时，才发现我几乎已丧失了这种机会。
穿过“大量招收普工”的红色横幅，我在警卫室就被挡住：只招收十八至三十五岁的女工。
我返身往回走。穿过这些贴满小广告的巷子，看到路口有个卖甘蔗的老人正在削皮。他指着一堆甘蔗说：“中间的这段最甜，两块，两头儿的一块。”
我的心尖一抖。
女孩子们的全部青春折合起来，就值两块钱吗？
我终于找到家电子厂：它没设最高年龄限制，也没有学历要求。
进入车间后，我才发现，生活如此庞大，丰富，令人敬畏。人们对女工的了解，少之又少。如果我没有动手干那些活儿，我会把车间想象成和办公室差不多的地方，但从车间走出后，我知道，街景下的东莞，是被简约化的东莞，真实的东莞，始终裹藏在车间里，隐而未现。
开始工作前，我买了几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即便在封面上别只笔，也可以轻松地装在裤兜里。通常，我是躲在女厕所里潦草记录的。我害怕时间一长，那些劈面相逢的场景、故事和人物，就会变得和原来不一样。这种收集素材的方式，于我是第一次，而我的观察，也因这种争分夺秒，变得敏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所谓厂房，是些长、宽、高都猛然阔大的区域。而这家电子厂却是幢普通楼房，就摆在村子边。这里的行人很古怪：没有孕妇，没有骑自行车的人，没有背书包的人，没有老年人，只有整齐划一的工人。四方楼房，一幢挨着一幢，像不断重复的相同音符。这里的节奏，看起来和日出而作的田间并无差别，但是，时间在这里似乎凝固下来了，人们保持着劳作的姿态，紧缚在这个钢与铁的世界里。
进入楼房内部，走廊昏暗，前台昏暗，会议室昏暗，库房昏暗……这种暗，和乡村的暗不同。在野外，落日只占浩大天空很小的一部分，光线慢慢收拢，直至每一条丝线都缩进月亮的匣子；而现在，昏暗的景象发生在清晨，这种暗是人为的，沉闷的，黏稠的。那些长条桌、靠背椅、塑胶箱、刷子、电子板……皆释放出一股辛辣、发霉、潮热的混合气息，像存放了很多棉衣的柜子，在春天第一次被打开。这种味道进入鼻孔后，像是永久地定居在那里。之后很久，我的鼻孔周围，总蒙着一种焦糊味。
车间拐角的窄桌上，突兀地亮起盏日光灯，让墙上贴的A4纸上的三个字母OQC（out quality control，出厂质量控制）显得粗大黝黑。桌上是插着纸张的文件盒，成堆的电子板上，粘黏着黑色、蓝色、红色的导线。木凳上的女孩，正在翻检电子元件，拿起、塞入、按键，整套动作匀速快捷。前台的弧形桌，因灯光太暗而变成一道黑线。文员是个长发妹，侧面阴沉，和靠背椅融为一体，像要陷落进暗夜的深谷。
我完全不能相信，这就是电子厂的早晨。这里更像是卡夫卡的洞穴。
我目睹她们——那些拥挤在拉线旁的女工，海浪般暗哑、幽深、庞大，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踢踏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
电子厂是个阴性帝国，轻柔、耐心、反复是这里经久不衰的主题，而男人们引以为傲的体能、毅力和创造性，则被理解为粗心、不良品、被开单。电子厂永远都欢迎女工而排斥男工。男工是捣蛋、胡闹、不安分的代名词。
她们用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手指，一点五、不带散光的眼睛，粉红色、亮石英般的嘴唇，A或B、应该不会是C、完全不可能是D的乳房，小麦黄的皮肤，浑身裹挟着洗面奶、止汗露、经血的体味，长久地装配电子元件。那些电子板，小巧、脆弱、精致，像蚕宝宝，稍微大力些，便会破碎。女工的手指被灯光单独截取下来，以同一频率、同一速度、同一姿态舞蹈。那些手指惨不忍睹——粗糙不已，像树棍，又像耙子，但因不断动作，又持有罕见的灵活性。
