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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是要寻求同一性、稳定性，其目的在于给人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感，引导人们确立稳固的认同焦点，但认同问题的产生却开始于差异性、流变性和价值的断裂。当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呈现在面前时，人们面对认同的万花筒，容易失去焦点。认同问题的发生与非确定性密切相关，在相对封闭、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认同问题。现代性带来流动多变、价值断裂的世界，全球化造就自我与他者之间价值观念碰撞的现实场域，恰恰是引发认同问题的重要情境。在当代中国，随着现代性的深入演进，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个体理性反思能力的不断提升，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多变性、批判性不断增强，这使得价值观教育、价值认同面临新情况、新挑战。
一、全球化语境下他者的价值冲击
认同，是一种辨识的过程，即自我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力图发现自我与他者有何共同点和区分之处，进而达到对“我是谁”即自我身份的确认。因而，认同的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自我的界定总是包含对他者的价值、特征及生活方式的理解。外在的他者构成了自我反观自身的镜子，正是由于他者的出现，才会引发自我对自身的反思，进而导致认同问题。
他者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存在。一方面，他者是与自我不同的存在；另一方面，自我除非对他者有所了解，否则自己不会成为自己，不会获得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如此一来，他者是与自我密不可分的另一个自己，他者构成了自我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自我通过借助他者这一面镜子，可以更好地辨认出自己的形象。
尽管他者作为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自我而言，他者的作用往往是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被接受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包含权力向度。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人奴隶关系的分析就表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他者的显现对于“自我意识”的形成必不可少。主奴双方之间的行为是一场殊死搏斗，任何一方都试图消灭对方，都以对方为中介确证自己的存在。冲突的结果是强者成为主人，弱者成为奴隶。主人将他的对方放置在自己的权力支配之下，通过奴隶的加工改造间接与物发生关系，享受了物。对于主人而言，奴隶就是他者，由于他者的存在，主体的意识才得以存在，权威得以确立
。在思想文化交流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往往以一种或隐或现的关系内含其中。而当一种思想文化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而对对方发生影响作用时更是如此。
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交融和交锋，造就了自我和他者关联的现实场域，也为人们审视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系。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会凭借自身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对后发国家施加影响，并力图将其纳入自身发展体系之中。
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认同问题的产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指出：“标准化的信息和消费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和力量之源。对于那些最贫苦无依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拥有的唯一财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传统价值观使他们不至于迷失自我，并赋予他们的生活以切实的意义。在世界许多地区，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回归传统和部族主义的倾向。……人们担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身份、归属感和个人的意义正在逐渐消失。”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身份日益受到关注，基于文化价值理念的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明显。尽管当今世界的发展并非如亨廷顿所言的文明之间剧烈的冲突，但是文化身份在塑造国际政治格局，引发民族国家冲突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明显。
近代中国现实地面临西方列强这一个外在的“他者”。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中，文化自信心明显不足，深陷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危机当中。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比，我们的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依然薄弱；与我国的经济地位相比，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有待增强。在学术领域，“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面对复杂而激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较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西方遏制、促变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中渗透与反渗透、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必将长期进行下去。面对在话语权方面居强势地位的“他者”——西方，我们迫切需要有效应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分裂和颠覆，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迫切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和认同我们倡导的价值理念，塑造和传播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对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青少年的影响，有效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念，摈弃不良思想观念。
