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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说：“历史只能有两个一般的平面，一个是政治平面，另一个是社会平面。”
我们认为传统中国的历史主要展现为“政治史”，传统西方的历史主要展现为“社会史”。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方面可能带来的疑惑：第一，本章所讨论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就中国和西方进入现代国家之前而言的。第二，所谓社会史，是指其历史的内容是个人的、宗教的（文学的）、封建的；所谓政治史，是指其历史的内容是国家的、政治的、一统的。第三，这样一种说法并非认为西方没有政治史，或中国没有社会史，而是说，在两者的历史叙述中，何者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史散布在政治史中；而在前现代的西方，政治史散布在社会史中。
史学自身的发展，有其阶段性的差异。就西方史学内在发展而言，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和中世纪史学在西方史学史的论述中本身就有一定的差异。
然而，就社会史的属性来说，虽然其在中世纪中后期的表现愈加明晰，但其整个脉络是一贯的。社会史的源头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之后虽然有不同的侧重（如对宗教性和文学性的不同侧重），但至迟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发展出了极其明显的社会史特征。中国的史学在诞生之初，虽然也有宗教性、封建性的社会史因素，但同时也呈现出极其明显的政治史特征（官方史学、政治记述）。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史的特征不断减弱，至迟到秦汉大一统时期，政治史已经成了中国历史的主宰，并进一步限定了之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史特性。
这里需要阐明我们所说的传统社会史与18世纪兴起的社会史的差别。“18世纪兴起社会史，或‘公民史’（civil history），如它的先驱那不勒斯人吉安诺内（Giannone，1676—1748）所称呼的。……历史解释更多从社会而非个人的角度给出。”
这种“社会史”实质上是将社会当作一个宏观的概念用于历史解释，这样的解释逻辑最终导向广义的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家最宽广的目标就是逐一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和总体上的多样性”
。而我们所定义的社会史，是指西方传统历史的内在属性，表现为历史的个人性、宗教性（文学性）、封建性。本章的社会史和社会科学是两个层面的内容。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国政治史与西方社会史的本质差别，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对比中西方传统史学：史学家的身份（官方的/个人的）、撰述内容（规范的/随意的）、写作目的（资政的/文学、宗教的）。这三个方面在具体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例如西方史学家的个体性与其内容的体验性密不可分，材料内容的非官方性与其史学目的的多样性密不可分。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这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以期对中西方传统史学差异有更清晰明了的认识。
史学家的身份特征是我们判断其历史书写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若其身份是官方的，即在政府中任职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实践，那么无论其历史写作是否为官方行为，其书写内容也大多数以政治为目的。若其身份是个人的，即不在政府中任职也没有参与过政治实践，那么即使其书写内容是政治的、军事的，其写作目的仍然可能是社会的、多元的。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家的官方性更加突出，而西方传统史学家的个人性更加突出。
就史学的起源而言，中国的史学家多是政治运行中的关键人物，而西方的史学家则多是社会中的散落个人。先秦时期，“史”既是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刘知几认为，中国史官制度起源于上古传说时期：“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
《汉书·艺文志》提及“史”总管“王官之学”，金毓黻认为：“古人之要典，皆由百司之史掌之。故百家之学，悉在王官，而治学之士，多为公卿子弟，就百官之史而学之。”
史官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政府各个部门的运行机构；史官作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是政府行政的主要实践者，同时也是政府典章的主要传承者。贵族公卿子弟如果想要学习政治知识，获得政治经验，都要求助于史官。史官权力之大，从关于国家宗教的天文历法到关于百姓生活的农事医药，无不涉及，即钱穆所说：“古者政教不分，学术掌于宗庙，天文、历法、音乐、农事、医药、方技诸端，皆隶焉，总其任者则史官。”
