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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并不是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这是由政治学知识论原理所决定的。相较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更多对“客观规律”进行研究，如经济学研究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最大化、社会学研究现代性分工，政治学研究的是更加具有主观性、民族性、国家性的政治文明、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近代以来，二流国家可能提供一流的经济学、社会学知识产品，例如经济学上从凯恩斯主义到奥地利学派，社会学上从涂尔干的分工论到法国学者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而从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角度看，每个时代流行的政治学知识产品都是由那个时代的最强国家提供的：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学来自欧陆（那时虽然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了，但孤立主义传统使得欧陆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主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取消了政治学，但其实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那时中国的政治学，这无疑是来自苏联的学问；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世界政治研究最终演变为美式国际关系学，可见美国对中国影响有多大。中国政治学学科史告诉我们，相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的“国家”属性更加强烈。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学在建设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可以走在前列，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必然使中国社会科学具有“历史+N”的影响，如“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
我们相信，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明相结合。从革命、建设、改革到今天的“中国之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学术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尚未在社会科学所有学科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展开，或者说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历史+N”的结果。我们的自信源自前述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原理，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这样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到“民主”这等作为知识体系基石的概念，再到研究知识体系和概念的方法论，都是历史演变的产物，都具有历史性，只不过以普遍主义代替民族主义的面目而进行“非历史性”传播。
我们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自己的政治学方法论时，以国别命名的政治学，如“中国政治学”而非“中国的政治学”才能成立。“中国政治学”是立足于自己方法论的政治学，而没有自己方法论的“中国的政治学”则主要是把中国当作外来理论的试验场，研究议程和研究方法大多数是外来的，常见的就是以某个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如“合法性”“治理”“普世价值”等等。没有自己方法论的政治学必然是不受欢迎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根源就在于没有“中国政治学”。
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史上，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崭露头角。虽然田野调查是一种世界性流行的社会科学方法，在中国学术史、政治史上并不新鲜，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社会调查；但在中国政治学学科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从“高政治”研究降沉到“低政治”研究，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成为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再者，笔者认为，田野调查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理解当下的中国，还在于通过观察当下基层中国而发现“历史中国”，例如徐勇教授提出的“家户制”“祖赋人权”“关系叠加”等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当下中国和历史中国。
因此，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可谓异曲同工，田野政治学通过观察当下中国而发现历史中国，历史政治学通过研究历史中国而发现当下中国。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重大现实政治和政治理论问题，如果用非历史性的知识体系、概念或方法论去解释，那么根本解释不通，甚至必然会得出否定性结论。例如，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必然会被以个体为中心的代议制政体理论所否定；再如，“中国有民主吗？”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必然会被以社会为中心的“选举式民主”所否定；又如，关于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以“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的标准去看，那么又必然会得出否定性结论。在国际问题上，习惯于国家之间战争状态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必然不相信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凡此种种，都需要新方法、新范式去研究和回答。
历史政治学适时诞生了。历史政治学探寻重大现实政治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关系，旨在发现理论和概念，如亟须探讨的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政治合法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显然，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但并不等同于历史学，历史学更多的是关注历史事件的史料发掘，比拼的是史料；历史政治学是通过研究政治史的事件或者演变方向而提炼概念、发现理论。虽然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成就辉煌，但是要想扩大中国历史的世界性影响力，就得利用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政治理论。这是因为概念、理论是知识的路线图，便于人们理解包括历史在内的知识；同时对于非历史学界如社会科学学界的学者而言，他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基于历史的历史政治理论。试想，如果西方没有从马克斯·韦伯到二战后那些群星璀璨的历史社会学学者发现的历史政治理论或历史社会理论，西方历史或者西方政治怎么可能影响如此巨大？至少，一部分历史学者应该有宏大的政治关怀，而不是把宏大的才华安放于博物馆。对于有政治关怀的历史学者而言，历史政治学是一种重要路径和方法。
那么，到底如何认识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有几个概念对历史政治学很重要。
首先，历史本体论即历史属性。
我们都知道历史很重要，但前提是我们得清楚我们心目中历史的属性是什么。布罗代尔说历史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社会面向，一个是政治面向。
不同属性的历史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理论，很可能有天壤之别。在布罗代尔看来，欧洲历史主要是社会史，而中国众多史家认为中国历史以政治史、国家史为主。吕思勉有论：“以变态论，自秦以后，分裂之时，亦不为少。然以常理论，则自秦以后，确当谓之统一之国，以分裂之时，国民无不望其统一；而凡分裂之时，必直变乱之际，至统一则安定也。”
严耕望指出：“中国史学传统，特重政治。一部《廿五史》大半为政治史。政治史包括政事与政制，政制即为政事演变之结晶。”
本章由历史本体论展开，历史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政治”这个最根本的概念即政治学知识的出发点的认识和理解有天壤之别。
其次，历史连续性。 “轴心文明”是怎么来的，这是人类学的大课题。我们能看到的是，越早的历史，约束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轴心文明”的影响力更是如此。尤其是在以国家史为主流的中国，相对夷族而言，中原的文化体系、制度体系实在过于发达、过于优越，因此即使雄踞中原，也要自我儒家化；即使在中原纷争时代，人们思考的还是何时一统。社会史和政治史都会产生路径依赖，但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史的路径依赖程度更强更大。
理解历史连续性，少不了时间序列、时间性等概念，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关键点。“时间中的政治”是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的贡献。
最后，时间空间化。
在路径依赖中，连续性制度变迁最终将导致历史空间化即时间空间化，也就是常说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中国基体论”就是一种历史空间化的概念，即当下中国是几百年乃至千年来历史中国的展开。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的“中华文明基体论”所包括的种族、文字、疆域的稳定性、大一统国家、民本政治社会体制、仁爱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外的“公家秩序”（天下为公、天下一家），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当代化典型。
在理解历史政治学的几个关键词的基础上，基于知识论的比较历史分析，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或者说知识路线图：认识历史本体论—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发现历史政治理论。
关于历史本体论的重要性，前面已经有过简单叙述。重点是，作为事情起点的历史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政治史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是大一统以及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史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是“多统”或者以地方自治为主的“城邦”政治，到近代演变为分权制衡的代议制。
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性，强化着历史属性并由此演绎出不同属性的政治理论。基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变迁的历史叙事必然是天下秩序和致治政治，因此政治原理产生于“儒官”之手，将其实践经验转化为“原理”。正如钱穆先生概括的：“治乱兴亡，多载实际政务，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皆本实际政治来。此与经学无大异。故中国经史之学，可谓即中国之政治学。”
讲究秩序和致治的经史之学必然以“公义”为主旨。基于多统-代议制的制度变迁的历史叙事必然是地方权力和个人权利，这样的政治学必然以“私利”为要害。
“政治”产生的历史基础有天壤之别，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必然不同，关于政治生活的政治学原理也必然各具形态、各具特色。历史政治学赋予我们关于“政治”的新思维，也激发我们重构政治学原理。不仅如此，历史政治学所揭示的历史属性所演绎的关于“政治”的文明差异性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呈现特征，更让我们对中华文明多了一份自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断言：“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
因为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在“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才开始进入有国家的政治史，而中国几乎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史属性的大型文明体。与此前产生于历史并不久远的国家的历史政治理论相比，有几千年连续性政治史的中国更是产生政治理论的“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