二、现代性导致价值断裂与价值流动
认同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双重建构的结果。外在环境的变化必然催生认同主体主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反过来，认同主体发生变化的程度和广度对于认同对象又产生深刻的影响。认同危机的出现、新的认同对象和归属感的确立，无非就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严格说来，认同问题的出现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在传统社会中，尽管人们也对特定的政治统治、价值理念产生质疑，但作为一种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广泛现象，认同问题却是现代性的产物。认同的目的在于寻找确定性，获得本体安全，但认同的发生源自社会生活的流变、稳定感的打破。认同问题的发生与非确定性密切相关，在相对封闭、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认同问题。“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
现代性所带来的流动多变、价值断裂的世界恰恰是引发价值认同问题的根源。
在传统社会，家庭、邻里、公社等共同体构成了个体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稳固支撑。已逝的祖先、当下的人们、尚未出生的后代，通过血缘将家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起来，构筑起个人信赖的社会安全网络。在传统社会中，人口的迁徙、商人和冒险家的长途旅行尽管比较常见，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大规模的、频繁的迁徙或更换生活工作场所，却是比较少见的。人们的交往大都限定于特定的地缘共同体之内，在其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与周围的邻人有着面对面的交流。前现代这种共同体“既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
生活于特定共同体中的人们，都有专属于自己阶层的美德体系，通过前辈的教导和社会的礼仪教化，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会体系和价值链条中的位置。众多繁杂的等级标志弥漫于整个社群共同体的外在生活。它赋予一个人稳固且无可逃遁的身份认同，一个人可以确切地知道他是谁，以及别人对他的期望是什么
。这种外在的、先赋性的社会角色使自我获得稳定的认同感。
现代化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着彻底涤荡，将不确定性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置身于流动的世界中的人们再也体验不到传统社会那种年复一年、宁静不变的感觉。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季仍然轮回，昼夜依然交替，但自然而然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人为的力量所改变。休息时间不再等同于黑夜，夜间的生产生活丝毫不逊于白昼；农闲时节不再等同于冬季，冬季生产的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春夏。线性的进步取代了封闭的循环，“时间就好像高速公路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从遥远的过去，穿过现在，通向未来”
。
历史发展到今天，“万物皆流，无物常在”的观念已广为现代人所接受。现代人日益明显地感受到当代社会流动不居的现实：资本冲破国与国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所到之处，田园诗话般的宁静与祥和被机器的轰鸣所取代；人类从自然的主宰中解放出来，理直气壮地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自然的神秘面纱被揭除，成为人类宰制的对象，被彻底地祛魅化了；大规模的劳动力大军从相对封闭的农村走向开放的城市，成为当代大工业生产中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个人走出狭小的共同体，个体对共同体的物质依赖和人身依赖消除了，由共同体的庇护所带来的安全感消除了，个体在市场经济，在全球化的漂泊中深陷于认同焦虑之中。
现代人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变化的世界，面对的是一个价值断裂的时代。现时代的人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经典概括：“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发展、变化、解放、破坏、重建，外在的疯狂占有、内心的骚动不安这些矛盾的、扭曲的、断裂的现象充斥于现代。一切不再照旧，生活需要重新开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差异性的、标新立异的存在。现时代的人们“深受感觉的缺乏、边界的模糊、顺序的杂乱、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困扰”
。认同焦虑成为现代人面临的突出问题。
三、社会转型带来差异性和多样性扩张
认同具有“同一性”的含义，既表示两个事物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自我“同一性”或社会“同一性”的实现，有赖于自我或社会内部拥有一种主导性的因素，从而将各种差异性的力量有效统合起来。
