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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蓝色的稿纸本很快就写满了，就像某种昆虫的窝，画满了各种斜线和深浅不一的笔画。急切的男孩作家很快就把书页揉皱了，边角也被磨破了，爪子似的卷了起来，好像要把里面写的内容牢牢抓住，直到最后，一页页地被慈悲的遗忘撕掉，扔进我也不知道的哪条忘川里。不管怎样，它们躲过了印刷社通道的痛苦，不必担心出生在这痛苦的世间。
人们把我称为诗人，我不能说自己是个被动的见证人。虽然萨卡里先生没教过我们班，但他很喜欢我。他写过一本关于自然历史的书——我希望那些居心不良的幽默的人，不会在书里找到他喜欢我的原因。有天他把我找去，问道：“听说你写诗，是吗？”我没否认。打那时起，他时不时会给我两行他写的四行诗，让我把后面的两行续上。
我们的校长格宾达先生皮肤很黑，又矮又胖。他可是位高级督导。他穿一身黑西装，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账本。我们都很怕他，因为他就是手握锤子的法官。有一次我摆脱掉几个霸凌学生的注意，溜进他的办公室。迫害我的是五六个高年级的学生，我却没有证据——除了我的眼泪。但那场申诉我赢了。从那之后，格宾达先生的心里，一直为我留着一个温暖的角落。
有一天课间休息时，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战战兢兢地走进去，刚站到他面前，他就问我：“听说你写诗？”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让我写了一首关于高尚品德的诗，具体我记不得了。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请求，其中所蕴含的谦逊和蔼，让他的学生非常感动。第二天我写好后交给他，他把我带到最高年级的班上，让我站在那些男孩面前。“朗诵吧。”他命令道。我便大声朗诵起来。
这首道德之诗唯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它很快被丢弃了。对那个班所起的道德效果，远不是鼓励——这首诗所引发的情感，也不是作者所考虑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不是我写的。有个人说他可以拿出我所抄袭的原书，但没有人坚持要他这样做——对于那些愿意相信的人，验证的过程很烦人。到最后，追求诗名的人数惊人地急剧增加，而且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并未遵循提升道德之路。
如今，年轻人写诗并不是件新奇的事了。诗的荣光消失了。我记得那时有几个女诗人，被当作上天创造的奇迹。现在，要是听说哪个年轻女子不写诗，人们就会感到怀疑。早在读孟加拉文高级班之前，诗歌就萌芽了，所以现在不会再有另一个格宾达先生会留意我所讲述的诗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