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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展包括国家理论在内的政治学理论的有效途径是进入历史，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且首先是政治的历史；这个历史也保持了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因而研究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代政治。基于这些认识，笔者曾提出：“对中国学者而言，历史政治学的议题大约有三：第一，完整地描述国家形态在中国的演变历史，以揭示当代国家形态之渊源，把握政治演变之趋势，探讨改善政治之方案；第二，通过历史的比较政治分析，充分发掘最为重要而突出的中国经验之理论意义，与其他文明的政治、国家进行分析，构建关于政治、国家的一般理论；第三，揭示中国与中国以外国家的政治互动过程，立足中国，研究世界政治体系演变的历史，以探讨中国为改善世界体系可发挥之积极作用。”
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些方法论认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本书宗旨是，带入历史（bring history back in），以理解中国型国家，主要是文教国家，进而依据中国事实，尝试重建一个包括国家理论在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因此，本书的讨论是政治学的而非历史学的。我们当然会叙述历史，但目的不是建立历史叙事，而是建立政治学理论。为此，我们将努力对历史事实进行概念化，从历史过程和政治结构中提炼命题。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各章节的历史叙事是跳跃性的，从古代跳跃到现代，从中国跳跃到西方，从事实跳跃到理论。这些跳跃服务于概念的提炼与理论命题的构建。
为了从历史中发展理论，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第一种，政治现象学方法。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以西方理论为教条。事实证明，这些教条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们必须重建理论。西方理论是对西方事实的观念反映，那么要在中国重建理论，就需要首先返回中国事实。这就需要运用政治现象学的方法。这是历史政治学的一种操作性方法，即悬置既有理论——也就是西方理论，朝向事实本身。
本书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刻画中国事实，这是重建理论的前提。
第二种，宏观历史比较方法。社会科学不可能拿社会进行试验，因此其理论只能出自比较，对我们的研究而言，则是进行中国与西方，尤其是欧美之间的宏观历史比较。西方政治理论形成于西方历史之中，是西方思想者对其政治的历史与现实之观念表达。反思、超越西方政治理论，不能仅在理论中打转——这样做只能是被归化；有效的办法是跳出其理论，进入其据以构建理论的历史，并借助中国事实，对其进行反向观照。由此，我们就可以确认其理论之地方性，打破其普遍性神话；然后以中国事实进行理论的重构，发展更为普遍的理论。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进行理论的反思和构建，所以我们的比较是宏观性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宏观的，我们将笼统地看待“西方”，并且经常打通古今；对中国事实的刻画同样是宏观的。
以历史发展理论，主要体现为对历史现象的概念化和命题化。概念化是命名，以一般性理论术语刻画具体历史现象和过程，尤其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具有构成性意义的政治现象与过程。命题化是以政治学概念表述历史现象和过程的内在关系。唯有通过这些理论性努力，我们才能从历史中提炼出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是历史政治学的矿石，通过我们的冶炼，生产出政治学理论。
历史政治学的概念化、理论化当然不是从头开始的，而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超越进行的。即便运用政治现象学方法言说事实，也不可能不使用既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而它们通常出自西方理论。但这种运用只是学术上的权宜之计，始于借用，经由引入中国事实，终于超越，对西式概念、命题予以拓展。比如，我们首先基于中国事实建立了“文教”概念，据此，把西方的对应物定性为“神教”，由此，也就重构了“普遍性宗教”概念——为其建立了一个新的分类框架，一般性宗教理论由此获得发展。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国历史，不仅仅为了解释中国，同时也是为了批判西方既有理论，在中国发展更有普遍性的理论。
为进行这样的批判性超越，我们决意走出西方理论所构筑的价值牢笼，实现一次立场的哥白尼式翻转。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尤其是英国，而此时这些国家已初步完成工业化、构建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并在其中享有霸权，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霸权。
这样的社会科学把西方的现代国家形态树立为现代的、唯一正当的、必然普遍化的；现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全部研究就奠基于如下判断：人类政治的历史已经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西方学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不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毫不掩饰其价值偏见；至关重要的是，这一价值立场也世界化了，哪怕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现代政治，也带有明显的西方式价值偏见，比如，确信中国古代政治是专制的、非理性的等。然而，一旦我们进入历史、面对现实并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基本上是优于西方的，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治理绩效同样是优于西方的，中间的一百多年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转换立场，对中国型国家、对文教国家的研究不是批判性的而是解释性的，更进一步说是肯定性的。我们倾向于把中国作为尺度，以中国为方法，反向地考察西方的古代乃至于现代。只有当我们实现这一价值转向时，中国事实才能成为我们提炼新理论的珍贵矿石。
本书的研究是有现实关怀的。这是历史政治学不同于美国式历史社会学之处：“历史社会学普遍奉行‘价值中立’原则，以解释或理解社会变迁为己任；历史政治学有明确价值追求，本乎‘资治’传统，以寻求善治之道为己任，从历史中寻找构建或改善政治秩序之方案。”