传统社会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规模小，分工协作程度低，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自身需要，资本的积累、扩大再生产并不存在。这对传统社会的劳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剩余价值——得不到有效积累。少量剩余劳动的分配被纳入政治轨道，并被优先用于等级制度的维护：保证官僚机构的运行；用于生产统治集团各个等级所消费的豪华物品，如宫殿、祠堂、庙宇、特权服饰等。与之相对应，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也相对不够发达。精神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人独占的。由于受社会资源匮乏的限制，识字、写作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大众教育和文化普及在古代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劳动人民尽管通过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但是他们往往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成果的生产、享用或消费关系不是很大。知识阶层的文字创作容易形成一套文化系统，这套系统有别于民间，或者所谓村落族群、乡里社会的文化形式。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高级”文化与在普通民众中流行的“民间文化”之间形成了高低分明的等级秩序。这套“高级”文化构筑了一整套通贯宇宙和人间事物的整体性的学说，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辩护，并获得政治的强有力支持。这样，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之间尚未分化，缺乏自主性，社会的整合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强制。
与传统社会诸领域合一的状况不同，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从政治的宰制中获得独立，各领域通过功能的分化和有机互补实现“有机团结”。在现代社会，以追求实利为导向的经济活动获得了与政治活动平等的地位，从事经济活动与从事政治活动一样，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传统社会横亘在士大夫和商贾之间的价值高低序列被打破了。不同的领域也各自有着自身追求的特定价值，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的主要是“正义”，在经济领域人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和“效率”，在文化领域人们追求的主要是“自由”和“个性”等等
，每个领域追求的价值在其他领域中往往难以适用，各领域不需要也不可能接受其他领域的价值来约束自身，相反，所需要的是从自己内部生发出的具体规范。
社会诸领域的分离，各个领域不同的价值追求，使得“没有一种教条可以被无限制地提升到神圣的地位而独自整合社会秩序。政治权力的地位就像其他活动或工作的位置，是轮流更替的，它无法获得无与伦比的报酬。”
如此一来，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种力图通过自上而下强行贯彻“元叙事”获得价值共识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相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理性交往和沟通成为现代人的选择。无疑，价值多元化为人们的价值选择提供了充分自由。但多种竞争性价值观念的存在，也使人们面临着价值认同的万花筒。认同的万花筒在客观上分散着人们价值选择的注意力，人们的文化价值认同因此也容易失去焦点。
具体到中国，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经济成分和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会现实促进了多样化价值观念的生成。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将会进一步增强，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也交相杂陈，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并存，彼此之间甚至发生矛盾和冲突。确立全体社会成员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汇集共识，有效引领和整合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避免因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与混乱，显得十分迫切。
四、价值选择自主性的增强
在传统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既定的。个人并不是独立的社会个体，而是依附于家庭、家族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之上的“成员”。个体的存在与整个共同体或生活的群落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一生都是由外在的东西规定好了的。每个人的一生几乎不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地，他的生命世界被局限在生活群落和阶层身份的范围之内。对于每个人而言，社会的身份就像自己的肉体一样有机和自然。尽管朝代不断更替，人也生老病死，但是在前现代人的眼里，社会的发展不过像自然界万物的生长衰亡、日出日落一样自然。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美德体系，通过礼仪教化，每个人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个固定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一个人通过认识到他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来认识他自己是谁，认识到他应该做什么，认识到其他角色处于什么位置。对于传统社会条件下的价值观念与自身身份的密切关联，盖尔纳（Gellner）论述道：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一个人的角色是稳定的，而且是与适合这个角色的仪式相协调的。它是内化与外化兼具，同时更是深入于一个人的灵魂之中的。众多繁杂的等级标志弥漫于整个社群共同体的外在生活。它赋予一个人稳固且无可逃遁的身份认同，一个人可以确切地知道他是谁，以及别人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他可以自我确定其认同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这样，在古代人那里，个体自由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人的天赋，是人不可剥夺的能力和行为方式。这种对于现代人而言可谓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古代人的视野当中却难以理解。在古代人看来，自由就是按照自然固有的法则来行事的一种方式。对于西方中世纪的人而言，“自由”一词往往所采用的是一种复数的形式，它的意思并不是独立自主，而是被归入某一系统的特权，是在上帝面前和人面前应占据的位置。在传统中国社会，真正的自由从未实现过。尽管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流派当中，自由也被广泛提到，例如，道家学派就提倡个体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个体表现于社会关系当中的行动自由，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崇尚和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并且这种自由往往是“以曲求全”“处弱用柔”“不谴是非”，进而表现出一种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精神自由情态。