我干的第一个活儿是“贴pass纸”。
Pass：前进、通过、超过。
国际化的巨变就发生在我的周围，而它所能分配给我的份额，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粘在黄色油光纸上、星群般的小长条。先翘起纸的一角，顺势轻拽，再捏在指尖，对准电子板上“CC7”和“CC8”间的位置，贴下去。
那是两座微型小山，其凹陷地带格外逼仄，纸片贴下去，既不能歪斜，也不能将底部丝印盖住，要恰好在中间，如演员置身最亮的灯光下。我俯身，瞪眼，以缓慢而决绝的勇气，贴上去！顿时，电子板活了：不再是混搭着二十多个元件的材料，而沾染上了人的气息。
我逐渐习惯，能通过目测找到合适的位置，将手指的节奏和呼吸合并。
一次贴纸=一次呼吸。
新鲜的手指=有耐心=不厌烦=准确。
我用眼看，用手贴；而我周围的那些女孩，已贴了一万次乘一万次。
最初，手指碰到板子边角时，会感觉锐痛。当痛不断叠加后，皮肤下的血肉便会变得黯淡。像葡萄一旦碰破皮，便会喷出汁血，干久了，指节僵硬粗糙，指甲盖破损残缺。
Pass, pass, pass……一秒秒的时间，像火车车厢，有形状，有重量，必须用手指搬运。当装满八十个板子的纸箱被拖车运走，摆在我们面前的板子，却一个都不会少。每天都有新板子运来。我们的手指舞动，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四小时。
第二个活儿是装袋。把蓬松的气泡袋装入闪着铅色水波纹的防静电袋中，组成襁褓，将电子板包裹。气泡袋很快装完，我起身朝墙角走去，幸福感突然涌现：折叠太久的身体，猛然被抽长、打开、舒展，快感令我几乎不愿迈步，只是慢慢蠕动。
啊，锈死的细胞在复活，韵律重起，河流汩汩向前……
然而，这只是个梦。墙角很快到了。抱起两叠袋子，堆在胸前，转身朝那凳子走去。现在，我才知道，我有多讨厌它。窄小的圆形凳棉，凳腿很高，中间架着横杆，黄色的油漆斑驳。当我坐下，那凳子马上变成一个刑具，我的膝盖、肩膀和颈项，像猛然被架上一副枷，咔嚓，上锁，整个身体僵硬不动，只有手指在飞舞。
打黄胶的活儿并不难：为了将电子板上的元件固定住，用一个装满胶的小壶，朝元件根部挤出团黏稠液体。这个活儿，只需要掌握挤压的力度便可。接下来的活计相对轻松：检查电风扇按键，将损坏处贴上红色的不良标识。而安装液晶显示屏则需要技术：要将左右各八条引脚，斜侧着插入电子板上的洞孔，再将另外八个插入另一边。
当我插好一、二、三只脚，要插第四只时，前面三只又都弹跳出来。插了七八分钟，还是未能将脚归位，只好放弃，将板子递给拉长。她将歪曲的引脚在桌边捋直，不到一分钟，轻巧地将十六只脚全部安插到位。
第二块板子，我插入了左侧八只脚后，无法插入右侧，只能再次将板子递给拉长。
直到第八块板子，我才能彻底独立操作。
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工人们仅仅被训练成某道程序的专家，而很少能掌握整个工艺流程。一个人，只要足够细心和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或缺。
尽管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地被精细分解，仍然无法使每一道工序都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于是，有些人被迫比其他的人工作得更快一些，而另一些人，被迫要去干更复杂或更艰苦的工作。一旦堆积如山的工作完成，人的身体会感觉到分外自由。这既荒谬又完美，是纪律和自由的另一种辩证关系。
