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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之爱”中我们选的第二个案例是杜拉斯，这是个现代西方案例。一来她的原生家庭问题与婚恋方式的选择都很典型；二来她是女性，女性的叛逆更加不易，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无法根据仅有的资料完全了解现实中的杜拉斯，而只能结合小说与作者的经历，去对她的代表作《情人》以及作品背后的她进行分析，来看看原生家庭对她的爱情的影响。
杜拉斯的《情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的是她15岁在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湄公河上与一位华侨富商子弟相恋，最后迫于各种压力分开的故事。该书于1984年出版，杜拉斯因此而获得了龚古尔奖。这本小说很特别，它不是一个酝酿很久、处心积虑奔着得奖去的大部头小说，相反，它是一本由札记拼凑出来的6万多字小书。它的缘起是杜拉斯要出版一本有文字说明的相片集，在整理的时候发现少了在湄公河的这一张，于是帮她整理照片的扬·安德烈亚建议她把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写出来。这部小说诞生于偶然，出版后就成了经典。一个法国白人少女，在越南遇到一个有钱而深情的中国男人，这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情人》有个最经典的开头：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段话很美，也很感人，因为爱情这种东西很难超越“颜值”，但是在这段话里它超越了，在人生的长河里最后波澜不惊的阶段，时间酝酿出了超越形骸的爱情，这才是很多人真正想要的爱情。过滤掉了年轻时的情欲冲动，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沉淀下这样深沉的情感。尤其当一个快70岁的老人写下这段话时，她一定感动了自己。这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对她说的话，而是现实生活中她的最后一个情人扬·安德烈亚写给她的情书中的内容。
将这段话与《情人》的结尾一起读，更能捕捉到杜拉斯的用意。结尾写道，她在离开情人后的一次航行中目睹了一个年轻人的死亡，他也是17岁，突然跳河了。杜拉斯说：“这年轻人打牌打到一定的时间，一言不发，把牌放下，走出酒吧间，穿过甲板，匆匆跑去，纵身一跃跳下海去。船正在快速航行，待船停下来，尸体已不知去向。”
这个男孩的死没有人在意，他的尸体无人打捞，悄无声息，就像从来没有在人世间存在过。“船在第二天黎明又启航了。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船竟自远去。太阳升起，大海茫茫，决定放弃搜寻。永远的离弃，分离。”
人的消失如此容易，生命如此虚无，死亡如此平常，那么，到底什么能让我们感到我们存在过？这本书看似是在写爱情，其实是在写存在。“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爱情消失的时候，同样有死亡一般的虚无感，每个炽热地爱过的人可能都会在爱情消失的时候产生过这种撕心裂肺的感受。
由于种族歧视与财富悬殊的存在，她与中国情人的恋情被迫中止。现实中的这个情人叫李云泰，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富商小姐，杜拉斯强忍伤心，乘船返回了法国。无论是年龄、种族，这都是一场叛逆之爱，是对她自身家庭的逃离。杜拉斯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呢？
从来不讲什么你好，晚安，拜年。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从来不感到需要说话。就那么待在那里，离人远远的，一句话不说。这个家庭就是一块顽石，凝结得又厚又硬，不可接近。我们没有一天不你杀我杀的，天天都在杀人。我们不仅互不通话，而且彼此谁也不看谁。你被看，就不能回看。看，就是一种好奇的行动，表示对什么感兴趣，在注意什么，只要一看，那就表明你低了头了。
她的母亲冷漠、苛刻、偏心、歇斯底里，只喜欢她的大哥，不喜欢她的小哥哥和她。她的大哥暴力、赌博、偷窃，喜欢打人，这让她恐惧、厌恶，又无力反抗。她喜欢柔弱的小哥哥，与小哥哥有一段不伦之爱。她爸爸很早就去世了，她妈妈很辛苦，生意赔本，被人骗财，后来创办了一所学校养活他们。所以，杜拉斯对她母亲的情感是爱恨交加的，她很小就想要逃离这个病态的家庭。她的爱情从常人的视角看是扭曲的。现实生活中的杜拉斯至少经历了七段爱情，每一段爱情都在治愈自己童年遭受家庭的暴力、冷漠、亵渎。
小说非常细腻，对“她”的帽子、裙子、鞋子、辫子都写得非常详细，透露出了她原生家庭的贫穷和对她的不重视，她也养成了看起来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她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爱这个中国男人，至少能肯定的是这个男人是爱她的，给她温暖，给她一个可以暂时逃离原生家庭的情感上的家。她母亲与哥哥不只是反对，而且是极尽侮辱、殴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家庭，她母亲并非真的发病，只是想通过打她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不满与内心的痛苦。
我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嗅我的内衣，说闻到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进一步还查看内衣上有没有可疑的污迹，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婊子，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
