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体内一种叫作内啡肽的分子家族被发现，它的作用与麻醉药类似，这一发现引发了大众和科学界的无限遐想。然而，与这项科研成果本身具有同等的关注价值的是发现它的过程。在英国苏格兰地区阿伯丁（Aberdeen）市的一个满是灰尘的小实验室里，汉斯·科斯特利茨和约翰·休斯完成了虽不宏大但却极其伟大的科研工作。这项成果并未花费巨资，也并非出自摆满高科技设备的现代实验室。一切成果全靠研究人员心无旁骛地付出，以及他们的睿智和充分利用有限工具的能力。内啡肽的发现是低成本、小规模创新的缩影，而这种创新模式则在10年后以车库式创新引发了计算机革命。

自本书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25个年头，书中提到的一些核心人物也已逝去。阿伯丁实验室主任汉斯·科斯特利茨于1996年去世，享年93岁。在73岁时，他通过刺激豚鼠回肠的一小块神经组织，验证了他的同事约翰·休斯从猪脑组织中提取的化学片段具有阿片样活性。最强大的内啡肽——强啡肽的发现者阿夫拉姆·戈德斯坦（Avram Goldstein）也于2012年去世，享年92岁。然而，“年轻”一代的内啡肽研究人员中仍在持续工作。年仅36岁的所罗门·斯奈德（Solomon Snyder）和29岁的博士后坎达丝·珀特（Candace Pert）发现了大脑中的阿片受体，这些受体与阿片制剂的配合就如同锁与其适配的钥匙一样。如今，71岁的所罗门·斯奈德继续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他发表了上千篇论文，致力于探讨脑源性“一氧化氮”气体对记忆的影响。而作为内啡肽的元老研究团队中唯一一位在Facebook上开设专栏和博客的科学家，坎达丝·珀特一如既往地不循规蹈矩，她的博客新专栏是《治愈伤痛，闪耀光芒》（ Healing the Hurting, Shining the Light ），并在一家艾滋病疫苗研发的私企工作。约翰·休斯35岁时发现了第一种内啡肽——甲脑啡肽的结构式，现年71岁的他从帕克–戴维斯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职卸任后，仍然在剑桥沃尔夫森学院继续科学研究工作，业余时间都花在打理自家花园和高尔夫球场上。

“内啡肽”一词目前已经成为通用词汇，指的是人体内多种多样的与情绪有关的化学物质。然而探究这项人体中深藏的机密的科研模式，可能难以再次复制，真的要成为过去了。

如今，大科学的研究模式成为标准，在这一模式下，研究预算高、员工多、设备齐，并且借由互联网实时交换数据的便利，还可以让多个研究中心（通常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数十名科学家进行常态化合作，而这种合作模式又能有效地控制研究预算。在2013年的科学赛道上，小、慢、稳的研究模式逐渐变得越发难以存活下来。

有这样一个案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石溪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神经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名为NaV _1.7 的钠离子通道，NaV _1.7 后被证实为传递疼痛信号的关键通道。这项令人振奋的发现揭示了分子门控通道的广阔潜能。这项成果正是由19位来自5个国家的科学家的通力合作而促成的，药业巨头辉瑞制药公司也对其进行了资助。这个跨国研究团队分析了先天性对疼痛不敏感的儿童的DNA数据，这些儿童曾被诊断为内啡肽通路缺失，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烧伤或其他外伤后也毫无知觉。最终，研究团队发现这些儿童体内的NaV _1.7 通道功能障碍，从而导致疼痛信息被完全阻断，就像是用上了不会失效的局部麻醉药一样。

假如人们一旦不幸患病或受伤，就可以选择通过药物来阻断疼痛带来的折磨。辉瑞制药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Icagen制药公司都想到了这点，他们希望利用这个科学发现，来研发一种不会让人上瘾的止痛药——研发出被戏称为“无刺蜜蜂”的灵丹妙药，成为科研人员研究内啡肽的深层动力之一。

在辉瑞公司和Icagen公司争相研发新一代畅销止痛药之时，其他制药公司也疯狂地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想尽一切办法让传统的麻醉药物无法被碾碎、吸食和注射，也就是想让麻醉药在对吸毒者的成瘾性测试中令人反感。

由此可见，大科学并不总能带来大成果，在药物研发领域更是如此。而某一天当人们对大科学的热衷褪去，会不会有下一个约翰·休斯，再次骑上他那辆带板条箱的自行车，穿过黎明前的街道，去寻找新鲜的猪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