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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存身于特定疆域的。地理决定论当然是过甚其词的，但疆域确实在内外两个维度上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的起源、演变和结构。内部的地理条件决定居民的生业、交通、居住方式等，有可耕地才有可能发展种植业，草原则只能形成游牧业，处在交通要道上则可发展商业、贸易。外部的地缘环境决定共同体的对外交往方式、安全系数，比如在冷兵器时代，牧人对定居农业族群拥有战争优势，若后者的可耕地面积过小，可养活的人口过少，就会被牧人征服。中国这个国家的显著特征是可大可久，这得益于中国比较优越的内部地理条件和地缘环境。
人类古典文明发源于亚欧大陆（含北非）也即所谓的“世界岛”，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阻隔，东西交往不便，乃生成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在“世界岛”东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中国自成一体；西方各地交往便利，其古典文明间多见传播、交融之事，可统归一类，是为广义西方。中国内部又有两个地理和文化上的子系统，借用易学的表述，所谓一体涵阴、阳。此在地理上显而易见，可以燕山、阴山、贺兰山、邛崃山为界，分中国为两部分：此线以东、以南地区为“华夏（或中原）”，因其在南、在东，当为阳，但其地势较低，亦可谓之阴；此线以北、以西为中国弧地带，因其在北、在西，当为阴，但其地势较高，亦可为阳。故阴、阳并非固定，重要的是，确可分阴、分阳。
这一分界线与“胡焕庸线”有所不同：胡线是东北—西南走向的直线，此处所划阴阳分界线则为曲线，其样态颇类于古人所画“阴阳图”，但转动方向不同，与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之彩绘龙纹陶盘中的龙纹转动方向一致。
略加观察即可发现，西北阳面之中心在三江源，一源分出长江、黄河和澜沧三江，其在阳面，却滋养阴面文明之发育，阴阳互涵之意甚明。阴面之中心在虞、夏最初立国之晋南、豫西，此为中国最早凝定之地。
就面积而言，阴、阳两面明显失调。但若加上人居条件和人口因素，大小、多寡相互抵消，则两面大体平衡。东南在亚热带、温带，有或大或小的河流冲积平原，适合发展种植农业；西北以干旱、寒冷的高原为主，人口以游牧、渔猎和高原农业谋生。
两地自然条件不同，人民生业不同，则其社会组织和文化必定不同。但两者不是自我封闭的。恰恰因为一阴一阳，其性相异，两者必定相感、互动。总体上，西北族群所从事的产业之效率低下，无以自足，其生计所需重要物品如金属甚至粮食，需从外部输入，用于标志社会等级的奢侈品更是如此。且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一旦遭遇气候变化，如异常的冷、干气候，人民难以生存，必然南下。因此，西北族群主动交感于东南族群之动力更为充分。东、南农业族群大体可以自足，但亦有仰赖于西北之处，最为重要的是，作为重要的交通和战争工具之马匹，来自西北。总体上，两者相互需求，而西北有求于东南地区者略多，故历史上阴阳互感之动力多首发于西北，此即所谓阳性动而阴性静也。
文化上的阴阳互感，必展开于特定地理范围，此即阴阳交接区域，可谓之“阴阳交感地带”，具体为今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山西、河北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东部草原，以及辽宁西部，呈现为一弧形地带，可谓中国弧地带。古代长城就在这一地带，亦可谓长城地带。自然条件决定此处为介于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的亦农亦牧地带。
这是东南农业区与西北高原区互动之地，可以是和平的交易场所，也可以是相互争夺的战场所在。三代之时，此地活跃着众多山地牧人族群，常向南、向东与农业区族群发生冲突。战国以后，草原游牧民族形成，则以此地为进入农业区之跳板，这里也成为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反复争夺之地。
借用《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表述，在政治上、文化上我们也可以说：一阴一阳之谓中国。中国历史上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制度创新，多由生存于阴阳互感弧形地带之族群率先突破，此即《周易·系辞下》所谓“变”。不过，最终仍需借东南地区更为发达的文化传统予以充实、完善，此即所谓“通其变”，最终推动整个中国趋向于良好秩序。以下试以阴阳交感、互动模式，对中国历史上几个关键节点略作分析，以见地理、文化意义上一阴一阳相互交感之神妙。
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尧舜，盖孔子以为中国诞生于尧舜时代。《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众多族群、邦国之聚合而有中国。哪些族群？何方邦国？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已感慨，上古茫昧，文献不足。然而，20世纪以来诸多重大考古发现，已初步展现中国诞生的过程。
