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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复杂、最高级的大规模组织形态是国家。国家（state）是生活在相对明确、稳定的疆域中、以多种纽带联结为一体的大规模人群组成之高度组织化的共同体。国家的联结纽带是多样的，包括宗教信仰、情感、经济社会关系网络等，但政治权力居于枢纽位置。政治权力是以对高度组织化暴力的垄断性使用为依托、强制疆域内一切个体和组织服从、维护公共秩序之权力。政治权力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的形成，行使这种权力的实体就是政府。政府形成之后，为了有效地组织、管理国家，必然综合运用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和机制。政府（government）是运用各种手段组织、管理国家之权力机构，政府所组织、管理的个体和组织就构成所谓的“社会”（society），国家是政府与社会以复杂方式联结为一体的政治共同体。
考古学把国家的出现作为一个族群进入文明状态的最重要标志，历史也已证明，国家的成败好坏直接决定族群之盛衰兴亡。因此，人类数千年来的思想活动基本上就是围绕国家展开的。形成于西欧的现代社会科学，同样以国家问题为中心构建、发展。在西方各国凭借坚船利炮建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后，这套知识体系传播到整个世界，包括中国。西方政治理论、国家理论在中国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学界以此研究古代历史，并以此作为现代国家构建之规范。
随着中国式现代国家之定型，西方理论的适用性成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已形成比较成熟、完备的现代国家形态，而在价值、制度、机制等几乎所有方面，均极大地不同于西方国家理论之界定。理论与现实发生了偏离甚至冲突，此时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抛弃失灵的理论，基于事实重构理论。这就是我们倡导历史政治学的用意所在，其基本方法论取向是，摆脱理论教条，面向实践及其所形成的历史，重建更为可信的新理论。本书就是循此进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将返回历史，发现和刻画中国型国家，重点是全面描述秦汉以来逐渐凝定的文教国家之构造和运作逻辑，据以构建一个新的国家理论框架。
本书的目标是理论性的，这就决定了在事实维度上，我们不能局限于就中国论中国，而须把中国事实置于动态演变的世界政治进程中进行比较性研究；在理论维度上，我们也不能自说自话，而须随时自觉反思、超越既有西方理论。据此，这篇导论将首先提供一个关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起源、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以展示中国型国家之世界历史地位，揭示西方国家包括其现代形态的地方性；其次，我们将简单回顾欧美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理论，对其偏失进行反思，证成基于中国事实另建国家理论之必要性；最后，简单介绍本书的宗旨、方法与论述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