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学界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一本关于马克思与斯密价值理论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但是学界已经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到这一问题，这一研究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两大脉络体系和不同的特征。

一是将价值理论仅仅理解为商品价值理论，以斯密和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作为二者价值理论的全部内容，进而将其作为二者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进行专门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苏联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陆续译介到中国，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人开始以其为模仿和学习对象，继续深入对马克思与斯密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代表性学者有苏联学者如卢森贝，中国学者如陈岱孙、吴易风、陈其人。

二是将价值概念仅仅理解为斯密和马克思各自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某一部分，而没有将价值理论贯穿到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之中。在21世纪，随着日本学界关于《资本论》等文本的研究相继译介到我国，特别是以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为标志，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与斯密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获得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为当下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向，为继续深入马克思与斯密价值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与可能。他们以斯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具体而深入地解读《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各种微观处展开马克思与斯密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这一点也为笔者所认同和借鉴。但是他们的不足在于，由于更多跟随文本的叙述方式，因而掩盖和影响了从整体上提出马克思与斯密价值理论比较研究的架构方式。

1.2.1　国外学界研究综述

国外学界关于斯密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呈现出三种致思路径：一是由苏联开启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路径，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将价值理论作为斯密和马克思经济理论比较中的一个维度，而未能凸显价值理论在二者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二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所独具的市民社会研究路径，开辟了以社会历史规律的视角来研究二者价值理论差异的路径，以文献考证和原始文本的细致解读见长。三是欧美经济学界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基本否定斯密价值理论中蕴含的历史感，认为斯密和马克思价值理论根本对立。

（1）苏联学界仅仅从商品价值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待斯密价值理论，为后续的价值理论研究奠定了基本研究范式。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颇为全面，关于马克思和斯密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最早是由苏联学者开启的，他们的研究奠定了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开启了我国价值理论研究的启蒙时期。这主要体现在卢森贝以及其他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上，其中，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最具代表性。《政治经济学史》出版于1934—1936年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体系形成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各个思想家的理论体系，侧重于全景式展示各个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在这本书的第一卷中，卢森贝对斯密的经济思想做了专门且详尽的研究，在经济思想史的视域下详细探讨了斯密价值理论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写作背景和体系架构。卢森贝所揭示的斯密价值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斯密的一般观念是引向劳动价值论的，但因为他不了解一般商品的本质，不了解劳动产品采取商品这种形式的意义，尤其不了解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的本质，于是他的价值规律就与分配规律发生了正面冲突，最终只能被迫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阶段限制在“原始状况”下，而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劳动仅仅成为外在尺度，而收入成为调节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而这同他的整个经济学说的精神发生了矛盾。 “只有在原始的状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才是受劳动所决定的，而在往后的发展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受收入决定的。”

这开启了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史背景中进行马克思和斯密价值理论比较研究的先河，在其影响下的后续研究思路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先后出现的思想家的理论为研究顺序，在探讨各位思想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谈到其价值理论 ；二是将价值理论作为某一专题，专门探讨不同思想家价值理论的发展，更为系统地呈现出不同思想家在价值理论上的不同特点 。虽然他们的研究思路有差别，但共同特点都是将价值问题作为马克思和斯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来研究，而没能突出价值理论在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局势处于冷战状态，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十分尖锐，这反映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上，苏联学者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往往采取简单化的彻底否定态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逐渐缓和，这一研究状况开始有所改变。1983年，由雷季娜、华西列夫斯基等人所著的《经济学说史》在莫斯科出版，并在1987年被翻译为中文，这本教科书开始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大体可以反映80年代初苏联有关经济学说史的观点和学术水平，也对我国学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产生积极影响。

（2）日本学界对斯密和马克思价值理论背后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研究，挖掘出斯密理论中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相区别的同权市民社会。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斯密的经济和伦理关系的研究中涉及斯密价值理论。日本是东亚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 ，斯密之所以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受到格外的关注，是因为斯密所揭示的是一种欧洲意义上的一般市民社会模式，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处于亚细亚共同体中，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开始解体，如何理解亚细亚共同体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日本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市民社会等问题，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学人理论思考的现实关切。

二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围绕着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是否是资本主义性质这一问题，出现了“讲座派”和“务农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投稿者被称为“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 ，其基本观点是日本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代表人物有平野义太郎，他于1934年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中使用了“市民社会”一词，该书与同年出版的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同为“讲座派”代表成果之一。 此外，东京大学的数位校长对斯密理论也颇有研究，如矢内原忠雄、小林昇、大河内一男等。以大河内一男为例，大河内博士是著名经济理论和社会政策理论学家，其理论被称为“大河内理论”，他围绕现代市民社会如何才能获得发展的问题，非常关注斯密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于1940年前后写成《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致力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市民社会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中，大河内一男指出，斯密的经济伦理是指在经济生活的内部寻求伦理的实现，在“经济人”的生活原理中也可以找到人际关系中最正直的美德。 在商业社会中，“利己心”也可以上升为美德，不过，这是对“中等和低等的阶层”来说的，这一阶层以个人的“利己心”和盈利心为动力，促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这时，“获取财富的路径”和“获取美德的途径”才是一致的。