传世文献多以为“尧都平阳”，20世纪最有理论意识、文明自觉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为，其地可对应于近年来发掘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此遗址“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距今4500年前后，与《史记·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从洪水到治水、从治水不成功到成功的时期大致吻合”
。据此似可认定陶寺为尧舜王天下之都也。
苏秉琦又指出，陶寺遗址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文明火花，如从国家形成模式看，它是以外部因素影响为主形成的次生型‘古国’的典型实例。陶寺遗址发现的斝、鬲、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朱绘黑皮陶器，包含北方因素，根与北方有关”
。此北方指燕山北侧地区的红山文化地区，主体位于今赤峰市、通辽市、朝阳市。
苏秉琦分析北方因素进入陶寺的路径曰：“我们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理解：距今7000—5000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型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地区古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
此处提及两次文化融合。第一次是成熟于华山脚下的文明之北上：“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
以上考古学所揭示的，乃中国文明诞生过程中的第一轮阴阳互感。
第二轮阴阳互感、文化融合则是河套地区之北方文化南下：“源于关中，作为仰韶文化主要特征器物之一的尖底瓶，与源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结合，诱发了三袋足器的诞生”，此即鬲，为中国古文化所独有的器物。
此器广泛传播，遍及大半个中国，推动中国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化”时代，而这正是中国诞生之前一幕。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相信，参与中国诞生的北方文化因素，似即传世文献所说之黄帝。传世文献所记黄帝之事多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与考古学上以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这一南北之间主要文化关系及其重大影响，两者惊人的吻合”
。
可见，在华夏国家形成过程中，燕辽地区发挥了极重要作用，苏秉琦先生强调，“辽西地区的‘北方古文化’不能认为是或仅仅是‘中原古文化’衍生的一个支系或地方变体，我们绝不可低估辽西地区、河套地区‘北方古文化’在我‘中华古文化’形成发展中所曾起过的作用”
。
燕辽地区何以如此重要？苏秉琦分析其原因时曰：“在史前时代，这里的社会发展曾居于领先地位”
，原因在于，此地带属《尚书·禹贡》所说冀州，“厥土惟白壤”，也即“沙质土壤易于开发”，这在农业工具主要为石器的旱作农业时代，占有优势。
此地生产力水平较高，农业产生足够剩余，礼乐文明乃较早成熟，“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与此形成对比，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尚未发现同一水平的礼制。
苏秉琦又指出：“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这一带的地力也最先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早……所以到红山文化以后，农区衰退，文化中心也向南、向西转移。”
其族群由此进入冀北张家口一带，再进入晋南，与其他文化聚合而成中国。
故《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确有所本；其所记黄帝之所行，确契合于北方民族之习性，如“教熊罴貔貅貙虎”，此习可见于东北渔猎民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后世北方民族多有此习惯；“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北方高原上空无一物，唯云之变幻最为醒目，红山文化玉器中也多有勾云形器；又谓黄帝有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降”常指从北方南下。
当然，综合《史记·五帝本纪》和《尚书》记载，或许可以说，黄帝虽开启了构建华夏王制国家之事业，但未能凝定之，最终则由尧舜通过融汇东方文化完成之。
据《尚书·尧典》，帝尧对于构建中国有三大功：第一，以其大德，初步建立华夏国家，即本节开头所引。第二，“乃命羲和，钦若昊天”。树立敬天，以为华夏信仰之本，进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治历明时。第三，开始治水事业，任命鲧治水。
