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选择的这样一个课题，不仅内容艰深，而且涉及宗教，所以可能会在开始就以一种不利的成见吸引住大部分读者。要在整个无穷无尽的范围内揭示把造化的各个巨大环节联结起来的系统性，要运用力学规律从大自然的初始状态推演出天体自身的形成及其运动的起源，这样的认识似乎远远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也有宗教对这种大胆行为提出郑重斥责的危险，因为居然有人敢于把这样的结果归于自行发展的大自然，而实际上人们理应在这些结果中发现至高无上存在者的直接干预；宗教的斥责是由于担心在这些考察的好奇心中会发现无神论者的辩护词。我清楚地看到了所有这些困难，但我并不胆怯。我感觉到所面临的这些障碍的强大，但我并不气馁。凭借一种微不足道的猜测，我斗胆作了一次危险的旅行，而且已经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有志于继续探索的人们将登上这些大陆，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它们而后快。

我是在看到自己的宗教义务得到保障之后，才决定开始这种探索的。在我看到每当自己前进一步就迷雾四散时，我就热情倍增。在那朦胧的迷雾后面，好像隐藏着一个巨大古怪的东西。而在这迷雾散去之后，至高无上的存在者的庄严就以夺目的光辉显现了出来。由于我知道这些努力不会受到任何惩处，所以我愿意忠实地阐述一番善意的人们或者哪怕是懦弱的人们在我的计划中可能认为有失体统的东西。我也准备坦然地服从正统宗教法庭的严厉制裁，这种坦然是心地正直的标志。因此，信仰的监护人们也该先听听它的理由。

如果秩序井然且美好的世界结构只是服从其普遍运动规律的物质的一种结果，如果各种自然力的盲目机械性能从混沌中如此美妙地发展出来，并自动地达到如此的完善性，那么，人们在观察世界大厦之美时所得出的神性创造者的证明就完全失效了。大自然本身就够了，神的统治是不必要的。伊壁鸠鲁就又在基督教里面复活了，一种非神圣的世俗智慧就会把信仰踩在脚下，而信仰本来奉献给世俗智慧一片灿烂的明光，照耀着世俗智慧。

即便我认为这一课题是持之有故的，我对神圣真理的无误性所持有的信念，也能够使我把一切与它们相矛盾的东西都视为已被它们充分驳倒而予以拒斥。不过，正是我在自己的体系和宗教之间所发现的这种协调一致，把我对付一切困难的信心提高成为一种无所畏惧的镇定自若。

人们为确证一个最为睿智的创造者而从世界结构的美和完善安排得出种种证明，我承认这些证明的全部价值。人们只要不是蓄意地反对一切信念，就必须承认各种如此无可辩驳的理由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我要说：宗教的捍卫者们由于笨拙地使用这些理由而与自然主义者们争吵不休，他们毫无必要地把弱点暴露给自然主义者们。

人们已经习惯于发现和强调大自然中的和谐、美、目的以及手段与目的的完善关系。然而，人们在这一方面抬高大自然，却又在另一方面试图贬低大自然。人们说，大自然没有和谐，它如果听任自己普遍的规律支配，就只会造成紊乱。和谐显示着外来的干预，它能够把不具有任何合规则性的物质强行纳入一个睿智的计划之内。不过我要回答说：如果物质的普遍作用规律同样是出自最高设计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规律除了力求自动完成至高无上的智慧所规定的计划之外，大概不可能有别的使命。或者，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岂不就会陷入诱惑，认为至少物质及其普遍的规律是独立的，而且如此可赞地利用它们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智慧的力量，固然是大的，但却并非无限；固然是强的，但却并非无以复加的？

