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国家：中国国家形态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最新章节_姚中秋著

第二节
生产型国家：与西方军事贸易型国家的比较

生业是人类生存之本，人群解决生计的方式极大地决定其国家形态。在漫长文明史上，受制于地理条件、地缘格局、宗教信仰等因素，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必然积累形成解决生计之不同策略，从而建立不同类型的国家。以解决生计之道为基线考察人类初建国家以来五千多年历史可见，人类的国家形态主要有两种理想类型：生产型国家和军事贸易（或金融）型国家。古埃及和中国是前者的代表，唯前者早已中绝，中国保持至今，数千年来一以贯之——这就是文教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以西各文明的国家则普遍是后一形态，同样贯穿古今，美国作为军事金融帝国为其当代典型。我们将择取几个历史关键节点，对这两类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进行长时段宏观历史比较，证成这一类型划分之说，并阐明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形态是如何全面而深刻地塑造中国型国家之价值、制度的。

一、地理因素与中西国家形态在源头上的分叉

首先界定一下概念：国家是人群以政治和文化为纽带结成之大规模共同体，政府是其中以政治方式进行统治、治理之严密组织。生产是人们通过劳作加工自然资源以获生活所需物质资料即“生资”之活动，主要有农业和工业。所谓生产型国家意谓其国民大多数以农业或工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计，其政府以服务生产性活动为主要职责；所谓军事贸易型国家意谓其国民有相当大比例从军或从事远距离贸易或金融活动，其政府以长期对外征服的方式掠夺、积累财富，或以控制商路、进行海外贸易的方式获取、积累财富。

生产型国家和军事贸易型国家是国家形态之两种“理想类型”，中、西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国家多兼有两者，尽管如此，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必定各有所偏；从数千年时间尺度上考察，两种类型在地理上分化之大势至为明显：数千年来，中国基本上是生产型国家，西方历史上出现的重要国家尤其是其规模堪比中国之帝国，则基本上是军事贸易型国家，其高级版本则是军事金融型国家。

国家形态的这种地理分布差异是由地形、地缘、信仰等因素塑造的。人类古典文明形成于亚欧大陆（含北非），由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分隔为二：中国在其东端，自成一体；中国以西的广阔地区相互交流便利，另成一体，构成广义西方。文明赖以起步之农业在两地独立起源，但不同的人口、地理因素使其最终生成不同国家形态。

比较亚欧大陆两大农业起源中心可见，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黄土高原、汾渭盆地、黄河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丘陵都有大面积连片可耕地，各自可供大量人口居住，以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性活动自足地维持生计；这几大块地区也可无障碍地相互连通，人群的扩展、迁徙有足够广阔的空间。生计的同质化导致征服的收益十分有限，故其总体政治环境较为和平、宽松。倒是距今4200—4000年前的洪水威胁促使众多族群迁徙，聚集于豫西、晋南，由尧舜禹前赴后继，缔造成为统一的华夏国家，这是世界上很罕见的“广域国家” ，其经济基础是广阔地域内的同质化农业文明，民众、政府聚焦于生产，以更多衣食养活更多人口；战争仅发生于国家边缘，即抵御蛮族；由于国家规模庞大，内部分工细密，故商业交易基本上局限于内部即可满足需求。

孔子定型的六经也确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为国家之本。《周易·系辞下》有一大段叙述华夏文明之源与流，列在第一位的圣王是包牺氏，发明八卦以启人心智之蒙，又“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此为渔猎时代之写照。包牺氏时代之后，有“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即农业时代，其成熟标志是人们开始制作种植工具，这意味着手工业、农业是同步发展的。然后有商业之兴起：“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由此历史叙述可见中国人关于产业结构之集体意识：农、工为本，商、贸为末。

《尚书·舜典》记帝舜建立中国第一政府，显示了政府服务于生产之明显取向：帝舜命禹为司空，“平水土”，以利农业生产；命周人祖先弃为“后稷”，“播时百谷”，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又命垂为“共工”，负责工程和工业两项生产性活动。后世以“社稷”代指君王治理权，突出农为国本之大义。帝舜总共任命九位官员，显示政府有九项权能，其中三项与生产活动有关，可见中国人心目中政府职能之强烈生产取向。

由以上历史和观念的分析可见，统一的华夏国家以超大规模同质化农业生产体系为国本，人民重视生产，政府以推动生产尤其是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条件为己任，故此国家自始即为“生产型国家”。

