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是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发布的第13本年度报告。该系列报告旨在忠实记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深度研究这个进程中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热点难点。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发挥国际货币职能，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以及重要的官方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

课题组以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RII）动态追踪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过程。该指数综合考虑了人民币在贸易计价结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储备等方面执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发展动态，既可以观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纵向变化，也可以与其他主要货币国际化指数进行横向比较。RII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率先编制，于2012年发布的第一本报告中正式披露。RII数值越大，说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越高。

2023年四个季度末RII的数值分别为5.21、7.13、6.42和6.32，全年的季度平均值为6.27，较上一年度同比增长22.9%，继续保持长期向上趋势。截至2023年底，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国际化指数分别为51.52、25.03、3.76和4.40。过去5年，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数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23%、－1.34%、－2.65%、0.22%和16.56%。不难发现，即使在外部环境极其严峻、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倍受打压的情况下，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同期表现相比，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RII细分指标情况看，在贸易计价结算方面，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创历史新高，2023年底全球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占比达到4.43%，全年季度平均值同比增长34.18%，对当年RII变化的贡献度约为三成。在国际金融计价交易方面，人民币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信贷与债券融资大幅攀升，在投资端承压的情况下依然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指标继续向上突破，2023年季度平均值同比增长28.80%，对当年RII变化的贡献度高达近八成。在国际储备方面，在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数据中，人民币占比自2022年起已缓慢下降至2.29%，一定程度上拖累了RII表现，对当年RII变化的贡献度约为负一成。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以“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为主题，系统阐述了国际货币金融变革对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充分论证了一国货币金融体系服务于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将有助于推动该国的货币国际化进程。课题组从国际货币金融视角出发，聚焦金融体系如何支持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金融支持保障功能来普遍提升全球供应链上各国（地区）福利水平等问题，为探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可持续全球供应链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报告重点讨论了金融服务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功能：资金融通、风险管理和跨境支付。我们认为，越是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位置的经济体，其通过金融服务功能来提升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福利水平、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的效果越是显著，而且伴随一国金融体系服务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提高，该国货币的国际使用基础也必然进一步夯实。反之，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一旦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国家将金融服务功能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或大国竞争武器，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就必然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为了保障全球供应链上更多国家的安全与福利，基于可持续全球供应链推动国际货币金融变革就成为一项必要而且迫切的正义事业。在理论分析之外，本报告还梳理了全球供应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基于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服务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球供应链是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是全球供应链体系从萌芽、初步形成到快速发展全过程的重要推手。最初，凭借工业革命后的较高生产力水平，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供应初级品和农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最终品”的国际分工。20世纪80年代，以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的形式发生了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了“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和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从事组装加工”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深度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供应链中承担高附加值工序，发展中国家被分配了技术含量较低且附加值较低的工序。全球供应链自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进入21世纪后，各国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进一步在全球分散，原材料、在制品、产成品通过供应链上各主体之间的国际贸易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全球供应链体系更加成熟。一方面，跨国分工愈加精细、复杂，产品从开始生产到最终消费，经历的跨生产阶段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将产业重心转向了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普遍超过了70%。

2008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此前一直主张经济全球化、主导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由于自身产业空心化等原因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反观中国，不仅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小，而且在危机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这个借着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优惠政策才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后来者，虽然是被动参与全球分工、接受发达国家国际产业转移，但是加入WTO后五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国和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依靠制造业基础在全球危机中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韧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启了“逆全球化”“去中国化”，采取技术封锁、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立法补贴等多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导致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渐偏离其原本的轨道。近年来，它们更是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和“科技脱钩”，试图通过“卡住”上游供给来极限打压中国关键产业链的发展能力，不惜以全球范围的“脱钩”“断链”来扼杀中国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转向，一边推升了全球供应链成本，使得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复苏更加艰难；一边制造着世界各国对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普遍焦虑，导致原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发生动荡，被迫进行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发达国家意志进行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不仅赋予了发达国家对供应链上相关主体的生杀予夺之特权，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供应链脆弱性。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贡献度在上升，但是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主要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社会标准和环境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几乎全部被发达国家垄断。中美贸易摩擦说明掌握核心技术一方对高科技产业链拥有绝对支配力。将俄罗斯主要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禁止其使用主要国际货币完成跨国交易，反映出金融制裁对一国供应链安全具有颠覆性影响。美国、欧盟因为拥有话语权，所以只需以“国家安全”“去风险”为借口，就可以毫不顾忌地运用立法和监管手段任意更改国际贸易规则、利用“长臂管辖”随时随地实施经济制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逆全球化”是为了保证发达国家在供应链上这些关键环节继续保持垄断，本质上是要重新回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哪怕这样做会实质性地损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正当发展利益并且提高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