在电子厂，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时间是有硬度的。时间不是空气，不是流水，而是一堵用钢筋和水泥堆砌而成的墙，它就伫立在我的对面，就抵在我的鼻尖下，阴影潮湿冰冷。拉线是一只电子虎，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它催促着女工尽可能迅速地干活。干活，干活，脑袋里却空空荡荡。
我身旁的女孩说：“我真希望拉线停下来，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
我看不清她的眉毛和嘴巴，只觉得她像个泥塑。我确信，我在她眼里，同样是泥塑。
完全没有预兆，有人小声说：“下班了。”
我面前还有几个板子没插上引脚，想着干完再走，可我身旁的那个女孩，却像触电般，两手将板子朝前一推，即刻离开凳子，转瞬间，人便已闪出房门。紧接着，“啪啪”两声，车间顶部的日光灯被关闭，整个车间瞬间改变了基调和颜色，噗通一声，像跌入河谷深处。
所有的人在瞬间消失殆尽，如夏夜星空中的闪电。
我惊诧无比，站起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刚才还滴滴作响的机器，轰隆隆转动的履带，现在变得僵硬、喑哑。这里的一切即将被埋藏起来，像坟墓要合拢。
我的年龄大那些女孩一倍，可我的“受损程度”，却远不及她们。表面上，她们在安静地工作，不说话，可浑身都蕴藏着疯狂的气息，像不断膨胀的气球，鼓胀到了最后一秒，即将狰狞爆炸。离下班时间越近，她们的心跳得越疯狂。
她们太累了。
只有累得深入骨髓的人，才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让自己解脱。
这种累，如一间破败的屋子，长年累月风吹雨淋，到处都是裂缝，只需手指轻轻一点，便轰然坍塌。
走下楼梯，置身阳光，双眼即刻灼痛，泌出液体。
楼下拐角，黑笔草书：“乱丢垃圾，罚款50—100元。”
可垃圾就在那里，就在从厂房通往快餐店的灰白路面上：餐巾纸、塑料袋、快餐盒、筷子、报纸、串鸡翅烤肠的木棍、香蕉皮、可乐瓶……
一条废水河，横在工厂和街道间，穿过桥面时，墨汁河面凝结如固体，其上浮游着一堆堆银白饭盒，像沉重的黑色浴袍上，粘着银色纽扣。
走过蒸菜馆（门前停着辆炊车，底部带轮，九十度直角状，横竖各并列两口大锅）、潮州砂锅粥、汤粉王、家猪简骨、祥锦五金交电商行（货架以纸箱分割，箱外标着黑字：6分通、6分弯头）、如家旅寓（豪华商务房108元，豪华双人房88元，情侣包房58元）、便利店、专业手机维修、网吧、电线杆（贴着小广告：高价收购电子元件，高价收购废品，收锡，收铜锡，收锡镍），到达顺风快餐店。
我点了西红柿炒蛋、炒茄子。菜装在快餐盒的两个凹陷处。米饭就倒扣在饭盒盖上。我尴尬地捧着这个敞开的饭盒，费劲地将米饭塞入口中，让它们穿过漫长、幽暗的喉管，进入胃部。这种没有油水、像猪饲料般粗糙的饭食，吃两口就唇焦舌燥。本来就渴，现在变得更难受。碗里的汤，两口就喝完。没有茶。店里卖一种瓶装可乐，没有商标，一块一瓶。男孩们插了吸管后，喝得砸巴砸巴响。我抵挡不住诱惑，也要了一瓶，啜了一口，即刻知道是在地下加工厂制作的。但是，依旧有可乐味。
吃饱了，没活干，没有监视的眼神笼罩，且能晒到太阳……我一步步朝工业园的电子厂走去时，感觉身体像一根颤动的琴弦，既刚劲，又柔和。在拉线旁坐久了，身体早已丧失了自我；而此刻，我又能自己掌握自己，居然就生出一种神奇的感动，觉到一丝幸福。
路过库房后，我返回车间。还未到上班时间，拉线是停止运作的。
一个女工趴在操作台上睡觉，短裤，T恤，脑袋旁放着个粉红手机，头顶的吊扇没开，她的额头汗津津的。这个空间里充满了阳光的重量，闷热无比，和那少女鲜嫩的肉体并存的，是四周堆放着的塑胶壳、LED灯、液晶显示屏、测试架、控制板、电子元器件、烙铁、洗板水、焊锡丝、防水胶、防静电包装袋、包装箱……