此后夏、商、周三族均为同质的农业文明邦国，在其天下统治权之更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异质文明间的征服。其天子用兵，主要是在边境防御戎狄；其国家政策，始终以鼓励农业生产为主，如《诗经》所收之诗，凡关乎经济者全为“农事诗”——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门类，显示农业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这在其他各民族经书中是很少见的。

广义西方的农业起源地在西亚的新月沃地，此地面积有限而狭窄，与非农地区接近甚至交错。其地形破碎，故形成众多城邦国家，小国寡民，分散林立，长期互不统属，城邦间常有战争。故此地古典文明流传之史诗、经书多描述战争、屠杀。城邦国家难以自足，乃进行“跨国”贸易，苏美尔各城邦普遍有专门的商人聚居区。当然，这种密切交往形成了覆盖众多城邦国家的地区性文明、宗教体系，从而形成该地区政治分立而文明为一的格局。

同时，在这个地区，常有征服事件发生：强大的城邦征服其邻邦，但并不能实现政治统一，仅成为“霸主城邦”；更强大的征服力量则来自北方山地或南方沙漠，最终建立“帝国”。同时，两河流域整体上位于四通八达的商路上，其河流水运成本较低，便于进行远距离贸易，进而进行海上贸易。这种远距离贸易常表现为“贸易远征”，武装起来的商人团伙进行暴力抢掠甚至征服、殖民活动。这种贸易远征刺激周边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小亚细亚、埃及、爱琴海等地古文明之形成。

可见，最早的国家在亚欧大陆形成之初，东、西方即形成明显不同的两种类型：广域的中国国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商业活动内部化，故为生产型国家，生产是国家的生命线；广义西方地区则小邦林立，战争不断，城邦间、地区性贸易较为发达，对其国家，尤其是帝国的生存有重要意义，由此形成军事贸易型国家，战争和贸易关乎国家之生与死。

起点塑造了路径，此后数千年间，中、西方国家分别沿着生产型国家和军事贸易型国家的轨道发展，以至于今日，分野依然十分清晰。

二、罗马的征服性帝国与秦汉的农本国家

上节所论四五千年前的国家状态或许过于微渺，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国家之图景则是非常清晰的，且对今日世界有直接影响。略加考察即可发现，两者延续了最初就明显分叉的两种国家形态。

希腊海岸线曲折漫长，丘陵山地纵横，地形破碎；其古文明形成于北方民族之南下征服，在地理形势约束下，仍为小城邦林立之局；城邦内部，因征服而形成公民、奴隶等级之别。各邦之间争战不已，作为古希腊经书的《荷马史诗》主要记录其英雄跨海远征、劫掠财富之事。城邦国家规模太小，难以自足，不能不相互贸易，并开展对希腊世界以外的贸易。同样是因为规模太小，人口增长压力促其在外岛或小亚细亚远征以建立殖民地，或作为贸易据点。于是，战争、殖民、贸易成为古希腊城邦生活之主题。

这种政治状态严重约束了企图从精神上超越现实之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想象力。《理想国》卷二解释城邦出现之因曰：无人可以自给自足，人生所需多仰赖他人，众人乃集中在一起共同生活，以相互满足需要，这就形成城邦。城邦的成立既然缘于人的需要，当其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就不能不宰割邻邦；邻邦有同样的需要，于是不能不彼此防御，乃有城邦守卫者群体涌现——实为劫掠者群体。于是，战士成为城邦的统治阶层，《理想国》主体部分正是讨论如何培养战士保护城邦之德能。

继古希腊之后兴起的罗马共和国之军国主义性质更为强烈，通过数百年持续不断的征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征服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和人口，土地是最大的战利品，掳掠而来的人口则变卖为奴。在长达数百年的对外征服过程中，罗马贵族占据了大量地产，形成奴隶制大地产庄园制。罗马经济以农业为主，这一点与中国相同；但其基于征服战争形成的奴隶制大庄园，却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战利品、大地产等因素导致财富高度集中，这些人转而开始放债生息，催生了罗马城中颇为发达的金融业。在罗马之前，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通过征服建立过帝国，罗马帝国却最有典范意义。帝国形成于暴力征服，构造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间的等级结构；征服者以暴力维护秩序，获取贡金。帝国消除了各地间往来障碍，促进了贸易发展，帝国则收取税金。可见，罗马的国家收入直接、间接地来自暴力。

在亚欧大陆东端却有完全不同的故事。表面看起来，秦人同样有军国主义气息，以大规模战争扫荡六国，但两者性质实大不相同。周已构建了天下一统，只是不够深入；到春秋中期以后，诸侯国相互攻伐，然其均为同质化农业文明之国，有共同的文字、经典和政治价值，因而其战争指向了再度统一。秦也不例外，其战争不是征服他者而是恢复统一。大一统的秦朝国家固然系以武力构建，却绝非西方意义上的“帝国”。