在中国，史官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是相伴而生的，政治家就是历史家，甚至就其起源来说，政治家的身份更重于历史家的身份。
传统中国的“史”为什么会与政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这一方面与史官在诞生之初的宗教职能有关，另一方面是史官掌握的文字书写能力符合官僚政治的发展要求——后一原因更加重要。商周时期，宗教与政治的联系密切。史华慈谈到“史”独特的神秘职能时说：“‘史’似乎集天文学家、占星术家、历法专家以及编年史家等职能于一身，在现存被称作‘史’的专门官员和智者谈话中，的确发现了关于人类事件与天体运行相关的证据。”
通过传统文献如《国语》《礼记》
，我们可以得知“史”是掌握着历法和祭祀程序的官员，这也就意味着史与政治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史”掌握政治权力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其掌握了文字书写技术。《周礼》记载“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周礼·天官》）史官最初的作用是掌管政府典籍，并且参与官方文书的起草。《汉书》也谈及，对于史而言，最重要的是文字功底，“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汉书·艺文志》）。文字书写能力与官僚政府的运行密切相关，官僚政治越发展，对案牍文书的需求就越迫切。也正因此，掌握书写能力的史官逐渐成为国家权力的中枢。李峰通过考察，较为详细地论证了在西周时期“太史寮、内史、外史”等逐渐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过程。
对于这一发展过程，内藤湖南有较为明确的论述：“总之，史官本是处理文件的职务，但是出于列举前代往事、说明道理的职务需求，而成了像瞽那样通晓前代往事的人物，大概就是因为利用了这种便利的条件，史官就自然地兼任起了其他的职能。”
但是我们不能混淆周朝主要掌握政治权力的“史”与秦汉之后专职从事历史撰述的“史”。先秦时期，许多官员、职事的名称带了“史”字，王国维在《释史》中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虽然先秦时期许多官员的名称带了“史”的称号，并也有后期史家的影子，但他们还不是典型的官方史家。后来，官方史家进一步发展，典型代表如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曾任太史公，班固为兰台令史，两者职业的重要内容就是撰述历史。虽然专业从事历史撰述的史官产生于南北朝时期，但这并不能否认之前的史官有撰述历史的职责。
相较而言，他们并没有像先秦时期的“史”一样掌握太大的政治权力，但就“史”的起源来论，后世史家与政治的亲缘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的官方性和政治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秦汉之后，中国历史撰写者的官方地位不断加强。依格尔斯说：“中国史学的主要部分是朝代史，通常在一个朝代结束之后才加以编写。虽然中国也有私史，但撰写历史的主要工作由官方的史家所承担。在中国再度统一和唐朝建立以后，正规朝代史的编撰便不再由私人承担，而是由编史馆来集体负责。”
即使是南北朝时期的私史，其编撰者仍然是官方的史家。史家的官僚特征，决定了其历史视角的国家性。著名的《资治通鉴》，虽然充斥着“臣光曰”等私人撰述的影子，但仍逃不脱国家政治的关怀：“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资治通鉴》）史官的国家视角，又进一步决定了传统中国史学的政治性，即《南齐书·序》所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相较而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主要是私人撰述历史。“最初的史家都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云游四方的旅行家。”
这些旅行家（吟游诗人）口头传述见闻和神话传说来保存历史，《荷马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荷马史诗》的作者显然不像中国史家一样在中央政府任职。即使像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这样拥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人，也完全没有史官职能的意识，对他们来说：“写历史只是因为发生了值得纪念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同时代亲身目击其事的人来作为记录者。我们几乎可以说，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但古希腊并没有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把终生奉献给历史研究的人；历史学家只是他那一代人的自传的写作者，而写自传并不是一种职业。”
