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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征兆，我被调至36号机。这个机器面目狰狞，像一张狮子大嘴，外套闸门，关闭后，内里两个铁家伙一对接，浇铸出塑料壳。啤工需把外门拉开，将胳膊完全探入，将粘黏在机器左侧的壳子取下来。壳子滚烫，散发着甜腥味。将外门关闭后，机器继续对接。组长演示一遍，即刻转身走人；我凝立在机器前，陷入两难：我怕胳膊伸进去后，把握不准手指缩回的时间，被两个铁家伙夹在正中……
断指！
我在虎门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一早晨见到过六个断指者。
一个男人的右手只剩大拇指，被切掉其余四指的地方，形成道古怪斜线；另一个男人的断指被及时接上，但不如以前灵活（即便是最成功的手术，看起来，也和正常的手指完全不同）；那个断脚趾的男子对我说：“我可以把脚趾向上翻过去。”我惊骇得直摆手：“不要……不要……”然后他大笑，说现在不行，是刚砸断的时候。他走路时斜着身子，已经做了手术的脚趾黑黄，粘着干巴巴的药膏，像秋天被雨水浸泡后的树根。
当我伸出右臂，浑身都在发抖，满脑子闪过那些断指者。
我关上外门，紧紧盯视内里的运动：凸起的钢铁深深插入凹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啤出的产品越来越小，充满黑气纹、淡黄油渍，无一合格。我毛发悚立：机器有问题！
几分钟后，阿清和QC主管到。主管拿起产品仔细看：不良、不良、不良！然后将废品丢弃，顷刻间，堆满两大筐。我好不容易挑出个齐整的，递给阿清，她却轻易地找出瑕疵。我们继续，拿起一个又一个。
主管走后，阿清揉着眼睛说好累。
我也累，不仅仅胳膊、手、腿和脚趾累，眼睛最累！
要紧紧盯着白色面板，在灯光下晃动，细细检查表面，一遍遍重复后，眼里像揉进沙粒，磨得发痛。
我恍然明白，何以阿清一进厂就干上QC，而我只能干啤工。她那十八岁的眼睛，多么明亮、新鲜！工厂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睛。如我这样的年龄，必然遭到歧视。似乎，中年妇女、老年妇女，是可以被完全忽视、根本不存在的群体。
阿清轻声说：“主管不喜欢你。”
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了很大决心。同时，我也能理解主管何以讨厌我。
在注塑车间久了，啤工们驯服于这里的气场，卑躬屈膝，视角越来越低，只顾盯着脚面看，只看到那些浮动着油花的积水。因为是超负荷劳作，且每一项工作，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啤工的适应能力格外强，见了主管，便不自觉地畏缩、讨好、巴结。但是，即便农民耕田再自由，人们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受束缚：从土地里得来的收入太微薄。
厂规第五条：厂方有权要求员工加班或调动部门及工作时间，员工请假，经部门主管、组长批准，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员工必须服从厂方负责人支配工作，否则，将予以解雇。
阿清丢下产品：不行。她叫来机修工。那男人瘦而黑，脸色冷峻，扯过挂在行车上的大铁链，套在注塑机上，又拿起钢钎，对着某个地方捣鼓。在他大规模动作时，啤机的外门依旧一张一合，我依旧要伸进胳膊去。
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不关外门，里面就不动？”他含混地“嗯”了一声，脸色愠怒。难道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啤工，对这台机器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而它，显然不是万能的：我眼瞅着它因为缩水，让产品从一本书的面积缩成一片树叶。然而，在机修工看来，我对机器的不信任，就是对他工作的藐视，我对机器性能的揣测，就是对他技术的嘲讽。后来，机修工说我多嘴多舌。
我不放心这个铁家伙，拉开外门，取出产品后，仔细揣摩凸起的钢板要过多久才会插入凹陷处。虽然我知道，厂方压下我的身份证，并用我的五元钱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我才不想享受那个保险！我本来就对机械反应迟钝，加上近视，举止有些迟缓；现在，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掐算好时间，举起手臂，一次次伸进那个恐龙大嘴里！
在工伤康复中心，那个家具厂的男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危险！
他盯视着我：不管你是新工人，还是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不管你是刚上班，还是要快下班，因为你不是机器，总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然后，扑哧，你的手就完蛋了……
他伸出他的手，凑到我眼前，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看起来，那手掌完好无损，白而大，没有明显的疤痕，然而，他抱怨说，明显不如以前灵活。
他说：我做家具十年都没出事，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剩下最后一片木板，用手推过去，心里一愣神，扑哧一下，指头已经被咬住了，举起一看，血淋淋的，断了四根，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大叫着“完了完了”，赶快坐上摩托车到医院，说“快做手术，快做手术”，可医生先包扎起来，让我去交钱。两千不够，我让工友们凑，交了五千元，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总算都接上了。麻醉过后，疼得直打摆子。现在好些了，不那么疼了……
他的模样很周正，甚至算得上英俊。他是湖北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已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当晚就要上火车。然后，“扑哧”，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将很难再找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全家老小的开支，原本都靠他。但他又笑着指指旁边的人：“总比没有手指强！”
难道这种社会底层的牺牲是发展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