秦朝的政制更证明了这一点：其综合此前各国之制度创新，大幅度深化了大一统，以皇权官僚郡县制建立了广覆盖、深渗透之直接统治体系——这是西方帝国体制从来没有做到的。汉武帝与儒家士人群体又在这一体系内建立了国家文教机制，对国民实行普遍教化。于是，在普遍皇权之下，数千万人成为相互平等的国民，士大夫对其进行直接的治理和教化，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广域“现代国家”。

秦汉国家的经济政策则经历过一次巨大调整。春秋后期各国日益激烈的竞争，给了商业尤其是“跨国”贸易以发展空间，战国时趋于繁荣。不过到战国后期，各国经济政策出现了一次大分叉：东方各国继续默认、鼓励商业发展，秦国的商鞅却聚焦于国王对国民之普遍统治权，而商业有可能削弱王权，故商鞅采取了驱民于农战、抑制商业发展的国策。秦国凭此“富强”，战胜东方各国。汉初同时继承了这两种政策，而以东方政策为主，因而商业趋于繁荣，金融业随之兴起，朝廷甚至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商人子弟亦得以出任官吏，甚至成为高级官员。此时，中国有转化为商业国家之势，踏在资本主义的门槛上。

但此时，儒家已有较大文化社会影响力，乃推进汉武帝逐渐转向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已有威胁皇权的社会支配权，汉武帝意欲打击之；商人兼并土地造成自耕农丧失土地，影响社会稳定，皇权和士大夫均不能容忍。汉武帝时代逐渐形成的“士人政府”乃一方面摧破商业豪强，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农业。于是，中国在偏离数百年后重归生产型国家旧轨。

秦汉和罗马帝国具有典范意义，中、西方国家形态由此固化：中国基本上保持了生产型国家形态，广义西方则涌现了一系列以征服起家、重视贸易的军事贸易帝国，如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所有这些帝国都形成于一个族群的持续对外征服，帝国存在的理由也在于持续征服，以劫掠财富和人口。一旦至其力量所及之最远处，无力进一步征服，无法向帝国中心输入财富，帝国就陷入政治危机而溃散、解体。蒙古征服性帝国的性质与此类似。

非常重要的是，征服大军总伴随着大批商人同行，带动贸易繁荣，因为战利品需要商人变现、交易，商人也负责为征服者远距离供应奢侈品。因此，征服性帝国上层圈子中总活跃着一批商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帝国统治，比如承担征税工作，元朝曾征用大量善于经商的西亚、中亚商人出任财政官员。当然，征服性帝国也荡平了异地交通往来之政治障碍，便利远距离贸易，帝国则控制商贸通道，坐收商税，以为税收来源。

总之，罗马以来亚欧大陆上几乎所有征服性帝国都把征服和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典型的军事贸易帝国。这与同时期专注农业生产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

三、明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欧洲的军事贸易体制

进入近世，即欧洲历史脉络中的“早期现代”，中国和欧洲间开始直接往来，世界市场趋于完整。令人惊讶的是，虽已置身同一市场，中西双方仍各守其国家之道。

早期现代欧洲历史始于世俗王权摆脱罗马教会控制，走向独立，相互之间乃展开频繁且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战争压力促使其建立和强化军队；为供养军队，各国致力于提高财政汲取能力，有学者谓之“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不过，对描述此类国家而言，军事贸易型国家这一概念或许更为准确。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驱使其向外寻找财富和资源，于是，各国竞相进行新形态的“贸易远征”：开拓海上航路，从事远洋贸易，同时进行远距离征服——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西欧各国逐渐完成覆盖全球的世界贸易网络的构建，最重要的是征服美洲，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了成串的贸易殖民点。由此，西欧各国得以从外部低成本地获取资源，其经济转入快速发展轨道。此种由战争驱动、以贸易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谓之“战争资本主义”。

但事实上，这一全球性贸易网络的首要构造者是中国人，即郑和的下西洋船队，欧洲人反而是后到的“搭便车者”。不管下西洋之目的何在，郑和船队没有攻占殖民地，也未持续进行国家贸易。当然，中国的海洋贸易事业并未中断，但多为私人贸易；政府甚至对其加以限制，而成为非法走私贸易。明朝后期形成了高度军事化的走私贸易集团，横行东亚海域；政府的海军却力量微弱，只能在陆上相当被动地防御所谓的“倭寇”。

