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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超大城市治理的第三个理念，它强调通过城市大脑实现智能城市治理。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浙江考察时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由此可见，智慧城市强调以城市大脑为依托，将治理逻辑与技术逻辑、数据逻辑相结合，通过技术和数据对城市治理赋能促进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让人工智能参与城市治理过程，促进不同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当前，各地在智能城市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形成了“城市大脑”“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等经验和做法，大大提高了城市治理效率和质量。
让城市更聪明和更智慧，需要在建构面向公众和决策的城市大脑数字化治理界面上下功夫，让各方主体依托城市大脑数字治理界面实现高质量互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面向公众的城市大脑数字化治理界面是治理理念的重大变革，也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在治理中“找回公众”，这是治理理论的最初含义，它要求根据公众的偏好、需求和价值对整个治理过程进行重构，从官僚本位的行政向公众本位的治理转变。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面向公众的数字化治理界面建构更便捷、快速、经济和高效。从某种程度上看，理念变革是行动的先导，也是技术应用的基础。事实上，只有治理理念发生变革之后，公共部门才可能应用新技术来改进服务和提升品质。
面向决策的城市大脑数字化治理界面建构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这也是“供给导向”改革的内在含义，它强调“一个数字治理界面，多样性问题解决”，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共治理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面向决策的数字化治理界面的建构来实现对不同治理主体的整合，促使整合决策和分立决策有机统一。事实上，正是由于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交互性、不确定性和跨界性，传统上单一部门或层次的政府很难解决治理难题和摆脱困境。对于城市治理而言，“城市病”往往呈现“棘手难题”和“结构不良问题”的特征。当决策涉及多个部门和不同层级政府协同时，就可以通过面向决策的数字化治理界面来整合；当决策只涉及单个部门或单个层级政府时，就可以由所在部门或政府独立决策，通过面向决策的数字化治理界面来实现分工与协调。无论是一体化界面建构，还是需求与供给整合，都离不开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