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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以及所有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理论、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我们熟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知识论要回答的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科学的知识源于历史、现实实践与理论本身。
这大概是在知识论上对社会科学的最好概括。
作为理论来源的“元理论”，其实也是特定实践和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严格来说，理论主要来自现实实践和历史。只不过，在理论匮乏而又渴望理论的时代，理论本身成为一种“思想供货商”，成为需求方的理论来源。至于理论与现实、历史的关系，或者说理论为什么诞生于现实实践和历史，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简单地说，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都需要对现实进行理论、观念的阐述，以使政治统治合理化、合法化，从而减少政治统治的成本；现实实践是历史制度变迁的延续，论述现实的理论必然要追寻“正朔”，历史必然成为理论的最重要源泉。另外，自先秦“诸子百家”以来，中国就有了“士文化”，士人阶层在书写、传承历史中有着特殊作用；而在欧洲，从中世纪的修道院到大学的诞生，知识阶层得以形成，他们的使命就是从现实、历史中“发现”甚至“发明”理论。这样，士人阶层或知识阶层建构的理论或观念就成为世界本身，或者说世界就是他们构筑的观念的矛盾体。政治统治的需要与知识阶层的存在，使得理论基于现实实践、历史而源源不断地产生，而它们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并改变着现实世界，理论本身构成了“存在”，成为后来人实践的渊源。
首先，理论本身。
“发现”或“发明”以新概念为核心的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理论一旦被发展出来，就会演变为流行性观念而固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哪怕是以讹传讹的观念，在生活中也有可能演变成信念，如以“党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或话语体系（包括实践中的制度体系）。其内在原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统治阶级会利用有优势的制度性资源去推广有利于自己统治利益的思想，基于理论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得以延续，并据此塑造一代又一代人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所以，理论产生得越早，延续性影响就越大；理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会代代相传。这就是每个时代的部分社会科学理论来自既有理论的原因。
国内政治中的政治理论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得以延续和传递，世界政治中的政治理论生态分布更不均衡，不仅存在诱致性吸纳，更有强制性变迁。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国家发展的先后决定了世界社会科学的不平衡性、不平等性。按照沃勒斯坦的统计，对于历史学和三门探讨普遍规律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上述学科95%的学术研究仅仅在五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中进行，而且这些研究也主要针对这五个国家。剩下的5%主要研究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低地国家、苏联、伊比利亚半岛，并在很小范围内研究拉丁美洲。
95%的知识存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冷战是意识形态战争，因此冷战时期的社会科学堪称“冷战社会科学”，尤其是“冷战政治学”。在这个过程中，对立的两极都给对方贴上了标签，西方以民主-专制二分法建构起“冷战政治学”。在萨托利看来，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大成果就是把“自由”和“民主”两股绳拧在了一起，建构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并将其鼓吹为“普世价值”。
冷战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意识形态战争。当西方扛起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这面大旗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却一度取消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政治学和社会学。到改革开放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非常匮乏。因此，当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之时，西方社会科学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留学生也如过江之鲫前往欧美“取经”。这是知识社会学上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说明，存量理论本身就是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存量理论在传播过程中，以科学主义化乃至普遍主义化的形式涌向理论匮乏区，显现出非历史性。然而，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所接受的概念和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政治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产物，只不过对于不了解这些理论产生的特定性时空背景的中国人而言，这些理论不是历史性的罢了。
其次，现实政治实践。
毛泽东曾通俗地讲：“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毛泽东最有资格说这话，统一战线、政治协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等政治学的关键词，都是革命实践的产物。
什么样的现实政治实践能产生理论？那无疑是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的现实政治实践，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不如此产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动荡期催生的是霍布斯的个人解放的个体主义思想——这是自由主义的本体论；进而，当政制稳定下来后，主张财产权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财产权催生了工业革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巨变，工业革命使得远程贸易成为可能，财富的急剧增长催生了以休谟、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初步成熟。英国的成功让法国人艳羡不已，以追求英国政制为目标的法国启蒙运动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并直接成为美国建国者的宪制蓝图。至此，从英国首倡到在法国和美国的落地，自由主义都是政治实践的产物。
伴随着作为近代西方世界“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先后出现，并都诞生于现实政治实践之中。当法国大革命以极端手段进行时，英国的政论家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批评，构成了后来被称为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源，伯克因此被称为保守主义的鼻祖。