虽然历史学家的私人属性会产出一批优秀的历史学著作，既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的战争史，也有赫拉尼库斯《阿提卡史》这样的地方史，但与中国的史学相比，显然这些历史学著作缺少历史的国家性、整体性、公共性。虽然个别的史学家也关心政治的问题，但个人视角的局限性使得其历史撰述不能像中国史学一样有明确的国家和政治的整体性关怀。因此，在谈到色诺芬的《长征记》和《希腊史》的时候，布赖萨赫说这一时期的希腊“没有明确的公共用途的历史书写”
。
这一私人撰述的历史特性逐渐导致了历史的文学化、娱乐化。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对奇闻逸事、细枝末节的描写，在叙述中大量使用文学的夸张渲染手法，以达到吸引公众注意的目的。即使有波利比乌斯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站出来强调历史应当关心国家和集体的福祉，但也仍然改变不了历史撰述的娱乐化趋势。私人撰述的本质没有改变，历史叙述的社会属性也就更加明显：“历史学家们运用戏剧技巧去调动人们的情绪，传达一个或两个历史教训，而其首要目标则是娱乐。”
史学家的私人属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波动，但不能否认其一直是传统西方史学的主要特征。在古罗马时期，由于军事征服的胜利，甚至皇帝（如克劳狄）也写过历史。由于没有史官的传统，虽然皇帝有相当的政治关怀，但其作品也大多属于自传式、回忆式的。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兴起，基督教垄断了历史解释权，大多数历史学家依附于教会生存。这一时期史学家的宗教性、非官方性更加清晰，自不待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史学家的私人属性仍然没有改变：“大批史家是凡夫俗子，多数依附于王公贵族，与古典史家有相似的从政从军的人生经验，有些人还是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但也有李维式的民间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史家的私人性与政治的封建性密不可分，史家或者依附于封建领主，或者依附于商业城镇，或者本身就是封建体制下的政治家。这样的情况直到近代学院派史学出现之后才逐渐改变。
史学家身份的不同当然会导致其撰写的历史内容不同。向燕南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
私人史家的依附性使得他们不能够以一种整全的、一统的秩序逻辑来看待历史，只是从自己眼界之内，以个体化的、区域化的、片面化的视角看待历史。这样的历史就是社会史。史家一方面因为视野的局限，另一方面要贯彻依附对象的利益，所以其作品难免显得破碎而有斗争性。若我们用一种事后的眼光来看待，也正是这种社会史的起点，正是这样的破碎和斗争，最终塑造了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
中西方传统史学撰述的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别。中国史学在诞生之初多记述官方文献，其后也以规范的、整全的内容为主；西方史学在诞生之初多记述个人的经历，其后也以随意的、碎片的内容为主。中西方传统史学内容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史的特性强于西方，西方传统社会史的特性强于中国。我们所谈的史学内容规范与否主要取决于两点：其材料来源的准确性、内容上一贯的整全视野（政治视野）。
中国传统史学内容与史官的职责有重要的关系。“中国史官的职务，主要为记事。远古的史官，职务自然极繁，近乎卜祝之间，掌理天人之间各种使物。”
史官在起源的时候，兼有宗教性的职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主要的职务内容转变为“记事”，即《礼记·曲礼》所说的：“史载笔。”那么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史官记录呢？一方面是核心政治人物的言行，即所谓“君举必书”（《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史记·晋世家》）。核心政治人物刚开始是“天子”，是“君”，史官负责记录天子和君的行为。记录天子和君的行为也许是为了放入宗庙，呈给祖先。
因为对于商周时期的君主来说，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自祖先。这一点在周朝有清晰的展现：“在周人的国家理念中，文王（西周中期开始武王也列入其中）是周王朝主权的唯一持有者，也是所有的职权的来源。”
因此记述天子和君的言行与政治权力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史事典章。商朝时期的重大事件一般都要进行占卜，占卜之后对事件的记录可以说也是一种史，因此李宗侗说：“占而后记之，又与商代贞人之先卜贞而后刻于甲骨上者相类似，贞人犹能保存史官之古义；而贞人者，亦古代史官之一种也。”
对占卜的记录同时也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
