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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研究是非常好的调查研究方法，它的构成要素，包括现场、身体在场、体验等，在社会调查中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实地调查中所采用的观察、座谈、访谈等方法，共同基础都是同情性，调查者要同情性地去理解调查对象、地方情境，进入地方生活世界。调查者只有同情性理解以后，才能跳出来，从“外人”的角度客观看待社会现象。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要把所看到的问题当成一个社会事实来看，我们去认识它，虽然也涉及评判，但这不是调查现场要解决的。哪怕是遇到我们“看不惯”的现象，我们也得尝试去理解（但未必是支持）。评判是研究的结果，但调查研究过程主要是呈现和解释。
社会学是有批判性的，它和田野调查中的价值无涉并不矛盾。批判是呈现和解释后的自然结果，无需刻意。不是批判当事人，而是批判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要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区别开来。唯有如此，我们的田野工作才能深入进去。
实地调查的关键是同情与理解别人的生活世界，保持价值中立，怎么样理解呢？其实，价值中立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保持客观性，但调查结果的运用是有价值判断的。
田野调查就是饱和训练，什么意思？一是信息饱和。调查信息量不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信息不够，就没有办法在经验内部建立复杂联系，经验的饱满形象就没办法呈现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田野调查中，要慎重使用结构化访谈。结构访谈只能收集基本信息，比如调查一个村庄，土地、人口、户数等，这是非常标准化的信息，人地之间的关系分析也是很确定的，可以做结构化访谈。但深度访谈的核心是对信息的分析、讨论、解释，结构化访谈反而会影响访谈的深度。
有的调查提纲，问题都是主观性问题，如对某某政策有什么看法、满不满意等，如果是田野调查，就不是很合适，没有什么必要。别人回答满意，或是不满意，都是有具体情境的，如果这个情境掌握不了，答案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在访谈过程中，真正要了解的是被访谈者对其提供的客观信息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的结构性的因素。我们得跟他对话，从中理解其所讲的“道理”，这种信息才是丰满的。
但是，如果是抽样调查，有大规模的数据，那是有意义的，它至少能够说明特定人群对某个政策的倾向性，也可以通过相关分析，做一定的研究，这对宏观上掌握政策非常有帮助。
从信息饱和的角度看，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对有些人适用，对大多数人不适用。对非常有经验的调查者来说，他对某个领域特别了解，看到一点信息，可以联想出相关的非常多的信息。这种调查者有现象还原能力，走马观花的调查是有用的。比如，费孝通先生晚年的“行行重行行”，每到一个地方调查就是三两天时间，但他是不断看、不断思考，问题非常聚焦，尽管每次调查的信息都是分散和碎片化的，但他每次调查都会联系别的地方的信息，它们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系统，信息其实也是饱和的。
信息饱和度是饱和调查的前提。我们到一个地方调查，总得有个把星期，或更长时间。这并不是说信息饱和度是由时间决定的，而是说有这么长的时间才有充分的工作饱和度，才能收集足够的信息。
在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每个博士生在毕业之前，要做十个省份的田野调查，有三百天以上的驻村时间。这对于那些三两天一个地方的田野调查来说，是深度调查，但对于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来说，可能也算走马观花。但有一点是相通的，有了这么多的调查点，自然而然会形成联系，建立起整体的质感，信息也是饱和的。
二是认识饱和。对任何调查的问题，得尝试去讨论、理解，讨论到没办法讨论，信息都已经被解释了很多遍和很多个层次，甚至都有可能离题，但最后也拉回来。增加一点信息，就增加一轮讨论，问题剖析得越来越清晰，最后有了充分把握，理解差不多就饱和了。
在粗浅层面，我们每天调查到的信息，每个人都得梳理一遍，按照自己的理解梳理，晚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通常情况下，每个人梳理的重点很不一样，理解也有出入，这个时候就可以对照讨论。并且，如果只是有限信息，大概而言大家都不会对信息有什么感觉。没感觉不要紧，先放过，明天再过一遍。或者某天运气特别好，碰到一个很好的报告人，对之前掌握的信息有补充，对某件事情的解释特别生动，就可以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般而言，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理解，每天讨论，最后总可以对某个地方或某个问题有理论认识，能够提纲挈领地把问题解释清楚，却又可以顺畅地将已经掌握的信息建立逻辑关系，呈现细节。饱和理解到了比较深的层次，饱和度够到了“结晶”程度，认识就可以从量变到了质变。