可见，中国虽然进入了全球贸易网络，却未成为军事贸易型国家，至少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是如此。因此，在以印太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人主要负责生产，中国之外的商人负责贸易。欧洲人打通航路后，挤入其中，成为贸易商。正是通过他们，中国商品首次大量直接输入欧洲、美洲。欧洲人主导的全球贸易反倒驱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两种国家类型在此奇异地并列。

不过，生产与贸易之分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明清两朝政府轻忽贸易，流失大量贸易税收，故财力拮据，无法为生产活动提供更为便利、牢靠的基础设施，中国内部生产效率和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受到约束，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突破。同时，中国以本国资源为全世界组织生产，资源趋于枯竭，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引发社会危机，乾隆驾崩次年的1800年是危机显现点。

同期的英格兰却悄然发生工业革命，而这与其国家的战争、征服、殖民和贸易偏好有直接关系：战争要求改进军事技术，促进金属加工业、冶炼业发展；海外贸易要求改进造船、航海技术，促进木材、造船等产业和技术发展；殖民地人口需要宗主国供应各种生活必需品，刺激棉纺织业的发展；殖民地又为宗主国供应廉价原材料；这些贸易往来促进贸易繁荣，商业资本持续积累，促使利率下滑，刺激投资，涌入工业领域。凡此种种因素促进了技术改进和突破，最终形成了以石化能源为燃料、以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

英格兰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其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欧洲大陆、美国等国纷纷模仿，陆续完成工业化。于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生产中心。然而，几十年之后的19世纪末，英国的工业就已停滞不前，从“工业退向金融与贸易”，“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型经济体” ，显示了军事贸易型国家传统的强大力量。

至于中国，19世纪丧失了全球的相对生产优势，乃至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如此，之后只用了一个半世纪，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显示了生产型国家传统之深厚有力。

四、美国作为军事金融帝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中美是当今世界两大强国，再度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作为西方文明最后的“新大陆”的美国是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军事金融帝国，中国同样是规模空前的世界工厂。

美国建国，正值乾隆末年，两国势运截然不同：中国向下，美国向上。20世纪初以来，人们总结历史，多把美国的发达归结于其自由传统或宪政、民主制度。然而，这不过是“高贵的谎言”，误把思想史当成了国家史；又因为没有认真对待国家史，对思想史的理解也有严重偏差。

理解美国，当自如下事实始：美国始于英国殖民者之征服、殖民。北美殖民者走向政治团结的契机则是其组织成为民兵，参与大英帝国对法兰西帝国的殖民地争夺战。通过独立战争，北美殖民者赢得独立，但促使其独立的理由实为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纠纷。可见，美国的立国就是殖民、战争和贸易以复杂的方式推动而成的。

设计了美国宪制的费城会议制宪者则主要是大地产主、贸易商人和服务于这两者的律师。基于其传统，他们设计了以保护财产权为中心的宪法，造就了以战争和贸易为中心的国家。《联邦党人文集》提出的建立联邦政府之理由正是战争和贸易，如第四篇曰：“不管这是人性的多大耻辱，一般国家每当预料到战争有利可图时，总是要制造战争的。” 汉密尔顿除重视联邦维护安全的功能外，还高度重视其保障商业的价值，《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一篇对此有集中论述，强调建立海军对于维护美国海外贸易利益的重要性。在第六篇中，汉密尔顿自谓美国是“商业共和国” 。

美国开国之父也以战争状态想象人际关系，把战争思维用于宪制设计。《联邦党人文集》谈论最多的就是人的野心、利益、愤怒或恶意的激情。他们据此认知建构权力，汉密尔顿聚焦于集中权力，以使美国能在国际的丛林世界中生存、繁荣；麦迪逊聚焦于权力的分割和相互制衡，第五十一篇提出著名的“以野心对抗野心”的宪制设计原理：“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以战争思维设计政体，隐然透露出人类永在丛林状态之信念。

美国宪法序言则阐明建立联邦政府的目的是“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之幸福”，然而依《联邦党人文集》论述，此自由即是古希腊意义上的自由：免于外国之伤害，如第二篇所说：“他们用自己共同的计划、军队和努力，在一次长期的流血战争中并肩作战，光荣地建立了全体的自由和独立。” 如此自由观可以轻易翻转：美国一旦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即可对外征服，增进自由。美国的历史确实是如此展开的，甫一立国，即对外展开征服，以至于今，从而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帝国。美利坚帝国先后展开了四轮征服：