到了春秋时期，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记录更加普遍：“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传·僖公七年》）不仅诸侯国之间的政治事件会被详细记录下来，而且各个诸侯国本身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国史。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离娄下》）晋国的官方史书叫作《乘》，楚国的官方史书叫作《梼杌》，鲁国的官方史书叫作《春秋》，其中记载的主要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虽然这些历史记述以各个诸侯国为主体视角，缺乏政治史的整全性、一统性，更多呈现了社会史的封建性，但就其内容来说，仍然是官方的、规范的、政治的。中国传统史学内容的规范性也体现在其材料来源上，杜维运分析《尚书》说：“孔子删定的《尚书》，系典、谟、诰、誓、命一类之文的总汇，典是重要史事的记录，谟是大臣的谋画，诰是天子的文告，誓是誓众的辞令，命是册封的文章，都是中国古代官方性质的文献。”
史官一方面记述政治人物的行为，另一方面记述史事典章，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两者往往会结为一体，这样的论述模式就是纪传体。“事实上，自司马迁开始，纪传体就成为中国史家记录史实的主要叙述方式。本质上，历史是记录以往杰出人物道德力量的作用与影响，反过来，这些人物的行为与活动又作用于现实国家与社会福祉。……历史不仅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同时它还被认为能够提供可靠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验教训。因此，历史成为指导当下人们治国安邦最可靠的指导。”
历史内容的规范性对治国安邦的意义体现为两点：第一，内容的真实性使得后人可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二，内容的整全视野可以使得后人明白制度和历史的因革损益。现实是由历史演化而来的，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对现实情况的准确了解是我们吸取历史教训、进行政治实践的基础。同时，由于传统历史内容的整全视野，无论是政治人物的起伏还是政治制度的因革，其都能够一以贯之，所以对当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因此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
相较于中国传统史学内容的规范性，西方传统史学内容的随意性更加突出，这一特征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显现。出现这样的特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历史著述的个人性使得他们不能掌握坚实而广泛的历史资料，其二是形而上学的科学观念导致他们不能充分正视现实历史的重要性。前文谈到过西方历史著述的个人性，这里主要突出历史著述的非官方性所导致的历史内容的局限性。这样的局限性体现在时间上，表现为史家往往只能记述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不能充分延展自己的历史视界，难以形成一个完善的历史认知。因此柯林武德说：“希腊的史学理论也蕴含着任何历史叙述其跨度都不得超过一个人一生的年限。”
这样的局限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史家往往局限于所见的城邦或区域来论述历史，不能有全局性的视野，即“古代希腊由于在政治上从未统一，实行单体城邦制度，故其不仅在地域空间上使史学视野受到限制，而且史学内容与形式都有局限”
。这样个人性质的历史记述难免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由于每个史家的经验不同，记述的内容也难免呈现差异，因此西方传统史学内容显现出随意性的特征。
古希腊史学具有随意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现实历史的不重视。古希腊最兴盛的学问是哲学而不是史学，因此古希腊的思想便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特点。“他们十分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因为它必须具有它自己某些确切的特征，因此它本身之内就不能包含有使它自己消失的种子。”
只有哲学的对象才是永恒的，因为哲学的对象是形而上的概念。与哲学相对，历史学的对象是变化的世界：“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逝。”
历史作为变化着的、瞬时性的东西，是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的，因此也就不被人们所看重。既然历史没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历史内容是否规范也就不重要了，随意性的记述也就不会受到诘责。而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诗歌比历史学更科学：“因为历史学只不过是搜集经验的事实，而诗歌则是从这些事实中抽出一套普遍的判断。”
历史撰述的个人性以及古希腊对历史学的轻视使得西方历史内容的随意性十分突出。一方面，历史记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与小说更加类似；另一方面，历史的内容更加社会化、碎片化，少有整全性、政治性的内容。关于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叙述的真实性问题，史家已有较多的论证，杜维运说：“希腊、罗马最杰出的几位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波力比阿、李维、塔西伦等人，几乎皆与小说家、剧作家接近，而非纪实的史学家。”
