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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货币既可以通过购买投资品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购买外币资产的形式进入经济。当一个国家的货币面临强大的国际需求时，例如在 μ < λ 时，该国就可以通过向世界供应更多货币来获利。出售给世界市场以换取外汇储备资产的每一单位法定货币都会让该国获利，其大小与通胀预期的差额（ λ - μ ）成正比。当然，如果该国继续发行货币并积累外汇储备，迟早有一天外国投资人会向上修正其对该国的通胀预期。
我们指出，该国的最优选择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 δ 0 m 来积累外汇储备，直至外国投资人的预期与本国居民相同。而如果外国投资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比本国居民更为悲观（因此会低估该国的货币），则该国可以通过减少流通中的部分货币以及外汇储备来获利。总而言之，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管理可被视为类似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公司增发或回购股票。人们普遍认可，公司发行更多股票的好时机是在股票价值被高估的时候（例如当股票市场高涨时），而回购股票的好时机则是在股票价值被低估的时候。正如有关“市场驱动论”的公司金融研究文献（如Baker, 2009）强调的，公司的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管理基本上可以用公司以上述方式进行市场择时操作的决策来解释。与之相似，国家的外汇储备管理也可以理解为试图熨平汇率波动和择时利用外汇资产市场。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的几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若干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显著增加。针对这一变化，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主流解释，其一是重商主义观点（Aizenman and Lee,2007），其二是预防性储蓄观点（Jeanne, 2007）。但由于没有找到充分的实证数据支持，它们都不能令人信服。重商主义观点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外汇储备增加是源于这些亚洲国家试图通过人为压低汇率来增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竞争力（Dooley、Folkerts-Landau and Garber, 2004）。预防性储蓄观点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些国家在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衔的国际救助来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付出的成本，从而促使它们把积累外汇储备作为一种自我保险措施，以便能更好地抑制外汇冲击和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Jeanne, 2007）。
在以上描述的简单开放经济理论模型中，在外国投资人与本国居民对未来通胀风险的预期趋于一致之前，一个国家积累外汇储备将不会付出任何成本。重商主义观点与预防性储蓄观点都没有考虑通胀风险预期的差异，也不认为外汇储备积累总是会给国家带来成本。这两种视角面临的问题都是增加外汇储备的收益是否足以弥补其成本。然而，增加外汇储备的成本和收益均不容易确定。大多数研究把一国外币债务的承诺利息与外汇储备回报率之间的差额作为成本（Jeanne, 2007），其隐含意思是当一个国家增加1美元外汇储备时，它必须按照给定市场利率 R 借入1美元，然后才能投资于回报率为 r 的美国国债，从而发生相应的成本 R - r 。然而如珍妮（2007）的研究以及萨默斯（2007，第69页）对其研究的评论指出的：“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所有资产都是完美的相互替代品，外汇储备是靠发行国内债务来获得，而持有外汇储备完全不需要付出成本。”这事实上是莫迪利亚尼-米勒无关性定理的一种表述。当资本市场完美时，持有外汇储备无须付出成本，但也不会创造价值。
于是，我们又被带回到资本市场缺陷来源的关键问题上。关于外汇储备管理的现有研究文献往往没有明确提到这些缺陷，所以对于如何确定外汇储备与GDP之比的合理目标，一个国家何时应该增加外汇储备，何时应该减少外汇储备等问题，我们知之甚少。货币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清晰的指导，具体反映在本书第1章提到过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2007，第67页）的言论中：
在1993年出任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关于外汇稳定基金的简报……我最先提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这笔基金是现在这个规模……格林斯潘有些窘迫地回复说，根据某些难以确定的假设条件，最优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在200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
在我们的理论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是发行更多货币带来的稀释成本。对某些国家而言，这一成本可能太高，因而不值得积累庞大的外汇储备。但关键之处在于，这一成本对另一些国家可能较小，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为负值。例如某些国家的货币被视为安全资产，在金融动荡时期会获得溢价的情形。当此类安全资产的全球需求高涨时，能够提供更多此类资产的国家便可以通过向世界市场增加供给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日本和瑞士就是这种情况的两个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