信息的饱和不会自动转化成认识的饱和。从信息到认识，中间有一个过程，而解释往往又建立在充分讨论、不断分析、不断思考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对现实的理解往往建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通过不同现象、不同地方同类现象之间的对话，形成新的认识。
三是形成观点。一般而言，调查成不成功，主要判断标准不是掌握了多少材料，而是有没有形成理性认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点子”。这些“点子”，既是问题意识，也是核心观点。观点有可能是以概念的形式出现的，也可能是以判断的形式出现的，还可能就是一种朴素认识。很多情况下，我们受理论误导，把某些事情想得特别复杂，但我们经过调查，反复讨论，最后兜了一圈回来，发现事情极其简单，这叫做返璞归真，是调查研究中常见的现象。
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其实也很关键。新现象对研究很重要，很可能是在填补既有知识体系的漏洞。如果我们把新现象纳入研究视野，进入学术认知的环节，那就更加完美。我们对新现象可能也没有非常深的认识，但它可以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
如果我们在调查中发展出了一个新解释，那就更好。虽然某个现象并不新，某个问题以前也关注过，但是以前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层次，或者只停留在既有认识上，但经过自己调查和研究，我们有了和学界不一样的新认识，这就有可能发展为好“点子”。
当然，我们还真可能在调查过程中有重大理论发现。重大理论发现很可能是源自对某个问题的长期追踪调查和思考，结果到了某个场域，突然之间想通了，把所有相关的现象都联系起来了，其在认识上有较强的逻辑性，这是饱和训练中最好的状态——全新的现象，全新的认识，再加上一个重大的判断，这种调查就近乎完美。
对于长期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指望每次调查都完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规律。但只要长期坚持，保持调查和研究的状态，总会有那么几次达到饱和状态。一个好的社会调查者，理论认识是主要载体，经验材料反而是其次。
一个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人，没有文本，没有理论发现，就有点说不过去。
“以自己为方法”是项飙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做调查研究工作的都有体会，调查员是主体，不是工具，我们不是为别人做调查，只是服务于我们自己的经验质感的形成，让自己成为认识外在世界的桥梁。
很多做调查研究的人，都热衷于去学分析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用的，可以辅助我们分析资料，但这属于“末”，“本”是自己。只有具备理解能力，对经验有感觉，有分析判断的能力，才能提出好的问题，形成好的观点，做出好的研究。
当我们自己就是“方法”的时候，再用各种分析工具，那也是很好的。这些工具会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功能，帮助呈现经验的复杂性。
但是，当我们自己没有成为“方法”时，我们就是这些分析技术的奴隶，这些分析技术也不可能发挥其功能。
话说回来，“以自己为方法”，用最简陋的最原始的手工技术来处理数据和资料，效果也不差。甚至于，它在大多数时候，都要比用很炫的方法所呈现出来的研究更吸引人——毕竟，研究并不是一个特别需要依赖于工具的工作，它主要还是脑力劳动。
调查研究其实是没有定式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调查风格，研究风格也很不一样，没有特别的技巧和诀窍，初学者都是在模仿过程中慢慢形成自己的理解，通过多调查多写作，不断训练，形成自己的风格。
所以，“以自己为方法”意味着调查研究是鼓励个人风格的。在社会学界，成熟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风格。这是因为，我们在饱和经验训练的时候，就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以自己为方法”。我们不仅仅是调查员、数据分析师，形成的报告需要标准化；我们还是研究员，需要投入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
笔者很欣赏那些有个人风格的学术研究。比如，法学界的苏力，法学论文写得像小说，明明是一篇实证文章，却又不失文学之美。他的学术论文特别有想象力，特别文学化，论证过程中有起承转合，甚至还有类似于“戏剧冲突”的感觉，看得跌宕起伏。史学界的黄宗智，其语言特别精炼，提问题总是大开大合，材料处理刚刚好，文章有气势，这也是一种风格。政治学界的王绍光，差不多是实证研究的典范，问题和数据处理得严丝合缝，论证极其细密。社会学界的贺雪峰，也是独树一帜，文字特别朴实，没有任何修辞，提问题和论证都是单刀直入，文风之直白，农民也看得懂。
他们在学术界确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以自己为方法”，理论和经验结合得特别好。
实际上，调查研究要做到“以自己为方法”，算是最高境界。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经验研究，多少都存在“两张皮”现象，理论跟经验结合得不好，是依靠研究者用各种方法和技巧“套”上去的，形式上是结合了，实质上并没有。但好的研究是从经验里面生发出来，如果训练成功的话，我们是可以形成自己风格的。
在学术界里，有风格的研究其实是很少的。这是因为“风格”是以自己为方法的，“自己”就把理论跟经验融为一体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完全融会贯通了，这是学术的最高境界。