第一轮，贯穿19世纪，首先征服黑人，南方黑人奴隶制种植园持续扩张；其次，白人向内陆推进，殖民于印第安人生活区，最终圈定现有疆域，形成美利坚第一帝国。这里有明显的双重讽刺：首先，这两项征服发生在美国所谓自由宪政建立之后；其次，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们种植的美国棉花大量输入英国，支持其成为世界工厂，这是当时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支柱。

第二轮，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的19世纪中后期，美国宣布门罗主义，逐渐控制中南美洲，进而征服太平洋，包括侵略、支配中国，夺占菲律宾为殖民地，其势力伸入太平洋，成就美利坚第二帝国。

第三轮，二战以后，冷战时期，主要通过军事手段控制西欧、北非、西亚、东亚、东南亚。由此形成控制亚欧大陆边缘的美利坚第三帝国。

第四轮，冷战结束后，主要借助经济、贸易、金融等手段控制了中东欧，并把中国纳入其所控制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利坚帝国至此达到完备状态。

可见，立国两百多年间，美国持续不断地进行对外征服，首要形态是战争，20世纪初以来在世界大国中，美国发动和参与的战争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其国家大部分时间处在战争状态，这与古罗马相近，只不过其本土远离战争最常发生之亚欧大陆，给其国民和世人以和平幻象。也正是这一点让其权贵、国民对战争无切肤之痛，乃惯于通过战争解决国际问题和价值问题。

同时，美国的征服伴随着贸易和金融控制权之扩展。20世纪后半期，美国是世界工厂，其商品涌入全世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此时的美国还是军事生产型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方面四处进行军事征伐，另一方面以金融手段在全球汲取资源，从而迅速成为军事金融帝国。当然，美国没有放弃军事工业，因为军事力量是金融帝国之最终保障，但资本持续地从民用制造业部门流出，此即“去工业化”。军工、金融构成美国经济之两大支柱，高科技则依附于这两者：技术创新涌现于国家实验室或国防工程中，华尔街对其提供廉价资本支持，使之支配全世界。

在太平洋对岸，中国与美国反向而行：美国建国之时，中国陷入生态和社会危机；美国扩张为帝国的重要一步就是侵略、控制中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军事和贸易手段锁死了中国发展之路，中国在世界生产体系中日益边缘化。巨大的危机刺激中国人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俄革命、建设之路。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业化的决定性意义；通过列宁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危害和先锋队政党的力量，乃起而组织强有力的政党进行革命，首先是反帝民族革命；进而建立党政国家，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这为重建以工业为中心的生产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引入苏联或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但避免了沦为其依附者；另一方面，进行内部组织深化，集中了国民拥有的全部资源，首先是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用于国家认定的优先战略方向。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首先借助苏联技术和资本推进重工业化；80年代至90年代，借助海外华人资本和国内积累推进轻工业化；进入21世纪后，借助国内积累和欧美资本，再度推动重工业化。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进而迅速超过美、德、日三国之总和，拥有了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再度成为世界工厂，初步实现19世纪中期确立的目的：富强。这一富强之路是世界现代史上的显著例外：此前所有西方大国的现代化无不伴以战争与征服，东亚的日本也不例外——清朝在甲午战争后支付的巨额赔款，对东北地区、台湾地区、朝鲜半岛的控制，为日本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中国却主要依靠内部的组织深化实现了工业化。

可以说，美国和中国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即规模扩张型现代化模式与组织深化型现代化模式。美国持续扩张规模，占有更多外部资源，通过要素资源的数量累积，提高效率，推进工业化和其他领域的发展。美式自由观及其对产权的畸形重视，也以规模扩张为预设：资源充分供应，人当然是自由的；资源充裕条件下的政治当然以固定和保障产权为中心，而不必过分担心资源的生产。中国则在资源规模固定的前提下，通过组织深化，挖掘要素潜力，重建了生产型国家。

这一新的生产型国家已不同于过去数千年的传统形态。首先，产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其次，从政治角度看，党政国家的发展意识和动员组织能力是前所未有的，在生产体系中发挥了强有力的引领、主导作用；最后，贸易与工业化同步发展，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到全世界，又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这就避免了明清时代的资源失衡，因而具有可持续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尽管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却未进行征服、殖民，显著地有别于西方的军事贸易传统。

总结以上各节对历史关键节点的比较分析可见，自国家诞生以来四五千年中，中国基本保持了生产型国家形态；在广义西方则有军事贸易帝国之此起彼伏。当两种类型的国家在海洋上遭遇、世界体系趋于完整之后，出现过三个阶段不同的相对格局：

