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新的、最终的修订版的前言中,开诚布公地谈到在他修改第一版时引导他的根据和目标,以及这番修改的规模和意义。
根据康德的猜测,出版商[在1786年4月初之前]就已经把这本书的全部印量销售一空了。他的催促为新的修订提供了契机。
康德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间里,忙于构思这件工作。
关于这番构思的内容,我们只知道,康德在根本之处不打算做任何改变,因为他在把这些东西形成文字之前,已经对它们进行了足够长时间的通盘考虑,在此之后又对属于这个体系的所有命题反复进行过整理和审查,但发现它们在任何时候,无论是独立存在,还是在与整体的关系中,都是合适的。关于修改的规模,他的说明是:许多东西要减缩,与此相反要附加上一些有助于更好地说明的新东西。他在这里把正在构思其阐述的新版本称为一个修改颇多的版本,并且最终宣布,它不久之后(大约在半年之后)就将会问世。
然而,康德在1786年3月底就已经从事的这项工作 ,其结束却不像他当时所假定的那样临近。他在同年4月23日第一次成为大学校长 ,这件范围广泛的学术事务……如他5月26日写信告诉雅各布(Jakob)的那样,令他恼火的是夺去了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几乎所有时间。 尽管如此,他也在这些日子里把零碎的时间用来处理《批判》的第二版,以及澄清其误解造成迄今所有指责的那些部分。
在致许茨(Schütz)的一封雷克(Reicke)为其注上日期(5月26日)的信中,康德似乎也对许茨预告了第二版的出版。在9月24日的一封信中,他不得不如此远远地退回到这个点上,以至于许茨在11月3日回复说:“关于您的《批判》的新版本,我相信它已经有了预告。因此,请原谅我事务繁多,以至于没有通报这个对我也和对许多人来说感兴趣的新闻;但现在,我很快就给印刷厂寄去了简讯。” 这个简讯登在11月21日由许茨和胡弗兰德(Hufeland)编审的《文汇报》(第276期)的“短消息”栏目上。它的内容是:“哥尼斯贝格的康德先生在处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它应当在下一个复活节出版。在这个第二版中,他虽然经过极其苛刻的审查和对迄今向他提出的所有提醒的利用而认为在根本之处没有必要改动,但有些地方在阐述上有所改动,他希望对阐述的改进,使得它通过解除误会而比所有的反驳(他反正没有时间理它们)都更好地和更持久地消除迄今的困难和预防未来的困难,并在第二版中给在第一版中所包含的纯粹思辨理性批判附加上一个纯粹实践理性批判 ,它同样有助于面对已有的或者将有的指责来确保道德性的原则,并完成必须先行于纯粹理性哲学体系的批判研究的整体。”
毫无疑问,这个简讯的内容回溯到康德的一次通报,或者是通过康德在5月或9月的信,或者是通过两封信;其措辞甚至极有可能是康德两次表述的综合。
从肯定是康德关于第二版是一个有些地方改进了的、与该版的标题说明相一致的版本的称谓中,可以推论出,康德当时已经综观了改动的根本性内容。如果上述简讯的最后部分精确符合康德的表述这一点没有疑问,那么就会得出,康德在致许茨的这几封信的时间里,因而也许还在1786年的9月里,又重拾了旧计划,即用关于作为其姊妹篇 的实践理性批判的阐述来补充纯粹理性批判。因为在1787年6月25日,康德就已经给许茨写信说,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已经大功告成,他打算下星期把它寄往哈勒付印。 然而,就连这个假定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康德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接着说:“这本书[《实践理性批判》]要比与费德尔(Feder)和阿贝尔(Abel)的所有争论……都更好地证明和解释我通过纯粹实践理性所做的补充以及这种补充的可能性,这些东西是我过去拒绝给予思辨理性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激怒那些人物的真正原因……”据此,康德实际上已有了计划,并把它暗示给自己的学生许茨,即为了用实践理性批判的肯定来补充纯粹理性批判的否定而把尽管普遍地讲述但却特别是针对费德尔和阿贝尔的批判讨论附在他的代表作上;这样一来,就从所引用的话中同时得出,他为什么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样的补充性说明的计划如果确实存在,则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较为固定的形态,我们不得而知。很可能,康德想把它们附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差不多肯定的是,这个意图在1787年年初就已经放弃了。因为哈曼在1787年1月30日向雅各比(Jacobi)报告说,他在这年的第一次出行时也拜访了康德,“他正在忙于《批判》的新版本,而且抱怨难弄”。他还补充说:“此后一星期脱稿了。” 这个简讯像哈曼的许多偶尔书信报告一样并不精确。如果我们假定它的最后说明是基于可靠的消息,那么就得出,书稿在1787年年初就已经如此完成,以至于可以开印了 ,确切地说是对于有根本性改动的部分在誊清之后,如果康德对前言的偶尔提及 可以像可能的那样沿用到其余较大的修改的话。
书稿在1787年1月至少没有完全完成。因为哈曼在1787年3月15日向雅各比报告说:“康德在努力地忙于他的《批判》的新版本的一篇篇幅很大的前言。” 这个前言从一切迹象来看只是在1787年4月才完稿。不过,新版本的绝大部分必定在当时就已经就绪了,因为康德在1787年6月25日致许茨的信中说,许茨已经通过哈勒的格鲁内特得到了第二版的一本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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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第二版前言中关于两个版本的关系的详细说明并不非常仔细。
且不说扉页上的添加,附上了一段格言,在给策德利茨的附信中作了更改,还有应归于新版的语言上的变化,他认为设想日益减少地贯穿这部著作的小小文风变化是多余的。他同样认为没有必要提及扩大了“论纯粹的知性概念或者范畴”这一章的精细考察的第一个(第11节)和对古人的先验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解释(第12节);同样没有必要列举少数简短的说明性注释,其最后一个还出现在先验辩证论的第二卷中。他也没有指出他对这部著作的导论所做的插入性的、扩展性的改写;同样没有提及第一版的前言被取消。
然而,改动的根本性内容包括改写的前言和大大扩写的导论,直到“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由康德标出的结尾(A 405;B 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