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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功能变革，还是治理界面的重构，最终都需要内部结构来支撑。内部结构是功能实现的条件和基础，并通过投入、过程与转化来完成实现功能。对于同样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内部结构来实现。例如，飞机和小鸟都可以飞行，但是两者的内部结构不同。内部结构的多样性受到环境、行动者、传统等各种因素影响。当然，内部结构对环境的适应存在局限性，这构成了功能实现的制约条件。事实上，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工世界，都存在局限性和约束。就作为人工世界的人类社会而言，其约束性和局限性更多，否则人类社会的很多社会实验和理想蓝图不会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具有有限理性、偏好的多样性和行为的策略性，这使得集体行动、合作等都成为人类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这意味着，并非任何功能都可以通过内部结构变革来实现，功能实现是内部结构与环境之间平衡的结果。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内部结构不协调，是治理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城市治理而言，其内部结构是一个集体行动的过程，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目前公共事务治理具有复杂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治理界面正在从组织界面向契约界面或网络界面转变，跨界治理、跨层次治理和跨领域治理成为城市治理新常态。要打开内部结构的“黑箱”，就需要对内部结构的核心变量进行总结，这是一个框架化的过程。一旦打开内部结构的“黑箱”，就可以对内部结构进行描述、诊断、解释、设计和评价，这构成了对内部结构进行变革和设计的基础。不同的界面，可能存在不同的内部结构，需要用不同的要素进行描述、诊断和设计，这构成了多样性学科的基础。例如，对组织界面的内部结构的描述，可能不同于对作为界面的人的内部结构的描述，更不同于对作为界面的复杂系统的内部结构的描述。界面存在不同的规模、尺度和层次，描述的要素也存在差异性。学科研究进展的过程，就是对内部结构的特征、属性、功能、行为、运行和规律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西蒙对组织界面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开创了组织学研究的新范式；埃莉诺对公共事务界面的制度结构进行了分析，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普罗文对网络治理进行了分析，开创了网络治理研究的新范式
。
对于城市治理界面的内部结构，我们认为有三个重要的要素，即价值、制度和技术，它们是城市治理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支撑城市治理界面实现其功能的保障。内部结构中的不同要素除了单独发挥作用之外，还存在复杂互动，价值、制度与技术会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和相互配合，共同对城市治理产生影响。
价值是城市治理最基础性的支撑，是人们行为得以规范的方式，是一种共享的信念，是行为可预期性的重要保障，更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价值会以各种方式呈现，它可能是治理中的习惯和传统，也可能是治理中的规范与伦理。价值会在城市治理界面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会对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浙江省一些城市推行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这就是传统和价值在城市治理中的体现。很多城市对自身城市精神的定义，也属于价值范畴。目前，社区建设越来越强调文化和观念的作用，这些都是价值在治理中的体现。甚至，有一些学者专门提出了基于价值的治理，即公共价值治理，认为治理需要创造公共价值
。
在这里，我们对制度进行更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组织，也包括规则，它是人类实现集体行动的手段。在一个城市治理界面内部，要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离不开组织和规则。目前，随着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日趋复杂，城市治理界面中面临着多样性组织与规则，如何让这些组织间关系通过规则得以有效协调，成为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城市治理界面中的组织形态和组织模式会随着公共事务的规模差异而不同，不可能有一种组织模式适应所有公共事务。具体而言，城市治理界面面临着多元组织跨界协调，例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涉及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城市政府购买服务涉及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企业之间关系的协调。在一个社区治理的场景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规则就是协调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约束。
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技术治理正成为内部结构的重要要素。网络化管理是城市治理中最早应用的技术手段，它实现了问题发现与问题解决的有效匹配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技术治理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支撑。没有技术，城市治理就不能够很好地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就是技术在治理中较为成功应用的体现，通过这一技术变革，行政服务效率得到较大提高。北京开展“接诉即办”，直接将问题分配给乡镇，减少信息传递环节，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城市问题的解决。这既是城市治理界面的变革，也是城市治理内部结构的变革。目前，越来越多城市推行精细化治理，就是技术治理的最新展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