第一个阶段：从1500年到1800年，中国继续从事生产，西方进行贸易和征服，双方各得其所，保持平衡。

第二个阶段：1800年以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各国陆续完成工业化，一跃成为世界生产中心。但其政治偏好和国家传统促使其把生产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建立海洋殖民帝国，英国很快成为军事金融帝国。中国仍专注于生产，却逐渐丧失国际重要性。

第三个阶段：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过艰苦的政治、经济努力，再度成为世界工厂。西方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却重蹈英国覆辙，逐渐“去工业化”，转化为军事金融帝国。

历史显现了国家形态在中西方顽强的路径依赖。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偏离，很快恢复生产型国家形态；西方一度是世界生产中心，很快回到军事金融帝国传统。可见，中国之为生产型国家，西方之为军事贸易型国家，确有深层的政治、文化逻辑，而国家形态上的这种差异也深刻而广泛地塑造了中西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观念。

五、两类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举隅

晚近以来关于政治和国家的研究以制度为中心，最多加上政治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在此，西方被判定为自由的、民主的或宪政的或开放的，甚至自古就是如此；中国古代被贴上东方专制主义、封闭社会之类的标签，当代又被贴上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标签。然而，所谓民主或专制仅涉及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但人们建立和维护国家之目的终究是解决生计，改善生活。专注于政治思想或制度，仅及国家之皮毛。

解决生计的方式决定国家制度的底层逻辑，经济学对此有所涉及。但当代经济学主要研究给定资源之配置，问题仍然在于：资源从何而来？自由市场经济学倾心于私人产权，然而产权成立的前提是有财产，那么财产又从何而来？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也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市场的范围常由战争拓展，国家的金融优势始终依托军事力量。可见，当代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只盯住下游议题，忽视了政治和暴力，这始终是塑造市场规模、决定资源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配置的最重要方式，至少在西方是非常明显的。

历史社会学为社会科学研究“重新带入国家” ，尤其是通过研究现代国家在欧洲之起源，认识到战争、贸易对国家形成和维持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受此启发，试图在更长时间尺度内，依据国家形成的底层逻辑即解决生计的方式，辨析国家形态。以上分析表明，人群获得生资的方式塑造其国家形态。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对的，只不过其主要关注生产资料的归属，我们则进一步上溯至其获得途径，通过生产还是通过战争、贸易，获得资源的不同途径形成马克思所关注的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格局。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之核心议题都是获得生资、并在其成员中配置，以确保国家整体生存和发展之最优化。首要问题是获得生资，而生存环境、信仰、地缘格局等因素影响国家获得生资之途径，这些决定因素是长期稳定的，因而特定途径一经定型，就会构成其稳定的国家生存策略，后世历史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从而贯穿其古今历史。国家获得生资的途径无非有二：生产或转移，本国人民直接生产所需生资，或者把他人的生资转移到自己手中。转移的方式又有两种：使用强制即战争、征服，或者经过同意，哪怕是表面上的同意，即跨国贸易；而在历史上，这两种方式经常混合在一起。

经由以上历史考察可见，数千年来，中国基本上是通过生产获得生资的，原因在于，最早的中国之自然禀赋颇为优越，可耕地充足，故得以很早形成广域国家；地缘环境较好，山地民、牧人的威胁不大，相反他们还经常被农业区吸纳，转化为农民；人民普遍从事农耕，形成了重视生产、重视积累的社会结构，精英群体则形成了重农的政治价值体系。游牧民族大规模攻击中原地区已晚至战国后期、秦汉时，此时中原的生产型国家传统已十分巩固，且人口规模庞大，政治组织坚固，故有能力抵御游牧民，并击溃或消化之。

广义西方则是另一种情形：早期文明起源地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的地形比较破碎，可耕地分割为零散小块，乃形成分立的小型城邦；山地民、牧人与城邦在地缘上错综而居，其生计艰难，乃觊觎、进攻、征服城市，建立或重建国家，并成为统治阶级。他们厌恶生产，偏好生资的转移，因而继续进行征服，或控制商路，由此形成军事贸易型国家。

这两种国家形态形成的过程就是生资的配置过程，也造就其完全不同的内部政治格局和政治精神。

首先，从国家精神和其主要国务来看，两者的区别至为明显：军事贸易型国家必然是军国主义国家，政府和民众热衷于征服、战争，战争是国家日常事务，这必然导致军事权力在其政治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在罗马，军队是政治的中心，皇帝首先是军队统帅。大英帝国和美帝国同样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中国则不然，民众普遍以生产为业，政府以服务生产为主要职能；皇帝当然是最高军事统帅，但绝不以军权为荣耀，绝大多数时候文官控制军队。

