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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学校，我发现了一个办法，可以提升我作为学生的地位：在阳台的角落，我自己开了一个班。木头栏杆是我的学生们，我扮演老师，手握藤条，坐在学生面前的椅子上。我定好了哪些是好孩子，哪些是坏孩子——不仅如此，我还能明确区分出哪些安静，哪些淘气，哪些聪明，哪些愚笨。我总是用藤条抽打栏杆，假如它们有生命的话，肯定不想活了，宁愿去见鬼。在我的抽打下，它们越害怕，就越让我生气，直到我不知再如何惩罚它们才算个够。我是如何蛮横地统治那一班可怜的哑巴学生的，如今已死无对证。我的木头学生已被铸铁栏杆所代替，新的一代人没受过同样的教育——他们永远不会有相同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领悟形式比领悟内容要简单得多。毫不费力，我就从老师身上学到了所有的性急、暴躁、偏心和不公平，其他什么也没学。唯一可告慰的，是我无力在任何有知觉的活物身上发泄野蛮冲动。不管怎样，我的这些木头学生和东方学校学生的差别，并没有妨碍我和那里的老师们在心理上保持一致。
我在东方学校待得不会太久，因为我进入师范学校时还不够年龄。我只记得一个特别之处：上课前所有的孩子要在走廊上坐成一排，唱某首歌或朗诵诗句——显然是要在每日乏味的惯例里加入些快乐成分。
不幸的是，那些语句都是英文，曲调也是外国味儿，我们一点都不明白这是在练习何种咒语，乏味又单调的表演也不能让我们快乐。但这丝毫不影响学校领导的洋洋自得，非要安排这个节目。他们认为丝毫没有必要去了解这种恩赐的实际效果，要是哪个孩子没有顺从、开心，他们很可能认为他是有罪的。无论如何，他们很满意所找到的这首歌，词曲都是从一本英文书上抄来的，书里提供的就是这种理论。
这段融化在我们嘴里的英文，只有语言学家搞得明白。我只记得一行：
Kallokee pullokee singill mellaling mellaling mellaling.
琢磨了半天，我只能猜到一部分原文。“Kallokee”是从哪些词变来的，我至今搞不明白。余下的我猜是：
full of glee, singing merrily, merrily, merrily!
我对师范学校的回忆，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没有一点甜蜜。要是我能够和其他孩子接近的话，学习的痛苦也许不至于那般难以忍受，但这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孩子的行为习惯都很令人厌恶。所以课间休息时，我就跑上二楼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街道。我会数着：一年—两年—三年——心想不知要这样熬过多少年头。
老师当中，我只记得一位，他的语言极其肮脏。因为看不起他，我坚定地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那年我一声不响，坐在他班上的最后一排，别的同学都忙碌着的时候，我被丢在一边，尝试着解决很多高深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我曾深思熟虑过，就是如何不用武器战胜敌人。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在我想得出神的时候，同学们都在哼哼唧唧地背诵功课。只要我能适当地训练出一群狗、老虎或是其他凶猛的动物，在战场上排出几行，我想这就会成为鼓舞士气的前奏。有勇猛的士兵作后盾，放出那些动物，胜利就会唾手可得。此战略简单精彩，随着这幅画面在我脑海里生动地展开，我方的胜利不容置疑。
当我还没开始工作时，我总会轻易地找到捷径；自打我工作以后，我发现艰苦的是真艰苦，困难的是真困难。这个当然不太舒服，但不像试图去寻找捷径带来的不快那样糟糕。
那一年的课终于上完了，我们要参加瓦查思帕蒂老师的孟加拉语考试。在所有孩子中，我得分最高。老师向学校领导投诉，说我的考试有作弊行为。所以我又考了第二次，校长就坐在考官边上。而这一次，我又考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