第二个阶段，在社会历史观上解释了斯密价值理论混乱的原因，即斯密没有区分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不同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二战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受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严重压制，因而只能由现实问题研究转向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斯密“文明的商业社会”中蕴含的自由主义来反对法西斯的专制主义。高岛善哉认为“斯密的市民社会，从经济层面观察，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历史性发展的概念，其次可以确定它是生产力的体系” 。高岛善哉总结出斯密理论中作为“生产力体系”的市民社会概念，认为“市民社会”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概念不同，前者相比后者虽然是先行的不完整概念，但也扬弃了后者关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的方面，而剩下了优于封建社会的历史进步方面，即“生产力的体系”，这一“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正义”和“平等”。 虽然斯密没有能够从逻辑上充分把握市民社会的完善过程，但是他仍然将市民社会的本质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体现出斯密的真知灼见。 在此基础上，高岛善哉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提出来。

第三个阶段，在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中，从斯密理论中提取出了作为历史贯通性的市民社会概念。二战后，“市民社会”被认为是以从斯密的“文明化的商业社会”和休谟的“文明社会”中抽象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等价、正义思想”为基础的近代社会形态。 日本学术界开始反思“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什么会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和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致” ，因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建构，完成日本从东方专制主义向市民社会过渡的任务。

大塚久雄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做出了有特色的研究，是日本“最早系统提出‘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理论的人” 。而受到高岛善哉的斯密研究和讲座派双重影响，再次把斯密研究和马克思研究结合起来的，是内田义彦，他让马克思和斯密对话，并逐渐酝酿出一个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潮流。 而这一潮流的真正形成，是在高岛善哉的学生平田清明和内田义彦的学生望月清司那里实现的。望月清司认为大塚久雄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而援引平田清明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是“人直接作为市民进行交往的形态，在本质上是使这一交往成为必然的社会分工的社会形态” ，而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近代市民社会的一种异化形式，主张将“资本主义社会”和“市民社会”区分开。因而，在市民社会派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市民社会具有一种“历史贯通性”，其贯穿于从本源共同体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而不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社会。 在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继任者中，内田弘将斯密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以马克思批判斯密价值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所著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是日本学界关于马克思和斯密价值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内田弘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对斯密经济学体系的批判，李嘉图当然也是马克思批判的重要经济学家，李嘉图也是通过对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重编而完成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但是李嘉图完全忽视了斯密以敏锐的历史感对历史向资本主义变化的判断，马克思则力图对斯密从所有论角度直观把握的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进行逻辑的、历史性的阐明。

日本市民社会派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主导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有所不同，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上：一是市民社会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是关于“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体系” 即“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的理论，因而认为马克思将世界历史阶段划分为“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三个阶段；二是市民社会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析不是从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维度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五大形态，而是从“劳动和所有同一”等角度来分析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三种本源性共同体中哪一种才能产生市民社会并能更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其结论是：只有包含着“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日耳曼形式才是发展到市民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佳社会类型。

从以上两个维度能看到斯密研究在苏联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各有特色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斯密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批判对象，而在日本马克思主义那里，斯密既是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揭示“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体系” 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又是敏锐地意识到劳动和所有从同一到分离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家，因而不再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视角去分析二者理论的差异。望月清司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就指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洞察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商品理论上的，这是一个早已固定好了的准星，为防止不小心偏离这一准星，本书负有相应的学术责任” 。这样说并非贬苏扬日，二者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现实关照和生存土壤，并产生了显著的实践效应。从我国对二者的接受顺序和程度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前，其影响也更为深远，而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破解了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的教条主义部分，提供了解读马克思的新视角，其对斯密市民社会理论的挖掘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但也可能存在矫枉过正之嫌，例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对阶级观点的避而不谈，并存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表面化和片面性理解，如用“劳动和所有权同一”来代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角，而在马克思那里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内容构成而已。

（3）欧美主流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斯密和马克思价值理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是完全对立的。

欧美学术界在长期以来只是把斯密当作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来评价，尽管伴随着斯密研究的复兴，欧美学术界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上进入活跃阶段，但是关于斯密价值理论的研究仍然没有进展。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启了“价格论转向”，这一转向在斯密商品价值理论中已经孕育，在新古典综合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最终完成。西方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斯密的价值理论不是劳动价值论，只是生产费用理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商品的生产只包含劳动时间要素，因而商品交换就以耗费劳动量为基础。而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后，参与商品生产的要素还有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商品交换就以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要素为基础，因而斯密价值理论不是矛盾的而是自恰的。

