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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在中国古代不是一个研究的专题。中国古代哲学家至少先秦诸子都没有正面探讨过爱情，但可以从他们的思想中推出他们对爱情的看法。中国古代的“爱”与“情”不同。爱，繁体为“愛”，今天发现的最早的谈及“爱”的文献是战国时代的，即1977年河北平山县三汲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方壶、中山王圆壶的铭文。中山王圆壶中的“爱”字与“慈”相连使用，是“仁爱”“慈爱”的意思。《说文解字》曰：“爱，行皃。从夊，
声。”爱原本是“行走”的意思，大概是指为什么事而奔走，与西方的“爱欲”不同。
《康熙字典》中的《正韵》曰：“仁之发也。从心旡声。又亲也，恩也，惠也，怜也，宠也，好乐也，吝惜也，慕也，隐也。”《孝经·谏诤章》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
“爱”也是与“慈”相连。邢昺疏：“爱者，奉上之通称”，胡平生注：“慈爱，指爱亲”。可见，“爱”主要是“慈爱”的意思，“通常指上对下”
，比如君王对大臣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当然有时候也指孩子对父母的爱。
“情”早期既有“情实”的意思，如“夫道有情有信”（《庄子·大宗师》）；也有“情感”“情绪”的意思，如“人故无情乎？”（《庄子·德充符》）作为“情感”“情绪”的“情”在先秦已经广泛使用，具体包含“五情”——喜、怒、哀、乐、怨。中国人讲的“七情六欲”中，“七情”一般指“喜、怒、哀、惧、爱、恶、欲”，其中的“欲”是“求也”，就是有所求，而不是指西方意义上的“爱欲”“情欲”“性欲”。“六欲”在佛教中指“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相欲”，“欲”有“色欲”的意思。儒释道三家在“欲”上都非常敏感，都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对多欲、纵欲几乎都是批判的。宋明时期，更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多欲、纵欲不仅伤身，而且是不道德的，但对“情”并不激烈反对，认为“情”不要伤身就好。
中国古代讲的“爱情”更注重于“情”，“情”是性情的问题，“欲”是色欲的问题。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主张的是“发乎情，止乎礼”，情感是要符合礼乐精神的，一旦违背了“礼”，就容易变成“色欲”。中国儒道对“情”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儒家更注重“情”的合适与否、情礼关系以及由“夫妻之情”带来的“亲子之情”的重要性；道家更注重“情”的自然发生，尽情尽性，并不将其与伦理道德捆绑在一起，也不强调它在传宗接代上的意义。文学中表达的爱情大部分是以道家对抗儒家，比如《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都是反抗儒家的“礼教”，弘扬自然之情。到现代，经过五四运动，对“礼教”的批判更为激烈，很多小说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巴金的《家》《春》《秋》，都是批判封建礼教、家长制导致的婚姻不自由的。
西方重“欲”，中国重“情”；西方重“真理”，中国重“真人”；西方重“自由”，中国重“节制”，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中国”是指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很大，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生活方式都比较相似，所以现代中国的情感问题与西方就对接上了，爱、性与婚姻中的各种问题与西方相似。
我们先简要列举中国哲学思想中六个有代表性的爱情观，之后还会具体分析。
老子讲“道”，不讲“情”，但可以由“道”观“情”。从《老子》的角度看，爱情是“阴阳和合”的天道法则在人事中的一种体现。万物都由阴阳构成，阴阳对生才能创造新的事物，男女是一对阴阳，相互需要，相互吸引，这是一种符合“道”的自然而然发生的人类现象，是“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之“自然”法则在人间的体现。讨论两性之“情”是比较晚的事，“阴、阳”在《老子》这里还是抽象的用法，阴阳互转是一种意义结构，这种结构产生的意义是源源不断的，即“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就是道的表现。这种意义结构充满了“反”的特征，这种反的态势就是“柔、弱、虚、静、如婴儿”，进入这种境地，意义才能源源不断。爱情也是如此，越强硬，越有规则，越现成化、对象化，爱情双方的关系越是死板的，就越生不出意义来。
《老子》中也有具体的“阴阳之气”，如第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与《易传》的思想相通。《易传·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二者是相通的，都代表中国早期的宇宙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构成。后来河上公发展了这一点，将阴阳诠释为阴气、阳气，阴阳合和而生出和气。其注《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天地（人）共生万物也。天施地化，人长养之。万物无不负阴而向阳，回心而就日。”