全球供应链体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具有包容性和韧性。这就要求：各方参与主体能够普遍地从全球供应链模式中受益，供应链上所开展的经济活动不仅能提高核心主体的福利水平，也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几乎所有相关主体的福利水平；在面对各种冲击时，供应链上主体能够迅速调整适应并恢复运行，甚至在识变应变之外还能够“化危为机”。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金流动几乎贯穿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每个节点，所以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货币金融服务，高质量的金融支持与保障可以提升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福利水平，也有利于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

本报告从资金融通、风险管理和跨境支付三个方面，分别探讨国际货币金融服务如何为全球供应链上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持和保障，从而改善相关国家（地区）福利水平，并提升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在模型模拟、案例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金融体系融资效率提升，可以缓解供应链上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通过全球供应链将成本节约效应反馈给全球消费者；可以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提升一国（地区）对关键技术领域供应链冲击的应对能力。第二，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可以缓释供应链冲击产生的全球经济波动。完善的出口信用保险可以促进贸易，通过比较优势提升供应链上各国（地区）福利水平；巨灾保险和各类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等对全球供应链伙伴的负面冲击；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可以提升政策协调水平，削弱各国政策的负外部性，降低供应链上企业面临的宏观风险。第三，跨境支付效率提升，可以通过成本节约效应直接提升供应链上各国（地区）的福利水平。支付结算货币多元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降低供应链冲击引发的汇率风险。

参加全球供应链合作，是一国融入国际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福祉的重要方式。但供应链上的绝大多数参与主体又是被动与弱势的，只能依靠其他有能力者来整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提供全球供应链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货币金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问题是：谁来整合全球供应链？谁来为可持续全球供应链提供国际货币金融服务呢？

作为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经济体，中国为供应链伙伴提供金融服务，就是在弥补优质全球公共产品缺口。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国际计价货币、国际支付货币和国际安全资产的新增选项，也是中国在供给优质全球公共产品。然而，中国在现行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同样缺乏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如此，由于挑战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金融霸权，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围追堵截。所以，这个世界怎么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出了什么问题？

“逆全球化”损害了诸多国家的利益，中国首当其冲，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困境中也能看到希望。比如，目前地缘政治风险达到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大国博弈与货币竞争更加激烈。一方面，中国主张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被个别国家看作威胁和进攻，因而会遭遇巨大阻力，甚至会面临“金融核战”威胁。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地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全力增强双边本币合作与区域对接，积极推动国际计价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这就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创造了新的空间，也对人民币国际化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能够逆风前行作出了合理解释。又如，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全球供应链被打散但未完全断开，中美直接贸易联系明显减弱，各自最大贸易伙伴均已改变。不过与此同时，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更多地嵌入中美之间，中间节点增多使全球供应链的战线拉长，也更加多元化、分散化。而且随着这些中间贸易伙伴日益加深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中美两国的间接贸易联系反而增强了。

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供应链合作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更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们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塑造“合作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理论研究和经验事实都充分表明，全球化生产模式使世界各国可以专注于自身比较优势领域；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带来的低成本红利促进了世界经济长期蓬勃发展，也普遍地提高了供应链上各个合作伙伴的福利水平。以电子信息领域为例，其特点是：产业链绵长，技术具有高度复杂性，而且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这就意味着，任何单一企业或国家都不可能在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换言之，唯有合作才能更好地发展，只有通过不断发展才能实现相关主体的切实利益。

尽快走出全球经济停滞困局，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为此需要全球共同行动来解决全球重大问题。面对全球重大变化和挑战，如二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只有践行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世界各国团结一心，通力合作，才能共克时艰，重返经济增长正轨。面对当前多重危机叠加的复杂形势，仍然必须依靠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找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80周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段历史证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只要世界各国选择精诚合作和全球共同利益，那么即使面对二战后的满目疮痍，一个为建设和平、繁荣的新世界而诞生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也能书写出成功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的历史篇章。我们愿意相信这样的历史会重演。

多极化的世界经济，需要真正践行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国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为此付出努力。事虽难，做则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