接下来，四岳推举舜为王位继承人。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舜来自黄河下游，从考古学上看，当属山东龙山文化。此地在黄河下游，洪水泛滥，舜乃率其族群西迁至于晋南，这可以解释何以今日山东济南和晋东南均有舜之传说。由此，东、西方文化融汇于晋南。
由《尚书·舜典》可见舜为华夏国家之立法者：舜本身以大孝闻名于天下，其被举荐为王，标志着新生的华夏国家立孝教为普遍的教化之道。上任之后，舜立刻祭祀天与各种神灵，建立祀典；巡守四方，与诸侯共同制礼；又作刑，并执行之，“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尧崩之后，舜正式继位，建立政府。舜所任命之人多数来自东方和东南方，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各族群之代表；代舜而兴的禹，即来自淮河流域，其源头甚至是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也就是说，华夏国家教化、法制完备于舜，舜带来东方地区发达的文化，融会贯通，创制立法，此可谓阴阳互感、文化融合之第三轮。帝尧融汇渭河、汾河流域文化和北方文化初建华夏国家之骨干，舜带领东方、东南方圣贤君子则使这个初生的华夏血肉丰满。
尧舜缔造单一政治体，内部组织化程度提高，文明演进速度加快；相形之下，未加入此政治体的诸多族群则日见野蛮，由此而有文明意义的华夏与蛮夷戎狄之别，且重新分配居住地：华夏凭其较强组织力，在平原上扩展；蛮夷戎狄被排挤至山区。于是，此前文化程度相当的各族群互感的地带，转化成有明显文明程度之别的华夷交错、争夺地带，后世长城正位于华夏与西、北戎狄争夺之地带。
总结以上所述，华夏国家之诞生经历了多轮阴阳互感：来自黄河中游地区的诸多文化北上与当地文化融汇，在燕辽地区形成高度发达的红山文化；此文化南下，与来自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文化融合于晋南、豫西，而有华夏国家之诞生。后人以豫西伊洛地区为天下之“中”，良有以也；此地也正是中国之阳即东南面之中心。也就是说，华夏国家本身是来自广阔地域的多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融汇之产物，西方、北方、东方、东南方的文化汇聚一处，圣人和而不同，多元合为一体，故中国诞生之初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
也因此，中国是有“中”的，四方辐辏于中，构成中国历史演进之大势。
正是这种向“中”辐辏的力量，又造就此后多次阴阳互感。
呈现为弧形的阴阳互感地带，是海洋秩序兴起之前中国与中国以外文明“交易”的地带。当时世界主要文明集中于亚欧非大陆，中国位于其东端，故华夏远距离对外交易主要向西展开，周人正是凭借其交易优势，兴起于西部。
周人祖先为弃，《史记·周本纪》记，帝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邰在今西安以西的武功县。此地距离虞夏活动中心区域晋南、豫西有六七百里之远。华夏之王何以任命僻在西方之周人“播时百谷”？因为周人最早掌握了一种重要农作物——麦——的种植技术。传世文献已明言麦类作物系由外部传入华夏，《诗经·周颂·思文》讴歌弃之功业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即小麦，所谓“牟”即大麦。“麦”的本字即为“来”，古人造字已指明麦是从外部来到华夏的，作为“到来”之“来”，系由此引申。
全球有三大农业起源中心：第一个是中国，北方培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粟、黍、菽（豆类），南方培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第二个是西亚，最早培育出小麦；第三个则是美洲，培育出玉米、薯类。大约在龙山文化时代，麦类作物通过北方草原大通道传入中国。而在华夏各族群中，周人在最西北，故得以最先接触、种植小麦，以此闻名于华夏。帝舜命弃为后稷，将其种植技术推广到华夏中心区域，此后逐渐成为北方重要农作物。凭借这一功德，周人在华夏诸多族群中兴起，最终成就王业。
此后，周人一直活动在阴阳互感地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最初立国于邰，夏后氏政衰，其族群乃窜于戎狄之间，约在今甘肃庆阳一带，则必有戎狄化过程，其生业大约也有所调整，或以畜牧为主。约至商前期，“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人逐渐恢复种植业，这很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得暖湿，但畜牧可能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约在今陕西彬县，这显示其已向南迁徙。到古公亶父时代，已在殷后期，“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周人决计全面恢复种植业。由此引发其与当地人的文明冲突，于是“薰育戎狄攻之”。周人乃南迁至于岐下，已在关中渭河北岸，“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至此，周人在经济和文明上完全恢复华夏文化。