宗教的捍卫者担心：从物质的自然倾向得到说明的这种和谐，会证明大自然与神明天意无关。他毫不含糊地承认：如果人们能够为世界结构的所有秩序都发现自然的根据，这些自然根据能够从物质最一般的、根本的性质出发造成世界结构的所有秩序，那么，就没有必要诉诸最高的统治了。自然主义者在此有自己的算盘，并不反驳这一假设。他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普遍的自然规律能够产生出尽善尽美的结果，并借助在正统信仰者手中能够成为战无不胜的武器的根据，来使正统信仰者陷入困境。我想列举一下这些例子。人们曾经多次提到一个例子，把它当做对监护人们的一种善意安排所作出的最清晰的检验：在最热的地带，正当受热的地面最需要变凉的时候，海风就仿佛是被召唤来似的吹过陆地，使陆地凉爽。例如在牙买加岛，每当太阳高高升起，将灼人的热投向地面的时候，恰在上午9点之后，就开始从大海起风，向陆地上四面八方吹来；而且太阳越高，风力也就越大。大约下午1点，天气自然也就最热，风力也就最大，而且又随着太阳的下落而逐渐减弱，到傍晚时就和太阳升起时一样平静了。如果没有这种理想的安排，这个岛将会无法居住。热带陆地的所有海岸都享受到这种幸福。它们也最需要这种幸福，因为它们是干旱陆地的最低地区，承受着最严重的热。陆地上地势较高、因而海风吹不到的地区，肯定也需要海风较少，因为它们较高的地势使得它们处于一个较凉爽的气区中。这不是都很好吗？不都是凭借机智运用的手段所达到的明显目的吗？然而作为对立面，自然主义者必然要在空气的最一般特性中寻找它的自然原因，因而不打算猜测特殊的安排。他正确地发现，即使没有人居住在这样的岛上，这些海风必定还是要作这样的周期性运动；并且这不是凭借别的特性，即便不是为了上述目的，空气的特性仅仅对于植物的生长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是凭借空气的弹性和重力。太阳的热破坏了空气的平衡，使陆地上的空气变得稀薄，由此使凉爽的海洋空气离开自己的位置乘虚而入。

总之，风对地球的好处是多么有用啊！人的聪明又是多么可以利用风啊！然而，要造成风，却不需要别的安排，只需要空气和热的一般特性，而空气和热必然存在于地球上，与这些目的无关。

无神论者在这里会说：如果你们承认，人们能够从最一般的、最简单的自然规律引申出有益的、旨在某些目的的状态，不需要至高无上的智慧的特别主宰，那么，这里就出现了根据你们自己的承认将困住你们的证明。整个大自然，特别是无机自然，到处都有这样的证明。它们使人认识到，凭借其力量的机械性规定自己的物质，就其结果而言具有某种正确性，并且能自然而然地满足合理性的规则。如果一个善意的人为了挽救宗教的美好事业，要否认一般自然规律的这种能力，那么，他将会自陷窘境，以一种拙劣的辩护给无神论者制造取胜的契机。

不过让我们看一看，人们所担心的敌对者手中的这些有害的根据，却如何成为反驳敌对者的有力武器。根据其最一般的规律来规定自己的物质，凭借其自然而然的活动，或者说——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凭借一种盲目的机械性，造成了合理的结果，这结果看起来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智慧的设计。空气、水和热产生了——如果把它们看做是自行发展的话——风和云、湿润着陆地的雨水和河流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结果，如果没有它们，大自然必定依然是凄凄惨惨、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不过，它们造成这些结果，却不是由于单纯的偶然或者同样能够很容易造成有害结果的巧合；相反人们看到，它们被自己的自然规律所限制，只能以这种方式而不能以别的方式起作用。人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和谐呢？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结合，如此致力于造成杰出的和谐与完美，甚至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死物质范围之外的事物的目的，即有益于人和动物，如果它们没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即没有一个有联系地设计所有事物的本质特性的无限理智，这又怎么可能呢？倘若它们的本性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地必然的，那么，它们以自己的自然活动如此相互契合，仿佛有一种深思熟虑的睿智选择把它们协调起来，这该是一种多么惊人的偶然啊！或者更正确地说，这该是多么不可能啊！

现在我放心大胆地转向我目前的冒险行为了。我假定所有世界的物质都处于一种普遍的分散状态，并用这些物质构成一种完全的混沌。我看到材料按照已揭示的引力规律形成，又看到斥力改变着它们的运动。看到不需要借助任意的虚构，按照已揭示的运动规律的安排就可以产生出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这整体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世界体系如此相似，以至我情不自禁地把它们视为同一个东西，此时，我感到愉快满足。大自然的秩序在总体上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起初也使我感到怀疑，因为它竟然建立在如此简单质朴的根据之上。最终，我从上述的考察中获得了教益，知道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发展在它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而是它的根本努力必然造成这样的发展，而这正是它依赖于一个原始存在者的绝好证明；那个原始存在者甚至在自身中就已经包含着各种存在者的源泉及其最初的各种作用规律。这一认识使我对自己所作的设想信心倍增。每向前迈进一步，我的信心都有所增加，而怯懦也就完全消失了。