其次，两类国家的内部政治结构完全不同：军事贸易型国家构建了多重政治等级制，生产型国家则是普遍平等的。

军事贸易型国家的等级制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征服造成的身份等级制。国家以征服方式创立之初必然形成两个等级：征服者转化为自由人即公民，被征服者沦为奴隶。古希腊城邦国家多有此类内部等级制。等级制造成国家的封闭，又有所谓“异邦人”。国家建立之后，持续不断的战争也继续制造奴隶，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随处记载了胜利者将被征服城邦之人民“降”为奴隶之事。故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希腊意义上的自由之义就是城邦免于被他人征服。

这种等级常以种族划分，故军事贸易型国家多为种族等级制国家。此制常见于古代，也是美国之根本宪制。费城制宪会议经激烈争论后保留了黑人奴隶制，并将其写入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区分了三等人：白人殖民者及其后裔是自由人，拥有完全的公民权；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是化外人，没有公民权；“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即黑人奴隶，作为活动的财产，拥有五分之三公民权。19世纪的美国最高法院多次重申维护种族等级制。可以说，种族主义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当然也就是其难以根除之痼疾。

第二种是财产等级制。政府长期对外征服，掠夺资源，本身又在其国家内部制造“财产等级制”。罗马最为典型：高级军官在征服中大肆劫掠，积累土地、动产等财富，由此或者巩固其古老的血统贵族地位，或由平民上升为“显贵”。事实上，所有军事贸易型国家都倾向于制造或维持贵族制。血统贵族主要形成于征服，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属于此类；在征服和贸易远征中获得财富的平民也努力跻身于贵族之列，比如16世纪以后的英国，进行贸易远征的商人凭借财富上升为贵族。美国对黑人、印第安人的内部征服和海外征服也造就了一个财产贵族群体。总体而言，军事贸易型国家的权贵常有两类：军事权贵和贸易金融权贵，前者也必然拥有巨额财富。二战后，美国形成了其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比如石油、军工财产贵族，典型者如布什家族；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则形成美元霸权，金融权贵迅速形成并与帝国共进退。

第三种等级制存在于帝国体系内的国家之间。军事贸易型国家常构建帝国，帝国未必完全消灭其所征服的国家，而是建立国家等级体系。近世的大英帝国和美帝国就是如此，以强制和半强制手段把附庸国资源转移到宗主国，并利用其资源进行更为广泛的征服和控制。

可见，军事贸易型国家制造和维护内外多重等级制，故其政治始终首先是身份政治，身份对每个人至关重要，由此在其历史进程中，追求身份平等就是政治的主题之一，不具备公民身份的人追求公民身份，或者公民身份不完整的人追求完整的公民身份。比如在古罗马，意大利人发动暴乱，以争取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在美国，黑人以暴乱、社会运动等方式争取白人享有的公民身份，华人、拉丁裔也先后争取其公民身份。美国民权运动似已成神话，但其前提恰恰是公民在宪法上的身份不平等——原始的种族政治始终是现代的美国国家生活之核心议题。

同时，在经济上，军事贸易型国家通常制造和维护奴隶制或半奴隶制劳动。古希腊、罗马共和国、帝国都以奴隶劳动作为经济基础，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总结出“奴隶社会”理论。南方黑人奴隶制庄园也是19世纪上半期美国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宗主国也会把附庸国作为集体奴隶进行超经济剥削，比如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军事贸易型国家（或其高级版本军事金融帝国）是内在地不正义的，是在劣质自然禀赋约束下，因生产能力不足而被迫演进形成的不人道的集体生存策略。此类帝国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在一定区域或世界范围内，通过区隔等级，对资源进行有差等的配置，强制资源集中流向武力强大的国家，附庸国则被压制、锁定在生死线上甚至在此线以下。等级制的政治逻辑也贯穿于宗主国内部：通过区隔、固化社会等级，资源集中流向少数权贵，多数人被剥夺一切人身自由，仅维持基本生存，永远没有改变境遇的可能。

自由、共和、民主、财产权等西方核心政治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生成于军事贸易型国家特有的身份政治历史之中：“自由”是与被征服和奴隶身份相对而言的，把自由招牌举得最高的两个现代国家——英国和美国，其国内的不平等恰恰是最严重的。 “共和”通常是血统贵族、财产贵族的寡头统治，“民主”健全运作的前提是奴隶从事生产，以使公民有闲暇参政。 “财产权”是贵族永远保持其财产的法律安排。进入现代后，这些观念确实经过了一般化转变，似乎惠及所有人，但其与西方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之间仍有隐秘联系，比如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金融自由化，就是要求所有国家放弃金融主权，任由英美金融贵族掠夺。