在整个传统社会当中，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司其职的有机体，每个人的身份和角色都是固定的。每个个体自出生之日起，就处在一个固定的、有条不紊的阶梯化、系统化的关系网络当中。婴儿一降生到世间，他（她）不仅处于父母的管教和影响之下，而且还处于整个大家族的影响和控制之中。固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规定了个人行为的具体细节。“每一个人都占据分给他的位置，他必须依此行事。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预先规定了他的行为的整个‘脚本’，很少留有独出心裁和打破常规的余地……一举一动都被赋予象征意义，必须遵守公认的格式，按照既定的形式进行。”
也正因如此，任何游离于既定秩序之外的行为方式，都会招致怀疑和谴责。价值反思、价值批判、解构权威，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事情，在缺乏个性与自由的传统社会是难以被容忍的。
个人的内在情感体验、价值追求，也无不与外在秩序保持高度一致。价值选择绝不是自由的事情，对“善”的理解也绝不可能私人化。在古代社会当中，与自我观的形成具有高度相关性的人格概念并不存在。在中世纪，动词“丧失人格”（dispersonare）并不是指丧失个性或心理崩溃，而是指丧失地位、荣誉、资格和等级身份。
因此，在这里，人格并不具有指称自由权和人格权的含义，不具有追求自由个性的现代意义，它更多的是与人的身份、与其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个体首先是通过他对一定社会群体、亦即他对他的‘我们’的从属性而意识到自己的。”
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中世纪的宗教天国，还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个体意义感的寻求和稳固基础的获得，更多的是在一种先在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中进行的。处于稳定秩序当中的个体，通过它在秩序中所处的环节而获得自己的身份、价值追求和意义感。
在现代社会，个体拥有一个不受外在专制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这一空间构成了对外在力量“说不”的边界。外在的力量，包括来自其他个体、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可以无限制地朝这一边界靠近，但绝不能逾越该边界，否则就对个人自由构成侵犯。如此一来，公共权力对私人生活全盘控制的可能性消失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具有相对清晰的界限，公权的运作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任何人也不能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他人的自由。
与公共领域相比，私人领域是由个体自由决定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个体追求什么样的价值，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个人的活动就不应该受到任意限制。与公共领域的开放性相比，私人领域也是一个私密之地，它不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隶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道德，“是在满足社会道德要求或不违反社会道德规定的条件下，经由自我选择的个人特殊的生命理想，所构成的道德自我期许和自我约束，这部分的道德原则由于是自我设定的，所以不能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任何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独特的道德理想，所以他的道德标准不必然为其他人所共享。”
相对于义务和责任的普遍强制性，一个美好的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德行，亦即个人道德，基本上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对的原则（principles of right）不能任由个人选择而为社会强行要求，善的观念（conceptions of the good）却是私人的，现实中的每个个体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追求自己的善的观念。因此，在遵循社会道德，遵从公共领域中的善的前提下，私人领域的个人道德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也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公共标准。私人空间的存在，使得价值、信仰成为个人的事情。从个体的角度对价值作出富有个性化的理解和诠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五、个体价值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的提升
价值的个人化意味着价值怀疑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当外在的东西都放置到自我的这一法庭上来进行评判时，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自我批判、质疑和解构的对象。
（一）“圣人”、“经典”和“宏大叙事”
价值怀疑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价值权威进行解构。在一般意义上，权威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权威可以是神，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抽象的法律或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某种理解。权威和权力有别，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权威的树立，不是通过暴力威胁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教育、传承、劝导等方式使人们对之自愿认可而实现的。也正因如此，权威通过令人信服的威信、影响、声誉发生作用，它是一种“成功的命令或嘱咐”。
价值权威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在传统社会中，价值权威的确立总是和“圣人”“经典”“宏大叙事”这些外在的形式密不可分。综观历史上几大文明的发展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价值权威的确立离不开一个“卡里斯马型”圣人的存在。“这些伟大的先知以他们非凡的人格力量与深邃智慧，把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的早期积累凝结为系统的文献形式，取得了经典的意义。”