希腊罗马史学有许多想象与传说的内容，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似乎更高于其在史学上的成就。历史记述也多呈现社会化的面貌，描述社会的细枝末节。甚至到了伟大的罗马时期，也少有政治内容，无怪乎绍特韦尔说：“罗马之实际政治，虽足资吾人借鉴，然史学之成绩甚微。……盖罗马文人之嗜好不在历史，而倾向于史诗，演说，以及罗马最著名之法律也。”
罗马历史记述的史诗、演说和法律等，固然能够体现罗马帝国的恢宏气度，却仍是随意性大于规范性，社会性大于政治性。
到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时期，历史内容的随意性愈加明显，现实的和虚构的混淆起来，神话的和宗教的混淆起来。不仅史家个体有其独特的历史叙述，各个不同的国家也有内容迥异的历史叙述。伯克谈道：“中世纪历史著述充满了神话，世俗的和宗教的（我将神话定义为像事实一样传递的虚构）。如13世纪佛罗伦萨人相信佛罗伦萨是恺撒（Caesar）建立的；英国人相信特洛伊人布鲁图斯（Brutus the Trojan）曾在不列颠开拓殖民地；法国人认为是大法官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改变了他们的信仰；雅典人由圣保罗（St.Paul）施洗以及他就是他们的‘圣丹尼’（St.Denis）；西班牙人相信圣詹姆士（St.James）曾在9世纪现身，并帮助他们击败摩尔人。”
在中世纪的历史叙述中，真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一起登场，宗教传说中的人物可以在现实的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古希腊的史实在一千多年后出现……这样没有历史真实性的历史叙述在中世纪可谓数不胜数。不同宗派、不同地域的人们根据自己独特的社会需要杜撰历史，既没有权威的史学材料来源，也没有整全的政治视野。虚构的历史散落在社会的各个地域、各个层级，与中国传统史学规范性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虽然这样混乱的历史叙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其内容的随意性仍然存在。在此时期，历史的内容和形式都逐渐多样化起来，出现了个人传记、地方编年史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编年史：“在各种史作形式中，最通行的是地方编年史。城市共和国基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提高市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本国、本地区的历史都格外关注。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拿波里等城市均有自己城市的编年史，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米兰人’群体树碑立传。”
由于没有前人翔实可靠的历史记述，即使这一时期的史家想要达到内容的真实性也显得有心无力。加之基督教的统治力仍然存在，在编写地方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加入基督教的神秘内容。与此同时，由于城市之间各自独立，其历史内容的封建性也十分突出，不同城市的历史呈现出自说自话的态势，完全没有一贯的整全的历史叙述。因而我们认为，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史学内容上的社会史属性还是十分突出的。
中西方传统史学就其写作目的而言，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传统史学由于从诞生之初就有着官方性和规范性的特征，其写作目的也就展现出了明显的资政性，即历史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政治层面的“理乱兴衰、典章经制”（《文献通考·序》），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相较而言，西方传统史学则呈现出更加多样的目的，如文学的、宗教的，其对整体政治的关怀是大大弱于中国传统史学的。
中国传统史学的资政性首先取决于史官的属性。如前所述，史官最初大多是执掌书记，在君主身边，承担告诫君主的职责。随着政治逐渐复杂化，史官也产生了多种分类，如《周官》就谈到先秦时期的史官有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类。不同的名称对应着不同的具体职务，但就其最核心的内容来说，章学诚认为是一致的，即“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这里所说的“掌故”和“法”，章学诚有进一步的解释：“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