熊彼特指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以前的早期原始社会状态下，斯密“以劳动本身的价值绝不变动（情况并非如此）为理由或出于任何其他理由，选择劳动时数或天数作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并不等于提出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正如选择牛作为表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并不等于提出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那样” 。因而熊彼特认为斯密虽然把劳动当作价值标准，但并不等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而只是将劳动作为决定价值的一个因素，而这一原则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有效，因此，劳动、利润和地租共同构成商品价值的生产费用。同样，琼·罗宾逊认为，斯密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以前的早期原始社会状态下提出的以耗费劳动量为标准的商品交换原则，只是一个可供检验的假说，是一个既非产生于观察也非得自分析的假说，无论在理论分析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没有什么根据，劳动时间与交换无关。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值得借鉴的研究，例如米克在1956年首次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详细地发掘了斯密和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内容。对斯密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国富论》，而是分析了斯密自身价值学说发展的历程。米克指出，《格拉斯哥讲义》中已经出现了斯密劳动价值学说的萌芽，斯密指出“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而不是货币”，这一思想在18世纪学者的著作中很流行，斯密这时仅仅是将其拿来驳斥重商主义者所谓财富就是货币的说法。 到了《国富论》，米克认为斯密也同马克思一样，实际上也认为表现在交换行为上的商品价值关系实质上反映出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商品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进而认为斯密确实打算把价值看作是赋予商品的一种属性，所以斯密才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源泉”或“原因”。 而这只是说明商品具有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的根源，还需要说明商品为什么具有那么多的购买能力，也就是说它的交换能力是怎样决定的，这就得先去寻求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而斯密认为价值尺度不能从商品的生产条件中求得，而必须从它的交换条件中得到，最终得出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是这一商品在市场上所能换得的劳动量。

1.2.2　国内学界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相对于国外学界在斯密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上更加具体，在价值生产和价值规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剩余价值的分割和分配、经济学方法论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探索。

第一，在价值生产和价值规定理论上，学界基本上都认识到了斯密多种商品价值论的矛盾，但对这一矛盾的理解角度不同，在马克思商品价值论的理解上，有人认为这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时期，也有人认为这既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时期，也同样适用于发达商品经济时期。

其一，在斯密的价值生产和价值规定理论上。陈岱孙首先说明价值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并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 ，所以陈岱孙所认为的价值学说即商品价值学说。陈岱孙指出，“斯密，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所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所以他的所谓国民财富实质上就是商品。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陈岱孙看来，斯密对于商品价值的全部分析要点在于阐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价值的决定经历了一个变革，“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这个阐明的前提，因为“尺度”只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标准而不是决定价值大小的因素。 斯密虽然认识到了商品由于是劳动产品才有价值，但是他无法离开交换关系，因而只能在交换关系中寻找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即购买的劳动。 在这一问题之后，斯密才进一步探索什么因素决定某一商品可以购得一定数量的劳动，由此进入到价值决定的问题中，亦即斯密所称的“商品真实价格”。 其中，“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取决于“商品真实价格”，而“商品真实价格”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内容是不一样的，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中，作为“商品真实价格”的是耗费劳动，而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已发生的社会中，“商品真实价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者共同构成，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两个阶段始终是购买得到的劳动。 陈岱孙指出，斯密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斯密不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已经转化为生产价格了。

吴易风指出斯密价值理论中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斯密有两种价值规定，即“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和“价值决定于商品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动”，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二者相等，而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以后，前一规定丧失了现实性，具有现实性的是后一规定；第二个问题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斯密提出了“价值分解为收入”和“价值决定于收入”两个完全不同的论断；第三个问题是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问题。 此外，吴易风提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这一极重要的问题，认为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前提。

陈其人在《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中也将价值理论与分工、货币、工资、利润、地租并列展开，对斯密多种价值理论的理解与上述学者差异不大。 何炼成在1984年出版了《价值学说史》，他认为斯密的价值决定论是混乱的，庸俗成分和科学成分并存，有三种价值决定的观点，即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由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由收入决定，但认为斯密在探讨剩余价值问题时，仍然基本上坚持了劳动价值论。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何炼成回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特别提到了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捍卫与发展。

其二，在马克思的价值生产和价值规定理论上。陈岱孙指出，“马克思从商品是资本主义最简单、最基本的关系入手，来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其运动规律并在商品的关系上探讨它们的共性，从而提出了价值作为商品经济的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范畴。” 马克思分析商品从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开始，马克思第一次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从而确立了这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陈岱孙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只注意交换价值的量，而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马克思恰是从他们所忽略的地方开始，首先探索为交换价值所掩盖的价值。他从交换比例的表象进入难以理解的相等的实质；从交换价值进入劳动，从劳动进入价值。在明确了价值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后，他才进一步考察价值量的测量。”