周人本为华夏重要族群，但有过戎狄化、再华夏化的过程。此后四五千年，在阴阳互感地带，如此故事反复发生。而总体趋势是，蛮夷戎狄持续地华夏化。毕竟，相对于蛮夷戎狄，华夏的文明程度更高，为蛮夷戎狄所向往，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进入华夏，辐辏于“中”，这就形成费孝通所说的中国作为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滚雪球式”扩展之势
或赵汀阳所说的“旋涡模式”
。
正是由于这一在文化地理上的反复过程，周人得以完整地体认一阴一阳之中国，对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皆有把握，故能涵摄东南文明可取之处，同时掌握应对戎狄之道。周人在殷人治下即得以扩展其影响力，恐怕主要就是因为其掌握应对戎狄之道，此为面临戎狄威胁的殷人所迫切需要的，故季历、文王得以为“西伯”。同样因为对戎狄有较深认识，故武王、周公克殷之后，虽倾向于“宅兹中国，自之硋民”
，以位居华夏之中心位置的洛邑为成周，终未放弃关中故地，而以丰镐为宗周，以防御西、北方向的戎狄。由《诗经》《史记·周本纪》可见，有周一代，戎狄的威胁始终存在。
在成周，周公从容地制礼作乐，兼具阴阳之德。孔子论三代礼乐之别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礼记·表记》）夏文化中心在晋南、豫西北，距阴阳交感地带不远，质朴而不免简陋。商人起于东方，勤于事鬼神，崇尚严刑峻法。周人则有一大变，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人回归夏道，远鬼神而近人，崇尚德行而重视礼制；但也接纳了较为发达的殷商之礼，只是变其事鬼神之礼制为人际的亲亲、尊尊之礼，由此建立完备的封建之制。
总之，周人往来于华夏与戎狄之间，综合两地文化，兴起于阴阳互感地带；革东方殷商之命后，综合东、西两种文化，因乎东方殷商之礼乐，化之以其刚健清新之风，华夏礼乐文明由此进入完备状态。经由孔子之“从周”，周代礼乐及其所养成的君子，构成华夏文明之坚实基础。
近千年以后，同样兴起于阴阳互感地带的秦人，再度给华夏带来新的治理模式。
《史记·秦本纪》记，秦人祖先本在东夷，舜命伯夷为虞，管理王室之上下草木鸟兽，而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可见，秦人祖先实为牧人。殷商后期，秦人先祖则“在西戎，保西垂”。其后，“蜚廉为纣石北方”（《史记·秦本纪》），可见其活动区域已逐渐转移至西、北方，进入阴阳互感地带。秦人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是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史记·秦本纪》）造父得以深入西域，西戎之地也；其受封之赵城，则在今山西洪洞县，正在华夏与北狄交错之地。
入周，“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史记·秦本纪》）。秦人以畜牧为主业。周王乃命其“邑之秦”（《史记·秦本纪》），在今甘肃清水县秦亭，六盘山西麓。由此，秦人开始华夏化，为保卫周王室，与西戎频繁发生冲突：“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史记·秦本纪》）秦人的华夏化进程快速推进，毛诗《秦风》第一首《车辚》序曰：“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
然而，戎狄势力强大，“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史记·秦本纪》）。秦襄公之国在今甘肃礼县，秦更进一步华夏化，《秦风》第二首《驷驖》序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第三首《小戎》序曰：“备其兵甲，以讨西戎。”此后，秦向东发展，至秦穆公，甚至与晋争霸。
但在崤之战中，秦遭遇失败，转而走上再戎狄化之路，秦穆公重用戎王之使由余，“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史记·秦本纪》），其对秦穆公，公然否定华夏礼乐，肯定戎夷之治：“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史记·秦本纪》）。而秦穆公欣然从之，“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然而，秦也由此走上戎狄化之路，在礼乐上即为反乎周道，大量使用人殉，“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史记·秦本纪》）。此后，“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
秦孝公继位之初，再度开启华夏化过程，“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史记·秦本纪》）。重用公孙鞅（商鞅），“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史记·商君列传》），卫本为康叔之国，与鲁为兄弟之国，于天下诸侯中礼乐较为完备；“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史记·商君列传》），而刑名之学最早出现于魏，系由孔门子夏之学转出，魏于列国之中最早变法，颇见成效，商鞅正是带着这些知识到秦，推行新法度的。