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揭示中国型国家的原理促成一种政治自觉，即放弃所谓“转型”观念，自主地完善历史地内生的国家形态。当然，在这个“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日益完善的中国型国家形态以及我们据此建立的政治理论，也完全有可能产生世界性作用，这也是我们倡导历史政治学的抱负之一。这并不是妄想：基于西方事实的政治理论在过去一百多年间推动了众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构建——包括中国，那么，基于中国事实的政治理论也完全有可能发挥这种改变世界的作用，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构建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提供一种建立更好国家的理论蓝图。
书名已经表明本书的论述围绕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中国国家形态”。由于以下原因，它在人类历史上构成一种国家类型，故可称之为“中国型国家”：首先，从古到今数千年来，中国的国家形态保持了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其中有众多要素近乎保持恒定，既可见于尧舜时代，也可见于当代。其次，这个古今保持明显连续性的国家形态，与中国以外的国家形态——当然主要是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西方的国家形态，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差异。最明显而重要的差异体现于第二个关键词——“文教国家”。统一华夏诞生之时就是文教国家，经由孔子创立人类普遍性宗教的一种类型——“文教”，至秦汉与郡县制政治统治体制相结合，而基本完备，并以复杂的方式延续至今——当代中国就是一个现代文教国家，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者自由主义国家。本书通过深入分析文教国家的构成和运转机制，据以尝试提出新的国家理论。围绕这个主题，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讨论中国国家形态起源并保持连续性之条件。首先是地理条件，我们把中国划分为三个地理板块：适合农耕的东南（中原），位于西北、主要是草原的中国弧地带，介乎两者之间的农牧交错地带。历史上诸多重大政治突破都发生在最后一个地理板块，而面积广阔的中原农耕地区吸引中国弧地带如“滚雪球”一样持续卷入并被消化。其次是经济条件，最早的中国拥有相对独立而广阔的可耕地，故以农业为基本生业，国家以此为中心组织发展，成为“生产型国家”，相反，广义西方经常出现军事贸易型国家，19世纪后期以来的英国和20世纪后期以来的美国则是其高级形态——军事金融帝国。最后是宗教条件，统一的中国在诞生之时就确立以敬天为中心的复合宗教体系，由此走上“人文之治”道路，孔子文教就是在此宗教政治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正是它构成文教国家的宗教维度。
以敬天为中心的复合宗教体系引领中国意识从神灵世界转向人生世界，确认人是父母所生、所养的事实，进而把亲亲之情确认为道德的根基，把家确认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把生生不已确认为人生和共同体之基本价值，这些都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第二章对此进行了多个维度的探讨。我们首先指出，中国型国家的组织原理是生生论的关系主义，通过肯定家内人伦与亲亲之情，确立了人的普遍合作倾向与组织倾向；接下来论证指出，中国型国家在构建以暴力为依托的政治统治机制之时，容纳了家、族，使得基于亲亲之情的博爱情感同样成为国家的基本联结纽带，因而中国型国家是有情意的政治共同体，两者看似相反的机制共同保持了国家的凝聚。
中国国家形态最明显的特征是超大规模，第三章阐明了这一事实，并分析了超大规模的大一统国家的整合机制，我们着重讨论了三种较为重要者：第一种，厚生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以国民的生存、发展与繁衍为根本宗旨组织和运转经济体系，为人群的生生不已创造物质条件；第二种，大一统理念，这是中国型国家的根本政治价值，我们引入国家整合理论分析秦汉之际三场政治论辩，全面地揭示大一统的内涵，尤其强调了其中的时间统绪维度；循此我们讨论了第三种机制，即主宰中国意识的历史政治理性——这也是我们倡导历史政治学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在比较的视野中厘定文教与文教国家的概念。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axial age），各古典文明均有精神突破，多数是创建一神教，孔子却自成一格，以历史地积累形成的六经（秦之后多言五经）之文教导弟子，教其以成人之道，是为文教。文教与神教是人类普遍性宗教的两大基本类型。文教可以涵摄神教，故文教国家形成了“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众神教统于文教”的复合格局。最后我们分析了文教的重要功能：通过“绝地天通”机制，治理各种神教。
第五章论述文教国家的建立过程与基本结构。宏观地看，文教国家经由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形成：孔子创立普遍性宗教——文教，秦始皇在超大规模疆域上建立皇权官僚郡县制国家，汉武帝展开“第二次建国”，融合两者，最终构建文教国家。我们发现，后世王朝更替，普遍有此第二次建国环节，这清楚地呈现了文教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在文教国家构建过程中，士人群体发挥了主体能动作用，我们以文翁兴学于蜀郡为例对此进行分析。最后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分析了文教国家的政、教关系，概括出“政教兼体而分用”这样的结构性特征。
第六章研究文教国家的为政者——先进性领导者。我们首先指出，古典的君子、儒教所养成之士人，就是中国型国家的“积极公民”。随后我们对文教国家所特有的政治能动主体——士大夫，进行历史政治学分析，指出其统合了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官僚、政治家以及教化者身份，可定性为“领导性治理者”。士人—士大夫是道德—知识上的先进分子，当代的党员—干部与之保持了比较明显的连续性。
第七章讨论文教国家的治理机制。我们首先揭示了文教国家治理机制的突出特征：多元一体。随后比较细致地讨论了礼治，强调礼治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据此揭示礼治在郡县制的文教国家内部的作用范围和机制，认为其功能在于塑造和维系有情意的共同体生活。最后讨论文教所塑造之普遍秩序——东亚天下秩序，相比于以往的相关研究，我们强调了文教国家形态的普遍性维度，也就间接证成了现代文教国家普遍化的可能。
全书的结论一章则通过宏观历史比较揭示了文教国家形态之普遍理论意义，尤其是突出了其现实的实践意义。我们认为，从构造原理和绩效上看，文教国家既优于西方古代的神教统治秩序，也优于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自由主义国家——而这被普遍视为现代国家的“正统”，但本书的研究否证了这一偏见。相反，如果以文教国家为尺度来衡量，我们可以说，西方式民族国家、自由主义国家其实都是其现代国家构建不够成功的产物。据此我们得出结论：应当全面、认真地研究古、今文教国家，据以发展新的国家理论，它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也可以作为进行新的比较性研究的尺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这一理论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或可推动新的一轮世界性国家建设运动，即文教国家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