但人们会说，你为自己的体系辩护，同时也就是在为伊壁鸠鲁的意见辩护，后者与你的体系极为相似。我不想一概否认与伊壁鸠鲁的一致。许多人就是由于这些理由的表面现象而成了无神论者，但如果更仔细地考虑，这些理由仍然能够最强有力地说服他们来确信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即便是从无可非议的原理出发，一种颠倒的理解所得出的结论也常常是值得怀疑的。伊壁鸠鲁的结论就是这样，虽然他的设想与一个大思想家的聪颖是相称的。

因此，我并不否认卢克莱修或他的先驱伊壁鸠鲁、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理论与我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与那些世俗智者一样，我也认为大自然的初始状态是所有天体原初材料——或者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原子——的普遍分散状态。伊壁鸠鲁认为有一种重力驱使这些基本微粒下沉，而这种下沉显得与我所接受的牛顿所讲的吸引区别不大；他也认为那些基本微粒与下降的直线运动有某种偏离，尽管他在这种偏离的原因及其结果方面有些荒唐的想法：这种偏离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从微粒的斥力中推论出来的直线下降的变化是一致的；最后，从原子的混乱运动中产生的旋涡是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学说中的核心部分，而在我们的学说中人们也将看到这种旋涡。然而，虽然与古代真正的无神论学说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这却没有使我的学说犯与他们同样的错误。即便在那些可能博得人们喝彩的最荒唐的意见中，也可以随时发现某种真实的东西。一个错误的原理或者一些不假思索的推论使人离开真理的道路，通过不易察觉的邪径把人一直引向深渊。然而，虽然有上述的相似性，在古代的宇宙生成论和当前的宇宙生成论之间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从后者可以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上述主张世界结构以力学方式产生的学者们，从偶然的巧合推演出可以从世界结构感知到的一切秩序，这种偶然的巧合使原子如此幸运地汇合在一起，以至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伊壁鸠鲁甚至如此厚颜无耻，竟然要求原子无须任何原因就偏离其直线运动，以便能够碰撞到一起。他们都把这种荒唐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把一切有生命的造物的起源都归于这种盲目的汇合，真要从无理性中派生出理性。我的学说则相反，我认为物质是受某些必然规律制约的。我发现，从物质彻底的分离和分散中能够完全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个美好的、井然有序的整体。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一种巧合和偶然，相反可以看到，大自然的特性必然造成这种状况。难道人们不会为此所打动而追问：物质究竟为什么必然具有这样一些旨在秩序与合理性的规律呢？性质各不隶属的众多事物，居然如此自行相互规定，以至从中产生出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而且如果是这样，难道不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初起源，这起源必然是一个充足的至高无上的理智，按照统一的目的来设计万物的本性吗？

因此，万物的初始材料，即物质，是受某些规律制约的，物质听凭这些规律支配，必然产生出美好的结合。物质没有偏离这种完美设计的自由。由于物质服从一个至高无上智慧的目的，所以它必然被一个支配它的初始原因置于这样协调的关系之中；而且正因为大自然即使在混沌中也只能按照规则井然有序地行事，所以有一个上帝存在。

我从一些人的正直信念中获得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他们赏光审核了这一设想，这使我觉得可以保证，我所列举的理由虽然不能消除关于我的体系会产生有害结果的所有顾虑，却至少使我的目的的纯洁性不容置疑。即便还有一些恶意的狂热分子，不顾这一切仍把对最无辜的意见加以有害的解释视为自己神圣职责的崇高义务，我也坚信，他们的判定在有理性的人们那里，恰恰会造成与他们的目的截然相反的结果。此外，人们也不会从我这里剥夺当笛卡尔敢于从纯粹力学的规律出发解释天体的形成时，在公正的法官那里所享有的那种权利。所以，我要引用《宇宙通史》 作者们的话说：“然而我们只能相信，这位世俗智者力图仅仅以一度引起的运动的延续来解释世界由混乱的物质形成，并把这归结成为少数几条简易的、普遍的运动规律，他的尝试和其他自此之后试图从物质原始的、天赋的特性出发来作出解释、并获得众多掌声的人们一样，都不是应予惩处的或者藐视上帝的，正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这是因为由此毋宁说得出了上帝的无限智慧的更高概念。”

