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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理解调查研究？
首先，调查研究是循证治理的工具。调查研究代表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它植入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也就使得现代国家具有了循证治理的特征。现如今，国家治理从议程设置，到决策、执行，最终到评估和反馈，都需要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比如“十四五”规划制定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亲自召开基层座谈会，征求基层的意见。并且，还进行了网络征求意见，征集了大量的建议和意见。按常规，规划制定前会有不少课题组开展前期研究，针对不同专题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再比如，有关部门依靠第三方对地方的脱贫攻坚成效进行评估，通过“三率一度”的调查对各地的政法工作进行评价，通过专业调查队开展创文创卫等活动。甚至于，很多城市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引进第三方，对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考核。今天，调查研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全方位地进入了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循证治理已经非常彻底。
其次，调查研究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的核心内涵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可见，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主要载体，是群众工作法的具体途径。
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表现。调查研究不单单是为了收集信息，让决策更加科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性诉求，它还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在调查研究的过程当中，群众要参与，且不单单是被动地提供信息，还需要循环往复地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逆向的政治参与。在决策中向群众“开门”，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本身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但调查研究中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却不是一种政策竞争，而是通过不断的协商来凝聚共识。
再次，调查研究是解决循证治理带来的意外后果的有效方法。现代国家往往在循证的原则上，建立了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但理想型的官僚系统是，国家机器是一个“无人统治的系统”，国家的政治机器一旦发动以后，官僚系统就会自己运转，不需要人操纵，各部门都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官员只是这个机器的零件而已。如果一个官员在其岗位上没有尽职履责，他将受到处分，这在任何一个理性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都一样。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虽然每一个岗位都不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但特定地方、特定系统在特定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却出了问题。更有可能的是，很多部门和官员倾向于形式上履职，实质上不负责任，由此出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
调查研究可谓是对官僚机器的一种“检修”，让治国理政回归到实质主义的轨道中去，即官僚要对实质问题负责。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官僚系统一直都是有人驾驭的，不允许出现无人驾驶的局面，一旦出现了严重后果，哪怕行政程序合乎规定，有关负责人也需要负责任——他们没有渎职，也就不存在负行政责任；但他们要负政治责任，其实就是驾驭官僚系统的责任。且，在追责的同时，还要对意外事件进行调查研究，“举一反三”，补上制度上的漏洞。
调查研究塑造了循证治理，它也在维护循证的科学性，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调查研究有平等性，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是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具体化。复旦大学的白钢教授有个说法，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师生辩证法，党是先锋队，人民群众要依靠先锋队组织和动员起来。但是，先锋队又来自人民群众，先锋队只有拜人民群众为师，才能不断保持先进性。调查研究就是师生辩证法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往往是先进分子，在日常工作中具有先进性，通过组织赋予的权威，以及自身的模范作用，去教育群众。但在调查研究中，这种关系是颠倒的，群众是老师，领导干部是群众的学生，只有群众才了解基层实际，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增强本领，保持先进性。所以，调查研究中的平等性，以及师生辩证法的具体开展，打破了官僚等级制和封闭性，让官僚制这一循证治理的工具更具适应性。
调查研究有统一性，调查和研究是不可分离的。调查本身就是研究的过程，研究要建立在调查基础上，二者合二为一。所以，调查者和研究者的两个身份，是不可分离的。领导干部去搞调查研究，结果他自己不调查也不研究，而是成立一个专班，抽调人员，让下属去搞调查研究，自己只是挂个课题组长的名，这就很麻烦，根本就没有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他自己也没有机会接受群众的教育。要是他还美其名曰指导一下，可能就更麻烦，他还可能瞎指挥，调查和研究进一步脱节。调查研究的统一性来自决策者亲自去调查，把群众分散的意见收集上来，并经过和群众、同事的反复讨论，形成思路，再把自己的思路反馈到群众中去，看是否符合实际，如此循环往复，调查与研究合二为一。
调查研究有开放性。开放性是什么？调查研究的议题是开放的，反对形式主义的调查。调查研究是为了获取信息，服务于循证治理，也服务于执政合法性建设。假如说调查研究成了展演性活动，对调查过程严格控制，甚至访谈谁、如何访谈、被访谈者应该提供什么信息，都提前做了准备，甚至做了预演，那就不可能有调查发现。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经验的意外，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反复互动，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作为一项官僚体制下自上而下安排的“工作”，调查研究是按部就班、程序化，是受到严格控制、不允许出现意外的；但作为一项研究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具体载体，调查研究又是开放的，意外的出现恰恰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