那女孩阖着眼皮，瘦骨嶙峋的脸上浮现出安详，正悄然入梦。她的身体里有种芳香，虽已被湮没，可依旧流泻出一缕。这个空间里的全部物件，本已冷硬至极，但因着这柔软女孩的体香，又变得有了暖意。
那晚从电子厂回到镇中心，我惊讶地发现，夜色下的小镇根本不沉寂，反而愈发喧嚣。每一幢华彩的玻璃楼，都涂抹着红、黄、蓝、紫的诱魅之色；每一幢玻璃楼的光与影，都掩藏着南方的暧昧和私密。那些白天裸露出的残败之相，皆被夜幕遮盖，各种茶餐厅、咖啡馆、酒吧，皆亮了起来。
我陡然生出幻觉，好像那正在酣睡的女工，从指间滴落下的鲜血，汩汩流淌而来，正滋润着这些璀璨灯光。
这些来自乡村的淳朴女孩，充满着渴望，天性普通，被吸入东南沿海的厂房后，很快就发现，这里并不需要古老的礼仪、戒律和恪守，不需要良好的素养，除了钱，这里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她们漂浮在这个城市的河流中，不能自拔。
关于工厂内部的生活，拿着照相机或扛着摄像机，是无法看到真相的。
当我穿上工衣，被主管派了活计开始工作时，整个车间的景象，才像雾气消散后的树丛，所有的隐秘皆暴露无遗：枯枝、败叶、新芽、鲜花，它们簇拥成团，叉叉丫丫。
工厂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夭折的青春负责，她们沉默着，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或二十岁。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当这些女孩无望地要求享有某种被延误的事物——平等、同情、理解和自由，无论什么——也无法取代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芬芳和甜美，水分和透明，皆无法挽救。
从工厂回家后，我即刻开始写作。我写得很快，句子汩汩而来。当我敲打键盘时，手指还胀疼，头发上还黏着机油，脖颈持续僵硬……我的整个身体，还延续着劳动的亢奋状态，以至那些敲打下的文字，各个都裹挟着焦糊味。
我写下女工的自尊和柔韧，以及她们面对生活的坚硬，并惊诧地发现，知识分子在审判他人时既武断，又可笑。在工厂，女工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并且，她们的快乐，为多数人所不知。
正是这众多的女性——少女或母亲——构筑起当代中国的最底层。她们潜伏着，无语着，拥有最坚韧的力量。她们的生命，不仅仅由寒酸的服饰、寒酸的收入、寒酸的住所、寒酸的希望构成，如果不给予尊重，这些血肉之躯汇聚而成的海洋，会汹涌澎湃，湮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离开工厂以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而她们的离去，像一列长啸的火车在车轮与铁轨摩擦出火花后继续向前那样，势不可挡。每当我试图回忆起那些女孩时，就像回忆一部旧电影，一系列暗淡、焦黄、蒙尘的脸庞，恍惚浮动。
当少女之核消失后，她们长大，她们衰落，她们走向一条肃穆的成人之路。
我和她们相遇——在拉线上拿起电子板时，从啤机里取出塑料品时，在餐饮前排队等饭时，下班后涌出楼道时，在宿舍争吵时，冲进便利店购物时……我却无法看清她们的全貌。当工厂的大门关闭，这幅少女的群像图变得越发模糊，变成一张沉入河底的照片，无论我怎么辨认，也还原不了其中的万分之一。我只能说出我所看到的那点细小和琐碎，那点微光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