我曾经力图消除似乎从宗教方面威胁着我的命题的那些困难。就事情自身而言的确有一些不小的困难。人们会说，虽然上帝确实将一种从混沌中自行形成完善的世界状态的隐秘艺术置入了自然的力量，但在最通常的对象上尚且如此愚钝的人类理智，难道就有能力在如此重大的课题中研究隐秘的特性吗？这样一种大胆的行为恰像有人说：只要给我物质，我就要给你们造出一个世界来。你的洞察力在天天近在咫尺发生在你面前的事情上尚且如此蒙羞，其孱弱难道不能教导你，要揭示深不可测的东西以及还没有一个世界之前在大自然中发生的事情，是徒劳无益的吗？我消除了这一困难。我清晰地指出，在自然学说里面所能进行的种种研究中，正是这种研究能够使人们最容易、最有把握地一直追溯到起源，就像在自然研究的所有课题中，再也没有一个课题比大范围内的世界结构的真实状态、所有行星的运动规律及其公转的内在动力机制更能得到正确、可靠的解决了。在这方面，牛顿的世俗智慧具有这样的洞察力，类似的东西在世俗智慧的其他部分中是见不到的。正因为此，我认为，在人们探索其初始原因的所有自然事物中，世界体系的起源和天体的产生以及它们运动的原因是人们可望首先彻底、可靠地认识的事物。这方面的原因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天体是球形的团块，因而其形态最为简单，这是人们在探讨一个物体的起源时所常见的一种形态。天体的运动同样不是混杂的。它们的运动无非是一次引起的推动的自由延续。这种推动与中心天体的引力相结合，就成为圆周运动。此外，天体运动的空间是空的，把诸天体相互隔离开来的间距大得惊人，因而这一切最清晰地说明了不仅它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运动，而且人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它们的运动。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毫不夸张地说：给我物质，我就要用它造出一个世界来！这就是说，给我物质，我就要向你们指出，世界是怎样由物质形成的。因为如果有了具有一种根本性引力的物质，那么就不难规定在大范围内看能够有助于建立世界体系的那些原因。人们知道，要有什么才能使一个物体获得球形；人们懂得，要有什么才能使自由悬浮的圆球围绕吸引它们的中心作圆周运动。圆周相互之间的位置、方向的协调一致、向心率，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最简单的力学原因；人们也自信可望发现这些原因，因为可以从最简易、最清晰的理由出发来确定它们。但是，人们能够自夸，在极微小的植物或者昆虫身上也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吗？难道人们能够说：给我物质，我将向你们指出，一个幼虫怎样能够产生吗？难道人们在这里不是由于不知道客体的真正内在性质和客体中存在的复杂多样性，而一开始就寸步难行吗？因此，如果我敢于说，在清楚完备地用力学理由说明一棵草、一个幼虫的生成之前，却能够认识一切天体的形成、它们运动的原因，简言之，能够认识世界结构的整个当前状况，人们大可不必对此感到惊诧。

这就是我相信世界学的物理学部分将来可望臻于完善所根据的原因。牛顿已经提出了世界学的数学部分。除了世界结构得以保持现状所遵循的规律之外，也许在整个大自然研究中没有比世界结构的产生所遵循的规律更适宜于进行这样的数学规定了。毫无疑问，一个勇于探索的测量师在这里是不会一无所获的。