由于秦僻处西垂，封建传统淡薄，公室权威强大，故新法得以彻底推行，乃第一个形成完备的国王以科层官僚治理万民之政制。借此制度，秦人最早实现富强，最终扫灭东方各国，一统天下，建立郡县制，此为国家治理模式之大变。
秦人虽创建新制，却二世而亡。而后楚人兴起，从陈胜吴广到项羽、刘邦，皆楚人也，乃恢复封建制。但在人口繁密、往来便利的时代，封建之制显然已经过时，先是刘氏诛杀异姓王，而后刘氏诸王迭有谋反之事，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武帝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终究还是回到了郡县制正轨。
但郡县制度之最终稳定，有赖于士人入仕之制度化。刘邦立国之后，治理较为宽松，学术得以恢复，士人群体随之壮大。至汉武帝时，推动复古更化，立王官学，兴学校，行察举之制，士君子得以大量成为各级政府官员，“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这就形成本书所讨论的“文教国家”，秦所初创之郡县制乃得以稳定，且行之两千余年。
同时，位于长江流域的南方楚地文化大规模北上。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甚至比北方更为发达，但后来由于气候变化，其人民迁居于中原，其地乃成为“南蛮”，与中原华夏国家拉开距离。到春秋中后期，楚人兴起，接受中原文化，但融合其巫教习俗，而成就其独特的地方文化，屈原《楚辞》可为代表。秦末大乱，项羽、刘邦集团均出自楚地。故汉立国之后，楚文化大举北上，影响皇家音乐、文学。
学者于周秦之变多有关注，然秦汉之间亦有大变。秦人兴起于阴阳互感地带，以东方最早出现的县制运用于西方，初建王权制国家，实现富强，横扫东方六国，代周而恢复一统，普行郡县制于天下。然而，郡县天下治理之定型却在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为郡县制国家注入黄河下游繁荣的三代文化精髓，以其所养成的士人为治理主体，天下始得以安定。此前数千年间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至此混融为一体的中国文化，并在政治上凝定了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
考察中国历史可以发现，阴阳二面互感、互动之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虞、夏、商、周时代，阴阳互感发生在西方、西北。彼时戎狄活跃于华夏中心区域之西（靠近阴面中心三江源）和西北：周人曾面临戎狄压迫，其在当时华夏之西北；秦人曾为周人防御戎狄，则在华夏正西。
总体上，早期戎狄生活于华夏周边山地中，即陇东山地、关中以北山地、山西汾河盆地两侧山地中，由此形成其群落分散的特征，如太史公所说，春秋时代，“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至于华夏各邦，则生活在几块相连的河谷盆地和河流冲积平原，交通便利，有利于维护统一；可耕地广大，农业发达，人口繁庶；故相对于戎狄，华夏拥有较大战略优势和经济优势，可有效抵御之，并部分同化之。
第二个阶段，战国以后，阴阳互感转至北方。彼时，华夏诸国不断扩张，戎狄部分华夏化，部分被排挤到蒙古高原上，其生业游牧化，其生产形态、社会组织形态与华夏完全不同。夷夏形势乃有一大变。
蒙古草原上的牧民逐水草而居，故各族群之间普遍处于离散状态，政治组织水平极低。华夏保持统一时，常对其施加较大压力，自保本能促使其联合。而从大兴安岭到天山之间无高山大河阻隔，有利于诸部整合为一。故历史上，华夏政治统一，常与草原统一相先后
：秦建立统一的郡县制秩序时，北方草原上形成了匈奴主导的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治体；隋唐再度统一时，北方草原上形成统一的突厥政治体。尽管如此，草原游牧民族纵横驰骋于上万里的弧形草原地带，过大的地理范围不利于其提升政治组织水平，故匈奴、突厥只能进行快进快出的掠夺，而无力进入华夏，撼动华夏中心。最终，匈奴、突厥也被汉、唐击溃。
中古时代，对华夏构成真正威胁者实为“胡人”，即内迁的北方草原民族。汉、唐两朝将其安置于阴阳互感地带，如陕西北部、河套地区、山西、河北北部，本意是防御其外部之戎狄，所谓“为汉保塞”。然而，当华夏政治出现混乱时，胡人滋生政治野心，利用其接近外阴面中游牧族群的有利态势，逐鹿中原，由此而有董卓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以及河朔藩镇之割据。此时，阴阳互感地带成为中国动荡之源，经由胡人的中介，游牧民族进入华夏，祸乱黄河中游的华夏核心区域。
遭遇胡人连续冲击，自三国始，华夏中心区域人口被迫向南方迁徙。隋唐成为中国经济地理演进之转折点：南方的文化、经济力量超过北方，传统华夏的中心区域，即渭河流域、汾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则逐渐衰败、空虚，夷夏关系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中唐之后，阴阳互感转至东北。
据《尚书·禹贡》记，虞夏之时，冀州为华夏中心区域，晋南在其中，斜向伸展，经燕山两侧至今日东北渤海之滨。九州之划分显示，在黄帝尧舜时代，这一片地区构成同一政治、文化互动空间。秦、汉也有能力经略东北，比如汉代的右北平郡远在燕山以北，今赤峰市宁城县境内，后来的辽中京城即在其东北三四十千米开外。
