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笔者已学习和研究政治学近40年，近期对政治的概念、政治的作用这些基本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不得不说这都是历史政治学带来的启示。

政治学说到底是关于人类生存秩序的学问。但是，由于中西方国家存在不同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因而中西方学者对秩序的看法以及中西方国家走向秩序的路径有着天壤之别。从历史源头上来看，西方人天然地认为政治就是对抗性资源分配，因此国家之间呈准战争状态，国家内部充满张力，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格局必然是多元主义的或“多统”的。相较而言，中国人一开始就信奉大一统秩序，其关于“政治”的理解从头到尾都是“致治”和民心。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差异源自历史本体论。多元化的欧洲社会史必然以对抗的方式演绎“多统”秩序，大一统塑造的中国政治史则借助“致治”收获民心以进一步巩固大一统秩序。

基于比较历史分析，笔者试图提炼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简单地说，历史本体论（历史属性）影响乃至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性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社会理论。社会史和政治史的制度变迁逻辑不同，由此建构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自然有很大差异，比如西方政治理论的根基是代议制，而中国政治理论的根基是大一统。甚至可以说，所有政治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历史政治理论。

在历史政治学知识论原理的框架下，本书对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形态、政府体制、国家社会关系和对外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历史分析。整个研究过程让人十分感慨，虽然都是人类，但似乎又来自不同的星球，甚至还有点不同物种的感觉。中西方国家的历史属性与生俱来的天壤之别，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大相径庭，政治理论的关怀各不相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更是区别甚大。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条时明时暗的线索就是用基于社会史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改造具有几千年连续性政治史的中国。这就是所谓的“东西之争”，其本质就是用社会史的逻辑消解政治史的逻辑。

对中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还让笔者对政治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在西方社会史中，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斗争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必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国家也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在中国政治史中，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则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中国人从先秦开始就生活在政治史的逻辑中。这些以及其他关于政治的“新发现”，在笔者的《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长文中有所论述。

正是由于历史政治学，笔者才对政治的概念、政治的作用这些基本问题有了新认知。笔者相信，其他某些基础概念也可以用历史政治学加以重述，从而为建构基于历史政治学的“新政治学原理”奠定基础。

本书涉及的《历史政治理论序论》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发表于《社会科学》，《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感谢两家期刊，在笔者看来，它们都是同类刊物中的佼佼者。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欢、何相冬、万泽雨等几位政治学博士生，他们承担了收集资料、校对文稿等基础性工作。参与课题研究，确实是培养博士生和使其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

最后，热忱欢迎读者和同行对本书进行批评与指正。毕竟，作为学科性概念的历史政治学还是新生事物，本书运用历史政治学进行比较历史研究也仅仅是开端，未来必定有其他学者运用历史政治学对政治的概念展开研究，本书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杨光斌
202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