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杨光斌

国际社会科学就是对各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叙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远远滞后，很多时候人们还在以外源性理论来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结果出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式现代化亟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而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没有自主的方法论，就不可能有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外政治学的发展历程表明，政治学知识体系通过政治学原理体系集中地体现出来。政治学的知识统摄性和社会科学学科基础性，决定了政治学原理的重构已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一、呼唤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原理

从古到今，任何政权都需要自己的“政治学原理”以论述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几千年的经史之学就是政治学原理，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政治学原理的经史之学被西方政治学取代，即以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和历史观去评判中国政治的对错与好坏，政治学从政治辩护的身份走向批判者乃至革命者的角色。从晚清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上流行的是源自欧洲大陆的制度主义，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政治学传统，即追问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19世纪欧洲普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体论传统在政治学方法论上就演变成制度主义，而制度主义方法论背后的历史观（或世界观）则强调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从著名历史学家基佐到自由主义大师穆勒都执迷于这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因此，制度主义方法论绝不是所谓静态的和法条主义等弊端所能概括的，作为流行的方法论事实上在普及一种历史观，即以此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好坏。这样的政治学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张力不言而喻。

1980年，中国政治学得以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得以系统化研究，中国政治的研究也开始被触及。但是，尚未建成自己政治学原理体系的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猝不及防遭遇美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深受美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大行其道。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就是把个人利益至上论加以学术范式化的包装，理性选择主义无疑植根于美国这个“天然的个体主义”文化。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理性选择主义所表达的历史观，即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就是美式代议制民主。以这样的历史观去衡量中国政治，学科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明显。

120多年的中国政治学之路并不平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但它们的学科化程度亟待提升；另一方面，在中国并没有思想根基的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化程度又很高，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影响深远。这一对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正如有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才产生西方政治学。各学科都在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但关键的前提是要有专属于本学科的方法论。

二、历史政治学的含义与功能

历史政治学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学科性方法论。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德国曾有发达的历史学派，英国至今是政史不分家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更应该拥有历史传统。几千年的政治史所塑造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的影响之深之远，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由此所蕴含的政治理论资源，无疑更是有待发掘的富矿。因此，历史主义方法论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鲜见。

然而，不同于含糊性因果律的历史主义，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追问的是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并以此发现理论。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是理解历史政治学的几个关键词。历史本体论重视历史的本质属性，社会史属性的历史和政治史属性的历史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历史连续性是说任何属性的历史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所谓时间空间化，意味着空间化形式的当下政治都是历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些关键词是解释性概念，不但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自我“中华化”，也能说明“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也可以用于比较历史分析去阐释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研究不同，后者主要聚焦于“事件史”，即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说清楚，属于历史学范畴；前者旨在回答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发现理论，属于政治学范畴。历史政治学也不同于西方流行的历史社会学，后者是从社会史出发回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两大主题，而前者则是从政治史出发寻找大一统国家延绵不断的内在机理。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首先具有论述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有了历史政治学，对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群众路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在历史政治学这里，民主集中制事实上传承的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大一统，而西方政治学推崇代议制民主。又比如，在历史政治学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下观的一种自然延续，而西方政治学更愿意相信基于实力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见，本土方法与外来方法对于中国政治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论。简单地说，历史本体论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性质迥异的历史政治理论，因此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具体而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多统”的社会史，它决定了“多统”之间为生存而争夺资源的对抗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对抗性的，而且是以个人权利为宗旨的，比如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理论。相反，基于国家统一的中国政治史发端很早，大一统国家的制度变迁重视的是由“致治”而达成的民心，即便是在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代，主要王朝追求的还是通过“致治”而实现大一统。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以民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可见，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流程，以此生产以概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不一样的是，历史政治学还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具有理论辨识功能。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这样的理论体系到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这样的方法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但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为普遍主义。有了历史政治学，很多流行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就可以得到检验而达成新的理解。比如，被奉为“历史终结论”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社会史演绎的对抗性制度变迁的一种制度安排；反过来，过去以“多统”之争、今天以党争民主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到头来又可能加剧社会史的“多统”之争，引发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问题。这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因实行代议制民主而出现无效治理的原因，美国也因此出现了政治极化的历史政治学。还比如，西方人为什么喜欢“修昔底德陷阱”的零和游戏？这同样是由历史起源上的社会史属性所演绎的“多统”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资源分配方式所决定的，由此造就的政治观或文明观就必然建立在对立和冲突之上。历史政治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多时代问题的政治起源。

三、基本概念重述与政治学原理的重构

按照知识诞生的时间性逻辑，政治学原理是由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政治、权力、国家、政体、政党、科层制、民主、治理等“概念集群”构成的。流行的概念演化为观念，观念演变为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目前对政治学原理中的上述基本概念的解释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产生于社会史的西方政治学，因此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是重述概念以达成新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重构政治学原理体系。历史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辨识功能有助于概念重述，因此它也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1.研究方法

中国政治学已经探索出基于自己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即历史政治学，并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突破口和新方向。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史政治学方法论几乎是为“两个结合”量身定制的方法论。

2.概念集群

关于政治。二战后世界上流行的就是源自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分配而被行为主义概念化的权威性资源分配，这显然是对抗性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理论。把政治定位为利益分配并以此而形成制度安排，必然是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导致社会的不公正。与此不同，国家史开启得很早的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地强调民心的重要性，为此必须实现“致治”和社会和谐。

关于权力。西方政治学的权力类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首要的，中国的权力体系由领导权、执行权、监督权构成。

关于国家。西方政治学讲的都是战争制造的民族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但几千年的大一统中国是由文明史观塑造的文教型国家，天下大同是其最高追求。

关于政体。西方政治学一开始就定义为权力的组织形式，但中国自西汉就开始讲“治体”，即如何维护大型政治秩序的价值、制度和方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与“治体”有直接的关系，与“政体”理论无关。

关于政党。现代政治中的很多制度诞生于古代，但作为组织权力的政党则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政治。尽管如此，在西方政治学那里，政党依然不过是对抗性资源分配中的利益集团型组织，这显然不能解释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属性。在中国，政党是拯救国家并组织国家的一个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学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

关于科层制或官僚制。西方流行的是马克斯·韦伯的非人格化的组织理论，但中国事实上是具有道德责任感的干部制。

关于民主。西方流行的是选举式民主或党争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源于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协商政治传统。

关于治理。西方治理理论的主体是社会组织，而中国则有几千年的“致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