中国传统史家所看重的“掌故”和“法”，在笔者看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历代的政治制度；其二，不同朝代之间的制度变化及其原因；其三，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所形成的治理实践及其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关乎政治、决定传统政治成败的关键内容。向燕南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十分明晰地阐述了史官对文本内容的影响：“作为历史编纂的主体，身为国家相应职能官僚的史官，也主导了其对于文本材料组织的‘编纂’立场与视域，其中国家的始终‘在场’，必然地直接影响并支配到历史的文本构成。以国家为中心，努力反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色人物等历史多方面内容的复杂性，努力追求从社会的整体，从历史的全局出发，表现出历史事物纵向和横向之间的相互联系，探求历史兴衰之因。”
史官的职能本身，就要求其撰写的历史内容具有一统性、全局性，要求他们的著作表达对政治的核心关怀。
中国传统的史家大多也主动追求资政的目的。例如孔子编《春秋》，孟子认为就是在行“天子之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天下一统的局势被逐渐破坏，列国擅自朝聘，政治局面变得混乱不堪。天子丧失了政治权威，只好由孔子这个“素王”在《春秋》中负起礼乐征伐的职责。《论语·宪问》中孔子劝哀公征讨弑君的陈恒，就直接体现了《春秋》的政治意识。
秦汉之后，由于政治大一统的实现，历史著作的政治目的更加明显：“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为着巩固这种政治统治而重视于总结历史经验，这两个因素对秦汉史学尤其是汉代史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推动史学家们创造新的史学的思想动因和政治动因。”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自己的写作是继承了董仲舒“达王事”的目的，并以《春秋》为自己的榜样，传承他所认为的“王道之大者”
。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司马迁拒绝了将汉朝的历史类比《春秋》的说法，但这不过是他的“隐微的表达”
，其对政治的关怀与孔子是一致的。其后的史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目的性则更加清晰。例如《南齐书·序》明确地把历史和治天下联系在一起：“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资治通鉴》更是直接以“资治”为题，成为历代政治家不得不看的政治宝典。无怪乎清朝戴名世直言道：“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唯有史以维之也。”
对于传统中国来说，历史与政治几乎是一个等价的概念。
我们若以古人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史学毫无疑问是一门治国之学，是一切政治制度、政治经验和政治理论的源泉。宋元时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谈到传统史学的两大方面，一个是“典章经制”，一个是“理乱兴衰”。典章经制指的就是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其中的政治理论。理乱兴衰则是指历朝历代的政治经验及其优劣得失，并从中探讨长治久安的政治路径。从政治的层面来看，传统史学与中国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密不可分：“如在历史学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上，传统社会历来将之视为一门重要的‘经世’之学。”
所谓经世之学是对传统史学面向现实实践的普遍性说法，在这样的经世思想中，史学更突出的是它的政治导向。因此杨共乐直言传统史学是“治国安邦的必修课程”：“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实际上是一门治国之学，是政治家必备之良师，资治之通鉴。”
相较而言，西方传统史学中的政治内涵要弱得多，其写作的目的往往是文学的、宗教的。古希腊史学的个人性我们已经谈过，私人著述历史常常会随着个体的历史环境、人生境遇而变化。古希腊时期的历史撰述往往是为了“记录荣耀”或者说娱乐大众，我们称这样的史学目的是文学性的。古希腊的史学家大多被称为“散文记事家”，由于当时的城邦戏剧文化发达，市民娱乐活动也比较多，当时的历史作品也就经常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希腊散文记事家的作品常在节日被当众朗诵，‘其目的是给听众以艺术享受’。因此，他们的作品能直接同大众见面，从而重视‘艺术享受’的功能。”
历史撰述重视艺术享受的目的，使得当时的历史作品传说与现实混杂，而现实的事情也往往被神话化、戏剧化，用以取悦观众。娱乐化的古希腊历史与政治化的商周历史呈现出鲜明的差别，马雪萍称之为“人道”与“王道”的差别：“在古代希腊的思想观念中只有‘人道’（以个人为主），没有‘王道’。……在西方，将历史作为政治家的教科书的思想，是中世纪以后才有的。”
到了罗马时期，由于罗马统治的强盛，开始有一些史学家反对以娱乐为目的的历史写作。波利比乌斯就倡导以政治和军事为核心的历史写作，认为历史应当关心共同体的福祉，他写道：“历史这门学问为从政者提供真正的教育与最好的训练；从他人的灾难中，人们可以清楚地也是唯一地学习如何勇敢地承担‘命运’所赋予的兴衰哀荣。”
波利比乌斯甚至直接批判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愤怒地拒绝像萨摩斯的多里斯和菲拉库斯那样为娱乐而写历史，也拒绝为满足好古癖或本地人的好奇心而写历史。”
