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认同的内涵及功能

认同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在学术领域，认同问题受到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广泛关注，现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论题。在实践领域，认同这一术语得到广泛运用。无论是在政府报告、文件中，相关法律政策条文中，还是在学校、企业、团体等日常运行和管理中，认同一词出现频率极高。认同及其相关问题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高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已成为一个“日用而不觉”的词汇。但是，熟知并非真知，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代替不了学术层面的分析。为此，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对认同的内涵、类型、功能等作出学理考察。

一、认同：我（们）是谁？

从词源上讲，“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相同，the same）。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m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洛克就在这一意义上对认同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形成同一性（identity）和差异性（diversity）底观念。……同一性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我们所认为有同一性的那些观念，在现在同在以前存在时的情况完全一样，没有变化。……一个事物不能有两个存在起点，两个事物亦不能有一个起点……因此，凡具有一个发端的东西，就是有同一的东西，至于别的东西底发端如果在时地方面都与此一种东西不同，则那种东西，便与此种东西不相同，而是相异的” 。

具体到人的同一性，情况就复杂得多。因为人的同一性问题，绝不仅仅体现为外在的物理形态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里的一致性，同时还要表现为人之内在的同一性，即心理、意识、情感、价值等的内在同一性。这是因为，一个人身处不同的空间之中，尽管其外在的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由于其内在状况的变化，我们也很难说他与原来相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或许就可以表达这一层含义。对内在同一性的追求，反映了人有别于动物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的一面。因为，尽管人的肉体和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有限的个体生命通过精神的提升可以获得升华，人由此获得自身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同一性或认同具有形而上的向度。正是借助这种超越的本性，人不断朝理想的、可能的生活迈进，力图追求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人的同一性恰恰体现在对这种总体性自我的理解和把握当中。

“认同”还具有“身份”“归属”的含义。自我同一性不仅是一种事实性存在，更重要的它还是自我的一种辨别结果，即自我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无疑，这就落脚到一种归属问题。个体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既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同时也会发现自己与群体之物的相似之点，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一种确认。因此，“认同”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一个不断自我追问的过程。在这种不断追问的过程中，自我可以确认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个类别、不属于哪个类别。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对自身的理解必然涉及对其周围环境和他者的理解和把握。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家杰夫里·韦克斯（Jeffrey Weeks）指出：“认同给你一种个人的所在感，给你的个体性以稳固的核心。认同也是有关于你的社会关系，你与他者的复杂牵连。”

在归属感意义上，认同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即个人的认同和社会的认同。个人的认同是指自我的建构，即对自己成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感，以及认为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个体的认同偏重于对个体性的确认，社会的认同则侧重于对共同感的确认，它涉及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们如何将自己放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当中，个体所处的复杂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的认同的意义和内涵。在现实生活中，认同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归属感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层次由低到高。社交需要即“归属与爱”的需要作为人的一项基本需要，在人的成长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马斯洛认为，个体具有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产生出强烈的归属需要。关于“归属与爱”这一层次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在伙伴之间、同事之间保持关系融洽或保持友谊；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接受别人的爱。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感情上的需要比生理上的需要来得细致，它和一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都有关系。

无论是对同一性的辨别还是对身份感的追问，最终要落实到认同主体的价值判断上，即认同主体是否认可某种价值，赞成某种观点。因此，认同感的强与弱，与人们的价值体验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认同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认同问题。在身份感的追寻中，人是置身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受特定的利益、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因素的影响。相同或相近的历史命运、情感体验、利益诉求、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往往强化着“我们感”，增强着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从而使自我对自己的归属、自我的身份、自我的特性有着更加明晰的认识和感受。