但此后，随着人口南迁，文化经济中心向南转移，华夏逐渐丧失经营东北的能力，戎狄乃得以在北偏东的华夏当面从容发育，并拥有较为强大的政治统治能力。鲜卑已预示了后世中国边患兴起之地：草原东端，大兴安岭西麓，今呼伦贝尔大草原；或东北平原、山地。只不过，鲜卑仍先立都于华夏正北的平城，今山西大同；然后南下，立都于洛阳，治理整个北方，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统治黄河流域。后来的契丹、女真均兴起于东北，蒙古也从草原东端兴起，成吉思汗称大汗于鄂嫩河，而后向西扩张。
纵观几千年夷夏互动历史，由东北兴起的北方民族社会之组织化程度最高，军事政治能力最强，且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从而得以逐渐扩展其统治范围：辽与北宋对峙于今河北中部白沟一线，金与南宋对峙于淮河秦岭一线，最终，蒙古人和满人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和清朝。此中值得注意者，加上鲜卑，入中国之统的北方民族全部兴起于燕辽及其以北地区。
何以如此？关键在于理解燕辽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华夏凝定过程中，此地区是重要的文化融合舞台；在过去一千多年间，类似作用再度体现。盖因此地是农、牧、渔混合区，故为北方民族整合之最佳地点。
蒙古高原西部多为沙漠戈壁，生态较好的大面积连片草场均在燕辽地区及其以北，如紧邻燕辽地区的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往北的呼伦贝尔草原，往西的锡林郭勒草原。草原游牧人口主要聚集于此，故为支配整个草原力量的最佳支点。燕辽地区可向东、北直通东北渔猎地区，向北、西则是草原游牧地区，两者生活习性有相近之处，容易结盟，建立统一政治体，渔猎民族常为领导者。盖因其过定居生活，社会组织化程度一般高于游牧民族，鲜卑、契丹、女真似均为渔猎民族；其有政治自觉之后，由东而西，进入草原，整合游牧民族，而后在燕辽地区集结，联手南下。
同时，燕辽地区是谷物种植业所能到达之最北端，常有汉人在此定居生活，其社会组织化水平高于蒙古草原和东北渔猎地区。唯其孤悬塞外，极易为北方民族所占。北方民族至此，即可招募华北之汉人，包括其士人，学习中国之教与政，局部地华夏化，改进其生产形态，改造其较为原始的组织，大幅度提高社会组织化水平。
因此，燕辽地区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南下之根据地。北方民族进据此地后，得到中原文化的滋养，政治组织快速进化，军事能力大幅度提高。由此，积累南下之力，首先统治华夏北方，进而统治整个华夏，入中国之统。
当然，就地理而言，由此南下也最为便利。此地与华夏的天然阻隔是燕山。而华夏文化经济中心南迁之后，在燕山一线组织防御的经济成本极高，北方民族以较低成本持续骚扰、进攻，终能攻破之；只要越过燕山，即为大平原，平原地区的社会组织已然松动、软化，无力组织有效的抵御。
清朝是以上所述历史进程之收官者。其兴起于东北，首先向东发展，联合呼伦贝尔草原和科尔沁草原之蒙古民族，而后迁都盛京（今沈阳），汇聚三种经济形态，共存三种社会组织体系，有颇为高超之政治技艺。兴起于华夏交织地带的周人有此技艺，而后世治理文教一统之华夏的中原王朝皇帝、士大夫却普遍丧失了这种技艺。
清入关之后，以东南之经济实力支持满蒙军事力量向西扩展，蒙古高原、西域（今新疆），以及青藏高原，悉数纳入中国政治体中，并初步推动其郡县化。此为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巨变也。五千多年前形成的华夏与中国弧地带阴阳互感的格局，进至于阴阳合一。当然，清朝只是把中国弧地带初步纳入中国，但阴阳真正融合为一，尚需后人进一步努力。
由于阴阳合一，古已有之的双都格局，至清代几近于无。虞、夏、商均有频繁迁都之事，推测其主要目的是应对蛮夷戎狄之骚扰、入侵。周人兴起，其所面临的战略困境更为明显，乃创造性地发展了新的国家统治战略——在东西轴线上设置双都：克殷之后，武王、周公营建洛邑为成周，以治理文化经济发达的东方；同时保留关中的丰镐为宗周，以防御西方和西北的戎狄。这一局面持续近两千年，隋唐仍行之。
但隋唐时期，全国格局已有大变，文化经济中心南移，而戎狄来自北方，后来更来自东北，故至宋代，都城先在洛阳以东之开封，北宋灭亡后南迁。明则反向运动：最初定都南京，又迁都于北京。但迁都之后，未废南京，双都布置于南北轴线上，南京是文化、经济之中心，北京则是抵御北方戎狄之前线。为此，明朝投入巨资维护京杭大运河。
对清朝而言，当然不必防御北方，但同样有经营新纳入中国的诸西北民族之事，乃续设双都：北京之外，承德接近都城规制。北京转而为统治南方之中心，承德则是治理中国弧地带之中心。双都间距离极近，仅五百里，这正是阴阳合一之结果。北京、承德相距如此之近，深刻揭示了北京为清朝已降的中国之“中”，定都北京乃阴阳合一后的中国之势所必然——承德废弃之后，今日建设雄安，意在培厚北京之根基，信乎其为“千年大计”。
揆之以近世之事，亦可见明清定都北京之理颠扑不破：蒋介石北伐胜利之后，乃定都南京。北京失去都城地位后，现代工商业萧条，北方乃日益衰败、空虚；日本殖民者得以从容经营朝鲜、东北；进而蚕食华北，进击蒙古高原；外蒙古趁机分离；新疆、西藏等地也有分崩离析之势。