中国作为生产型国家，国家结构和观念却与此完全不同。

生产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即《大学》所阐明者：“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历代政府之国策是从制度上确保大多数人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在农业社会是保有小块土地，家户独立耕作，在工业时代则是保有就业机会。产权的平均分散，造就和保障政治上的相互平等，三代井田制正是如此用意，战国以来的自耕农家户所有制支持了秦汉的“编户齐民”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所有人实现政治和法律上的相互平等，不存在贵族等级，即便汉末到隋唐之间有世家门阀，其根基亦非征服或财富，而是以文化优势构筑之政治优势。

由此涉及生产型国家与军事贸易型国家的一个重大结构性差异：前者实行直接统治，后者通常实行间接统治。这一点在帝国体系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宗主国不管理附庸国内部事务。在其国家内部亦然：军事贸易型国家总有某种程度的贵族制，贵族控制依附性人口，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如此，美国南方奴隶制庄园体制同样如此。

此处又涉及国家与帝国之别：较大规模的军事贸易型国家必为征服性帝国，而中国虽然规模极大，却始终是一个国家。这两者在统治精神和方式上有重大差异：帝国以宰制者立场对待附庸国，一心进行掠夺，获取霸权租金，而不关心其发展；对附庸国来说，帝国则是纯粹他者的统治。晚近以来的帝国理论反复向我们阐明帝国的好处：相比于城邦国家，帝国容纳了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的代价却是国家、种族、民族间的不平等。中国式“国家”则是共同体的自我治理。“国家”一词本有以国为家之意，以家想象国，君王、统治者“作民父母” ，谓其对万民有深厚情意，而绝非单纯以暴力统治，更不是作为外来者一心进行掠夺。君王一体对待所有国民，平等地为其开放发展的机会、条件，国民以其生产剩余供养政府，用以生产公共品。中国式生产型国家是国民相互平等而有情意的共同体，政府、国民是一体的，由此保持持久的国家凝聚力——对此，我们将在第三章予以详论。

因此，这两类政治体在道德上有高下之分，其政治效率也有高低之别，最直观的表征是：拥有同样甚至更大土地面积和优越资源条件的欧洲或美国的人口规模始终小于中国。这意味着其国家机制未能有效地引导资源全部用于“人生”，此非政治之善。也因此，两类国家的长期走势有很大不同。

军事贸易型国家必须不断对外扩张，呈现为两种形态——军事征服和贸易金融扩张，经常还有宗教扩张与之并行。经由扩张，从外部持续获得利益，输入内部进行分配，这是保持内部秩序稳定之关键。那么反过来，一旦征服了所有可征服之地、无可掠夺之后，外部利益输入减少或中断，国家就会陷入“内卷化” 。故帝国构建完成之时，就是其走向崩溃之始。今日美国已陷入这种困境。军事贸易型国家也会以另一种方式终结：以征服建立，以暴力维系，必因暴力衰落而被拥有更大暴力者替代。不管途径如何，历史上所有军事贸易型帝国都解体了，且不能重建。因为其仅有规模扩张，没有深化内部政治、文化纽带，因而没有内在凝聚力。

中国之作为生产型国家，主要通过内部组织深化提高生产效率，并以梯度发展模式，由中心向边缘逐次推进，对所有国土进行深度开发，以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由此，技术改进也得以扩散。国家权力所到之处，积极对国民进行深度教化，使之形成文化认同，此为国家认同之本，因而其国家凝聚力持续强化。多重凝聚力构造了大一统，这又有利于国家组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现代中国的翻身仗还是依靠这一优势，证明了生产型国家之长久生存优势。

中国作为生产型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给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希望。欧美国家普遍通过对外征服、扩张实现现代化，这本身是不道德的，在今日世界也完全不可行，因而其现代化模式没有普遍性。事实上，过去一百多年来新增的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均为生产型国家。这显示了生产型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可行的、普遍的：通过提高内部组织化水平，借用外部资本和技术，是有可能实现工业化的。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这些国家提供机会。英、美也曾推动、主导经济全球化，但始终以军事开路，以贸易、金融为主要手段，两者都有掠夺性；即便其投资于生产活动，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服务于金融控制和掠夺。这样的全球化形成并固化中心—边缘结构，全世界的收益不成比例地流向中心地带，边缘地带普遍被锁定在欠发展状态；反过来，边缘地带的购买力低下，又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始终为需求不足所困，从而周期性爆发金融、经济危机，世界的底层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