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学术运动，这个学术争论和历史上的学术争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社会科学式的争论。论战各方除了有各自的理论武器，也要结合中国实际拿出论据。比如，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证明了中国农民受到严重剥削，从而科学论证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也做了很多有分量的田野调查，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直观依据。由此，学术界和实践界形成了共振局面。
这场学术运动的意义，除了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判断外，还呈现了现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实践样态：学术具有公共性，哪怕是学院派的学术活动，也不可能回避重大社会问题。而学术介入公共政治，不能仅仅依靠理念和价值，还需要理论和方法，通过严肃的论证参与实践。比如，即使是与中国农村经济学派持反对意见的陶希圣，也反对“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中国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是经济发展和阶级势力转移的问题，不是爱憎和喜惧问题。
学院派的实证的、专业的知识生产，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公共政治。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人类学是学院派色彩比较浓厚的学科，但它们也参与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调查，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基础。在学院派的学术实践中，任何一个调查，都是在特定场景中产生的。这个场景，可以是村庄、社区、工厂或机构，也可以是特定的社群、组织或其他活动形式。人类学的调查一般都是以异文化，尤其是没有文字的部落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因此，人类学的调查通常也被称作是田野调查。但后来，人类学也逐渐将现代文明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其中的重要标志便是费孝通在江苏开弦弓村调查基础上写作的《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完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以苏南的一个普通村庄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对村庄的土地、人口、家庭、经济、文化等要素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回应了工业化冲击下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命题。《江村经济》不仅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史上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也在塑造注重田野、求真务实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彼时，中国学术界正在掀起一场走向田野的运动。除了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各个学科，社会学界有一大批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项目和计划，比如，李景汉等人开展了人力车夫、手工艺人、底层百姓、妙峰山香客、天桥艺人等方面的调查，发表了诸多调查报告；杨开道、许仕廉对清河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展开了普遍调查。在民俗学界，也有一大批学者走向田野，民歌和民间艺术被广泛重视，得到了收集和研究。而在诸多社会团体的社会活动中，社会调查也得到了充分重视。比如，在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以及卢作孚主持的北碚实验，都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
某种意义上，“走向田野”已经成为旧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社会运动，这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获得了回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并将调查研究视作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重要表现。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对认识和指导农民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毛泽东留下了《寻乌调查》等光辉文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获得了广泛认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校读了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和跋。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农村调查》的序言被列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强调用调查研究去反对主观主义，保证中央路线、政策在各地和各个部门正确贯彻执行。也是在这一时期，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调查，极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具体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极高的社会科学素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具有分析性的理论方法。中国传统的学术是按照“职业分途”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等职业群体，乃至于，梁漱溟这样的具有文化守成主义特点的学者，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用“有职业分途、无阶级分野”来描绘近代中国的社会特征。甚至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暗含了和梁漱溟“伦理本位”类似的解释。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阶级理论后，就形成了认识中国社会的全新视角；通过实证调查，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给揭示出来了。“守成”与“革命”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它们都要建立在实证材料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做的社会调查研究，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中，还是在学术范式上，都具有典范意义。
近代中国的国内国外环境异常复杂，国内的政治势力很多，社会矛盾也很尖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政治集团，除了要有先进的思想、高超的组织技术以外，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和以往的政治集团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不是从典籍里找依据，而是在调查研究中获得力量。不管是有意无意，她认识到改造中国得有科学依据，做任何决策都要符合实际，因此调查研究就必不可少。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就是要对党内外质疑农民运动过火的舆论说不，用事实说服大家继续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
毛泽东不是社会调查的科班出身，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到了最高境界。迄今为止，这篇报告还是中国社会调查报告的范本。从学术标准看，一篇报告能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就算是极高水平。但很多报告，要么是只有材料的罗列，没有核心观点；要么就是通篇是观点，材料却不完整；要么就是观点和材料“两张皮”，各说各话。绝大多数报告能够提供一个事实，就算是成功。但杰出的报告不单单是要提供事实判断，还要推动社会变革，将立场融入材料和观点里。这篇报告是有鲜明立场的，同情和支持农民运动是报告的灵魂。关键是，这个立场并没有自说自话，而是用充分的材料分析，让人信服，完美诠释了学术和政治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不单单是意识形态，还是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就需要实证化。社会科学不是一个抽象的学说，而是一个经验科学，其核心特点就是可分析性。对任何社会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大词”去取代。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研究，和近代社会科学注重田野、参与实践的学术品格是高度一致的。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融入治理实践中（如重大决策先向社会征求意见、重大政策先试点），还成为党的建设的主要载体，每当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风险时，党中央就会号召全党开展大兴调查研究活动。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和1961年开展了2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调查研究的“田野”主要还是农村，但到了1961年，则不仅有农村，还有城市、工厂等各行各业。历史证明，通过“走向田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也有效纠正了一段时期内党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李强总理说，“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到底是政治实践科学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