中国共产党则反其道而行之，终获革命成功，且构建了空前的政治大一统：中国共产党兴起于南方，遭“围剿”而失败，乃进行长征。其路线正在传统的夷夏交界线上，经过当年秦人兴起之地；最后落脚于陕北，仍为传统的夷夏交界之地，当年周人也流落于此。中国共产党由此出山西，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同样在传统的阴阳互感地带。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共产党指挥其军队经由燕辽地区迅速进占东北，积聚力量，此合于过去一千多年开国者起于东北之大势。而后挥师入关南下，势如破竹。革命胜利之时，放弃南京旧都，重新定都于北京，从而得以有效经营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并以政治力量矫正东西、南北间之不均衡，比如：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发新疆；进行“三线建设”，开发西北、西南；大规模垦荒，开发东北。今日又大举建设雄安新区，以厚植北方经济力量。经过此番经营，再借助现代交通生产体系，大一统中国可谓固若金汤矣。
以上对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四个重要历史节点之分析表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新制度大体初创于阴阳互感地带，最终完备、稳定于阳面所提供的制度、教化支撑：
第一次，来自北方的黄帝开始构建中国的事业，位于阴阳互感地带的帝尧联合诸邦为一体，来自东方的舜、禹、皋陶等人则大量创制立法，最终完成华夏政治与文明体之构建。
第二次，活动于阴阳互感地带、在华夏化和戎狄化之间往来反复的周人，在西方建立其封建制，而后进入东方，营建洛邑，吸纳殷商礼乐，以至于“郁郁乎文哉”。
第三次，活动于阴阳互感地带、在华夏化和戎狄化之间往来反复的秦人，在西方初创县制，而起于东南方的汉家君臣，融文教于其中，郡县制得以稳定，行之两千余年。
第四次，中国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之后，满人在政治上成熟于东北的阴阳互感地带，而后南下，依托南方士人治理华夏；又经由位于阴阳互感地带的承德，向西经营中国弧地带，纳其入于中国，中国治理范围至于其地理极限矣。
在这中间，中古另有一些历史变迁，模式与此类似：起于阴阳互感地带的北朝各国如北周，积极创新制度，隋唐一统天下后沿用之，行于天下。
以上四次重大历史变迁，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即作于西北，成于东南。
《史记·六国年表》序曰：“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但前面却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此说与其例证不符，当为：王天下者，必兴起于西北，收功实者于东南；且其所谓西北，实在我们所说的西部、北部阴阳互感地带。
新制度何以作于西北？各代情形不同，归纳起来其理由如下：西北阴阳互感地带族群多样，文明不同，社会复杂，且生态脆弱，故族群冲突频发，原有制度易遭冲击、崩解，形成制度真空。这给新兴力量兴起创造条件，当其兴起之时，也不能不创设新制，以建立和维护秩序。而其创建制度，必观阴阳两面：西北出问题，东南有知识，关于伦理、制度的知识；但此知识又难以简单搬用于西北，须作创造性转化、发展，这就构成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赋予西北民族强大力量，使之能够一统天下。比如，秦设立王权、县制之知识，由商君作中介，来自东方之魏；在其自身环境中发展成熟，乃成为一全新体制，秦因之获得制度竞争优势。但是，这种新制度又同样不能简单推行于东南，需经过一番转化，方可成于东南。
新制度何以成于东南？东南为黄淮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平原丘陵，适宜谷物种植，故在以农业为主业的时代，东南的经济始终较为发达，人口繁庶，城邑众多；并有足够剩余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养成士人群体，生产、积累、传承各种知识，包括社会治理知识。故孔子出于鲁，诸子皆为东方人。简言之，从物质、文化各方面看，东方更为文明，此即构成中国之“中”。这对任何政治力量都有巨大吸引力，故兴起于西、北阴阳互感地带的族群，必谋求进入和统治东、南，由此构成历史演进之辐辏力量。黄帝谋求进入这个地区，周人、秦人都谋求进入这个地区。新起的政治力量一旦进入东南，即可获得主流士人，借其知识，完善初创的新制度，在某种程度使之趋于宽和。形成于西北的制度通常具有军事化倾向，失之于严苛，用以约束西北人民，或无不可，但用以约束东南人民，则易招致抵触。宽和化改造，可使之具有更高普遍性。同时，借用东南士人力量，才能构建东方人民对于新兴政权的政治认同。秦之二世而亡，即因为其一统天下之后，盲目地把秦制推行于东南，此即贾谊所批评的，“攻守之势异也”，而“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新书·过秦中》）；又燃焚诗书，摒斥东方士人群体，其人不仅不能认同秦制，转而成为撼动其秩序的力量。汉兴之后，顺天应人，吸纳东方知识，建立察举制，给东方士人上升通道，最终成就王业。
可见，作于西北的刚健质朴的力量，经过东南深厚文教之化成，方能大成一代之礼乐典章。荀子曾区分国家构建的两种机制——“兼并”和“坚凝”：“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古者汤以薄，武王以蟚，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议兵》）兼并和坚凝可转用于理解中国历史上重大制度变迁之机制。制度构建可分两阶段：始创和凝定。始创新制度固然重要，但唯有凝定，制度才可以正常运作。始创，需要果决和力量，打破旧秩序、旧格局的勇气；凝定，则需要荀子所说的文教。相对而言，西、北刚健质朴，东、南文教兴盛。所谓成于东南，即是融文教入新体制中，进而“体万物而不遗”，全面改造、提升草创于西北的制度。