在我致力于介绍我所考察的课题以使它能够受到欢迎之后，请允许我就自己探讨这个课题的方式作一番说明。第1部分涉及世界大厦在大范围内的一个新体系。我在1751年的《汉堡自由判断》上看到了达勒姆的赖特 先生的论文，是他首先启发我不把诸恒星看做一个杂乱无章的集合，而是看做一个系统，它与一个行星系统非常相似，以至正如在行星系中诸行星十分接近地分布在一个共同的平面上一样，诸恒星也分布在某个被设想必然通过整个天宇的平面上，尽可能接近地彼此相关，并且由于它们密集在这平面上而表现为一条光带，这条光带被称为银河。我深信，由于这个被无数颗太阳照耀的区域非常精确地拥有一个圆的方向，我们的太阳必然与这个巨大的联系平面同样非常接近。在我探索了这种规定性的原因之后，我认为，很可能这些所谓恒星或者固定不动的星本来是属于一个更高级秩序的缓慢移动的行星。为了证实人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将发现的东西，我在这里只想引证布拉德莱 先生作品中关于恒星运动的一段话：“如果要把我们目前最好的观察与在此之前具有相对程度正确性的观察加以比较，并根据比较的结果作出判断，那么就可以明白，一些恒星确实改变了相互之间的位置，而且可以看到，这与我们行星系里的运动毫不相干，而只能归于这些星体自身的运动。关于这一点，大角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因为如果把这颗星现在的赤纬同第谷和弗拉姆斯蒂德所测定的位置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其差别比可想从他们二人观察的不确切性中得出的差别要更大。人们有理由推测，在大量可见的星体当中，必然还有其他具有相同性质的例子，因为它们相互之间的位置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发生了变化。如果设想，我们自己的太阳系改变了它在世界空间中的位置，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将引起诸恒星角距离的一种显现上的变化。而由于在这样的事例中，上述情况对距离最近的星体的位置比对距离远的星体的位置有更大的影响，即便这些星体自身确实保持不动，它们的位置也显得发生了变化。而如果情况相反，我们自己的行星系保持不动，一些星体实际上在运动，那么，这也同样会改变它们显现上的位置；而且它们离我们越近，变化也就越大；或者运动的方向越是能够为我们所感知，变化也就越大。因此，在观察极其遥远的距离——肯定有一些星体处于这样的距离中——的时候，由于星体的位置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改变，所以哪怕是确定一个星体显现上的变化的规律，也将需要许多世代的观察。因而要确定所有最值得注意的星体的规律，必然要更困难得多。”

我不能精确地规定在赖特先生的体系和我自己的体系之间所能发现的界限，也不能确定在哪些地方我只是因袭了他的设想，在哪些地方我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我掌握了一些值得接受的根据，在一个方面把它大大扩展了。我考察了一些云状星体的性状，德·马保梯先生在《论星体的形状》 ^[1] 一文中曾提到它们，它们呈现出或多或少具有椭圆形空漏的形状。我很容易就可以确定，它们只能是一群许许多多的恒星。这些形状任何时候都是匀称的圆形告诉我，这是一个数目多得不可思议的星群，而且必然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排列的，因为若不然，它们彼此之间的自由定位将会呈现出无规则的形状，而不是匀称的形状。我还看出，它们统一处在一个系统之中，必定主要限制在一个平面上，因为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圆形，而是构成一个椭圆形；由于它们发出的那种淡白的光，它们离我们远得不可思议。我从这些类比中得出的结论，将在正文中提供给没有成见的读者研究。

第二部分包含了这篇论文最根本的内容。在这部分中，我试图只用力学规律从大自然的最简单状态出发阐明世界结构的状态。如果我可以冒昧地建议那些对这种大胆作为感到愤怒的人们，在赏光审核我的思想时遵循某种顺序的话，我想请他们先通读第八章；我希望，这一章能够为使他们的判断成为正确的洞识做好准备。然而，当我邀请有兴致的读者审核我的意见时，我却有理由担心：由于这一类假设通常不会比哲学梦想得到更高得多的声望，决定仔细地研究本身就是设想出来的自然史，耐心地跟随作者为了避开所遇到的困难而千折百转，这对一位读者来说是一种酸涩的盛情，也许到头来他会像伦敦市场上叫卖商人的观众 那样，嘲笑自己的轻信。不过我敢于作出允诺：如果读者——但愿如此——被我建议的准备性一章所说服，敢于对如此可能的猜测作出这样一种物理学的探险，那么，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将不会遇到像开始时所担心的那样多的弯路和不可逾越的障碍。

事实上，我十分谨慎地放弃了一切任意的虚构。我在把世界置于最简单的混沌中之后，除了引力和斥力之外，不再运用别的任何力量来说明大自然的伟大秩序；这两种力量是同样确定、同样简单，而且也是同样原始、同样普遍的。二者都是借用自牛顿的世俗智慧。第一种力是一条如今已无可置疑的自然规律。至于第二种力，牛顿的自然科学也许不能像对第一种力那样予以清晰的说明，我在这里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接受了它，即没有人能够否认它，哪怕是在物质分解得最细微时，例如云雾。从这些最简单的理由出发，我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以下的体系，除了读者完全自动地注意的那些结论之外，没有杜撰别的结论。

