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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货币主义的贫困就反映在直升机撒钱的比喻之中（Friedman, 1969，第4页）。如果一个理论长期依靠钞票从天而降的画面来描述货币进入经济运行的方式，那它无法令人心悦诚服。而一旦我们抛弃这个比喻，货币经济学就会得到改进。
追踪货币如何进入经济体的过程非常重要，因为舍此之外，我们无法充分理解法定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正如本章关于中国案例的讨论所示，货币供给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投资支出的扶持来实现的，至少在最近一段时期以前，这些投资促进了产出的飞速增长，且几乎没有造成通胀。除了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在封闭经济中的作用，我们还需要深入分析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这在当前仍是没有定论的研究领域，也是货币经济学中我们知之不多的部分。
另一个人们了解不足的领域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这方面有待解答的一个重大谜题是为什么量化宽松措施的效果不如预期。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大幅扩张，但在新冠疫情之前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都很有限，这令人诧异。然而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和财政扩张，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应对社会封闭而采取的措施，却在2021年后期转化为通胀压力，并在2022年造成了严重的通胀担忧。这样的结果从货币主义者的角度显然很难理解，尤其是从弗里德曼与施瓦茨的第一个观点出发，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会导致价格水平的同比例上升。总体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巨幅货币扩张对价格和经济活动的影响非常小，为什么会这样？相比之下，新冠疫情时期的巨幅货币和财政扩张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当强烈，这又是为什么？某些经济学家推测，它必然与财政政策机制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有关。我们将在第5章探讨相关议题，提出一个与本书的关键论点和发现相符合的一般理论框架来展开分析。
最后再补充两点评论，其一是针对加密货币或稳定币，其二则是针对现代货币理论。私人供给的数字货币，无论是以加密货币还是稳定币的形式，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有些评论人士认为，私人部门供给的数字货币的出现是一场根本性的技术革命。我们不能否认，对微信支付之类的数字支付平台而言的确如此，它们极大地降低了支付中的交易成本。但我们要指出，如今已被放弃的天秤币类型的私人供给的“稳定币”无法成为法定货币的替代品，因为它们缺乏货币的一些本质特征。
作为脸书公司领衔的高科技企业发起的项目，天秤币的吸引力在哪里？从根本上说，天秤币在当时提议给个人和企业提供更好和更便宜的支付解决方案；它被设计成一种稳定币，意思是每个天秤币的价值都将由一篮子主要国家的货币及政府债券来支持。目前，美国的交易和其他支付费用较高，国际支付和外汇买卖费用也较高，至少对零售客户是如此。如果天秤币能显著降低支付费用并保证无缝和安全转账，它肯定能成为广受欢迎的支付体系。
然而，天秤币（乃至目前已经发起的其他所有稳定币）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法定货币，萨尔瓦多或许例外。有一个简单却极为关键的原因决定了它不能成为法定货币的替代品。天秤币的构造方式是采用一篮子多种货币计价的安全资产作为价值基础，但这也意味着它无法被自由供给。它会被锚定在各国货币加权组成的一个篮子里，从而限制了发起联盟在危机时期给天秤币（以及有大量天秤币负债的机构）提供支持的能力。因此，如果天秤币成为广泛使用的货币，这将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
我们在本章的最后一点评论是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是明斯基的学生，后者则在本书中占据相当突出的地位，尤其是他对货币主义理论把信贷市场当作配角而非明星角色的批评。故而某些读者或许也想知道，本书提出的观点与现代货币理论有怎样的联系。
从许多方面来讲，“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错误的名称，因为该理论更多关注的是财政赤字，而非货币政策。它因为反对财政保守主义和财政紧缩的立场而声名鹊起。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是一个国民账户核算恒等式，认为政府赤字不过是国内和国外净储蓄的镜像指标。超出税收收入的政府开支要么由发行政府债务，要么由发行法定货币来支付，并且被同比例地反映在国内和国外储蓄的变化上。因为没有提到信贷约束、流动性紧缩、泡沫或其他相关因素，所以信贷市场在该理论中只是幕后的角色。
现代货币理论有两个关键信条。第一，有货币主权的政府（能发行以本币计价的债务）永远不可能破产，“美国联邦政府永远不会被迫债务违约，它总能偿还债务，因为国家偿债不过是用一种债务来替换另一种债务”（Wray, 2019，第21页）。第二，政府赤字基本上是能够赚回成本的，会被国内和国外储蓄的增加直接吸收。现代货币理论进而提出，政府赤字、债务与GDP之比以及政府债务的承诺利息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政府赤字支出总是能够创造出用于购买政府债券的资金，因为赤字会增加私人部门的盈余。利率也不需要随着债务率的提高而上升，因为政府并不是在与私人部门争夺有限的资金”（第21—22页）。
我们的理论与现代货币理论在概念上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把法定货币当作股票，而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一些货币经济学家）只是把货币作为另一种政府债务。通过货币与股票、稀释成本与通胀成本之间的类比，我们将货币与通胀直接联系起来。而在现代货币理论中，对通胀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入分析框架，以及是否会给经济运行制造成本，并无明确说法。
我们也不认为拥有货币主权的政府就永远不会破产。与企业一样，当货币或股票的价值已经归零或者快速趋向于零的时候，政府也会破产。如果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发行太多货币去弥补财政赤字，货币将变得一文不值。这个例子以及过去若干恶性通胀的事件都表明，政府财政赤字能够赚回成本的说法并不总是成立。私人和外国储蓄能够吸收多少债务（或货币）必然存在上限。
但这个限度会在何时出现？通过货币扩张来消化政府赤字的做法何时将走到尽头？现代货币理论对这一根本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因为它的相关分析缺乏具体的微观基础，并过分依赖国民账户恒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