人本身是阴阳之气氤氲造化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爱情就是男女“阴阳之气”的融合。阴阳合和乃是天地的秩序，也是人伦的秩序，甚至是政治的秩序。他的观点与《淮南子》中的观点相似，都把“阴、阳”具体化为“阴气、阳气”。“一”乃道，“二”乃“阴、阳二气”，“三”乃“和、清、浊”三气，万物乃“天地”所生，也就是阴阳之气的不断作用、不断交融所生。人就是这种交融所创生的最重要的存在，但人与动物、植物不同，人有丰富的情感，后来男女阴阳和合、氤氲化成的事被称为“爱情”。
孔子也没有专门谈爱情，但是谈了“仁爱”。夫妇之爱当然包括在仁爱之中。孔子对亲子之爱的重视甚至胜过夫妇之爱。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的“爱人”（《论语·颜渊》），后来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这是泛指人与人相处的“仁”，是仁爱的原则，具体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自由原则，“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的是非原则，“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的谦逊人品等。从这个角度看，爱情是夫妇之间的“仁”，也应该包含自由的精神、是非的观念与谦虚的人品。那个时代是先结婚后恋爱，结婚之前大多数双方根本没见过面，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只能在婚姻中去实现这些爱情的仁的原则。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强调夫妇不同，有分别，互相尊重，这是夫妇之“礼”，比如我们说的“相敬如宾”。礼就是爱的外在表现。内有仁，外有礼，才是好的爱情。
从孔子的角度看，爱情并不都是后世所理解的女性对男性的服从，也包含着美好的男女情感，所以孔子删《诗经》并没有否定《关雎》的本意。爱情的美好在于琴瑟和鸣。这种美好不仅来源于精神与肉体生活符合“礼乐”而带来的生动美感，也体现在互相有距离，有陌生感的一面。孔子删改过《诗经》，认为“《诗》三百”的灵魂是“思无邪”；他评价《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都充分显示了他对男女之情的看法：快乐但不能过度，哀婉但不能悲伤，男女之情重在节制，理性与感性相融合，情感自我调节，符合中庸的美感。男女的恋爱应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循序渐进，有礼有度，在音乐中引发真情与共鸣，经过时间的酝酿而逐渐成熟。《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话：“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丈夫对妻、子要以“敬”为本。
对妻子要不远不近，有爱有敬，这不只是摸索到了女性的脾气、气质，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对爱情双方的提醒。男女之间的距离要刚刚好，这样才有回荡，才有美好，才能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孔子不主张爱情或婚姻随便中止，因为夫妇是“五伦”中最重要的一伦，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根基。婚姻的意义大于爱情，婚姻的意义是建立一个“家”，“齐家”是修身的目的，是“治国”的前提，是“平天下”的基础。
“忘”是很高的境界，是相爱双方的自由与洒脱境界。《庄子·大宗师》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两条快要死的小鱼儿在一块儿，还不如各自得到江湖，这个江湖就是自由。自然和自由是道家认为的情感中最重要的东西。庄子是爱自由的人，他的“自由”是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自在，是“不系之舟”的无求。后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正是在儿女情长的烦恼中由这“不系之舟”悟出了自由的重要。曹雪芹引用了《庄子·列御寇》篇中的“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为贾宝玉打开了新的爱情局面。
《庄子·大宗师》还记载了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的妻子死了，他为什么不伤心？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庄子说刚开始也不是不伤心，后来发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生命有始有终不过是大自然的规律，爱的人又回到了更大的床上，有什么可哭的呢？祝贺她回归自然了就好。所以，从庄子的角度来说，爱情是夫妻之间深刻细腻又具有超越性的感情，它既是遵循“道”的“理性的深情”，也是需要“安命”的豁达之情。这样的爱情才是放松、自由、自在的，是艺术化的。