第二，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上，集中表现在斯密和马克思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比较研究，学界对斯密的生产劳动二重性存在不同的理解，对马克思批判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内容有差异性认识，进而对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理解不同。

学界对斯密生产劳动两个定义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其中有人赞成马克思对斯密的批判，认为斯密的两个定义或者说两个标准从本质上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其生产劳动理论具有二重性。 其立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对斯密两个定义所做的完全相反的评价。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其第一个定义和标准是“正确的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 ；另一方面，明确指出斯密的第二个定义是“错误的见解”，是“比较浅薄的见解”，并且认为重农学派的影响才致使“斯密走入这条歧途”。 但是，也有人不认同马克思的批评，认为马克思错解了斯密，更谈不上对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超越。例如，他们明确表示：“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是一贯的和统一的，并不存在相互矛盾的两种见解或两个定义” 。他们或者认为，斯密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必然既是一种生产商品的劳动，也是一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因此，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两个定义不仅同时成立，而且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或者认为，马克思所概括的斯密的第二种见解并不是斯密另外提出的一个独立的定义，而是把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前提来讲的，因而是包含在第一个定义中的，并不存在什么“错误”。

第三，在剩余价值的分割和分配理论上，以斯密和马克思在利润和工资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为例。与斯密价值决定理论的矛盾性直接相关的是，斯密的工资理论和利润理论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种理解。

学界普遍认同斯密有两种工资理论，其代表性看法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前，劳动产品全部属于劳动者，构成劳动的工资；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后，由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凭借土地和资本分享劳动产品，所以只有部分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构成劳动的工资。” “劳动生产物是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这是斯密的第一种工资理论。这种理论是同他的劳动价值论相一致的。” “这是他的工资规定中的合理因素。但是，这种工资规定也含有不合理的因素。它缺乏历史观点，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劳动收入未加区别，把雇佣工人的收入和小生产者的收入混为一谈。” “斯密认为，‘靠工资过活的阶级’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 “随着社会实际财富的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一定增加……斯密承认：当社会的实际财富不增不减的时候，工人的工资马上就会降低。当社会衰落的时候，工人的工资甚至会降低到养家糊口的水平以下。”

利润一词在斯密著作中有两个基本含义：当斯密把利润看作工人的劳动加到材料上的价值的扣除部分时，利润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剩余价值，而当斯密把利润看作超过资本家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之上的余额时，利润一词就是指剩余价值的利润形式。 “斯密认为第三个阶级即‘靠利润为生的’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斯密承认：资本家都是以利润为目标的。”

第四，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吴易风最先提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这一极重要的问题，认为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前提。 刘永佶在1987年出版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他指出斯密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上的主要问题是：斯密在使用抽象法的同时，又使用了截然相反的现象描述法，从而造成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二重性 ；而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法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从提出异化劳动假说的方法论，到向剩余价值理论过渡的方法论，再到科学抽象法的成熟。 张一兵在充分肯定吴易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研究之上，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张一兵认为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主义方法，不是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上的简单移植，而是与经验论唯物主义哲学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异质性的社会唯物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不是对自然感性实体的直观，而是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建立在感性的观察之上，感性所观察的社会现象，既有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对象，又有人的客观活动和事件（生产、经济活动和政治斗争），同时还有理论和文化现象，因而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种理论意向上的重要变化。 此外，张一兵注意到马克思未曾系统地从哲学上评述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直接指认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而当1845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他已经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了。 这也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方向。

沿着上述道路，唐正东深化了斯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唐正东认为斯密经济哲学方法论中有历史性维度，但斯密的经济线索根本不是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而只是抽象的财产所有权的线索，这决定了“历史”在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中必然只可能是一种前奏，而不可能与其经济理论的分析融为一体。 在历史性维度之外，唐正东认为斯密经济哲学方法论中还有社会性维度，《国富论》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即分工和交换所构成的就是斯密的“商业社会”概念，这一维度与马克思后来所阐述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有一个相同之处，即斯密和马克思都立足于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内容。 但不同的是，马克思首先立足于经济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总和中所处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然后再去了解人的其他社会关系如道德伦理等层次的内容，而斯密是把道德伦理、法律政治、经济交换当成相互分开的三个不同层面来同等看待，分别研究这三个层面上的社会性内涵，这导致他只能对每个单独层面的社会关系作经验性的理解。 Neg1ufSVk/D/CTQERISLIInvqiH7clW2RfQzRhGlmO5F9f4Ac7UPVUhx/mFpbJ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