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是影响人们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价值观的功能和作用，是任何法律和制度所达不到的。一个国家由一系列主要价值观念构成的思想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是维系国家团结、统一、稳定的核心元素。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核心价值观是维系国家统一稳定的关键要素，一个国家只有建构起稳定持久、代表历史发展趋势，为国民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充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尊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不同层面的价值认识，是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能够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激发广大人民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

制度与价值观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价值观是制度的灵魂。任何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形成的，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总是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构成了制度的内在精神和品质。社会制度如果没有价值观的导引和支撑，将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另一方面，制度是价值观的载体。制度一旦形成，对人的价值判断起引导和规范作用，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保障和支持。价值观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将难以延续和发展。

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着我们党的政治主张，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凝结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反映着全体人民的精神追求。它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运动，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凝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这些制度的需要，为这些制度的健全和发展注入了精神和灵魂，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有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才能抓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

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团结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民族团结，一荣俱荣；民族分裂，一损俱损。实现民族团结，必须具有各民族广泛认同的共同价值。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想团结稳定，除了要有法律等制度性基础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维系这个社会的价值理念，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个人、社会和国家长期秉承的根本原则，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核心元素。它蕴含着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深刻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人们的精神旗帜。国家、民族的发展，需要依靠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方向，规范秩序，整合资源，凝聚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核心价值观在深层次上稳定而又持久地影响着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决定着民族或国家的价值取向。因此，它是方向、目标、理想和信念的集中体现。构建核心价值观，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途径，也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安民固邦的重要经验。在中国古代，《管子·牧民》就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经过历代儒家的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价值体系，对于整合社会思想，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缺少共同的思想纽带就会是一盘散沙。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交相杂陈，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存在，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是具体利益、观念观点之争，但折射出来的是价值观的分歧。只有找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想差异之上最广泛地形成价值共识，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有效避免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和混乱，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使人们超越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超越阶层、行业、职业、利益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

三、社会进步的价值引领

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既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离不开强大的精神支撑；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既有赖于物质文明的积累，同时也有赖于精神文明的成长。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反作用，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它激励、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创造，规范着人们的价值选择。一个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同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也是由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的。

当一个民族寻找到了代表历史发展进步趋势的先进价值观念时，会在其引导下不断发展进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的东方文明古国跨入了近代的门槛，中国也自此陷入了民族危机之中。如何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一批思想先进的仁人志士怀着救国救民的真诚愿望，向西方国家寻找济世良方。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代表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从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维新派“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展现了这些真理探索者的思想轨迹。无论是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还是维新派的维新主张，抑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都没能拯救当时多灾多难的中国。这些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的选择不符合中国国情，要改变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科学思想，需要先进的价值理念来支撑。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观念能够救中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人们接受和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成为主导中国亿万人理想、情操和人生价值的思想文化规范，并融入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建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本的前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会越来越复杂，为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面对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和进步趋势，具有极大的引导力、感召力、凝聚力。我们要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共同的奋斗目标激发全体人民的斗志，用共同的价值追求激发全社会的力量，增强人们的信心，使整个社会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子冲劲、闯劲、拼劲、韧劲，激发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新的伟业。

四、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有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强大的硬实力，也离不开思想、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历史发展表明，凡是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的民族，在文化上对内具有强大渗透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对外也具有较强的辐射力、传播力、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主要指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一个国家而言，它是一种支撑力、创造力、推动力、凝聚力和传承力，因它的内在性、深刻性和精神特性，从而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核心力量。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传统而言，作战能力往往是检验大国的标尺。而现在，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昔日极其突出的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因素在国际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权力的这种转化意味着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在当今国际权力格局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此，约瑟夫·奈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则它无需被迫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他国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无需以高昂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

当代世界的发展表明，硬实力和软实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着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翼，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定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战略，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围绕提升文化影响力、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等问题开展了软实力的博弈，千方百计增强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力求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文化软实力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决定着社会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魂”，为发展文化软实力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指导，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了辨别是非、权衡利弊、明辨善恶、体察优劣、抵御谬误、弘扬正气的根本标准。

核心价值观影响文化创造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文化感召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作为文化灵魂的核心价值观，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因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时刻保持革故鼎新的精神状态，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积极培育先进的价值理念，才能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进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大力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也有助于扩大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在一定意义上，价值观的感召力决定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也是社会制度的崛起，同时还应该是价值观念的崛起。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与其核心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在国家由大国发展到强国的过程中，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核心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为此，一个国家需要立足国情，同时面向世界和人类未来，确立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力。 zMFocQM5TtvIH6LTF1yaduOlCBaWl31XPFEfB+9x/11+KB2W5WWs9qffsxltN8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