此大成可谓之文质彬彬，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西北阴阳互感地带有刚健之气，可以始创制度，此即为“质”；东南文教礼乐较为完备，则为“文”。西北草创，其制度未必可以持久；文之以东南的礼乐，文质彬彬，则可大可久。
也因此，历史上的制度变迁通常经历两轮阴阳互感：第一轮，活跃在阴阳互感地带的族群，面对其治理难题，综合运用两面的知识，创发新制度；第二轮，阴阳互感地带始创的制度与东南既有的发达礼乐相融合，形成新的普遍的礼乐法度，行于天下，中国文明由此向前推进一步。
故历史上重要王朝立国常需经过“第二次建国”环节。此由陆贾对汉高祖第一次明确提出：“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高祖虽为东方人，却定都于长安，并沿用秦制；《诗》《书》为东南文教之代表，陆贾欲高祖融此东南文教于秦制之中，此正是汉武帝所行之事也。
所以，理解中国，必须全面完整：既要关注农耕地区的文化、制度，也要关注非农耕地区的文化、制度，尤其是要关注两种文化、制度在两者交错地带之融汇、碰撞。亚欧大陆东端，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广阔的疆域，天然地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生活于其中的族群注定要走向一体化；其内部在地形、生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化、多样性，恰恰构成一体化的内在动力，由此历史地形成的大一统的、超大规模的中国，也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内在活力。
中国文明持续演进的驱动力量是西北、东南两种地理环境中发育成长出来的阴、阳两种文化间之互动，中国由此得以持续成长。至清，合阴、阳两面为统一的中国，可谓五千年未有之大“作”。唯此一统中国尚未至于大“成”，东南文教尚未完整进入西北，两者形合而神未全合，故过去两百年来仍有不少龃龉，甚至有分离之事发生。今以文教化成初入中国之阴面，乃国运隆盛之“千年大计”。
中国用四五千年时间，把亚欧大陆东端如此广大、多样之族群融摄为一，内部有强大凝聚力，此诚为人类文明、政治史所仅见者。相反，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常陷入破碎之中，即便近世如日中天的西方文明，其总人口不及中国，却破裂为几十国，且绝无一统希望。如此西方文明显然不足以引领人类至于普遍秩序。
涵阴阳于一体，故自诞生起，中国本身即是天下；同时，中国又在更大范围的天下之中。故中国之大成，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中国底定天下秩序之新起点。中国内部有阴阳之分，由中国的西、北继续向西、向北，即为广义的西方，其与自成一体的中国，构成亚欧大陆古代文明之阴、阳两面。中国是人类之“分形”结构，正是这一结构“自相似”特性，让中国对人类负有特殊责任：把中国内部的阴阳互感之道应用于更广泛的天下。
天下内在地有合为一家之趋势。自古以来，亚欧大陆上的阴、阳两面一直有零散交往。华夏国家最初的诞生即得益于西方诸多文明要素经由北方草原通道传入中国，周人学习小麦种植技术即为其一；而后又有丝绸之路，直接沟通中国与亚洲内陆地区，并向西延伸；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东南，又有海上丝绸之路之兴起，中国与欧洲得以直接交流，时在郑和下南洋、西洋之后。此后，欧洲传教士译介中国思想到巴黎，引发启蒙运动，西人得以打破神教束缚，走上理性主义之路。此事件颇类似于商鞅介绍东方思想到西方之秦，秦人得以变其旧法；西人得中国思想之助，摆脱神教束缚，相信人的力量，乃用其心力于支配物，率先实现石化能源驱动、机器生产为关键的工业革命。
与秦类似，西方各国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现代国家建制，进而以武力征服全世界，打通世界为一。这类似于秦之兴起和扫灭六国，此为人类一大巨变。就人类普遍历史而言，此为“作于西北”。但毕竟，这只是荀子所谓“兼并”，世界未至于“坚凝”。西方缺乏凝定天下之价值和制度，不论其一神教或所谓“普适价值”，均为冲突、撕裂之源泉。经历短暂的历史终结兴奋期后，今日作为西方文明规模最大、因而也是其最后代表之美国，正处在全面的战略收缩过程中。世界正陷入碎片化和动荡之中，且将日益严重。
世界普遍历史发展下一波之主题是“成于东南”，此即“通其变”，以中国文化更化西方所初创、但已不稳定的现代世界治理机制，以使世界秩序趋于稳定。这类似于汉初东方文化复兴，灌注于郡县架构中而更化秦制。今日世界演变之大势亦当为位于东方的中国，以其源远流长的文教，涵摄、化成西人始创之现代国家和世界秩序，以化成天下，以安天下人。
考虑到人类规模和族群之多样，这一进程将是极为漫长而艰难的，当以百年、千年计。但比较人类各大主要文明，人类普遍秩序除了由中国引领、“成于东南”之外，尚有其他选项乎？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之基本线索是一阴一阳之互动，中国由此成长、扩展；普遍的天下秩序也只能生成于一阴一阳之互动中，西方人以其暴力始创之，至于其凝定之道则在中国智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