古代的爱情关系也就是“夫妇”关系。从子思的《中庸》来看，夫妇的爱情是难以说清楚的情感关系，需要“中庸”的思维、“难得糊涂”的智慧、连圣人都未必理解的“痴愚”。爱情与婚姻是这“痴愚”的产物，太过精明和太过理性的人可能都无法经营好爱情与婚姻。《中庸》第十二章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夫妻关系最为重要，君子之道的起源就在这里。夫妻关系处理好了，其中就有君子之道。因为夫妇之间需要“愚”的智慧，这样才能相处得好。夫妻之道也是天地之道。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爱情与婚姻中需要几分“愚”，夫妻之间无法绝对地平等，也不能彻底地明察，而是需要相互之间“看破不说破”，包容彼此的弱点与缺点，时时反思自己。古人当然也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他们也想经营好夫妻的感情，更好地养育后代，不能只靠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来过日子。事实上，我们无论从《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在水一方”的姑娘，汉乐府中“乃敢与君绝”的妻子，还是卓文君、李清照、王弗、王闰之、王朝云、陈芸等女性身上，都能看出她们的爱与被爱的丰富感受，古代诗人、词人、小说家都有对夫妻生活的美好的描述。这夫妇之“愚”是表面上的顺从，实际上的互相包容，目的是达到夫妻关系的和睦、和谐。天地和才能生养万物，夫妻和才能家庭幸福。
禅宗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与道家在思维上有着密切的关联。禅宗重“空”，道家重“无”，异曲同工。在思维方式上，都是强调“不落二边”。禅宗的经典《金刚经》《坛经》至今仍影响着现代人。《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一切所思所念都是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没有自性。能看到这种无常的，了悟这种空性的就是“觉”。《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切现象与空不二，空与一切现象不二，现象即空，空即现象，所以现象不是实体，空不是虚无，我们要不执于有，也不执于空，爱情产生时，不意味它是永恒的。爱情消失时，也不意味着它是彻底的灭，灭了还可以再生。
印度中观派已经将“非有非无”的“双遣”思维发挥到了极致，影响了中国哲学。龙树主张“缘起性空”，认为事物本来就是空，空为“自性空”“本来空”。他主张从“空中观有”，即不执空以否定有，也不执有以排斥空，提出“空、假、中”三谛的“中道”观。《中论·观四谛品》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万事万物是众缘具足，和合而生。物属众因缘而没有自性，即自性为空。但要向众生传达这空性，只能用名，此名是假名，即假借之名。故不能执着于有，也不能执着于无，需远离一切偏斜之道。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构成，我们说出的都是“空”。从禅宗与中观派来看，爱情是缘，本性是空，无论是善缘还是孽缘，有生有灭，如梦如幻。看到爱情的空性，就不会攀缘，不会颠倒错乱。
张祥龙先生没有直接论述爱情，但他在书中与文章中有一些与爱情相关的论述。他肯定的是《红楼梦》中的爱情——贾宝玉的“痴情”，并且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同。“痴情”不只是《红楼梦》中的爱情方式，也与人的亲子之“痴情”有密切的联系。他说：
痴者一方面通灵于生存境域，因此“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另一方面，柔情缱绻于此境而又不知如何从容对付境中体制构架的逼迫……“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非有此“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又如何见得人性根底处的梦境，又如何能尽性尽意地体现出人生虚幻中的真情。
这“痴情”体现在宝玉的“意淫”。《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仙子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
贾宝玉的爱情实际上是对清澈洁净的“女儿性”的爱，而不是肉体。张祥龙先生说，他特别看重的就是《红楼梦》里面表现的痴情。
《红楼梦》的关键是，不但色即空，同时还有空即色！这个色你可以解释为色欲，也可以解释为人生现象。这个空本身会带有情，带有色，带有世界。所谓意淫和痴情这个状态，它不是情欲，它恰恰是情在空本身带有的那个色，是发生和运作在空中的那种情。所以这个情是痴情，它完全痴情于情本身。
这“痴情”是一种赤子之情，因为纯粹，所以清新、美好、出奇。它又实实在在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在生活的细节中，吃饭、喝茶、贴对联、过生日、读书、联诗、挨打、拌嘴、温酒、葬花，你一言我一语，吃醋使小性子……宝玉、黛玉的爱情的展开都是具体的，有人情味的，有生活气儿的。这纯真之情与亲子之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一样地动人。张祥龙先生说：“那些‘求爱的情人们’，就像《关雎》所显示的，也是‘相当频繁地用儿童语交谈’，情到浓时就爱用牙牙重复化地‘低声软语’或‘咕咕语’，否则会觉得不过瘾。”
幼儿与母亲说话的时候就爱用这牙牙语、重叠语，如“抱抱、亲亲、好好、觉觉”。恋人最美好的情境恰恰就是回到小孩子的状态，互相亲昵，软语温存，不自觉地用起了重叠语。
当然，以上这些都不能代表所有哲学家对爱情的看法。从中西方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等不同专业、不同视角看来，爱情更像是万花筒，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不是几个理论能够穷尽的。所以，本书中篇会结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文学家的看法，将爱情具体分为九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来探讨：叛逆之爱、依附之爱、分裂之爱、滋养之爱、精神之爱、自由之爱、放手之爱、危难之爱与控制之爱。下面我们就来进入这场奇妙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