同样，共产主义思想也是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物，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纲。有了政纲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以及由欧洲到东方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些国际性运动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不仅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思潮发展起来，而且列宁还找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手段——政党及其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亨廷顿不无赞叹地指出，如果说麦迪逊发现的是代议制，那么列宁发现的则是政党，他们才是政治学大师级人物。
后来，革命到了中国，曲折的实践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并以田野调查和历史政治的路径去践行这一信念。
实践出真知，而作为“真知”的理论往往诞生于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社会大革命、国家大转型都是发现理论的关键时刻和宝贵资源。
最后，理论的历史性。 正如理论具有实践性的特质，现实实践性也具有历史性。一方面，即时即地的实践性必然承袭了各自的历史文明基因；另一方面，过去的政治实践成了今天的历史，而且历史本身直接成为理论和思想的渊源，因此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具有历史性。
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的文化基础或本体论的个体主义，并不是霍布斯的“发明”。因为之前的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宗教改革，已经使得个体从神权政治的蒙昧状态逐渐苏醒过来，并经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现”而使个人权利上升为“自然权利”。实现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是比文艺复兴运动还早的代议制，代议制使得“王在法下”，因此保护了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权利，即当时的封建领主们的权利，由此催生了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后来又被称为代议制民主）。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章节论述历史本体论即历史属性问题，文化上的个体主义和制度上的代议制，都是社会史的制度变迁结果。西方政治理论的社会史属性非常特殊，代议制是社会史的产物，而且以个体主义文化为基础。由此可以理解，在那些既非个体主义文化又非社会史的国家，实行代议制究竟意味着什么。何况，很多国家时至今日已经不再具有均质化文化，而是异质化的多民族国家，基于个体主义的具有对立性的代议制对国家建设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很多国家无休止地进行政治动荡的根源就在于此。
历史是发现理论的不竭之源。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是基于不同历史而演绎出来的。基于历史的制度变迁，本身存在着很多道理，这些道理有待被发现而成为理论。西方人已经充分地发掘了自己的历史并使之理论化，如历史社会学的重大贡献，因此西方历史的影响更具世界性。比较而言，更有连续性的中国历史所贡献的社会科学理论甚少，没有理论化的历史便只能处于休眠状态而陈放在博物馆中，意义大打折扣。中国史学界似乎习惯了历史的“博物馆化”，当钱穆这样的学者试图在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上提炼一些概念时，如“士人政府”，依旧会招致历史学界的异议乃至非议。更有甚者，新文化运动所塑造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史观影响深远，例如给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扣一个类似专制主义的总帽子。这种现象完全是中国社会科学思维滞后的表现，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纯粹而不应该有“杂质”，殊不知，社会科学的进步就体现在交叉性上。同时，这也是史观滞后的表现，未曾想过如此“坏”的历史怎么会孕育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以及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
就规模而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的大型文明体之一；就连续性而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因而不存在“古中国文明”之说；就包容性而言，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吸纳了最多的外来文明，因而最具有普遍性。这样的文明即使不是汤因比所说的唯一能够管理21世纪的文明
，至少也是最能引导21世纪走向新文明形态的文明。对于这样一个文明体，政治理论的发现工作赤字太多。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华优秀文明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机理有待发掘。例如，民主集中制与大一统的关系、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协商民主与协商政治传统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观的关系、仁爱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等等，都是重大的历史政治理论命题。
已知的中外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的政治理论，如大一统、民本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决定性组成部分，西方的政治理论，如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政府理论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并被加工成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产生如此多重大理论的政治实践也不过是制度变迁中的关键因素，即时即地的政治实践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才说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政治理论也被称为历史政治理论。
我们强调政治理论的历史性和地方性是就其起源而言的。理论一旦变成观念，就会呈现超越地域的弥散性而成为影响异域的思想，如宗教和被称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这或许会推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但同时也可能会招致大量的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就是异域理论与在地历史之间的张力。因此，理论源于历史，理论的生命力也源于历史。
接下来我们将具体阐述，无论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支撑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还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都具有历史性，都是历史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