然而由于不合历史的主流，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对当时造成大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利比乌斯在这方面很可能对其同代人毫无影响。”
并且，虽然波利比乌斯所论历史以政治为目的，但他的论述是个人性的，对象是具体的，没有上升到普遍政治的高度。虽然随后的西塞罗和李维等历史学家主动寻求政治上的影响，但一方面由于修辞学的藩篱难以破除，另一方面由于罗马的衰落近在眼前，纯粹资政目的的史学著作昙花一现，既不充分，也不长久。随即而来的是中世纪史学。
中世纪史学的突出特征是以历史叙述达至其宗教的目的。以神圣历史统摄世俗历史是这一时期史学著作的核心主题。基督教逐渐取得世俗世界的统治权之后，基督教徒就成了历史的主要撰写者。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圣经》当然是一切历史绝对的源头和权威：“基督教徒所认为重要之历史，惟彼足以维护其信心之历史，而此种历史，不出犹太人圣书之外。”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作家是奥古斯丁，他将上帝之城与“尘世”融为一个系统，认为尘世的存在就是为了达成上帝的目标：“在他看来，世界不是始终存在的，而是上帝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创造的；世界也不是反复循环的，而是始终朝着上帝所预定的目标不断前进的。”
奥古斯丁的历史叙述模式成了此后中世纪历史叙述的模板，一切现实的历史都成了神圣历史的附庸：“对于教会史家来说，历史有着确定的起点和终点，即始于上帝创造世界而终于最后的审判，因此，历史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直线发展。”
基督教的理念与古希腊时期颇为类似，就是不重视现实。基督教相信天国，相信来世，相信末日审判，现实不过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因此历史就更加无足轻重了：“初期基督教之信心，重来世而不重现世；而来世又无论何时可以实现者也。……基督教之史学实因之受绝大之伤害焉。依其所言，则人人皆处于大事将临之际，对于过去之研究，将复有何兴味。”
基督教甚至认为历史只是“天堂的隐退”，人类最重要的追求是“离开时间”：“12、13世纪的物理学研究者假定，静止状态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条件。同样，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于格（Hugh of St.Victor，卒于1141年）将历史的变化看作来自天堂的稳定性的衰退。……中世纪把进入修道院表述为‘离开时间’（relinquere saeculum）。”
此外，由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基督教充当了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其历史著作同时也具有很明显的教化蛮族入侵者的目的。
不过这样的教化显然是充满了宗教色彩的，而教化的结果，往往也是蛮族的基督化。
西方史学的文学性和宗教性有着持久的影响力。一方面，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文学目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文艺复兴期间，历史经常被看作修辞学的分支，形式有时被认为要重于内容，优美的风格比对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发生的兴趣更重要。”
这样以文学为目的的历史学直到近代才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历史的宗教叙述则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影响着西方，形而上的历史、超越的历史不时地对现实施以强大的影响。绍特韦尔就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延续了奥古斯丁的传统：“黑格尔乃一变相之奥古斯丁也，借历史推求精神界之发展。仍以上帝之城为其中坚之主题。”
我们甚至可以说，借助黑格尔来阐释“历史终结”的观念，也是“一变相之奥古斯丁”。
关于中国政治史与西方社会史的对比已经比较明晰，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几个关键性问题：第一，史学史的论述和客观历史是什么关系，即史学史的差别可以称为历史本身的差别吗？第二，中国政治史和西方社会史是绝对的吗？中国是否有以社会史为主的时期？第三，政治史和社会史与政治学理论的关系是什么？历史如何进入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之中？
首先，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只能从历史文献的叙述中来，“历史从未由叙述构成，但总是由文献或变为文献或按文献对待的叙述构成”
。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史家的历史叙述总有特定的倾向甚至会潜意识地“隐瞒”一些事实，但我们若要获得对历史的认知，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当代的逻辑，还是只能借助于历史文献。文献叙述中的历史是我们所能获取的最具实在性的历史，“同文献无关的历史是无法证实的历史，因为历史的实在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