先知的箴言经过后世的系统阐发，形成了一整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系统。相比起普通人，那些具有超凡特质的“圣人”往往被大众认为具有特别的美德和神圣性，人们相信，他们那个时代的一系列行为模式、思想观念、角色、制度乃至象征符号，都与那些“终极的”“决定秩序”的超凡人物相关。这些伟大的人物经过世世代代人们的不断诠释，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历史的延续中，他们的神秘感、神圣性不断被强化，他们的训诫也取得了绝对的权威，富有德性和教养的人们必须遵从这些圣人的教诲。此之谓“圣人，百世之师也”。
经典往往出自圣人之手，圣人地位的确立往往离不开经典之作的流传。后来的人们更多地通过阅读经典来领悟圣人的教诲。正因如此，圣人之高尚人格的确立往往离不开人们对传世经典之作的品味。相比起一般的作品，经典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神圣性的特点。经典不仅仅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指这些文本体现出来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道德与政治力量。也正因如此，在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存在确立其精神信仰和价值归依的经典之作。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书五经”作为经典书籍，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价值理想、行为规范、人格标准和实践方法，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治国、修身、立德的根本依据。
圣人和经典的地位一旦确立，解经释经就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它在一定意义上被看作传承和发扬价值传统的基本方式。在传统社会，由“士大夫”阶层所主导的“高级”文化系统当中，价值的自我创造往往被忠实地解释经典所束缚，完整而准确地理解经典成为主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社会中，思想自由、良心自由是很缺乏的，一代又一代的文人皓首穷经，在阐释经典时小心谨慎地发表自己的些许看法。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在阐发圣人和经典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一条晋升至社会特权阶层的途径。在中国古代，研读四书五经，不仅是提升个人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也是广大儒生学子进入仕途，获取政治权力的基本方法。而当这些知识阶层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时，他们为政权构筑起一套通贯宇宙天地与人间事务的全盘性学说，以合理化社会的等级结构安排。如此一来，圣人的特定人格魅力、经典的至高权威建构起一整套的叙事话语，论证和强化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二）告别权威和崇高
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社会所建构的那种全盘性学说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情节：价值权威的建构需要圣人来完成，那些文人阶层即圣人话语的诠释者才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真正建构者，来自民间的习俗、禁忌、规约等要么被经过改造以后纳入这一正宗的体系之中，要么将被排除于正统理论体系之外仅仅成为人们自娱自乐、自我欣赏的东西，难以与“高级”文化系统进行平等的对话。
但是，在现代社会，全盘性学说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了，其建构方式也受到了质疑。与古代社会知识高度集中相反，现代社会知识出现了高度的分化。现代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而非精英主义的教育，每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升，使得知识不再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世间万物。知识的高度分化，使得每个人在各自领域成为专家的同时，也在其他领域成为门外汉。这样一来，传统社会条件下那种知识高度垄断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不见了，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其他人提供的知识作后盾。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在客观上“造就平庸”的社会。按照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任何人只要不违反基本的法律，他的行为都可以允许存在，因而即使是一种平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只要不违反法律，都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那种理想化的人格尽管也是现代人希冀的对象，但已不是大众所必须实现的目标。也正因如此，传统社会那种通晓世间万物、具有超人智慧和崇高人格的圣人难以寻觅，现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凡人的时代，那种依靠圣人的独特魅力建构起来的传统价值体系因而受到巨大的冲击。在现时代，权威的塑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和便捷化，使一些典范人物被“祛魅”，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被稀释或消解。特别是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解构权威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在解构价值权威的过程中，告别崇高似乎成为时尚，一切似乎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恒久的价值。在种种解构之中，伟大人物被庸俗化和矮化，经典文本被随意拆装和组合，严肃庄重的话语被嬉笑，在激进的价值解构当中，神圣感和崇高感不复存在了。对于这种现象，王蒙先生曾忧心忡忡地描绘道：
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也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份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
如此一来，精神的、超验的追求在世俗生活中成为嘲讽的对象，曾经激起人们无尽热情的崇高感伴随着轻浮的调侃而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