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超大城市治理的分析框架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对于治理意味着什么？在新时代，治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中国公共管理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曾经指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还未曾实验的革命，即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要理解新的实验及其背后的设计，需要新的科学。为此，他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同样，对于中国而言，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治理科学。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者需要发展一门治理的新科学，来理解新时代中国治理的逻辑，诊断中国治理的问题，提出改进中国治理的建议 。

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一般包含着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地方治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连接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纽带和桥梁。城市治理是地方治理中最具有独特性的代表，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2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超过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的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目标值。2015年，中央在37年之后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城市治理纳入国家议程，开启了中国城市治理的大变革。城市治理变革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载体，也是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窗口。超大城市是城市中的重要类型，超大城市治理需要特别关注。

为此，本章试图基于西蒙的人工科学思想 ，提出一个界面治理理论，强调治理包含界面、内部结构、功能和环境等四个要素。界面及其功能构成了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内部结构是其支撑，环境是其约束条件。从界面治理理论的视角看，新时代的城市治理尤其是超大城市治理正是在治理界面、内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变革，以适应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转型。中国城市治理尤其是超大城市治理变革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其内部结构是否能够适应环境进行界面重构和功能转型。本章按照如下安排依次展开：首先，提出一个理解新时代城市治理的界面治理理论，从界面的视角看待治理，治理变革是界面重构过程，是功能调整过程，也是内部结构改革过程；其次，结合界面治理理论的环境要素和内部结构要素，认为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变革主要是由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推动，内部需求来自城市内部，外部环境来自国家战略转型；再次，重点分析空间规划和区域战略中对城市功能的定位所引发的中国城市治理界面变革，纵向维度的城市治理界面和横向维度的城市治理界面都发生了转型；复次，进一步分析中国城市治理界面重构引发的内部结构变革，包括价值、制度和技术等全方位变革；最后，对中国城市治理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认为需要建构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合作的多界面治理体系。 Cqp6MiRMYjHdzb91iVzb+ldTIg8CzRwddO8iteB1YoZjD4i7iZ4t1c6Z/ixfqv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