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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惟阿凤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
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普工=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却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
而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珠三角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就会有人在你喉咙上开一道口子——这道理，经理懂。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国际大环境加上工厂小环境，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