最后，请允许我对下述理论中的命题的有效性和所谓价值作出简短的说明。我希望，这一理论将根据这些命题在公正的法官面前得到审核。人们是根据作者在自己的商品上加盖的印章来公正地对作者作出判断的，因此我希望，人们在这篇论文的各个部分中不要要求对我的意见作出比按照我自己赋予它们的价值更严格的辩解。总之，决不能要求这样一篇论文具有极大的几何学的精密性和数学的准确性。既然体系是按照可信性和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的规则建立在类比和协调一致基础之上的，那么，它就已经满足了自己对象的一切要求。我认为，在这篇论文的一些章节中，例如在恒星系的理论中，在云状星体的性质的假设中，在世界结构按照力学方式产生的一般设想中，在土星环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理论中，已经达到了这种干练程度。阐述中的一些特殊部分尚欠信心，例如对偏心率各种关系的确定、行星质量的比较、彗星各种各样的偏离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当我在第七章中被体系的成就以及人们能够设想的最伟大、最值得惊赞的对象的胜景所吸引，虽然始终遵循类比和一种合理的可信性的导线，但却有点大胆地尽可能发挥这一学说的结论时；当我向想象力阐明整个造化的无限性、新世界的形成和旧世界的没落、混沌的无限空间时；我希望，人们会因对象的引人入胜和看到其理论在最大范围内保持协调一致所获得的愉悦而赐予宽容，不按照极大的几何学严格性对它作出判断。这种方式的考察本来就不具备这种严格性的。在第三部分中，我也期望得到这样的公正对待。不过，人们在这里遇到的东西虽不全是纯粹的臆造，但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无可置疑。

[1] 由于手边没有所引用的论文，所以我想在此摘引1745年《教育者年鉴》上引用德·马保梯先生论文的有关部分 ^* 。第一个现象是天宇的那些光亮方位，这些方位被称为云状星体，并且被认为是一群小恒星。但天文学家们用高质量望远镜发现，它们只是一些大的椭圆形光点，比天宇的其他部分更亮一些。惠更斯首先在猎户座遇到了这种现象。哈雷在《英国科学报告汇编》中提到有6个这样的光点：1.在猎户座的剑上；2.在人马座上；3.在半人马座上；4.在安提诺斯的右脚前；5.在武仙座上；6.在仙女座的带上。如果用一个8尺长的反射望远镜观察这些光点，就会看到，这些光点中只有1/4可以被认为是一群星体；其余的除了一个更圆、另一个更椭圆之外，都只不过表现为没有显著差别的白亮光点。此外就第一种情况来说，用望远镜可见的小星体也似乎不能发出白亮的微光。哈雷认为，这些现象可以说明摩西《创世记》开头所说的：光在太阳之前已被创造出来。德勒姆把它们比做洞孔，另一个不可测度的天域也许是净火天就是通过它们显现出来的。他认为自己已经能够说明，与这些光点一起被看到的星体要比光亮方位离我们近得多。作者还为它们附上了一个从赫维留那里得来的云状星体表。他把这些现象看做是巨大的光亮团块，它们由于猛烈的旋转而变得扁平。如果它们与其他的星体具有同样的发光能力，那么，构成它们的物质的量必须非常巨大，以使它们从比其他星体距离更远的地方在望远镜中仍表现出显著的形状和大小。但是，如果它们在大小上与其他恒星差不多相等，那么，它们就必然不仅离我们更近得多，而且发出的光也更弱得多，因为它们以如此近的距离和显现上的大小仍然发出如此淡白的光。因此，如果它们有视差，就值得花费力气把这视差揭示出来。因为否认它们有视差的人也许会以偏赅全。人们在这些光点中间，例如在猎户座（或者举一个更好的例子，在安提诺斯右脚前的那个光点中，这个光点看起来无非是一个有一团云雾环绕的恒星），所遇到的那些小星体，如果它们离我们更近，那么，或者可用投影到这一光点的方式来看到它们，或者它们透过那些团块，就像透过彗星的尾部那样映现出来。
*引文在康德所说的这一卷的616~617页，见马保梯的论文第VI节，参见下文254页注。——科学院版编者注 Ak1qEPjedKZ9eZOmF++EgM7IGL8/hVMw6impxlVkUP5If4NXZ/q/nmpc1nxZdh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