二、认同的力量

无论是对于个体、群体，还是对于国家而言，认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认同为个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供了基本参照，“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 。认同给个体提供了安全感，使其获得心理上的归属。越是在变动的情境中，个体寻求他人帮助，获得归属感的渴望越强烈。变化的社会环境、漂泊不定的生活，往往会引发一个人的认同焦虑。在日常生活中，良好的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也在于此。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个体体会到深挚、长久的友谊，与他人形成相互依靠、托付和信赖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家”的感觉。强烈的家园感给个体以稳定的心理预期，使其在漂泊的社会中获得本体性安全。认同也是行动意义的重要来源，认同决定了行动的方向和力量。“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 一个人、一个群体在追问自己的身份、探寻心理的归属、寻找生存的意义时，往往最终落实到行动中。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黄继光奋不顾身、用胸膛堵枪眼；焦裕禄不顾重病缠身，带领兰考人民勇敢治沙……所有这些行为举动，与其政治认同感、职业认同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紧密相关。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激发起他们无尽的热情，催生出舍生忘死的举动，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在群体层面上，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中，会不断增强对自身特性的理解，从而更为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在价值序列中所处的地位。对于强势群体而言，这种对自身独特性的感受会强化其身份优越感；但对于一个受压制、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它一旦通过对自己受损情境的感知而体验到自己的独特身份时，往往会采取激烈的方式摆脱自身在价值序列中的不利地位，并以此获得其他群体对自己身份、利益和价值追求的认可。如此看来，认同与承认存在密切的关系。“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 无论是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之后的女权主义运动等，都明显地体现出群体认同的力量。

认同构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它为政治统治维系自身同一性和连续性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认同的重要功能之一也体现于此。任何一种政治统治体系不可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只有得到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认可，才能确立权威，进而保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也就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就是指一种统治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使人们能够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它表征着被统治者对统治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认可。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众的认同问题。对于一种统治而言，民众能否对其产生认同感，能否认可其政治理念、政策主张，是判定其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认同的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持久。”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无法使国民确立起对自己的认同感，从内心认可自己归属于这个国家，意识到自己的国民身份，国家的存在就缺乏稳固的民众心理基础，就会受到各种地方势力和宗派势力的挑战，有走向解体的可能。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良好的执政绩效、富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有效的组织架构、良好的公众形象来增强自身的执政效力，使民众自觉接受其执政地位的属性，就会存在被抛弃的危险。在历史和现实中，某些国家的解体，某些政党的倒台，某些政府的解散，无不与民众对其失去认同感相关。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任何一个政党，都注重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提升人们对自身的认同感，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一种政治统治要获得人们的认同感，需要一定的条件资源作为支撑。一般说来，这些条件资源包括：绩效资源、制度资源、意识形态资源。从绩效资源来看，一种政治统治必须以实际成就、以一定的政绩证明自身具备治理能力。如此一来，其满足社会成员利益的程度就成为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为了使共同体中的成员能够认为统治者的指挥地位是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就需要这种地位明确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公共福祉的活力。” 总的看来，政绩越高，人们的利益诉求越得到满足，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也就越强。从制度资源来看，现代政治统治注重制度设计，注重有效地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切实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各项权益，从而提升执政理念、政策主张的吸引力。

无论是绩效资源的获得，还是制度资源的建构，都是利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来增进人们的认同。除此之外，精神层面力量的调动，也是提升政治统治合法性和增强政治认同不可或缺的举措。意识形态工作、价值观教育工作就属于这种类型。“合理、适度的意识形态策略运用，可以为统治秩序提供一种有效的道义诠释，并通过某种程度上受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统治者的政治强制转化为被统治者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义务。” 作为政治认同的观念性资源，意识形态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反过来又指导该阶级或集团的行动。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一经创造出来，就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依靠自身的逻辑力量影响其他价值观念系统，从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意识形态内含着特定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它是政治合法性的观念基础、解释性框架，具有价值导向功能，对多元价值观念和人们多样化的价值选择起引领作用，引导人们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意识形态还具有凝聚功能，它通过系统性的论证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凝聚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凝聚社会共识。总之，意识形态在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对社会成员发挥着引导、动员、凝聚的功能，为政治统治提供论证和辩护，是凝聚人心、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

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不仅具有传授知识、提升个体理性认知水平的功能，还肩负着受众的政治情感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养成的重任。因此，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念，引导人们认同特定的政治理念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任务，如何使人们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地认同社会主流价值理念，是价值观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断价值观教育有效性的关键。 N3HMyUw7MRx/ET+Az0mA0eSDyXD0wAuPXYt0w15Nc7SigOC6q0gJdi56h8d6XS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