这样的家庭氛围是冷漠、恐怖的，互相视对方为不存在，你看对方一眼就输了。她与已经订婚的中国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母亲与哥哥知道后对她毒打、辱骂，要毁掉她的名誉，这是她叛逆的代价。她的情人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是他父亲的，因此无法决定自己的婚姻选择。两人都渴望自由，渴望强大的人相拥取暖，他们知道没有结果，但依然爱着。这爱虽然更多是肉体意义上的爱，但也足以温暖她的记忆。在他们的性中，虽然也有快乐，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融合”。她记得他，是因为他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她在爱情中感受到孱弱与无力、无奈与分离，但至少比起她的原生家庭，她在“情人”这里是温暖的、自由的。
“她”在这段初恋中没有找到两个人的“合一”感，在性中其实是“陌生人”。只因为他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才记忆如此深刻。这种分离、分裂、破碎、痛苦、虚无感是她的原生家庭给她的。她与他的第一次的性爱中，当他说爱她时，“她没有回答他。她本来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就在一刹那之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
。这是一场扭曲之爱，他们展示给对方现实中的伤口、失落、空虚与无奈。
熊哲宏曾对比《情人》与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不同的性心理描写。《情人》说：“我注意看他把我怎样，他以我为用，我从来没有想到竟可以这样做，他的所为已经超出我的希求，却又与我的身体固有的使命相吻合。这样，我就变成了他的孩子。对于我，他也变成了另一种物。”这里透露了她的性爱感受是陌生的、疏离的，不是亲密恋人之间对等的性，她更像个孩子，对方更像个“物”，“在性行为过程中，性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本质上是分离的：彼此之间不认识，不沟通，不理解，彼此成为对方的一个异己的东西——无论是‘孩子’还是‘物’”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则是彼此交融的：“他的醒来使她睡意全消。他坐在床上，低头看着她。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自己的赤裸，看出了他对她的直接认识。男性对她的认识像是一种流体，从他眼睛里流到她身上，舒适地把她包了起来……”
主人公康妮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原生家庭和成长过程，所以二者的性心理与性体验也不同。
《情人》中的“她”在叛逆的爱与性中逃避原生家庭、报复原生家庭，不是发乎自然的爱，只是短暂的温暖，并不能治愈原生家庭的问题。现实中的杜拉斯则不停地通过爱情去寻找和另外一个人“合一的”那种温暖，对于她是否找到了那种能治愈原生家庭缺陷的温暖的爱，我们只能先打一个问号。当她眼睁睁看着他娶了别人，看到他的车在她离开的船只不远处的角落里静静停靠着，她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难忘、不舍、无奈、感激……乃至当她老了，她依然对西贡的地点、气味、声音、氛围、人群记得那么清晰。
在这种“叛逆之爱”中，她谈不上有多爱他，只是满足彼此孤独的需要，但这种满足已经弥足珍贵。杜拉斯一生都在寻求她需要的各种爱，她一直以来的寻找，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在自我治愈，其中不乏惊世骇俗的情欲之爱，比如爱上了丈夫的朋友，三个人同居；爱上了比自己小39岁的男孩……她的一个孩子夭折了，另一个孩子是私生子，在常人看来她的情感生活尽是“颠倒错乱”，坎坷破碎。直到66岁时，还与27岁的安德烈在恋爱，她在嫉妒与不安全感中折磨对方，也自我折磨，但安德烈一直陪伴她到她去世。她的经历符合“恋爱依赖症”的特点，所幸她是个作家，很多情绪都能在写作中得到宣泄，也得到满足。
杜拉斯是畸形的原生家庭中顽强地活下来的女人，她自由地发泄自己的情欲，背后却是对爱的强烈渴望。她与母亲关系不好，就像是在变相地“报复”母亲并弥补自己爱的缺失。这个心理上的黑洞可能是用爱情填不满的，更何况这爱情的内核主要是情欲。她用爱与性来认识世界，也来寻找安慰。她追求真实的情欲的满足，最大限度彰显了女性的真实处境。她的经历与她的小说都惊世骇俗，能真实面对自己的情欲与内心的人非常不易，当然有着价值与意义。
“叛逆之爱”让我们看到了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恋爱、婚姻选择的影响。我们只有处理好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恋爱与婚姻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行进。我们无权去评判杜拉斯的私人生活与道德问题，她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就好。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她的非常态的爱情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上本来具有的生命力，比起今天爱的疲软与干瘪，勇敢真实地去爱，也是一种让人惊艳的力量，对杜拉斯来说是艰难的自我救赎。但是“情欲”是孤独的，情欲的满足如饮鸩止渴，永不满足，这条自我救赎的道路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