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从世界范围看，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这群人以国家形态存在、延续和发展的时间是最为悠久的。中国文明的历史首先就是国家的历史。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普遍失灵之时，为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进入历史，首先就应当进入中国这个国家的历史。这就是历史政治学在中国兴起并将繁荣发展的文明理由所在，本书则是笔者近些年来循此方向进行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

本书缘起于如下理论性问题意识：西方主流哲学社会科学把兴起于西方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或民主国家（自由主义国家），确立为现代国家的正统。然而，它们果真是普适的吗？今日中国显然已经定型为一种现代国家形态，并表现出优异的整合、发展、治理的能力与绩效，但今日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西式民主国家。那么，我们该如何在理论上界定这一国家形态并证成其世界历史正当性甚至先进性？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书进入历史，从五千多年国家诞生、演变的超长时间尺度上，对中国国家形态进行历史政治学研究，最终提炼出“文教国家”的概念，用于宏观地刻画中国国家形态。

国家是人类所能结成的最大规模的组织化生活形态，它是整全性的，因而具有高度复杂的面相，所以对它的概念化、理论化可以从不同视角展开，比如从生产力形态的角度区分为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从经济社会形态角度区分为封建制国家、奴隶制国家等，从权力归属的角度区分为地主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等。本书则以教观国，从“教”的角度考察国家。

之所以选择这一角度，乃是因为，数量庞大的一群人为了组织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必须综合运用两种组织化机制——政与教。一切伟大的政治家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努力，一切伟大的政治哲学都在这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思考。政的本质是基于组织化暴力的强制；教的功能则是教化，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塑造共同体成员的合作倾向与合宜行为，甚至直接塑造普遍的国家认同。政、教兼备，国家始有全面归化民众，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但各文明的具体历史环境不同、发展进程各异，也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最为宏观地可以区分出中国式与广义西方式两类：颛顼、帝尧“绝地天通”，其教以敬天为中心，而天是无人格的；孔子对此予以发展，以先王之德、政典范施行普遍性教化。这就构成“文教”传统，三代礼乐之教是其初级版本，孔子之教是其高级版本。在亚欧大陆中部和西部，情况则大不相同，各文明由古典时代的多神教，经由轴心突破发展为一神教，始终以神灵崇拜为中心，且人格化程度不断加深，故本书称之为“神教”——在教义、教化方式、组织机制等方面，皆与文教大相径庭。

依据这些历史事实，本书重构了“宗教”这一概念。上文的论述中我们特意使用“教”而非“宗教”一词，乃是因为后者在现代中文中已被高度特异化，仅指称神教。返回历史就能发现，宗教普遍存在于人类各个文明，并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人类文明多样性，首先就体现在这一点上。这其中，文教与神教构成最基本的类型之别。西方学界基于“西方中心论”偏见，无视其他文明的宗教，于是，似乎只有西方式神教是宗教。对此，中国人普遍予以接受，造成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混乱，国内外学界就曾广泛讨论中国文明是否有宗教、儒教是不是宗教之类的问题。依据历史事实重构宗教概念，有助于回答这些理论问题——这正是历史政治学的重要功能所在。同时，发现文教——一种不借助人格化神灵崇拜而广泛进行国民教化的机制，也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故着眼点在于这样一种独特的普遍教化机制对于国家形态形成、演变的持久、重大制约作用。我们发现，中国文明与广义西方各文明分别以文教、神教广泛教化民众，也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态。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中国，政府主要以文教普遍地教化民众，我们称之为“文教国家”，它的价值、结构与运转逻辑截然不同于以神教作为教化机制的广义西方各文明的国家，对此，全书在比较视野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中国式国家之根本属性。

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进而把握世界政治发展之长期趋势。尽管经历了猛烈的外部冲击，也出现过一定的曲折，但中国式现代国家始终具有独特的价值、组织机制和政治生态——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的标志性因素。本书的研究表明，文教国家传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塑造性力量。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式现代国家形态广泛流行于世界，但我们也见证了无数国家建设的失败，今天在西方，我们又看到了普遍而严重的国家衰败。以文教国家为尺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国家、西式民主国家形态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就此而言，文教国家概念和理论是具有普遍学术与实践意义的。

姚中秋
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