。因此，当我们讨论史学的差异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谈论我们所能认知的历史本身的差异。史学差异背后所反映的现实历史的差异，才是导致中西方政治理论不同的基点。
其次，中国政治史和西方社会史是一对比较性的概念。“比较”的关键在于“度”，亦即何者政治史占据主导地位，何者社会史占据主导地位。所谓的主导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李泽厚以《周易》中的阴阳比喻“度”
，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对比在中西方的历史长河中也是有变化的。例如，中国在先秦时期以社会史为主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仍然有相当多的宗教内容，祭祀在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尤其是商朝时期），因此《左传》会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历史呈现出很强的封建特征，没有整全的历史叙述，但各个封国都有自己的史书，所谓《春秋》只是鲁国的国史而已。但同时，史官制度已经出现，虽然是以封建的、政治分裂的形式出现的。史官的出现，也就预示了秦汉之后以中国政治史为主导的情形的出现：“史官、史馆以及官修正史等制度，使中国史学在滥觞时期就有了历史与政治相结合的倾向。”
当然，这样以政治史为主导的官修国史在近现代也引来了批评，例如朱希祖就认为中国应当鼓励私家著述历史。
这样的批评其实反过来也加强了传统中国政治史的可信性。西方一开始就以社会史为主，到了中世纪尤其突出。因此布罗代尔说：“对于中世纪来说，只有一种历史，即社会史。它吞噬和消化了一切，国家分解成我们已经说过的各种实体：城市、领地、村社。”
然而这种以社会史为主的情形随着近代国家的发展逐渐弱化，例如人文主义史学家张广智认为：“他们强调历史为当前政治斗争提供借鉴，弘扬爱国主义，主张培养优秀公民和政治家，使公民人文主义城市史写作成为一种传统。”
尤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封建权利、村社、城市特许状在这一个晚上统统废除了”
。社会史的封建性逐渐消除，这就为西方19世纪政治史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这也是德国的兰克史学能够成为主流的主要原因。
最后，历史作为前提，既限定了现代国家的实践路径，也限定了现代国家的理论路径。批判性史学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历史叙事中寻找国家的基础。”
诚然，我们不能为主观建构的国家认同、国家文化编造历史根源，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逻辑所必然导致的现代国家这个结果，因为现实已然发生不可否认，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其中的机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政治史的官方性、政治性、一统性，其现代国家建构的大前提就是政治大一统。正如孔飞力所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其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对于中国而言，“在诸多责任中，国家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林尚立更是提出：“大一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与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历史前提的政治史特性使得重建大一统成为近代中国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政治理论的起点。对于西方来说，其现代政治的前提是社会史：“在中世纪，在西方，政治散布在社会里，两者纠缠在一起（领主既是领主又是所有者），随着近代国家的成长，两者逐步有了区别，并相互分离了：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
现代西方政治开始于对社会史的克服，这个过程的典型特征至少持续到19世纪，甚至直到19世纪，许多人仍然不关注史学中的政治内容：“有的人蔑视政治和一般历史，因为他们认为政治和一般历史不直接触及个人的内心世界，不触及现实生活。”
权力分散在社会之中，个人、村社、城市、封建领主、教会之间的斗争是西方展开现代政治的前提，社会史中所蕴含的矛盾的解决，最终导致了以权力分配为核心的代议制国家的诞生。
历史属性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现代政治的起点不同。对于中国来说，核心是政治一统秩序的建构；对于西方来说，核心是封建性权力的竞争分配。西方通过历史社会学，自下而上地以权力为核心建构现代国家；而中国则是通过历史政治学，自上而下地以秩序为核心建构现代国家。对于历史政治学来说，一统秩序的历史性（因革）、时代性（损益）、合理性（致治）是判断整个政治是否合适的核心标准，而非像西方一样以权力的分配与制衡为标准评判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